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时代是中国人的智力和道德全面衰退的时代。胡锦涛本人就是一个活灵活现的象征：除了中国以外，你不可能想像有其他第二个大国，会由这样一个极度平庸、极度冷酷、极度无趣的人出任国家元首。倘若在西方的选举制度下，这样一个僵尸式的人物，恐怕连一票也得不到。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像稻草人的家伙，居然整整统治了中国十年之久，并让中国错过了政治改革和制度转型的最后时机。而胡锦涛时代涌现出来的御用吹鼓手，与主人的水准也差不多在同一个层面上。因为弱智的主人，不可能挑选出绝顶聪明的奴仆。看一看当下浮在台面上的那些御用文人们的嘴脸，就可以为这个时代“立此存照”。
那么，不遗余力地吹捧这个时代是“太平盛世”的是哪些人呢？翻开《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一书便可一目了然。这本书是在北大召开的一次同题的研讨会的四十多名学者的论文及发言的汇编。该书有两名主编，一名是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另一名为玛雅，《凤凰周刊》副主编。这两人都是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与会者中最有名的人有：甘阳、房宁、李强、康晓光、司马南、王绍光、黄平、汪晖等。这个名单与其说大名鼎鼎，不如说臭名昭著。这群人聚集在一起，惟一的可能就是吹出一长串色彩斑斓的肥皂泡来。
钱多者，话语权就大吗？
这本书的一个主线是：既然中国已经改变了世界格局，那么中国就要在国际上推广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的“韬光养晦”的策略被抛在脑后，既然中国国际地位快速蹿升，为什么不可以有“中美共治世界”的雄心壮志呢？胡锦涛的头脑发热了，底下的人们自然也就跟着鼓噪起来。
于是，新老左派一起上阵，御用学者合奏中国进行曲。《人民共和国与中国模式》一书便是一本“中国就是好”的宣言。该书认为，普世价值不能囊括中国独特的发展之路，反之，中国的发展道路让普世价值相形见绌。该书作者在序言中指出：“从海外看中国，六十年至为成功。从国内看自己，前景堪忧。矛盾不可回避，但成就也的确不是‘粉饰’出来的。中华社会高速进步，六十年里创造了近现代史上的世界奇迹，这是事实。”这种“有钱就是老大”的心态，倒是符合邓小平“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教导。
该书继而指出：“西方的‘国际社会’拥有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十，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以上。比起西方的进步，中国的进步更代表世界的进步。中华民族六十年两代人的辛勤努力创造了强大和富裕的神话，也改变了世界格局，使我们有可能重新审视时下流行的关于人类进步的知识。”言下之意就是，中国政府已经是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那么中国政府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就该扩大。
中共建政六十年的历史，被这些学者煮成一锅粥。其实，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相似之处是政治上一党独裁一以贯之，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最大差异是计划经济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差异。毛时代搜刮农民家中最后的一粒粮食，最大限度地剥夺工人的剩余劳动力，民众的生活水准还不如三十年代，哪里有什么进步？这些学者年龄大都在五十岁上下，都是曾经过了“苦日子”的“苦孩子”，难道这么快就忘记童年时代饿肚子的经历？而邓小平执政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无非是政府少干些坏事，让老百姓有了一点发财致富的自由而已，根本不值得夸耀。
如今，通过卖地和高税收，中国政府确实很有钱。但是，钱多者，话语权就大吗？如果这些钱上都沾满了鲜血呢？富士康跳楼员工的血，西藏喇嘛自焚的血，四川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的血，被有毒奶粉害得死去活来的婴孩的血，可曾入这些“食有鱼，出有车”的精英学者的法眼？对于他们来说，总得有人作出牺牲，即便是死亡，这是发展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但他们本人是不会被牺牲掉的，他们要搭乘着一日千里的高铁列车驶向未来。
真正的话语权，也就是软实力，不是靠有钱，而是靠价值的力量。腰包鼓鼓的中共当局，究竟拿得出什么样的价值来跟世界分享呢？
中国是一个和谐社会吗？
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早已日薄西山。这些精英学者当然不会寄希望于僵尸还魂。于是，他们选择了历代中国士大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托古改制”。也就是说，向孔夫子和儒家学说求智慧。
胡锦涛自以为一大发明创造的“和谐社会”便是如此。一九八九年一度走在民主运动前列的学者甘阳，因为在美国一直拿不到博士学位，而弃自由主义而重新返回专制主义的怀抱。甘阳在最资本主义的香港拿着香港大学的高薪，却拼命鼓吹中共的统治如何“和谐”，他指出：“中国官方三十年来提出的最成功的一个概念，就是‘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一个理想，是一个目标。它比较符合中国本来的文明取向，也比较符合中国现代的想法。”
