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的群体抗争正在带动着大大小小的乡村正在从沉默走向反抗，而昔日乌坎人在游行队伍中高举的“还我人权”、“反对独裁”等标语仍在激励着乌坎百姓从奴役走向自由的伟大民权事业。
抗争是艰难的也是持续的，乌坎村民早在2011年9月就与当地政府违法侵占土地问题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村民代表的屡次交涉都被当作请愿以失败而告终，不只是乌坎，全中国百姓都在这个“讨要”权利的过程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这个教训让人们开始反思与成长，直到像乌坎人那样执着与不屈。于此而论，与其说独裁者没有意识到人民的力量，不如说之前人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
乌坎人与强权对抗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有序的组织、顽强的斗争、广泛的宣传、互助的品格无一不让我们精神抖擞为之赞叹。然而一个孤立的乌坎也只是中国的一个小村，它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去捍卫三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即使乌坎人自己的抗争成果也难以用“自治”去加以形容，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止乌坎开始自己新的征程，也不能阻止有识之士同舟共济。如果说在2011年党国曾为一次号召而感到震惊那一定指“茉莉花革命”，而要说为一种民权事业而忧心忡忡，那一定是因为乌坎人、中国人的民权抗争还远未结束。
选举中的乌坎
乌坎全村人口不到两万，有着47个姓氏，其中最大的有着千余人，最小的只有两三户，是一个固守着传统宗族社会的沿海小镇，这为集合起来团结抗敌提供了巨大的精神支持，但显然这种封建的宗亲关系对独立自主的民主选举也构成了某种挑战。从微博上可以看到，不少乌坎人也正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亦有一些年轻人因为自己被习惯性的忽视而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不过整体看来，乌坎人在面对与解决这个问题时还是比较顺利的，乌坎的村民代表林祖銮在接受《阳光时务》访谈时表示自己并不为此而担心。林祖銮认为村中大部分村民完全可以意识到了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对称性，人们普遍的并不受制于虚伪的宗亲关系，选举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纽带。乌坎村的选举委员会也在村里张贴了倡导不以宗族势力为左右、公开公平参与选举的漫画海报。
民主选举是了不起的社会进步，促进了家族本位的“身份”社会向个人本位的“契约”社会转型。
捍卫人权的乌坎
如果说选举是民主自由的工具，那么捍卫人权则是民主自由的基本价值。
薛锦波的尸体于2012年2月16日被匆忙埋葬，革命者的肉体已没于土下，而在戏台上却点亮了一丝生命之光，这光是方向，是脆弱的需要去抗争的人权。基本的人权问题是乌坎面对新一轮权力归属时无法绕开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要比乌坎之前为土地的反抗和当前所谓的“自治”更加意义重大。捍卫基本人权关系着过去、现未、未来的每一个乌坎人。
乌坎的村委会选举自然是一笔要还的旧账，而薛锦波的死让其变成了一笔带血的债。随着选举的临近，村中不免暗流涌动，参与选举的薛锦波的女儿薛健婉甚至在2012年2月28日即“竞选村委会演讲大会”的前一天，遭到工作单位明确的辞退威胁。薛锦波的死亡问题目前已经从昔日筹备选举的忙乱中变得清晰起来，不少村民伸张正义、祭奠亡灵的愿望以压抑已久，有识之士也正在从爱恨情仇中确立起严肃的人权问题。什么可以妥协，什么不可以妥协？在当前社会，公民被非法死亡是最不能妥协的，这是不容置喙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权利。
薛锦波的死亡真相是最真实的村民权益。如果说“维护其个体最起码的尊严和公正是一个集体最起码的职责”那么如果有一股势力企图以“掩埋尸体”作为政治平衡的砝码，就意味着他将失去为生命说话的资格，不能再为人民负责。若新一届的村委会将薛锦波的死淡化为“政治意外”，那么新村委会的建立也就只是意外，人民也将继续失去自由。
维权中的乌坎
让所谓的体制认罪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每个人必须从“友情支持”转向互助互帮。
在追偿薛锦波死因这件事上，仍有不少人以一种以家庭和氏族为单位的传统价值观看待现代社会的人权抗争。不少人习惯上受束于受害者家属的付出大小，人们习惯性的认为如果受害者的家属妥协了，那么其他人也将失去继续为死者声张的名义和资格。也正因为这种思维，人们在对待为薛锦波维权的过程中，总希望以薛锦波的家人作为某种道义的坚持者，将薛静波的家人至于冲突的最前段。其实，这种做法和观念是对志士薛锦波的出卖，也是对民主抗争的不负责任，是不适应现代公民社会的。其实薛锦波一家不仅不必要于局部再次做出牺牲，反而最需要的是众人伸出援助之手将薛家的痛苦予以分担，共同承担捍卫人权之责任。杨门女将式的英雄主义不但不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抗争的合理方式，还是公民抗争失去其价值属性的直接体现。
