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自负
清末民初叱咤风云、英武盖世的袁世凯，面对民国中央权威不够、乱象丛生的弊病，在大批幕僚的忽悠下，利令智昏、悍然复辟帝制，以为这样即可扭转乾坤，铸下害己误国的大错。“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后袁世凯时代，章太炎一语中的：“一蟹不如一蟹。”
杨国强教授认为，缺乏宪政人才导致民国宪政颠沛于千回百转之中。宋教仁以政坛健者为天下注目，私下里则坦白承认，他用来“以时考览，借明宪政梗概”的东西，主要是章士钊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剪辑；宋当时是最富宪政意识的政治家，由此比类，则等而下之者应当还会更多。（《民国之初，面对共和的声光与陌生》）等而下之者，若孙文、蒋介石、毛泽东，均有相同之特点：致命的自负、强烈的领袖欲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大好民国就毁在了这帮急功近利、极端自恋、自以为找到救世秘籍的蠢材手里。
惟我独尊、目空一切的孙文，自信“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大家“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向美国左派人士伊萨克斯复述孙文狂言：“我是从孔子到现在的中国伟大的改革家的直接继承者，如果在我生前不发生重大的变革，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将推迟六百年”（《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鲍罗廷在给莫斯科的报告里列举孙文种种荒诞行径，觉得非常奇怪：“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成为党的领袖了呢？”（《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蒋介石“认为自己是基督和太极的化身，是自然界和社会最高的代表”，只有他“能救国家之危亡。如天不亡中国，则不能离三民主义，亦不能使中正败亡”，“天如不亡中国，惟有余一人，方能负此大任”；世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蒋氏逻辑：“大前提是我蒋介石是革命的，小前提是你反对我蒋介石，结论你就是反革命的。”
“欲与天公试比高”、“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毛泽东，“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毛是千年不遇的大英雄，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不在话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痛批现代文明：“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结果，孙文引入苏俄祸水贻害无穷，“以一人治天下”的蒋介石丢掉了大陆，毛泽东饿死了数千万民众！
《圣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上帝为阻止人类联手兴建通往天堂的高塔，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无法沟通。失败的通天塔计划，确乎是对人性缺陷或人类极限的一种隐喻。人类一旦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即违背了“天意”。不顾条件的限制，自以为是、不择手段地去实现美好的理想，结果就是腥风血雨、人头落地，天堂象天堂一样远，地狱近在眼前。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文化渊源
为给反袁、北伐寻找合理性，“科幻大片”《建党伟业》继续国共两党一直都在进行的对袁世凯的妖魔化，重复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无耻谎言；2011年7月7日，“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向影片编导发出公开信澄清真相：“袁世凯只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一起也只有十一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袁世凯朱批21条》原件就保存在天津博物馆内”。
孙文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盟约》和出卖满蒙的行径，学界已有公论。1925年孙文病逝，梁启超发表《孙文的价值》：“我对于孙君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之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推翻满清贡献良多。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正是这样的行事风格，使得孙文不顾蔡锷等革命党人的反对，发动严重破坏民国法治进程的二次革命；为颠覆民国政府再造共和，“具有强烈反共意识”的孙文，不惜饮鸩止渴、引狼入室，致使苏俄、中共的影响和势力生根发芽、不断扩大。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毛泽东关于“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蒋介石对鲍罗廷也是言听计从，国民党右派指责蒋介石将鲍罗庭“禀为师保，凡政府一切重大计议，悉听命于鲍”，“甚至关于党政一切重要会议，概由鲍召集于其私寓，俨然形成一太上政府”。蒋的一片“苦心”谁能体会？
