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引言：警示之外的含义
说到“和平演变”这个词，对国际政治有点了解的人很可能回想到乔治•凯南的名字，以及前苏联解体也即苏共垮台的事件。在中国大陆，具有特定含义的凯南之名和苏共垮台事件，几乎是某种程度的禁忌，尽管凯南的思想受到了持续至今的批判，苏共垮台也成为中共党内教育的警示材料。
在另一方面，和平演变已经发生了，只是还没到苏共垮台的程度，并且，中共本身就是和平演变的参与者，并因此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凯南三要素”与中苏关系
在凯南的战略思想当中，给西方国家提供对抗苏联的政治心理支持的策略有三种[1]：第一，鼓励受苏联扩张威胁的国家提高内部信心，认识自身能力以及苏联的可战胜性；第二，利用苏联统治集团的核心层与其所领导的东方阵营之内部矛盾，使其境外投射能力受到限制，这有些像中国古代兵法的离间计；第三，利用谈判方式，慢慢地影响苏联的对外政策，这本身就是和平演变[2]的具体技巧。
中苏两国发生严重分歧以至于在边境发生了战争，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还有，中国许多受过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大饥荒[3]之害而幸存的人们（尤其是儿童）大多认为：之所以在严重的自然灾难中国家无法及时全面地救助灾民，是因为苏联逼迫中国归还朝鲜战争借债之故。不仅如此，那些债务普遍被认为是无中生有的，当初苏联人答应无偿支援，后来因中苏关系变坏而被转成现实的债务。
苏联人逼债的传说曾经是“文革”时代的爱国主义民间驾驭版本，条件十分苛刻，比如苹果一定要直径一样的，不合格的又无法载回，只能就地丢弃在苏联。类似的传说，还有中国时任总理周恩来下令将苏联认为不合格的牛奶（甚至是猪尾巴）全部倒入大海以捍卫中国的国家尊严。但是，苏联人为什么要消费猪尾巴，至今没有得到解释。我的胞姐，一位1958年出生的农村妇女，是大饥荒的幸存者，她从老人们那里听到过关于周恩来和苏联人赌气即争中国面子的故事。这些传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苏分裂关系，更是中国民间一直以来蔑视苏联人（今俄罗斯人）的微妙原因。
中国与苏联的决裂即不服从其指挥，等于实现了凯南三策略的第二种。所以，在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里为和平演变作出了贡献。
二、自由企业制度在中国深入人心
和平演变是全球趋势，是人类转向制度一致性的成本最节省路径。仍按中国古代兵法即战略学的术语来论，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也是这种设想，但是，他的理论或预测是从属于坎南思想的，不具备独立的分析意义。
凯南的著名报告《苏联行为的根源》当然是以上三种策略的分析基石。对于这篇报告，中国体制内的研究学者们在专题研究时，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4]总结出了美国对苏的三项目标：“第一，利用苏联内部的矛盾对其施加压力促使其变化；第二，破坏苏联首先要破坏苏共；第三，‘新俄罗斯’[5]将是那种与私人企业相类似的制度，即美国所希望的制度。”就目前情况看，第三项在中国实现了相当部分。数量庞大的私人企业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以至于在当下国内经济危机日渐显露的情况下，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不得不表明要维护前者的利益。
中国虽然存在资源与政策上优先乃至垄断的国有企业，但是自由企业制度已经深入人心。换句话说：不管统治集团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如何地惧怕和演，和演在中国还是具有了经济制度方面的基础。
三、经济失败带来的政治机会
中国在对付国内发生的经济危机方面的失败，至少是效果不佳，也为和平演变提供了条件，甚至是相当重要的条件。在那里，不是产生美国拖垮苏联经济的后果，而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无法为经济制度的改进提供支持。改革到了尽头，再用经济改革来格式化政治改革，已经不具备可能性。
对于这种局面，中共内部的高级决策者出现了三条思路：第一是用文化改革来模糊政治改革，这是既定主流意识形态新内容，它类似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第二是直接切入政治改革的主题而不是迂回或模糊[6]，这种观点较受统治集团内部的知识精英赞成；第三是综合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国家政治战略取向，搞公平优先或叫共富的新治理模式，它较受底层社会欢迎，但私人企业界比较忧虑。
第一种思路肯定不会有效果，至于原因与可能的结果。第三种思路存在实践的可能性，也可能和第一种融合，但实践起来等于最终导向福利国家，如同今天欧洲的状况一样。只有第二种是切合实际又不会有过大社会风险，但是，它当然触动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会引发上层的剧烈震荡。因为目前的统治集团作为一个庞大的政治体系，已经分化成数量很多的利益集团。任何微观层面的改革都会陷入“政策一出台，矛盾跟着来”的境地。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也是政治局委员）汪洋称“根据现在的利益格局稿改革不可能进行下去”。这个说法是转述的转述：2012年第2期的《南风窗》杂志在<微天下>栏目，转引一个叫“正和岛标准”的微博博主的话。据该博主的引述，汪洋的原话是：“30年前搞改革，主要是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现在搞改革则要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约。如果只是根据这个利益格局决定改革的取向，那么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下去。不能因为难，就把改革束之高阁。要坚定信心，敢闯敢试，推动改革取得突破。”
