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不少中国人都似乎患有一种通病，无以名之姑且称为“拥护歌颂综合症”。即凡事总在官方或明、或暗的诱导下便按自己的—厢情愿去往好处想。表现出来的便是跟着起哄，跟着拥护、欢呼、歌颂、庆祝，甚至幻想。可是后来无情的事实往往都给了他们狠狠的一记耳光，证明不过是在“梦里娶媳妇——尽想着好事情”而已。
谓予不信请看：1949年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当时真是万人空巷，敲锣打鼓扭秧歌，庆祝“翻身”、“解放”，说是从此“当家作主人”了。结果60多年以后，你在“公仆”们的眼里仍然只是个“屁民”。“土改”又有多少人激动得—把鼻涕一把泪，说是“土地还家”，从此“挖掉穷根裁富根”了。结果不到几年，你的土地，外加耕牛、农具、锅盆碗盏全都归公社所有，你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农奴。属于你的只有一碗难以吊命的大锅清水汤，几千万人就这样去了“共产主义”的“天堂”，进入了“非正常死亡”的名单。再后来，文革来了，打倒了刘少奇，又说这一切都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干的坏事，于是又庆祝欢呼成立革命委员会“祖国山河—片红”。再后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同样欢呼、庆祝伟大的胜利。再后来打倒四人帮，这批人更认为是“大快人心事”，甚至许多城市中—时鞭炮断档，酒类售罄。
于是大家又在心里盼邓小平东山再起取代华国锋早点上台，邓又成了—些人心目中的“大救星”。结果真的把“小平同志”盼上台了，可人们看到的除了—张“四个现代化”远景的美丽蓝图外，实际上就只是让他们“—部份人先富了起来”，我们草民则无缘与焉。至于政治上，从镇压民主墙，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再到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一切仍是“毛规邓随”。甚至“毛规”中都没有的向学生开枪，邓也敢“天才地、创造性地”的加以发展而实现了。
后来，“江核心”的“三个代表”一出现，又有人立马认为中国政府将转变成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再到“胡温新政”，又有人出来称“和谐社会就是既要让人有饭吃（‘口’中有‘禾’）又要准许人说话（‘皆言’为‘谐’）”。请看，哪一次不是想得如此美妙？哪一次不又是这些人出来坚决拥护，热烈欢呼，热情期待。而直到近期，甚至还在继续误导大家。记得两年多前，一位自称的“老作家”，“老报人”更以其当过右派，坐过二十多年牢的“特殊经历”，来对我等右派老人和呼唤民主宪政的人进行“启蒙”，并大声疾呼：“‘胡温新政’比毛泽东老政好！‘团派精英’比党派精英棒！我喜欢‘胡温新政’相信他会逐步推进中国民主宪政”。并谓：“我相信六十年华诞过后，胡温总得拿出一些新的招数，不然何以向小平同志交差”。这里所谓“六十年华诞”就是指中共建政六十周年，现在已过去快三年了，推进中国民主宪政的“新招数”在哪里？“小平同志”早去了天堂，又何须“交差”？
而今当薄熙来被免职，“重庆模式”被打入冷宫后，同样的歌颂声又开始响彻云宵快塞满了人们的耳朵了。甚至乐观到中国的政局已在“向右转”，好像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已经开始了。姑且不谈王希哲之流的什么“右派党中央的伟大胜利”一类的胡说八道。而那位以“救党”策士自居的辛子陵先生，则还在“闭门思过”期中又发出高调赞颂胡锦涛与习近平开明的高论。最近在网上流传着一篇辛子陵先生在军队总参高干的VIP病房内与一位“老作家”私下的谈话记录（由他人“侧记”）。辛子陵不但说胡锦涛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早在“2007年2月《炎黄春秋》发表《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作者：谢韬——笔者注），胡锦涛内心是赞成的、欣赏的，甚至想在17大采用，但两个大佬出来当横，一个江泽民，一个李鹏。他只好放下”。辛先生不过是国防大学一个退休的教授，恐怕欲见胡总书记—面也不大可能。离中共高层权力中心不说十万八千里，至少也有五万四千里。其可信度自然令人质疑。接着辛先生更称；“正是胡锦涛领导中国走出了对毛个人崇拜的误区。为避免毛左攻击，他不宣传，埋头做事”。做的什么事呢？如果人们不健忘，肯定会记得，正是在胡主席主持的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大庆典上，却在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中出现了文革后已多年绝迹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游行大方阵。对此有人的解释竟然是此事乃当时的中宣部长干的，胡锦涛事前不知情。这么大的事，不经胡首肯，一个部长敢拍板？对中国政治生态环境稍具常识的人，都会视此为新天方夜谭式的神话。
