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中共新左派政治领袖薄熙来突然被中共中央解除重庆市委书记的要职，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中国观察，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薄熙来下台的分析评论。香港《明报》的社论称：“薄熙来主政重庆4年，其治渝模式可以归结借助民众对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的不满，以‘唱红、打黑、共富’操作的‘重庆模式’，受到左派拥戴，但其强化国家机器、发动社会运动、脱离法治轨道等方式，也引发较大争议，甚至被批评为文革回潮、开历史倒车。
所谓重庆模式，是否涉及中共路线之争，以目前所知，无法判别，不过，无论薄熙来4年来给重庆带来多少转变，但是他的做法所带来潜在危险，必须警惕。因为薄熙来所推动政策，有重大缺陷：他在推行人治而非法治，他在强化政权而非民权，他以一党之尊凌驾公民社会。历史上，不乏野心家曾经以类似模式取得权力，最终使社会、国家陷于万劫不复境地。”
台湾《旺报》的社论称： “担任重庆市委书记后的薄熙来，这几年逐渐走上了所谓‘左’的道路，他的重庆模式，放在世界历史的范围来看，与其说是左，不如说和极右的纳粹法西斯更为接近。毕竟国际左翼传统上重视的是公民权利和草根民主，是以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来矫治市场经济与资本独大的弊害，而不是依靠国家权力与个人崇拜来暂时解决民生问题，更何况薄熙来家人的生活方式更是远离庶民，何左之有？”“对当前的领导集体和即将接班的新一代领导人来说，如果放任薄熙来以强人政治结合民粹动员、这种类似文革的方式来夺取权力，势必冲击中共在文革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相对稳定的集体领导体制。更严重的是，比较清醒的中共官员都清楚，几十年来大陆社会累积了庞大新旧矛盾与民怨，民粹强人崛起势将打开潘多拉的盒子，破坏维稳大局，最终造成天下大乱，这也是温家宝一再说要防止文革悲剧重演的原因。”
香港《信报》的社论称：“薄熙来在重庆4年多的施政，当地经济有所发展，民生有所改善，而他‘唱红打黑’的一套，在全国亦有一些捧场客，故此中央领导层里，纵有对其不满者，一时间也无可奈何。王立军事件有‘叛国投敌’之嫌，性质之严重不言而喻，作为王立军上司兼提携者的薄熙来，被问责合情合理，中央趁此契机将他调离重庆，也有助煞住‘左风’，不啻机会难逢。然而，‘重庆模式’在中国尚存土壤，改革开放前的岁月，仍然有人怀念，这是不争的事实，当权者必须反思。”
台湾《联合晚报》的社论称：“这次斗争最确切的涵义，可谓权贵资本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对决，目前是以前者胜、后者败为结局。但薄熙来之前何以能够创造‘唱红打黑’的高潮？难道薄熙来一人之力，就能横空拉出全重庆、全中国的巨幅红幕？‘唱红打黑’毕竟唱响、打响了好一阵子，是因大陆的权贵资本主义制造了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社会，”“经年累月之下，民间的仇怨已四处横溢，薄熙来才可以藉势而起。他创造的重庆模式，简言之即‘唱红打黑重民生’。 ‘红’未必可径解为‘左’，它其实顺势借助了老百姓对‘服务人民大众’的纯净目标的向往与回归；‘黑’亦非‘黑社会’而已，而多少有遥指‘权贵’之意，打黑意在打权贵；而‘民生’则是配房、均贫富，就是所谓分蛋糕论。这些无不扣合了民众的深层心理。
薄熙来本人太子党出身，他的政治动作能一度创造出‘毛泽东思想在重庆回归’的赞誉，不能说没有‘群众基础’。以此可察，薄熙来事件的本质，还是‘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中共当局拔除了薄熙来的权力，一时止住了这场运动的风向，但追根究柢的贫富对立与民怨问题未解，执政者再不作为，民怨洪流势不可挡，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内部动荡不安的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