学富五车的学者变成睁眼瞎，普通网友倒是火眼金睛。网友们将“和谐”置换成“河蟹”，这一形象的说法，倒也符合胡锦涛和中共的样子——他们像螃蟹一样横行霸道。看看他们如何对待盲人陈光诚，就知道这个社会有多么和谐了。一个说了一些真话的盲人，却被判处徒刑，刑满释放回家后，还被继续软禁在家，而且不能与任何外人见面。所有前去探访的客人，无论是公司老板、大学教授、律师、作家，甚至是好莱坞巨星“蝙蝠侠”贝尔，全都被“军大衣”打将出去。有网友说，当年国土沦陷于日本统治之下，也没有今日之黑暗。一个连盲人和他的妻子、孩子及老母亲都没有存身之地的社会，究竟有多么“和谐”呢？
陈光诚的遭遇，似乎引不起这本书的作者们丝毫的同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顾问邵善波的一段话堪称石破天惊：“美国的人权这么好，但是美国妇女不可以堕胎；中国妇女可以堕胎，我们对堕胎这个问题和美国人的看法不一样。对美国妇女来说，在这个问题上，绝对没有享受中国妇女这么多的人权。”在他看来，中国妇女的人权和自由比美国多，是因为中国妇女可以随意选择堕胎，可以左右自己的身体。
这位曾经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如今是香港大学校董的学者，居然连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他的言论简直是天方夜谭。你可以不把母亲腹中的胎儿当作生命，你也可以支持堕胎权，但是，中国成千上万的被强迫堕胎的妇女呢？那些陈光诚的调查报告中被强迫做绝育手术的妇女呢？她们的基本人权在哪里？
邵善波不是一个例外。近年来，有一群像邵善波这样的海外学者，拥有西方名校的学位，拥有在西方著名学术机构和智库中任职的经历，衣着光鲜，英文流畅，表面上看与世界接轨，其实还是假洋鬼子，骨子里向往专制独裁的那一套。他们用学识和才智为中共辩护，以换取中共许诺的名利，比起内地那些土生土长的御用文人，他们的迷惑性和危害性都更大。
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合法性在哪里？
这本书的最核心部分，是为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和提供支持。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河清高调宣称：“当西方人攻击诟病中国一党专政的时候，我们显得无所适从，我们的文化精英、政治精英总觉得理不直、气不壮。事实上，中国执政党的合法性是没有问题的，很多民意调查显示，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目前执政党的合法性是毫无问题的。”此人可以升任外交部发言人。一个没有经过民选的政权，有什么合法性可言？既然民调对中共如此有利，那么中共为什么不敢开放选举呢？近年来当局对基层人大的独立候选人重拳打压，就是党内民主也停滞不前，这种一党专制的统治模式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呢？
北大党委副书记吴志攀认为：“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发展中，得益于有一个中性政府。之所以能保持中性，跟我们二十世纪不断的革命是有关系的。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造就了一个非常平等的社会结构。”他好像生活在外星球上一样。如今，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程度已经名列全球前茅，官方媒体新华社旗下的《经济参考报》发表的调查报道也承认，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如果不遏制社会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加剧的势头，后果可能不堪设想。“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中国社会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吴大书记却信口雌黄地说中国是一个非常平等的社会。
有些外来者，为了与中共豢养的御用文人争宠，而不惜递交更大的投名状。台湾人中便有不少这样的败类，李敖、林毅夫、阮次山，一个比一个坏。这本文集中也收入了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朱云汉的一篇高论。朱教授指出：“中国体制的正当性，在亚洲来讲，是相当高的。原因在于，它跟西方移植体制的最大差别是，它的正当性基础是为民，就是在为民或民享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民治，就是人民参与治理的基础上。”连胡锦涛自己都不好意思继续提及他上台之初宣扬的“执政为民”之理念，隔海的朱云汉却为其脸上贴金。没有民治，何来民享？这是最基本的政治学理念，身为政治学教授的朱云汉难道是在故意装傻吗？也许，扮猪真的可以吃老虎，朱教授真该改名叫“猪教授”算了。
肥皂泡的色彩再斑斓，也还是一戳就破。这群吹肥皂泡的小人，真的认为这串肥皂泡就可以拯救中国的危机吗？真的认为胡锦涛就可以把这串肥皂泡当作枕头安睡吗？他们还能够胡言乱语到几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