很多中国人都在纳闷，为什么突尼斯一个小贩的暴死可以引发全国性的革命，而中国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悲剧发生，一点不缺少契机，而我们却似乎变得习惯成自然了。我们应该反思，中国和突尼斯除了有各种其他外因上的不同以外，最重要的是不是和我们长期的习惯性的不重视以及忽视个人有关。就拿乌坎来说，薛锦波的死亡理应是当地最急迫和重大的问题是关乎所有矛盾的根本问题，然而当地的某种集体主义倾向却将其某种程度淡化了——宗族、土地、选举难道不都是一种视线转移的体现么？当然不光是乌坎，我认为全国上下都没有形成政治抗争中必要的人权意识。受共产党集体主义爱国教育的影响，有多很人“本能”认为一个革命者的死并不具有革命性，充其量只是整个革命链条中缺损的一个零件罢了……这种社会关系的倦怠和颓废难道不是人民长期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根本原因吗？
我们若是不能意识到对抗极权的过程中个体的重要性和生命权的优先性对社会发展起到的决定性作用，那么向极权的“总进攻”不但无从谈起，这种自我“零件”损耗都会让我们无法站立起来。
红蓝铅笔下的乌坎
写出“乌坎模式”这样“建设性”词句的，没准手里拿的是鸡毛。这种歪词让人不禁想起所谓的“建设性破坏”，不过这“建设性破坏”还倒真是可以有的——如果“建设性”体现在民权抗争的实践上的话，那破坏的则必然是专制体制，这样用真正难得的好词。
所谓的“双赢”更是无稽笑谈，从游行结束到现在，乌坎人和政府之间只是在互相妥协罢了，甚至是一方割肉。毫无疑问，这种矛盾其实就是人民和政府的矛盾，是建立在各种利益关系之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诚如林祖銮先生所言：“我一开始想的比较简单，一段时间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们所对抗的是整个体制，我是在拉一架破牛车。”（大意）
乌坎的抗争还没有获得真正的“自治”，甚至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有。但与此同时，乌坎人却做到了某种自立；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昂首挺胸的站立了起来。相比与这样的精神和诉求，改良论者心中的“自治”无异乎只是替别人管理自己的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罢了。
让我们真正感到兴奋和乐观的自然是乌坎人民的反抗斗争，它意味着民间社会运动又冲破了一层专制体制的围墙。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乌坎人在随后依然能持续地酝酿以及保持建设性的发展，这是民权运动的一个新的篇章，亦是民间中国正在奋勇向前的又一个有力证明。
当然，乌坎人还有很多的路要走，正如本文开头所说“乌坎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去捍卫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我们每个人都有幸期待着援助着。也希望乌坎人能坚持非暴力不合作的策略，坚持与当局在处理薛锦波和选举问题上的霸权姿态进行抗争。让我们继续为人权战斗；为民主和自由呐喊！乌坎人！中国人！
抗争是艰难的也是持续的，乌坎村民早在2011年9月就与当地政府违法侵占土地问题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村民代表的屡次交涉都被当作请愿以失败而告终，不只是乌坎，全中国百姓都在这个“讨要”权利的过程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这个教训让人们开始反思与成长，直到像乌坎人那样执着与不屈。于此而论，与其说独裁者没有意识到人民的力量，不如说之前人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
乌坎人与强权对抗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有序的组织、顽强的斗争、广泛的宣传、互助的品格无一不让我们精神抖擞为之赞叹。然而一个孤立的乌坎也只是中国的一个小村，它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去捍卫三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即使乌坎人自己的抗争成果也难以用“自治”去加以形容，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止乌坎开始自己新的征程，也不能阻止有识之士同舟共济。如果说在2011年党国曾为一次号召而感到震惊那一定指“茉莉花革命”，而要说为一种民权事业而忧心忡忡，那一定是因为乌坎人、中国人的民权抗争还远未结束。
选举中的乌坎
乌坎全村人口不到两万，有着47个姓氏，其中最大的有着千余人，最小的只有两三户，是一个固守着传统宗族社会的沿海小镇，这为集合起来团结抗敌提供了巨大的精神支持，但显然这种封建的宗亲关系对独立自主的民主选举也构成了某种挑战。从微博上可以看到，不少乌坎人也正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亦有一些年轻人因为自己被习惯性的忽视而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不过整体看来，乌坎人在面对与解决这个问题时还是比较顺利的，乌坎的村民代表林祖銮在接受《阳光时务》访谈时表示自己并不为此而担心。林祖銮认为村中大部分村民完全可以意识到了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对称性，人们普遍的并不受制于虚伪的宗亲关系，选举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纽带。乌坎村的选举委员会也在村里张贴了倡导不以宗族势力为左右、公开公平参与选举的漫画海报。
民主选举是了不起的社会进步，促进了家族本位的“身份”社会向个人本位的“契约”社会转型。
捍卫人权的乌坎
如果说选举是民主自由的工具，那么捍卫人权则是民主自由的基本价值。
