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斯托里指出：“关于政府的事务……超验的精妙是不恰当的。政府宪法是向人民的常识言说的；从来不是被意图用来实验逻辑技巧或虚幻的猜测。”专制主义的辩护士们都喜欢通过超验的精妙手法把政府事务复杂化，利用似是而非、浑水摸鱼的逻辑技巧和虚幻的猜测文过饰非，为暴政提供合理性、正当性和道德性辩护。沉渣不断泛起的素质论和民主化将导致多数的暴政，就是其中之一。
美国总统威尔逊毫不客气地说：宽容“是令人赞美的天赋思想，但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价值。政治是各种事业之间的战争，是各种原则之间的搏斗，政治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容不得毫无意义的礼让。”
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论述实证经济学程序能够成为解决规范经济学差异之关键的前提条件时说：如果既定文化背景下理性人目标一致，只需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即可；如果基本价值观存在不可调和的差异，分歧的性质就变成“谁能独立战斗到底的差异”。
西贤这些教诲，对那些打着启蒙、宽容和理性的旗号，罔顾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一厢情愿要求形成改良共识的人，无疑是一副很好的解毒剂。
——题记
问题的缘起
岁末年初，韩寒在新浪博客接连发表《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博文。尽管这些博文了无新意，但这位新锐青年突然打破局域网话题禁区，一反常态发表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民主的高论，还是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2月20日，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也一反红顶商人闷声发大财常态，理直气壮地在素质论基础上反对“一人一票”如影随形的“多数的暴政”。他在访谈中表示：“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翌日，新浪网等网站均以醒目的《现在一人一票会让中国万劫不复》为题，全文转载人民网长篇报道。
关键时刻，韩寒、柳传志等文化精英、经济精英纷纷公开站队、表态说明，面对民众日益高涨的民主诉求和民变蜂起的危局，国家机会主义改革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感受到了恐惧，吹响了反民主的集结号。他们固然不愿意回到毛时代的传统极权国家，更恐惧走向一人一票的民主化幽灵。尽管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经济文化精英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际，正是政治精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之时。为了化解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他们借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重弹深化改革老调。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社评，赢得喉舌一片欢呼，认为该评论将深化改革的舆论呼吁推向高潮。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呼吁“彻底解放思想，建立公平正义的改革共识”。胡锡进主编的《环球时报》也不甘落后，强调“必须改革成共识”。大家紧锣密鼓，配合默契。加上中共十八大召开在即，这些躁动搅得一些人欲火难耐，不知今夕何夕，继续做起凝聚共识、咸与维新的白日梦。
2月26日，我同时在新浪微博、Google+和Facebook告诫海内外网友：一句“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竟让一些人春心荡漾地意淫起来。如不做诛心之论，也算一种政治态度。但前半句仅是要主子雅纳谏言，并非言论自由，颇类所谓解放思想，理想状态不过想做李世民那样的明君，与民主无涉。后半句只是主人欲望。南书房行走俞可平的“民主”、“改革”，更是别有所指的国家机会主义话语。
这些光怪陆离的万花筒，证实了1989年后，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迅速抱成一团说法。党官僚集团对民主化的态度，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都是旗帜鲜明的：坚持党权垄断，拒绝宪政民主。经济文化精英一度面目模糊，源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改革共识。1980年代所谓改革共识，充其量是官方和民间在传统极权国家需要改变问题上存在同床异梦的共识，改什么、如何改从来不存在什么共识。倒是党官僚集团内部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存在一党专政的高度共识。所谓路线斗争不过是饱狗与饿狗的权力斗争。党官僚集团能够容许，红顶商人和御用文人需要的所谓自由，仅仅是党权垄断条件下固化国家机会主义改革成果自由，而不是什么自由化和民主化。所以，韩寒、柳传志之流才会不厌其烦，拾起专制辩护士早在几千年前就鼓吹过的素质论牙慧，在此基础上浑水摸鱼，把宪政民主诉求化约成历史上有过的那种“一人一票”，断言必将导致“分财产”的“万劫不复”（多数的暴政）。