访俄归来，灰心失望的蒋介石一度想撂挑子不干，但这个“基督和太极的化身”为了实现三民主义的理想，最终还是上了孙文、鲍罗庭的贼船，把自己包装成奇左无比的革命精英，对苏俄、中共先利用后限制、驱逐，再杀个日月无光，上演了一幕笑里藏刀、兔死狗烹的活剧。对错、后果不论，蒋介石的政治人格业已彻底破产。
1930年10月23日，美国牧师江长川为蒋介石主持了加入基督教的洗礼仪式，“受洗后，蒋氏言出必行，每天必早上读圣经，晚上进行祷告”。1952年蒋介石在《如何纪念国父诞辰》的演讲中公开检讨自己丢失大陆的罪责：“我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因此我每天无论怎样繁忙，总要抽出一段时间来，作为反省忏悔的功夫。”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豪情万丈：“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的比他多。我们在镇反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四万六千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的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继承孙文遗志、努力革命的毛泽东，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将锦绣河山化做人间地狱，甚至声称“打核战争牺牲三亿人没关系”！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的文化渊源究竟在哪里？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圣人教导：“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君子贞而不谅”、“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骨子里浸透儒家血液的革命导师和领袖自非“小人”，而是响当当的“大人”，为了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大义”，尽可食言而肥、过河拆桥、征战杀伐，渡过尸山血海到达理想的彼岸！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康德“绝对的道德命令”要求“永远把人类——无论你亲自所为还是代表他人——当作目的，而绝不仅仅当作手段来对待”，这是社会正义的最低要求。罗尔斯《正义论》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如真理之于思想体系。”
只有以自由、人权为本位，遵循程序正义，才可能以“看得见的方式”去实现实体正义。
暗杀、厚黑、权术、内战、专制，美好、宏大的理想掩盖了多少黑暗和卑污，这些黑暗和卑污反过来又把理想侵蚀得面目全非。再美好的理想也不可能以邪恶的手段去实现，不深刻地领会这一浅显的道理，自由、正义永远是美丽的幻影。
联俄容共
“联俄容共”致使中共主导的工农运动如火如荼，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杀人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为了正义的事业，尽可不择手段，背弃人伦，神挡杀神，佛挡灭佛，直杀出一个人人平等、各取所需的黄金世界。
1927年1月4日，曾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兼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以中共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身份赴湖南考察，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造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主甚至50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也叫他劣绅”，“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
海陆丰农运创始人、被毛泽东誉为“农民运动大王”、有“菩萨”美名的彭湃，公开宣布“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两月内残酷处死一万多人，“反动的乡村有些全乡焚烧”，只因彭湃提出要对“土豪劣绅”“大杀特杀，杀到他干干净净”，杀到海港的水“都成赤色”，各人的衫裤“都给反动派的血溅的通红”，并要参加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人负责去杀20人（郭德宏《彭湃的农民运动及土地革命思想》，《党史研究与教学》，1991年第5期）。
“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第六章农民运动”之“彭湃与海陆丰农民（1922–1928）”，亦有类似情节：在彭湃的领导下，苏维埃“有计划地采取恐怖活动——像往常一样，着眼于动员农民。农民既需要鼓励，从心理上摆脱屈从的枷锁，也需要使之参加破坏和屠杀的行动，使他们不可能后退或开小差。”
苏维埃显然比梁山好汉还要残酷：
“更大量的不公开示众的处决，到两星期过了以后，苏维埃政府也无需给行刑者以报酬：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非常乐于执行这种令人羡慕的光荣任务。对一个反革命来说，没有受拷问就被杀死是一种恩典。比那些被砍下一肢，亲眼看到他人被煮熟吃掉，然后被杀死的人是幸运的。有些人被大卸四块，另一些人（例如捷胜地区的一个地方官）被关在一个板箱里，被慢条斯理地锯成一块块，而行刑者们还不时停下来喝茶休息，以延长其痛苦。”