薛锦波的尸体于2012年2月16日被匆忙埋葬，革命者的肉体已没于土下，而在戏台上却点亮了一丝生命之光，这光是方向，是脆弱的需要去抗争的人权。基本的人权问题是乌坎面对新一轮权力归属时无法绕开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要比乌坎之前为土地的反抗和当前所谓的“自治”更加意义重大。捍卫基本人权关系着过去、现未、未来的每一个乌坎人。
乌坎的村委会选举自然是一笔要还的旧账，而薛锦波的死让其变成了一笔带血的债。随着选举的临近，村中不免暗流涌动，参与选举的薛锦波的女儿薛健婉甚至在2012年2月28日即“竞选村委会演讲大会”的前一天，遭到工作单位明确的辞退威胁。薛锦波的死亡问题目前已经从昔日筹备选举的忙乱中变得清晰起来，不少村民伸张正义、祭奠亡灵的愿望以压抑已久，有识之士也正在从爱恨情仇中确立起严肃的人权问题。什么可以妥协，什么不可以妥协？在当前社会，公民被非法死亡是最不能妥协的，这是不容置喙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权利。
薛锦波的死亡真相是最真实的村民权益。如果说“维护其个体最起码的尊严和公正是一个集体最起码的职责”那么如果有一股势力企图以“掩埋尸体”作为政治平衡的砝码，就意味着他将失去为生命说话的资格，不能再为人民负责。若新一届的村委会将薛锦波的死淡化为“政治意外”，那么新村委会的建立也就只是意外，人民也将继续失去自由。
维权中的乌坎
让所谓的体制认罪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每个人必须从“友情支持”转向互助互帮。
在追偿薛锦波死因这件事上，仍有不少人以一种以家庭和氏族为单位的传统价值观看待现代社会的人权抗争。不少人习惯上受束于受害者家属的付出大小，人们习惯性的认为如果受害者的家属妥协了，那么其他人也将失去继续为死者声张的名义和资格。也正因为这种思维，人们在对待为薛锦波维权的过程中，总希望以薛锦波的家人作为某种道义的坚持者，将薛静波的家人至于冲突的最前段。其实，这种做法和观念是对志士薛锦波的出卖，也是对民主抗争的不负责任，是不适应现代公民社会的。其实薛锦波一家不仅不必要于局部再次做出牺牲，反而最需要的是众人伸出援助之手将薛家的痛苦予以分担，共同承担捍卫人权之责任。杨门女将式的英雄主义不但不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抗争的合理方式，还是公民抗争失去其价值属性的直接体现。
很多中国人都在纳闷，为什么突尼斯一个小贩的暴死可以引发全国性的革命，而中国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悲剧发生，一点不缺少契机，而我们却似乎变得习惯成自然了。我们应该反思，中国和突尼斯除了有各种其他外因上的不同以外，最重要的是不是和我们长期的习惯性的不重视以及忽视个人有关。就拿乌坎来说，薛锦波的死亡理应是当地最急迫和重大的问题是关乎所有矛盾的根本问题，然而当地的某种集体主义倾向却将其某种程度淡化了——宗族、土地、选举难道不都是一种视线转移的体现么？当然不光是乌坎，我认为全国上下都没有形成政治抗争中必要的人权意识。受共产党集体主义爱国教育的影响，有多很人“本能”认为一个革命者的死并不具有革命性，充其量只是整个革命链条中缺损的一个零件罢了……这种社会关系的倦怠和颓废难道不是人民长期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根本原因吗？
我们若是不能意识到对抗极权的过程中个体的重要性和生命权的优先性对社会发展起到的决定性作用，那么向极权的“总进攻”不但无从谈起，这种自我“零件”损耗都会让我们无法站立起来。
红蓝铅笔下的乌坎
写出“乌坎模式”这样“建设性”词句的，没准手里拿的是鸡毛。这种歪词让人不禁想起所谓的“建设性破坏”，不过这“建设性破坏”还倒真是可以有的——如果“建设性”体现在民权抗争的实践上的话，那破坏的则必然是专制体制，这样用真正难得的好词。
所谓的“双赢”更是无稽笑谈，从游行结束到现在，乌坎人和政府之间只是在互相妥协罢了，甚至是一方割肉。毫无疑问，这种矛盾其实就是人民和政府的矛盾，是建立在各种利益关系之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诚如林祖銮先生所言：“我一开始想的比较简单，一段时间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们所对抗的是整个体制，我是在拉一架破牛车。”（大意）
乌坎的抗争还没有获得真正的“自治”，甚至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有。但与此同时，乌坎人却做到了某种自立；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昂首挺胸的站立了起来。相比与这样的精神和诉求，改良论者心中的“自治”无异乎只是替别人管理自己的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罢了。
让我们真正感到兴奋和乐观的自然是乌坎人民的反抗斗争，它意味着民间社会运动又冲破了一层专制体制的围墙。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乌坎人在随后依然能持续地酝酿以及保持建设性的发展，这是民权运动的一个新的篇章，亦是民间中国正在奋勇向前的又一个有力证明。
当然，乌坎人还有很多的路要走，正如本文开头所说“乌坎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去捍卫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我们每个人都有幸期待着援助着。也希望乌坎人能坚持非暴力不合作的策略，坚持与当局在处理薛锦波和选举问题上的霸权姿态进行抗争。让我们继续为人权战斗；为民主和自由呐喊！乌坎人！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