由此不难看出，当代中国最真实、深刻、有意义的对立，并不是中国语境下面目模糊、概念不清、难于定义的左派与右派、激进与保守、传统与现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而是宪政民主与一党专政（简称民主与专制）的对立。如秦晖所言：“在民主条件下既可以搞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资本主义，但在专制条件下，无论搞哪种主义都是最坏的。”西方国家内部存在的左派与右派、激进与保守、传统与现代、自由与民主、福利国家与自由市场矛盾，能够以共同的基本价值观为公分母，在宪政民主的基础上，通过公开、合法的政治斗争通道加以商议、协调、平衡和缓解。但是在专制条件下，霸王硬上弓的单边条款宪法安排决定了无论搞哪种主义都是最坏的国家机会主义。因为缺乏协商的价值公分母和政治基础，民主与专制的对立属于不可调和的“谁能战斗到最后”的差异。
韩寒、柳传志等人的“素质论”和一人一票将会导致万劫不复的多数的暴政，都是极权国家辩护士维护暴政、反对民主的伪命题。区别仅仅在于：“素质论”从来就是伪命题，多数的暴政则是似是而非的伪命题。假如我没有高估他们的政治智慧，似是而非的一人一票并没有刻意模糊古代人的自由和民主与现代人的自由和民主之异同，只能说明这些经济文化精英，除了清楚自身利益所在，政治素质并不比他们竭力贬低的民众高。这一事实本身就否证了素质论命题。代议制民主条件下的“一人一票”，既不是古代希腊城邦的“一人一票”，也不是现代大众民主和极权国家民主集中制的“一人一票”。
真命题则是既定政治社会有着不同利益、情感和价值观的阶级、集团和个人，是否能够认识并看护好自身的利益、情感和价值需求，如通过维护既定的宪法安排和社会秩序，或者通过变更既定宪法安排和社会秩序，看护自己的利益、情感和价值需求。如是后者，就涉及如何变更问题，进入改良与革命路径选择。这种描述是中性的，并不预设特定立场。韩寒、柳传志对自身利益的清醒认识和坚决维护，从反面印证了杰斐逊的名言：“民众是自身利益最安全的保险箱。”
“素质论”批评者当然可以用历时性、共时性比较，甚至识字率等数据说明本邦国民素质、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低，至少不比古代希腊城邦低，不比数百年前英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时低；也不比中东地区实行民主转型的穆斯林国家低。为什么人家适合民主化，只有中国大陆实行民主将万劫不复？甚至可以从故纸堆中翻出共产党当年反对国民政府独裁、专制，要求自由、民主的言论，说明当局食言自肥，今天更应该实行民主化。顶不济，还可以把素质论中用于推卸责任的“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命题翻过来，变成“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国民”。问题是除了带有经济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色彩的GDP和识字率，素质本身是说不清、道不白的问题。现实生活、社会和人性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决定了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既有高素质的君子，也有低素质的小人，天使和恶魔总是难得一见，更多的则是凡夫俗子。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既有天使的一面，也有恶魔的因子。以素质论民主，难免各取所需。食言自肥固然寡信，本身就是素质不高表现，当然不能为专制辩护，但也不能为民主张目。国民素质与政府性质的关系，变成了“鸡生蛋，蛋生鸡”的无穷辩证。
诺斯的研究表明，英国在近代民族国家竞争中战胜法国和西班牙，率先摆脱经济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的马尔萨斯抑制，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是因为宪政转型使财产权得到保护。反之，早在1600年至1900年，中国一直是庞大经济体。据刘逖2009年10月在《经济研究》发表的估算，1600年中国占世界GDP比例约为四分之一，1840年降为不到五分之一。英美学者曾经对中国、英国、美国和日本占世界GDP比例进行比较：1870年，中国占17.3%，英、美、日分别占9.1%、0.9%、2.3%；1900年，中国降为11.0%，低于美国的15.8%，仍然高于英国的9.0%和日本的2.6%。什么原因造成中国GDP比重在240年，甚至短短30年迅速下降，（按照素质论）从或许还适合民主的经济总量发展到更加不适合民主的经济总量？答案只能是制度失败。只要不戴有色眼镜就不难看到，这些民主化国家不仅实现了经济繁荣，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程度也有很大提高。
从上述两方面经验教训完全能得出民主制度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关系的正反馈结论。但是只要接受素质论伪命题，“鸡生蛋，蛋生鸡”的辩证就会演绎出“鸡不生蛋，蛋不生鸡”的反事实陈述。这就是辩证法的伟大。无论专制国家造成素质低，还是素质低造成专制国家，素质论只能导向反进化论的负反馈：A.专制→素质低→进一步专制→素质更低；B.素质低→专制→素质更低→进一步专制。如此辩证下去，正好落入对方的无物之阵，直到大家退化成猴子而后已。以素质论为前提，不仅中国人只配在专制猪圈里打滚，古希腊民主和现代民主国家都是无中生有的反事实陈述。亘古至今，无往而非专制。