怎样发动老实巴交的农民去杀人放火？光脚不怕穿鞋的，榜样的力量无穷大，鲍罗廷提出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毛泽东视“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痞子、流氓最革命，“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
在武汉和上海领导工运的刘少奇曾致信张闻天：“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工运“‘流氓性’带得很重。中国工人的流氓式生活，流氓组织在工人中的长期存在，也影响工人运动。在工人得到解放以后，他们就随心所欲、无所顾忌的，不顾及将来与前进地行动。”
梁启超《与令娴女士等书》痛责孙文晚年沦为苏俄傀儡，以致“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苏俄代表报告，国民革命军政治部所颁军队政治课教学大纲，有关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课程，唯独没有关于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课程。”国民党左派大佬谭平山认为，1926年已有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黄埔军校学生中，左派分子占80%以上。这些左派国民党青年实际成了中共的后备力量和群众基础。当时国共两党内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国民党成了共产党的预备学校。”1927年中共从党员不足千人的小党，发展成为凝聚力、行动力极强的57967人的大党；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一处八部共21个职务当中，中共党员占据了17个！
“北伐”之恶
把灾难当政绩、将杨梅大疮装扮成鲜花乃中共拿手好戏，同为苏俄这棵歪脖树上结出的歪瓜裂枣，国民党当然不会让中共专美于前。
台湾高中历史课本迄今仍在掩盖苏俄、中共对于“北伐”的决定性作用：“革命軍自廣州出師北伐，至克復北京，完成北伐，及東三省易幟，全國統一，前後為時不過兩年半，為戰史之創舉。綜其原因，在革命軍方面，服膺三民主義，救國救民；復有蔣總司令之卓越領導，紀律嚴明，深得人民之愛戴。”
大陆学者杨天石对蒋介石功过的评价在内地颇有市场：“蒋介石一辈子做的最大的好事是北伐和抗战，他也做了三件坏事，坏事的核心就是反共。”汪朝光认为两岸近代史学者的区别在于：“我们说要如实评价蒋介石，更多的是肯定他对北伐对抗日的贡献；他们（台湾）如实评价，一定是对蒋的丢失大陆、白色恐怖、个人独裁有更多的批评，这在他们那才叫思想解放。”秦晖认为“南京政府完成北伐，大体统一了中国”，迈出了中国“站起来了”的重要一步（《“半殖民地”状态的终结：再谈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作为大陆顶尖级别的学界精英，秦晖关于“北伐”的见识竟如此庸陋，党国史观对人们心灵和思维的戕害可谓罄竹难书。
1925年10月国共两党狼狈为奸，在来自苏俄的军事顾问、资金和枪炮，以及政工、宣传的帮助下，蒋介石东征“讨伐”陈炯明。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首次以大会决议案的形式确认国共“两党合作”关系；7月兵强马壮的蒋介石开始“北伐”，党军过处，各省宪法、省议会荡然无存，民国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灰飞烟灭，军权独大、军阀割据、党在国上、全面内战、国将不国的黑暗时代来临。
“东征、北伐”迈出了中国走向深渊的关键性一步，彻底摧毁了本就脆弱的民国宪政体制和公民社会萌芽的可能。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北伐统一全国不过是虚有其表，属于大一统观念下的意淫，否则，何至于爆发中原大战、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东三省易帜”也就换了一面大王旗而已，不抵抗就丢掉东北的张学良何曾真正被统一过？以汪精卫为首的党内反对派、李宗仁的桂系、陈济棠的粤系、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绥军，以及湘系、黔系、滇系、川康系和石友三、盛世才等大小军阀，你“统一”了吗？不伺机咬你一口算你的造化。
1927年国民党南京建政，战乱不减反增，人心更加混乱，中央与地方诸侯、嫡系与杂牌、杂牌与杂牌、国与共，无一日不在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正是这种四分五裂的情形，强化了日本侵华的野心，中共利用抗战迅速壮大——1949年中国大陆彻底沦陷！
“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过去，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未来。”由于国共两党数十年如一日的洗脑宣教和成王败寇的思维惯性，人们无视“北伐”引发的一连串一目了然的恶果，竟齐声为之喝彩，不能不说这是中国历史的双重荒诞！
哈维尔认为生活在真相之中是人的自由与尊严的条件，是一种精神和道德的诉求，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对历史的了解越深入，越觉得国人可怜、可悲，在被错误阐释的历史里打滚，怎么可能洞悉现在和未来？
“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弥天大谎甚嚣尘上，启蒙任重道远，我们必须拿出足够的道德勇气直面历史真相，终止“后人复哀后人”的恶性循环。