结语：无法改革与“一夜苏联”
无法改革，在全球经济危机长期化的背景下，会出现两种态势：其一，社会不自觉滑入古典崩溃轨道，这也是体制内知识精英担心革命暨普遍暴力的主要原因；其二，社会状况倒逼统治集团采取重大战略调整，在价值理性方面采取积极的转换措施。后一项，是和平演变具体发生的最主要动力。
无法改革，必然导致中国的“再苏联化”。准确地说，一如凯南所预测的那样，苏联从最强到一夜之间变为最弱与最可怜[7]。这也是现在相对开明的胡温政治所最担心的，尽管他们执政时段已经接近尾声。胡的科学发展观，总的来看，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而是努力摆脱“无发展的增长”那样一种悖论。可惜，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温家宝屡屡讲要推进政治改革，结果一方面被体制内的集体决策用文化改革所覆盖并格式化，另一方面，宏观调控受制于汪洋所指出的利益格局情势，难收重大成效。
注释部分:
[1]凯南的这三种策略,见于约翰•加迪斯著《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中译本，史殷宏、李庆四、樊吉社译），P35-36；时李樊译版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但这三种策略不是凯南的原文而是加迪斯的综述，加迪斯在原著的注释当中说：“这是对凯南的思考的一种提炼，依据他在1947年-1949年间的写作和演讲，联通1977年2月2日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同他的一次访谈。”
[2]在以后的叙述中,适应中国人的阅读和记忆习惯,我们把“和平演变”一次缩略为“和演”。
[3]中国大陆官方的词条一般称此为“三年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来自百度百科的大众化解释如此：“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共大陆地区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成指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大跃进饥荒。”（此为原句，其中标点符号使用有错误，引用时未作修改）
[4]项目的研究具体时间与时间长度不详，具体指曹长盛、张捷、樊建新主编的《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一书；曹张樊编版本：人民出版社，2004。
[5]凯南报告的原文准确地提到了私人企业制度作为“新俄罗斯”的标志性，即“它讲允许在俄国早日建立同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私人企业相类似的制度”。同[4]，P357。三项原引在P358。
[6]这种说法来自汪洋。参见《南风窗》杂志，2011年第24期的<高层>栏目。
[7] 同[4]，P357。
引言：警示之外的含义
说到“和平演变”这个词，对国际政治有点了解的人很可能回想到乔治•凯南的名字，以及前苏联解体也即苏共垮台的事件。在中国大陆，具有特定含义的凯南之名和苏共垮台事件，几乎是某种程度的禁忌，尽管凯南的思想受到了持续至今的批判，苏共垮台也成为中共党内教育的警示材料。
在另一方面，和平演变已经发生了，只是还没到苏共垮台的程度，并且，中共本身就是和平演变的参与者，并因此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凯南三要素”与中苏关系
在凯南的战略思想当中，给西方国家提供对抗苏联的政治心理支持的策略有三种[1]：第一，鼓励受苏联扩张威胁的国家提高内部信心，认识自身能力以及苏联的可战胜性；第二，利用苏联统治集团的核心层与其所领导的东方阵营之内部矛盾，使其境外投射能力受到限制，这有些像中国古代兵法的离间计；第三，利用谈判方式，慢慢地影响苏联的对外政策，这本身就是和平演变[2]的具体技巧。
中苏两国发生严重分歧以至于在边境发生了战争，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还有，中国许多受过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大饥荒[3]之害而幸存的人们（尤其是儿童）大多认为：之所以在严重的自然灾难中国家无法及时全面地救助灾民，是因为苏联逼迫中国归还朝鲜战争借债之故。不仅如此，那些债务普遍被认为是无中生有的，当初苏联人答应无偿支援，后来因中苏关系变坏而被转成现实的债务。
苏联人逼债的传说曾经是“文革”时代的爱国主义民间驾驭版本，条件十分苛刻，比如苹果一定要直径一样的，不合格的又无法载回，只能就地丢弃在苏联。类似的传说，还有中国时任总理周恩来下令将苏联认为不合格的牛奶（甚至是猪尾巴）全部倒入大海以捍卫中国的国家尊严。但是，苏联人为什么要消费猪尾巴，至今没有得到解释。我的胞姐，一位1958年出生的农村妇女，是大饥荒的幸存者，她从老人们那里听到过关于周恩来和苏联人赌气即争中国面子的故事。这些传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苏分裂关系，更是中国民间一直以来蔑视苏联人（今俄罗斯人）的微妙原因。
中国与苏联的决裂即不服从其指挥，等于实现了凯南三策略的第二种。所以，在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里为和平演变作出了贡献。
二、自由企业制度在中国深入人心
和平演变是全球趋势，是人类转向制度一致性的成本最节省路径。仍按中国古代兵法即战略学的术语来论，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也是这种设想，但是，他的理论或预测是从属于坎南思想的，不具备独立的分析意义。