对一人一票会带来欧洲国家那样的福利病和分财产，批评者当然可以说：中国并不存在过度福利化问题，很多方面连基本的社会保障都没有，福利病是伪问题；精英阶级担心穷人分财产是过分低估大众理性，妖魔化仇富心理，穷人希望公平竞争，仇视垄断、腐败掠夺的非法财产，而非不分青红皂白仇富，分财产也是伪问题。甚至以史为鉴，指出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国有化，制造镇反、反右、大跃进和文革劫难的，正是没有实行一人一票的官僚国家。
问题是低福利并不说明一人一票不会带来高福利，法国革命史则说明民众的不幸更容易带来雅各宾专政的恐怖。“仇官”、“仇富”心理客观存在，清算在所难免。清算是转型正义的要求，而不是柳传志说的是非颠倒的分财产。财产权是一种法定权利，只有合法财产才能受到法律保护，对巧取豪夺的非法财产理应提起返还之诉。既得利益集团反对一人一票不是撒娇，是对清算前景感到恐惧。大量富人移民、贪官和资本外逃即为明证。据新华网2010年1月12日报道，近30年外逃官员达4000人，人均卷走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11年6月15日刊发的《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报告估计，19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贪官数目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高达8000亿元。报告完成时间是2008年6月，不包括近几年外逃贪官数据。中央党校反腐专家林喆介绍裸官情况说：从1995年到2005年，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定居国外。今年两会期间，博讯披露的中纪委调查报告内幕更惊人：全国政协代表76.77%、人大代表57.47%有外国护照。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第三次移民潮主要原因是富人缺乏安全感：“接受调研的中国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这一行为在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人民币以上的企业主中表现尤其明显，约27%的受访者已经完成投资移民，而正在考虑的受访者占比也高达47%。”裸官、移民、贪官和资本外逃，反映了党官僚阶级、红顶商人和文化精英在东窗事发或者极权国家崩溃前，捞一票就走的投机心理。
新极权时代垄断利润的贴现过程，并不保证历史不会循环，不再出现多数的暴政。
只要有为专制辩护的意志就足够了，理由总是不难找到。素质论和多数的暴政当然不是少数人暴政的借口。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命运并没有悲惨到韩寒、柳传志等人臆断的那样，注定只能在暴政猪圈中打滚，选择高素质的专制暴政或者低素质的民主暴政。只要不是利欲熏心，鼠目寸光，不难看到现代民主理论和实践早已给出了摆脱任何形式暴政的答案。
早在公元前5世纪，柏拉图就利用理念说和素质论为专制辩护。与韩、柳之类不入流的辩护士相比，这位哲学家是世界级思想大师。他对雅典民主制的反对，也有一定的合理性。雅典民主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最大限度地为公民提供了政治参与权。由于缺乏现代民主代议制过滤器，以及宪政、分权制衡和人权保护等制约因素，这种“一人一票、多数决定”的民主权力，很容易受飘忽不定的民意左右，导致多数的暴政。煽动家则可以鼓动如簧巧舌，用雄辩术左右民意。一旦被野心家利用，可能演变成僭主政治或寡头政治。古往今来，利用“一人一票”上台的独裁者不乏其人。现代极权主义运动，无论是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利用过这种民意和民主。就此而言，民主未必是个好东西。俞可平一鼓吹这个好东西，我就疑神疑鬼。雅典民主的毁灭，既有内忧、外患，也有自身的不足和腐败。贝壳放逐法，苏格拉底之死就表现了这种不足。柏拉图反对民主制，除了自身贵族政治立场，恩师因为渎神和败坏青年被处死，也严重伤害了他的感情。
跟柏拉图受伤的感情和精致的诡辩相比，仅仅为了肮脏的利益而拾人牙慧的辩护，难免等而下之，韩、柳等人不知所以的插科打诨更不足论。所以免不了要把位于谎言源头的希腊僵尸刨出来鞭打一番。
（未完待续）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斯托里指出：“关于政府的事务……超验的精妙是不恰当的。政府宪法是向人民的常识言说的；从来不是被意图用来实验逻辑技巧或虚幻的猜测。”专制主义的辩护士们都喜欢通过超验的精妙手法把政府事务复杂化，利用似是而非、浑水摸鱼的逻辑技巧和虚幻的猜测文过饰非，为暴政提供合理性、正当性和道德性辩护。沉渣不断泛起的素质论和民主化将导致多数的暴政，就是其中之一。
美国总统威尔逊毫不客气地说：宽容“是令人赞美的天赋思想，但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价值。政治是各种事业之间的战争，是各种原则之间的搏斗，政治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容不得毫无意义的礼让。”