（未完待续）
清末民初叱咤风云、英武盖世的袁世凯，面对民国中央权威不够、乱象丛生的弊病，在大批幕僚的忽悠下，利令智昏、悍然复辟帝制，以为这样即可扭转乾坤，铸下害己误国的大错。“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后袁世凯时代，章太炎一语中的：“一蟹不如一蟹。”
杨国强教授认为，缺乏宪政人才导致民国宪政颠沛于千回百转之中。宋教仁以政坛健者为天下注目，私下里则坦白承认，他用来“以时考览，借明宪政梗概”的东西，主要是章士钊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剪辑；宋当时是最富宪政意识的政治家，由此比类，则等而下之者应当还会更多。（《民国之初，面对共和的声光与陌生》）等而下之者，若孙文、蒋介石、毛泽东，均有相同之特点：致命的自负、强烈的领袖欲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大好民国就毁在了这帮急功近利、极端自恋、自以为找到救世秘籍的蠢材手里。
惟我独尊、目空一切的孙文，自信“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大家“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向美国左派人士伊萨克斯复述孙文狂言：“我是从孔子到现在的中国伟大的改革家的直接继承者，如果在我生前不发生重大的变革，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将推迟六百年”（《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鲍罗廷在给莫斯科的报告里列举孙文种种荒诞行径，觉得非常奇怪：“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成为党的领袖了呢？”（《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蒋介石“认为自己是基督和太极的化身，是自然界和社会最高的代表”，只有他“能救国家之危亡。如天不亡中国，则不能离三民主义，亦不能使中正败亡”，“天如不亡中国，惟有余一人，方能负此大任”；世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蒋氏逻辑：“大前提是我蒋介石是革命的，小前提是你反对我蒋介石，结论你就是反革命的。”
“欲与天公试比高”、“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毛泽东，“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毛是千年不遇的大英雄，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不在话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痛批现代文明：“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结果，孙文引入苏俄祸水贻害无穷，“以一人治天下”的蒋介石丢掉了大陆，毛泽东饿死了数千万民众！
《圣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上帝为阻止人类联手兴建通往天堂的高塔，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无法沟通。失败的通天塔计划，确乎是对人性缺陷或人类极限的一种隐喻。人类一旦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即违背了“天意”。不顾条件的限制，自以为是、不择手段地去实现美好的理想，结果就是腥风血雨、人头落地，天堂象天堂一样远，地狱近在眼前。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文化渊源
为给反袁、北伐寻找合理性，“科幻大片”《建党伟业》继续国共两党一直都在进行的对袁世凯的妖魔化，重复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无耻谎言；2011年7月7日，“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向影片编导发出公开信澄清真相：“袁世凯只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一起也只有十一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袁世凯朱批21条》原件就保存在天津博物馆内”。
孙文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盟约》和出卖满蒙的行径，学界已有公论。1925年孙文病逝，梁启超发表《孙文的价值》：“我对于孙君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之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推翻满清贡献良多。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正是这样的行事风格，使得孙文不顾蔡锷等革命党人的反对，发动严重破坏民国法治进程的二次革命；为颠覆民国政府再造共和，“具有强烈反共意识”的孙文，不惜饮鸩止渴、引狼入室，致使苏俄、中共的影响和势力生根发芽、不断扩大。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毛泽东关于“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蒋介石对鲍罗廷也是言听计从，国民党右派指责蒋介石将鲍罗庭“禀为师保，凡政府一切重大计议，悉听命于鲍”，“甚至关于党政一切重要会议，概由鲍召集于其私寓，俨然形成一太上政府”。蒋的一片“苦心”谁能体会？
