作者按：这篇论文是为参加纪念文革发动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而写，全文分四个部分：一、邓小平应对毛文革遗产复活负责；二、毛的文革遗产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三、毛是红二代的精神教父；四、毛魅影下的习近平治国困局。现由美国之音首发。
毛魅影下的习近平治国困局（上）
习近平上台之初，人们普遍对他抱有希望，期待他能像其父习仲勋那样开明，解决江泽民、胡锦涛两代积累的各种社会问题，带领中国完成宪政转型。但是，习的所作所为让人们大失所望，上台后全面左转，举毛旗，开倒车，可以说是集权有术，治国无方。更有甚者，习近平还处处仿效毛，搞个人崇拜，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为文革解咒，以至官媒年初铺天盖地对任志强搞文革式大批判，虽无其名却有其实，被称为“十日文革”，习也落得“毛二世”的骂名。习近平为什么会这样走火入魔，重蹈文革老路？下面，试图对此作一分析评述。
习近平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机缘巧合的结果，几方面的因素缺一不可。首先，得益于邓小平“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做法。当年，邓确定江泽民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人，但对他并不放心，又指定胡锦涛作为第四代领导人。这是邓对中共接班机制的一大创新，以防止他身后出现毛式的个人独裁。在这种格局下，江泽民成了“夹心饼干”——上有邓小平，下有胡锦涛，直到邓死后，这种局面才改变。其次，江派和团派相争，习成了最大获益者。江不愿让团派人马李克强接胡锦涛的班，遂如法炮制隔代指定的做法，以邓小平之道还治胡锦涛之身，力推习近平取而代之。第三，其父习仲勋形象开明，在党内口碑很好。第四，习本人善于隐忍藏拙，表面恭顺，与人无争。后面这两个因素，是习近平胜出党内强劲对手薄熙来的原因所在。
中共高层危机共识
应该说，习近平很清楚他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多年积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已经逼近全面爆发的临界点——官场腐败已经使共产党丧失人心，薄熙来事件更让人们看到中共高层内斗的黑幕和丑恶；更令人头疼的是，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好景不在，这本来是六四镇压后支撑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来源，现在由于经济形势全面恶化，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危及共产党的执政。习痛感“亡党”的危机，他不想当亡党之君，红二代的“红色江山情结”也不允许共产党亡在他的手里。他必须有所作为，寻找挽救之道，如果还像胡锦涛时代那样“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那将是死路一条。
这种危机感并非习近平所独有，而是薄熙来事件后中共高层的共识。人们普遍对中共高层听任习上台后大力集权感到迷惑不解，其实正是由于这种共同的危机感，使得党内高层容忍了习近平集权的做法，同意改变胡锦涛时代“九龙治水”的局面，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危机。而习近平则充分利用这一点，通过反腐抓权，摆脱老人束缚，树立个人威权。他在十八大前曾“神隐”半个月，以退为进，要求中央授予他全权应对危机，否则就撂挑子不干，中共高层不得不表示同意。
如前所述，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把毛泽东轻轻放过，开展的所谓“彻底否定文革”只是“猫盖屎”，并没有真正触及要害问题，清算毛的历史罪责。毛仍然是中共神坛上供奉的偶像，毛思想仍是中共执政的指导思想，不容任何挑战，是维护一党天下的镇国之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执政者为了获得“合法性”，就必须举毛旗，即使政治强人邓小平也只能是偷梁换柱，打着毛旗搞改革开放。在邓时代，中国的政治模式是“邓头毛身”的二元结构——邓思想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而政治架构则仍是毛建立的一党专权体制。“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就是邓思想和毛体制两者杂交的畸形怪胎。这种体制成了权力寻租的天堂，造成官场贪腐猖獗，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并没有享受到多少改革的好处，反而成为牺牲品，他们为官方宣传毛时代“清廉公平”的假象所蒙骗，把毛视为他们利益的保护神和反抗社会不公的旗帜。这就是习近平上台时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土壤。
表面毛邓并举，实则厚毛薄邓