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论述实证经济学程序能够成为解决规范经济学差异之关键的前提条件时说：如果既定文化背景下理性人目标一致，只需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即可；如果基本价值观存在不可调和的差异，分歧的性质就变成“谁能独立战斗到底的差异”。
西贤这些教诲，对那些打着启蒙、宽容和理性的旗号，罔顾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一厢情愿要求形成改良共识的人，无疑是一副很好的解毒剂。
——题记
问题的缘起
岁末年初，韩寒在新浪博客接连发表《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博文。尽管这些博文了无新意，但这位新锐青年突然打破局域网话题禁区，一反常态发表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民主的高论，还是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2月20日，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也一反红顶商人闷声发大财常态，理直气壮地在素质论基础上反对“一人一票”如影随形的“多数的暴政”。他在访谈中表示：“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翌日，新浪网等网站均以醒目的《现在一人一票会让中国万劫不复》为题，全文转载人民网长篇报道。
关键时刻，韩寒、柳传志等文化精英、经济精英纷纷公开站队、表态说明，面对民众日益高涨的民主诉求和民变蜂起的危局，国家机会主义改革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感受到了恐惧，吹响了反民主的集结号。他们固然不愿意回到毛时代的传统极权国家，更恐惧走向一人一票的民主化幽灵。尽管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经济文化精英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际，正是政治精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之时。为了化解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他们借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重弹深化改革老调。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社评，赢得喉舌一片欢呼，认为该评论将深化改革的舆论呼吁推向高潮。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呼吁“彻底解放思想，建立公平正义的改革共识”。胡锡进主编的《环球时报》也不甘落后，强调“必须改革成共识”。大家紧锣密鼓，配合默契。加上中共十八大召开在即，这些躁动搅得一些人欲火难耐，不知今夕何夕，继续做起凝聚共识、咸与维新的白日梦。
2月26日，我同时在新浪微博、Google+和Facebook告诫海内外网友：一句“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竟让一些人春心荡漾地意淫起来。如不做诛心之论，也算一种政治态度。但前半句仅是要主子雅纳谏言，并非言论自由，颇类所谓解放思想，理想状态不过想做李世民那样的明君，与民主无涉。后半句只是主人欲望。南书房行走俞可平的“民主”、“改革”，更是别有所指的国家机会主义话语。
这些光怪陆离的万花筒，证实了1989年后，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迅速抱成一团说法。党官僚集团对民主化的态度，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都是旗帜鲜明的：坚持党权垄断，拒绝宪政民主。经济文化精英一度面目模糊，源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改革共识。1980年代所谓改革共识，充其量是官方和民间在传统极权国家需要改变问题上存在同床异梦的共识，改什么、如何改从来不存在什么共识。倒是党官僚集团内部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存在一党专政的高度共识。所谓路线斗争不过是饱狗与饿狗的权力斗争。党官僚集团能够容许，红顶商人和御用文人需要的所谓自由，仅仅是党权垄断条件下固化国家机会主义改革成果自由，而不是什么自由化和民主化。所以，韩寒、柳传志之流才会不厌其烦，拾起专制辩护士早在几千年前就鼓吹过的素质论牙慧，在此基础上浑水摸鱼，把宪政民主诉求化约成历史上有过的那种“一人一票”，断言必将导致“分财产”的“万劫不复”（多数的暴政）。
由此不难看出，当代中国最真实、深刻、有意义的对立，并不是中国语境下面目模糊、概念不清、难于定义的左派与右派、激进与保守、传统与现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而是宪政民主与一党专政（简称民主与专制）的对立。如秦晖所言：“在民主条件下既可以搞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资本主义，但在专制条件下，无论搞哪种主义都是最坏的。”西方国家内部存在的左派与右派、激进与保守、传统与现代、自由与民主、福利国家与自由市场矛盾，能够以共同的基本价值观为公分母，在宪政民主的基础上，通过公开、合法的政治斗争通道加以商议、协调、平衡和缓解。但是在专制条件下，霸王硬上弓的单边条款宪法安排决定了无论搞哪种主义都是最坏的国家机会主义。因为缺乏协商的价值公分母和政治基础，民主与专制的对立属于不可调和的“谁能战斗到最后”的差异。