访俄归来，灰心失望的蒋介石一度想撂挑子不干，但这个“基督和太极的化身”为了实现三民主义的理想，最终还是上了孙文、鲍罗庭的贼船，把自己包装成奇左无比的革命精英，对苏俄、中共先利用后限制、驱逐，再杀个日月无光，上演了一幕笑里藏刀、兔死狗烹的活剧。对错、后果不论，蒋介石的政治人格业已彻底破产。
1930年10月23日，美国牧师江长川为蒋介石主持了加入基督教的洗礼仪式，“受洗后，蒋氏言出必行，每天必早上读圣经，晚上进行祷告”。1952年蒋介石在《如何纪念国父诞辰》的演讲中公开检讨自己丢失大陆的罪责：“我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因此我每天无论怎样繁忙，总要抽出一段时间来，作为反省忏悔的功夫。”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豪情万丈：“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的比他多。我们在镇反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四万六千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的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继承孙文遗志、努力革命的毛泽东，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将锦绣河山化做人间地狱，甚至声称“打核战争牺牲三亿人没关系”！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的文化渊源究竟在哪里？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圣人教导：“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君子贞而不谅”、“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骨子里浸透儒家血液的革命导师和领袖自非“小人”，而是响当当的“大人”，为了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大义”，尽可食言而肥、过河拆桥、征战杀伐，渡过尸山血海到达理想的彼岸！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康德“绝对的道德命令”要求“永远把人类——无论你亲自所为还是代表他人——当作目的，而绝不仅仅当作手段来对待”，这是社会正义的最低要求。罗尔斯《正义论》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如真理之于思想体系。”
只有以自由、人权为本位，遵循程序正义，才可能以“看得见的方式”去实现实体正义。
暗杀、厚黑、权术、内战、专制，美好、宏大的理想掩盖了多少黑暗和卑污，这些黑暗和卑污反过来又把理想侵蚀得面目全非。再美好的理想也不可能以邪恶的手段去实现，不深刻地领会这一浅显的道理，自由、正义永远是美丽的幻影。
联俄容共
“联俄容共”致使中共主导的工农运动如火如荼，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杀人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为了正义的事业，尽可不择手段，背弃人伦，神挡杀神，佛挡灭佛，直杀出一个人人平等、各取所需的黄金世界。
1927年1月4日，曾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兼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以中共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身份赴湖南考察，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造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主甚至50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也叫他劣绅”，“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
海陆丰农运创始人、被毛泽东誉为“农民运动大王”、有“菩萨”美名的彭湃，公开宣布“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两月内残酷处死一万多人，“反动的乡村有些全乡焚烧”，只因彭湃提出要对“土豪劣绅”“大杀特杀，杀到他干干净净”，杀到海港的水“都成赤色”，各人的衫裤“都给反动派的血溅的通红”，并要参加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人负责去杀20人（郭德宏《彭湃的农民运动及土地革命思想》，《党史研究与教学》，1991年第5期）。
“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第六章农民运动”之“彭湃与海陆丰农民（1922–1928）”，亦有类似情节：在彭湃的领导下，苏维埃“有计划地采取恐怖活动——像往常一样，着眼于动员农民。农民既需要鼓励，从心理上摆脱屈从的枷锁，也需要使之参加破坏和屠杀的行动，使他们不可能后退或开小差。”
苏维埃显然比梁山好汉还要残酷：
“更大量的不公开示众的处决，到两星期过了以后，苏维埃政府也无需给行刑者以报酬：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非常乐于执行这种令人羡慕的光荣任务。对一个反革命来说，没有受拷问就被杀死是一种恩典。比那些被砍下一肢，亲眼看到他人被煮熟吃掉，然后被杀死的人是幸运的。有些人被大卸四块，另一些人（例如捷胜地区的一个地方官）被关在一个板箱里，被慢条斯理地锯成一块块，而行刑者们还不时停下来喝茶休息，以延长其痛苦。”