作为红二代，习近平本来就有崇毛情结，从薄熙来搞的“唱红打黑”中更是看到毛在底层民众中的能量。红二代虽分左中右，但他们最大的共识为毛是共产党的“正资产”，从政的红二代更是从捍卫红色江山的角度，把毛作为政治图腾和他们掌权的合法性来源。尽管他们承接的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事业，权力地位皆来源于此，但邓是个实用主义者，只干不说，也说不出来，说出来就是对马列毛的离经叛道。所谓“邓理论”说到底就是三论——“猫论”、“摸论”和“不争论”，对治理国家虽然实用，但难登大雅之堂，处于“失语”的窘况。这迫使掌权的红二代从毛那里寻找执政的思想资源和话语权。同时为了挽救共产党，也需要把毛请回来作为震慑党内贪腐势力的尊神。
但是，毛已被邓小平虚置多年，更多的只是一种政治符号，而要复活毛作为执政的话语权，一大罩门是如何为毛发动文革解套，因为否定文革是整个改革开放时代的基石。为此，习近平上台之初刻意模糊自己的政治面目，打出一套“迷踪拳”，以“中国梦”开局，表面上毛邓并举，实则厚毛薄邓。他当中共总书记后外出视察的第一站是深圳特区，向外显示他将继续执行邓的改革开放路线；与此同时，习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接着又隆重纪念毛120周年冥辰，大力颂扬毛的历史功绩，并率全体中央常委到毛纪念堂祭拜，后来又访延安，走古田，拜西柏坡，登井冈山。通过这一系列动作，沉寂了三十多年的毛思想重返政治舞台，成了习近平手中统领全党、号令天下的大棒；在为毛解套的同时，习把文革的幽灵也从魔瓶中释放出来，从此魔咒上身。
抓权立威和心术权谋深得毛真传
习近平上台后，施政的突破口选择的是铁腕反腐，这是经过精心谋划的一石两鸟：共产党的腐败已经丧失人心，必须大力反腐才能救党；同时通过反腐立威，塑造强人形象，慑服党内各派势力，集大权于一身。可以说，习在抓权立威和心术权谋方面深得毛的真传。他在上位之前，一直在等待时机，隐忍韬晦，与各方交好，示人以憨厚老实、与人无争的印象，宁可被认为平庸无为，也绝不像薄熙来那样锋芒毕露；而一旦上台就摘下面具，一手反腐一手抓权，颠覆了十八大确定的习李体制。
习近平仿效毛的故伎，抛开原有的党政系统，另起炉灶，以“小组长治国”，除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三大最高头衔外，还兼任多达七个中央一级领导小组组长职务，前不久又担任军委联指总指挥，把党、政、军大权全部抓在手里。不仅如此，为了彰显他作为总书记的权威，他还把党章中规定的总书记只是常委会的召集人，改为事实上的“主席制”，强调总书记总揽全局，重回毛时代的以党领政，让分管人大、国务院、政协等部门的常委向他汇报工作，把总书记与常委之间的关系变为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
选择性反腐意在保党揽权
应该说，习近平的开局不错，使出反腐、亲民、集权“三板斧”，搞得有声有色，不仅反腐为习赢得不少民心，就连对他的集权，人们也多是给予理解和容忍，寄望他大权在握后能推动政治改革，完成宪政转型。可是，人们很快就看出习的反腐虽然声势很大，但治标不治本，在制度上毫无建树，反腐不过是为了保党天下，而一党体制恰恰是产生腐败的制度根源，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依旧，非但阳光法案迟迟出不了台，反而把要求公布官员财产的民间活跃人士抓进监狱，反腐作秀已经难以再吸引一旁看戏的民众；而被反腐搞得人人自危的各级官员也看出习反腐并不是出以公心，一碗水端平，而是选择性反腐，是为了抓权，扶植自己的人马上位，不过慑于反腐的威势，他们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习近平集大权于一身后，并没有如人们所愿启动政改，相反还在政治上开倒车，批宪政，镇压民间活跃人士，开展舆论斗争，禁锢言路；在抓权方面更是毫不含糊，咄咄逼人，炮制出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新四人帮”之说，硬把挡路的江派、团派绑在一起打。
当然，习这样做也有自己的苦衷，上位前他一直小心翼翼，韬晦避嫌，没有建立自己的班底，遍布中共政坛的不是江派，就是团派；而他的时间并不多，如果按“台阶论”提拔自己的人，缓不济急。对习来说，江派人马虽然占据要津，但更大的威胁却是有年龄优势的团派，经过多年经营，遍布省部级，形成地方包围中央之势。习很清楚如果不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在党内形成自己的一统天下，一旦得罪的官僚集团反扑过来，他的结局不妙。
仿毛凸显缺乏政治智慧与能力
在反腐抓权的同时，习近平重拾毛这把刀子，对毛亦步亦趋，不仅在抓党治军中频频引用毛的语录、照搬毛的做法，如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军队政治工作的新古田会议；而且在语言风格上也刻意模仿毛，喜欢引用粗鄙直白的俗语，如“老虎苍蝇一起打”、“洗洗澡、治治病”等；习在行事做派上也是竭力仿效毛，把自己打造成毛那样魅力型的领袖人物。凡此种种，成为习执政的一大特色，让人感到毛时代又重新回来了。
习近平举毛旗，除了拉大旗做虎皮的政治考虑外，凸显他缺少治国安邦的政治智慧和能力的尴尬，只能拾毛牙慧，向老祖宗乞灵。习近平这批红二代从小是喝狼奶长大的，毛是他们的精神教父，有着剪不断的精神血缘关系；文革是他们思想成长定型时期，有着他们的青春情结，留下很深的人生烙印。这种深入骨髓的崇毛情结和文革思维定势，一遇机会便会表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