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即AAS）最近选举原籍泰国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学教授彤差温尼差卡（Thongchai Winichakul）为副主席，按照AAS的规程，现任副主席在现任主席任期满后自动升为下一任主席。AAS是美国最大的地区研究组织，在全世界的亚洲研究中也是最受重视的机构，彤差的当选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原籍亚洲的学者在美国学术界影响的上升。
2011年下半年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访问，彤差也在那里访问，于是我和他有过一段交流，从他的一篇文章中我发现了一些对研究中国近几十年来思想界的变化很有参考价值的东西。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泰国的民族主义和激进知识分子”（“Nationalism and the Radical Intelligentsia in Thailand”，Third World Quarterly，vol. 29，no 3，2008，页575-591）。在这篇文章中，彤差勾勒出了从上个世纪70年代至今，随着国际形势从冷战和世界革命到全球化和民主化的变化，泰国左翼知识界（及所谓“激进知识分子”）思想演变的轨迹：从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到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再发展到和君主派结盟，以反西方政治和文化侵略为名抵制民主制度，甚至支持颠覆民主制度的军事政变，同时在文化上构建一个本质化和神秘化的“泰国特色”，用以抵抗普世话语。这样，一批原来最“左”的知识分子跑到了政治光谱的另一端，竟然变得最“右”。
彤差的文章重点分析了泰国当代著名知识分子差替坡纳苏法（Chatthip Natsupha）对泰国历史的评论和研究。差替坡原来是个具有强烈毛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者，70年代是泰国知识界“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这个派别的进步之处是挑战皇家史观，但却套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和毛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认为泰国原来是“长期停滞的封建社会”，在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殖民主义的渗透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套理论基本上是中国在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性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派”在泰国的翻版，其实质是强调本国的特殊性，认为由于本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不能抵抗西方的侵略，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制度建设于是不适合国情，对阶级关系的分析和斗争策略的讨论代替了国族建设和经济发展成为它的主要内容。
到了80年代以后国际共运瓦解，这套“社会发展阶段论”话语被无声无息地遗忘。差替坡转向研究村社，把泰国传统的村社理想化和浪漫化，说它没有被资本主义关系渗透，凝聚了原始和纯朴的价值和美德，其核心是行善，互助，和谐，是抵抗国际资本和全球化的本土资源。虽然差替坡用了大量的田野调查材料，强调他的研究建基于于日常生活的经验之上，但他的批评者认为他的研究观念预设性太强，实证材料都用来为理论前提服务。更重要的是，差替坡把他构建出来的这些由村社保存的价值和美德本质化了，力图证明他们是内在于泰民族的，超越历史的，它们是泰之所以为“泰”的精髓。把泰民族的价值和美德本质化和神秘化，在彤差看来也就是种族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相信一个种族或民族的特性超越任何历史演变和社会环境的限制，存在于任何有这个群体的人的地方，只要你属于这个群体，你就先天拥有这些特性。这种民族主义还把差替坡还变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大泰民族主义者。他公然宣称泰族是东南亚最强大的民族，要不是法国殖民主义的入侵，湄公河两岸今天都应该是泰王国的领土，而不会和缅甸尤其是老挝分享。他在自己的历史著述中讨论泰国在历史上犯下的很多策略性错误，认为它们导致了泰国领土的缩减和邻国的扩张。
彤差认为，差替坡之所以成为泰国知识界的大人物，是和泰国知识分子中根深蒂固的大泰或者泛泰民族主义有关系的。泰国和它的亚洲邻国不一样，它的传统精英没有完全臣服于殖民主义，而是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但同时却深切感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威胁，所以它的精英意识和民族主义相结合以后变得特别牢固。这种民族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经在日本军国主义影响下一度转化为法西斯主义，彤差认为那段历史虽然短暂却从未受到重视和清算。泰国精英的这种民族主义不但把本国本族的所谓特性或者优越性本质化和神秘化，还常常把受西方诟病的君主体制（泰国的君主制不同于今天的日本天皇制，它在现实政治中其影响仍然举足轻重并受到军方支持，是政治和社会保守势力的后台，而且受到大众崇拜）看成是泰国本土制度中对抗西方价值和制度的最核心的部分，于是民族主义者常常又成了君主主义者。彤差说，“直到今天，如果有人表达他们对君主的不满和批评，就会遭到别人的质问‘你还是泰国人吗？’，因为做一个泰国人就应该效忠于君主”。换句话说，君主制这个特定的政治制度成了泰国人国家认同的核心，所以批评君主制的人就不是或者不配做泰国人。