凯南的著名报告《苏联行为的根源》当然是以上三种策略的分析基石。对于这篇报告，中国体制内的研究学者们在专题研究时，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4]总结出了美国对苏的三项目标：“第一，利用苏联内部的矛盾对其施加压力促使其变化；第二，破坏苏联首先要破坏苏共；第三，‘新俄罗斯’[5]将是那种与私人企业相类似的制度，即美国所希望的制度。”就目前情况看，第三项在中国实现了相当部分。数量庞大的私人企业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以至于在当下国内经济危机日渐显露的情况下，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不得不表明要维护前者的利益。
中国虽然存在资源与政策上优先乃至垄断的国有企业，但是自由企业制度已经深入人心。换句话说：不管统治集团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如何地惧怕和演，和演在中国还是具有了经济制度方面的基础。
三、经济失败带来的政治机会
中国在对付国内发生的经济危机方面的失败，至少是效果不佳，也为和平演变提供了条件，甚至是相当重要的条件。在那里，不是产生美国拖垮苏联经济的后果，而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无法为经济制度的改进提供支持。改革到了尽头，再用经济改革来格式化政治改革，已经不具备可能性。
对于这种局面，中共内部的高级决策者出现了三条思路：第一是用文化改革来模糊政治改革，这是既定主流意识形态新内容，它类似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第二是直接切入政治改革的主题而不是迂回或模糊[6]，这种观点较受统治集团内部的知识精英赞成；第三是综合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国家政治战略取向，搞公平优先或叫共富的新治理模式，它较受底层社会欢迎，但私人企业界比较忧虑。
第一种思路肯定不会有效果，至于原因与可能的结果。第三种思路存在实践的可能性，也可能和第一种融合，但实践起来等于最终导向福利国家，如同今天欧洲的状况一样。只有第二种是切合实际又不会有过大社会风险，但是，它当然触动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会引发上层的剧烈震荡。因为目前的统治集团作为一个庞大的政治体系，已经分化成数量很多的利益集团。任何微观层面的改革都会陷入“政策一出台，矛盾跟着来”的境地。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也是政治局委员）汪洋称“根据现在的利益格局稿改革不可能进行下去”。这个说法是转述的转述：2012年第2期的《南风窗》杂志在<微天下>栏目，转引一个叫“正和岛标准”的微博博主的话。据该博主的引述，汪洋的原话是：“30年前搞改革，主要是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现在搞改革则要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约。如果只是根据这个利益格局决定改革的取向，那么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下去。不能因为难，就把改革束之高阁。要坚定信心，敢闯敢试，推动改革取得突破。”
结语：无法改革与“一夜苏联”
无法改革，在全球经济危机长期化的背景下，会出现两种态势：其一，社会不自觉滑入古典崩溃轨道，这也是体制内知识精英担心革命暨普遍暴力的主要原因；其二，社会状况倒逼统治集团采取重大战略调整，在价值理性方面采取积极的转换措施。后一项，是和平演变具体发生的最主要动力。
无法改革，必然导致中国的“再苏联化”。准确地说，一如凯南所预测的那样，苏联从最强到一夜之间变为最弱与最可怜[7]。这也是现在相对开明的胡温政治所最担心的，尽管他们执政时段已经接近尾声。胡的科学发展观，总的来看，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而是努力摆脱“无发展的增长”那样一种悖论。可惜，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温家宝屡屡讲要推进政治改革，结果一方面被体制内的集体决策用文化改革所覆盖并格式化，另一方面，宏观调控受制于汪洋所指出的利益格局情势，难收重大成效。
注释部分:
[1]凯南的这三种策略,见于约翰•加迪斯著《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中译本，史殷宏、李庆四、樊吉社译），P35-36；时李樊译版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但这三种策略不是凯南的原文而是加迪斯的综述，加迪斯在原著的注释当中说：“这是对凯南的思考的一种提炼，依据他在1947年-1949年间的写作和演讲，联通1977年2月2日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同他的一次访谈。”
[2]在以后的叙述中,适应中国人的阅读和记忆习惯,我们把“和平演变”一次缩略为“和演”。
[3]中国大陆官方的词条一般称此为“三年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来自百度百科的大众化解释如此：“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共大陆地区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成指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大跃进饥荒。”（此为原句，其中标点符号使用有错误，引用时未作修改）
[4]项目的研究具体时间与时间长度不详，具体指曹长盛、张捷、樊建新主编的《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一书；曹张樊编版本：人民出版社，2004。
[5]凯南报告的原文准确地提到了私人企业制度作为“新俄罗斯”的标志性，即“它讲允许在俄国早日建立同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私人企业相类似的制度”。同[4]，P357。三项原引在P358。
[6]这种说法来自汪洋。参见《南风窗》杂志，2011年第24期的<高层>栏目。
[7] 同[4]，P3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