接下来，辛子陵的话就比神话更“神”了，他说：“2010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胡锦涛主持下通过了《关于毛泽东思想若干建议意见》的决议，编号（179）号，又称（170179）号，是指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179）号议案。该议案由吴邦国、习近平两人共同提出，内容是：关于党的会议公报、党的工作任务决议、党的方针政策制定、党的理论学习、党的宣传教育、党的政治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政府工作报告、政府有关政策、措施、决议等文件中，“毛泽东思想”不列入。据悉，当会议宣布一致通过（179）号决议案时，全体政治局委员都不由自主地起立，长时间鼓掌、欢呼。这个决议的作出，是民间重新评毛的推动。在中上层干部中，在知识界，毛泽东思想已成为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阻力，必须排除这个障碍，已经形成了共识”。
接着辛子陵更称：“取消毛泽东思想这个重大议案由习近平提出特别值得重视。习近平在未登大位之前举重若轻，一举挣脱了束缚自己，也束缚党和全国人民的绳索，这反映了他的执政风格和政治走向，他不贪不色，一身正气，关键时刻会有勇气与权贵资产阶级切割，他可能领导中共走向中兴，领导国家走向民主共和。习近平和十八大寄托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期望。（179）号决议，没有严厉的、高调的政治语言，没有大叫大嚷，平和的像个装集装箱的单子，注明某一种货物不准进入集装箱。就这样，把几代领导人想办没敢办的事情办成了”。
好一个“把几代领导人想办没敢办的事情办成了”！然而与辛子陵先生天花乱坠的美妙说词形成巨大反差的却是中国严酷的现实情景。姑且不谈辛子陵那些扑朔迷离的“内部消息”从何而来，有几分可信。人们更要看的是活生生的现实。辛子陵所谓的“取消毛泽东思想重大议案”和今日中国的现实完全是冰炭不容的情景。单看最近在全国上下掀起“学雷锋”的名曰“活动”，实则就是一场政治运动。众所周知，“学雷锋”学他的什么？其核心就是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在全国上下大肆号召学雷锋，就是要全国的人从上到下继续尊毛为圣，崇毛为神，独尊“毛术”，罢黜“百家”。这个“百家”中当然就包括辛先生说得唾沫横飞并说胡锦涛也欣赏、赞成的“民主社会主义”。这和什么“取消毛泽东思想”沾得到一点边吗？既然在党内都—致通过了“取消毛泽东思想重大议案”，却转过背来号召全国上下学雷锋、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这不是在自打耳光吗？其实学雷锋与唱红歌，实际上是一回事。是一个事物的两种表现形式而已。
此次薄熙来被罢官，重庆“变天”，并不是因为他“唱红歌”得罪了胡锦涛或习近平。正如胡锦涛朝拜西柏坡，习近平朝拜井冈山，也不会得罪薄熙来—样。在这—点上他们绝对是同志，是—家人。也不存在什么主义、路线之争。薄熙来被罢官，是因为他违背了中共官场的潜规则。中共官场的潜规则是官高一级如泰山压顶。说得好听点就叫“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薄熙来则是野心太大，且不听“招呼”，不但要卡位“入常”还想问鼎“大位”。这还了得！当然若薄氏生在英、美等民主国家，此人绝对算个人才，完全可以尝试去挑战奥巴马，“颠覆”小布什都可以去干。如果“成”了他也不敢为“王”，因为有选民、记者、媒体监督，弄不好叫他成尼克松。但“败”了也不会成“寇”，没有人会说他是要“篡党夺权”弄他去“双规”的。可惜此君生不逄“地”，偏生在中国官场。故倒霉就活该。但这决不是什么主义、路线上的错误。重庆事件只是人家党内的一场权斗，不关什么“主义”、“路线”。要说“主义”，双方都是一党独裁主义；要说“路线”双方都搞的是邓小平的权贵资本主义路线。只是在表演作秀上有些差别而已。
薄氏的唱红歌，只不过是一场“秀”，而且此“红”也不全是文革的彼“红”。其中甚至还有诸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在希望的田野上》甚至《雪绒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之类“小资”的粉红与淡红。在倡“读经典”中还有诸子百家的“封建”经典。而薄熙来在重庆主政时，据我旅渝亲眼所见所闻，他在整治社会治安，整饰警风，改善市容环境，改善民生等方面确实有所作为，并未如何欺压普通弱势民众，故不少人对其有好感。例如重庆农民60周岁以上的，每月都可领到50元补助。重庆的房价比全国许多大城市都低，在重庆买—套80平米左右的房，首付三万多元就可入住（其他余款由银行按揭），这在北京，上海想都别想。故薄氏今日下台，亦不应“墙倒众人推”将其说成是罪恶的化身。而他的对手就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者”，人民的“救星”了。宣传这—套的人，其实是甩给你一张兑不了现的支票，意在叫尔等草民永远抱有希望。“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中国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型，马上就要来了，你们乖乖地等着，别吵！
辛子陵先生不否认他是党的人，甚至以“朝中人”自居、自豪。但他不但不同于胡锡进之流，且因《红太阳的殒落》—书而颇负盛名。不久前更遭受当局打压整肃。这样身份的人说出一些真真假假、半真半假的“小道消息”，对民众的安抚作用，乃至“维稳”的效果，是《人民日报》社论所无法企及和代替的。当局必然心存感谢，只是不能明说。但正如笔者前文提到的，我们几十年来上当受骗的次数太多。所以我对此，不妨把去年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先生那句“名言”借用来改为：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2012年3月20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