彤差强调说，在泰民族主义话语中，“他者”除了在冷战时一度指的是东南亚的共产主义威胁外，一般指的都是西方。如果说今天在泰国有什么对象最能把形形色色的政治对抗话语吸引到一起，那就是西方。过去西方威胁的是泰国的国家主权，现在是经济，文化，制度和和核心价值。但最反西方的人其实多半集中在那些和西方关系最密切的群体，他们的生活方式体现了西方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在泰国的发展。这些人一方面享受全球化的便利和舒适，一方面在情感上又非常反西方，把西方拿来作为泰国各种问题的替罪羊，左中右（君主派）都是如此。“当一个人不愿意正视导致社会问题的本土原因时，反帝话语【在政治上】就是非常方便的”。反帝话语甚至成了极右派军人的旗帜。彤差采访了很多参与镇压1976年左翼学生民主运动的右派将领，他们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建立在种族主义和君主主义之上的民族主义。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当年自己做的没错，学生的活动是西方阴谋的一部分；当问到今天什么是泰国最大的威胁时，这些将领异口同声地说还是西方的威胁，有的甚至不无讽刺地说早知今日，自己当初其实就应该“听左翼的”（意为认同左翼的反帝反西方话语），虽然当时在冷战背景下左翼正是他们镇压的对象。
彤差认为2006年他信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体现了左翼和右翼（君主派的右翼军人）在反民主问题上的合作。他信政府固然贪污，但这两派联合起来，用非宪制的暴力手段（大众街头政治和军事政变）把民选的他信政府赶下台，实际上是为了阻止刚建立的民主制度在泰国的发展，强化君主制对政治的控制。这两派都认为民主不符合泰国国情，是从西方照搬过来的，左派尤其认为他信政府是国际资本通过“民主”在泰国培植的代理人。当时广场上示威者中左派话语和右翼君主派话语并存，左派反国际资本的“红歌”和君主派歌颂泰国皇室的音乐此起彼伏，配合默契。一些即使很拥护“民主”的前左派，心仪的也是“泰国式的民主”。这个“民主”监督和限制的不是君主，而是民选政府，在这个泰国特色的“民主”下君主垂帘听政有宪法依据，军队干政也有相同的宪法依据。不同意这种“泰国式民主”的人被痛斥为是照搬“西方”的教条民主主义者。
我和彤差做过一次长谈，了解了他的经历。他其实是左翼的过来人，70年代时曾经参加过学生运动并为此短暂入狱，出狱后离开泰国前往美国留学。这个经历使得他对左翼思想的演变脉络有更透彻的了解，能够透过那些纷繁甚至相互矛盾的表象捕捉到内在的联系。他十分担忧反全球化，反国际资本和拒绝西方的影响会进一步融合激进左翼和传统右翼的力量，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断送泰国民主化的成果，因此他直言不讳地说“泰国仍然需要现代化，需要民主化”。这个立场在一些西方学院知识分子听来可能太幼稚，太简单化，似乎仍然深陷西方“启蒙话语”而不自觉。他的这个立场也使他成为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的泰国海外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争议人物。我听说在一些讨论会上，他的在场常常成为争论的焦点。
我对彤差介绍了中国知识界近二十年来的情况，尤其是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的演变。很多国家主义者是过去的“新左派”，按照许纪霖的说法是“激进左翼的集体右转”或者“激进左翼的保守化”。他们不但把国家认同建立在某种政治制度和权力关系之上，更有甚者，把政治制度和掌权的党派奉为“国家主权的内核”。与此同时，中华民族优越性的种种言论很大程度上已经构建出一套实际上比大泰或者泛泰民族主义更具种族主义色彩的也更公然地传播的民族主义话语。老实说，和中国当今种族主义色彩强烈并深信中华文明优越论的系统的民族主义言论相比，彤差文章中所批判的那些泰民族主义话语还真算不上什么。
我所介绍的这些对于彤差来说都完全可以理解：新左派过去解构启蒙观念，现在拒绝普世价值；左派在泰国和君主主义合流反对民主，在中国则用“国家”对抗同样的制度和改革。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个人自由和宪政制度的排斥在他们的思想谱系中是一以贯之的，过去用的是阶级话语，今天是反全球化，然而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的王牌始终没变。我告诉他说，甚至他文章中提到的“你是泰国人吗？”的指责在大中华民族主义言说中也完全有对应：在有关泰国问题的讨论中，论者对君主制的批判会给他们带来国家认同和族群身份的质疑，而在中国对政治问题的“异质思维”或者社会问题的尖锐批评则会给他们带来同样的麻烦，海内外的政治辩论中“你是中国人吗？”这样义正词严的呵斥常常被当作杀手锏。今天这种包含严重政治后果的指责常常并非来自体制方面，而是知识界或民间的自发反应，说明政治极端主义相当程度上已经渗入大众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语言暴力成为一种反应模式。
20世纪的右翼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运动，往往都是从左翼发源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它们都以批判在西方发展起来的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法制这些概念和制度为核心，都崇拜国家和权威。这一点竟然在泰国也不例外。泰国知识界的这个案例，对我们了解为什么中国昔日的新左派现在会变成右翼的国家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参考：“左”和“右”其实是同一个思想体系的两翼，这个思想体系的敌人在不同时期可能有不同形式，但最根本的始终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所谓反“西方”其实反的是这些东西，而从来不会是也来自“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记得陈奎德先生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不久就提出过中国朝右翼专制演变的可能，当时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个可能是通过一些新左派和专制合流变成现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