怎样发动老实巴交的农民去杀人放火？光脚不怕穿鞋的，榜样的力量无穷大，鲍罗廷提出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毛泽东视“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痞子、流氓最革命，“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
在武汉和上海领导工运的刘少奇曾致信张闻天：“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工运“‘流氓性’带得很重。中国工人的流氓式生活，流氓组织在工人中的长期存在，也影响工人运动。在工人得到解放以后，他们就随心所欲、无所顾忌的，不顾及将来与前进地行动。”
梁启超《与令娴女士等书》痛责孙文晚年沦为苏俄傀儡，以致“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苏俄代表报告，国民革命军政治部所颁军队政治课教学大纲，有关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课程，唯独没有关于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课程。”国民党左派大佬谭平山认为，1926年已有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黄埔军校学生中，左派分子占80%以上。这些左派国民党青年实际成了中共的后备力量和群众基础。当时国共两党内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国民党成了共产党的预备学校。”1927年中共从党员不足千人的小党，发展成为凝聚力、行动力极强的57967人的大党；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一处八部共21个职务当中，中共党员占据了17个！
“北伐”之恶
把灾难当政绩、将杨梅大疮装扮成鲜花乃中共拿手好戏，同为苏俄这棵歪脖树上结出的歪瓜裂枣，国民党当然不会让中共专美于前。
台湾高中历史课本迄今仍在掩盖苏俄、中共对于“北伐”的决定性作用：“革命軍自廣州出師北伐，至克復北京，完成北伐，及東三省易幟，全國統一，前後為時不過兩年半，為戰史之創舉。綜其原因，在革命軍方面，服膺三民主義，救國救民；復有蔣總司令之卓越領導，紀律嚴明，深得人民之愛戴。”
大陆学者杨天石对蒋介石功过的评价在内地颇有市场：“蒋介石一辈子做的最大的好事是北伐和抗战，他也做了三件坏事，坏事的核心就是反共。”汪朝光认为两岸近代史学者的区别在于：“我们说要如实评价蒋介石，更多的是肯定他对北伐对抗日的贡献；他们（台湾）如实评价，一定是对蒋的丢失大陆、白色恐怖、个人独裁有更多的批评，这在他们那才叫思想解放。”秦晖认为“南京政府完成北伐，大体统一了中国”，迈出了中国“站起来了”的重要一步（《“半殖民地”状态的终结：再谈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作为大陆顶尖级别的学界精英，秦晖关于“北伐”的见识竟如此庸陋，党国史观对人们心灵和思维的戕害可谓罄竹难书。
1925年10月国共两党狼狈为奸，在来自苏俄的军事顾问、资金和枪炮，以及政工、宣传的帮助下，蒋介石东征“讨伐”陈炯明。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首次以大会决议案的形式确认国共“两党合作”关系；7月兵强马壮的蒋介石开始“北伐”，党军过处，各省宪法、省议会荡然无存，民国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灰飞烟灭，军权独大、军阀割据、党在国上、全面内战、国将不国的黑暗时代来临。
“东征、北伐”迈出了中国走向深渊的关键性一步，彻底摧毁了本就脆弱的民国宪政体制和公民社会萌芽的可能。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北伐统一全国不过是虚有其表，属于大一统观念下的意淫，否则，何至于爆发中原大战、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东三省易帜”也就换了一面大王旗而已，不抵抗就丢掉东北的张学良何曾真正被统一过？以汪精卫为首的党内反对派、李宗仁的桂系、陈济棠的粤系、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绥军，以及湘系、黔系、滇系、川康系和石友三、盛世才等大小军阀，你“统一”了吗？不伺机咬你一口算你的造化。
1927年国民党南京建政，战乱不减反增，人心更加混乱，中央与地方诸侯、嫡系与杂牌、杂牌与杂牌、国与共，无一日不在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正是这种四分五裂的情形，强化了日本侵华的野心，中共利用抗战迅速壮大——1949年中国大陆彻底沦陷！
“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过去，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未来。”由于国共两党数十年如一日的洗脑宣教和成王败寇的思维惯性，人们无视“北伐”引发的一连串一目了然的恶果，竟齐声为之喝彩，不能不说这是中国历史的双重荒诞！
哈维尔认为生活在真相之中是人的自由与尊严的条件，是一种精神和道德的诉求，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对历史的了解越深入，越觉得国人可怜、可悲，在被错误阐释的历史里打滚，怎么可能洞悉现在和未来？
“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弥天大谎甚嚣尘上，启蒙任重道远，我们必须拿出足够的道德勇气直面历史真相，终止“后人复哀后人”的恶性循环。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