韩寒、柳传志等人的“素质论”和一人一票将会导致万劫不复的多数的暴政，都是极权国家辩护士维护暴政、反对民主的伪命题。区别仅仅在于：“素质论”从来就是伪命题，多数的暴政则是似是而非的伪命题。假如我没有高估他们的政治智慧，似是而非的一人一票并没有刻意模糊古代人的自由和民主与现代人的自由和民主之异同，只能说明这些经济文化精英，除了清楚自身利益所在，政治素质并不比他们竭力贬低的民众高。这一事实本身就否证了素质论命题。代议制民主条件下的“一人一票”，既不是古代希腊城邦的“一人一票”，也不是现代大众民主和极权国家民主集中制的“一人一票”。
真命题则是既定政治社会有着不同利益、情感和价值观的阶级、集团和个人，是否能够认识并看护好自身的利益、情感和价值需求，如通过维护既定的宪法安排和社会秩序，或者通过变更既定宪法安排和社会秩序，看护自己的利益、情感和价值需求。如是后者，就涉及如何变更问题，进入改良与革命路径选择。这种描述是中性的，并不预设特定立场。韩寒、柳传志对自身利益的清醒认识和坚决维护，从反面印证了杰斐逊的名言：“民众是自身利益最安全的保险箱。”
“素质论”批评者当然可以用历时性、共时性比较，甚至识字率等数据说明本邦国民素质、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低，至少不比古代希腊城邦低，不比数百年前英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时低；也不比中东地区实行民主转型的穆斯林国家低。为什么人家适合民主化，只有中国大陆实行民主将万劫不复？甚至可以从故纸堆中翻出共产党当年反对国民政府独裁、专制，要求自由、民主的言论，说明当局食言自肥，今天更应该实行民主化。顶不济，还可以把素质论中用于推卸责任的“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命题翻过来，变成“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国民”。问题是除了带有经济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色彩的GDP和识字率，素质本身是说不清、道不白的问题。现实生活、社会和人性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决定了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既有高素质的君子，也有低素质的小人，天使和恶魔总是难得一见，更多的则是凡夫俗子。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既有天使的一面，也有恶魔的因子。以素质论民主，难免各取所需。食言自肥固然寡信，本身就是素质不高表现，当然不能为专制辩护，但也不能为民主张目。国民素质与政府性质的关系，变成了“鸡生蛋，蛋生鸡”的无穷辩证。
诺斯的研究表明，英国在近代民族国家竞争中战胜法国和西班牙，率先摆脱经济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的马尔萨斯抑制，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是因为宪政转型使财产权得到保护。反之，早在1600年至1900年，中国一直是庞大经济体。据刘逖2009年10月在《经济研究》发表的估算，1600年中国占世界GDP比例约为四分之一，1840年降为不到五分之一。英美学者曾经对中国、英国、美国和日本占世界GDP比例进行比较：1870年，中国占17.3%，英、美、日分别占9.1%、0.9%、2.3%；1900年，中国降为11.0%，低于美国的15.8%，仍然高于英国的9.0%和日本的2.6%。什么原因造成中国GDP比重在240年，甚至短短30年迅速下降，（按照素质论）从或许还适合民主的经济总量发展到更加不适合民主的经济总量？答案只能是制度失败。只要不戴有色眼镜就不难看到，这些民主化国家不仅实现了经济繁荣，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程度也有很大提高。
从上述两方面经验教训完全能得出民主制度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关系的正反馈结论。但是只要接受素质论伪命题，“鸡生蛋，蛋生鸡”的辩证就会演绎出“鸡不生蛋，蛋不生鸡”的反事实陈述。这就是辩证法的伟大。无论专制国家造成素质低，还是素质低造成专制国家，素质论只能导向反进化论的负反馈：A.专制→素质低→进一步专制→素质更低；B.素质低→专制→素质更低→进一步专制。如此辩证下去，正好落入对方的无物之阵，直到大家退化成猴子而后已。以素质论为前提，不仅中国人只配在专制猪圈里打滚，古希腊民主和现代民主国家都是无中生有的反事实陈述。亘古至今，无往而非专制。
对一人一票会带来欧洲国家那样的福利病和分财产，批评者当然可以说：中国并不存在过度福利化问题，很多方面连基本的社会保障都没有，福利病是伪问题；精英阶级担心穷人分财产是过分低估大众理性，妖魔化仇富心理，穷人希望公平竞争，仇视垄断、腐败掠夺的非法财产，而非不分青红皂白仇富，分财产也是伪问题。甚至以史为鉴，指出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国有化，制造镇反、反右、大跃进和文革劫难的，正是没有实行一人一票的官僚国家。
问题是低福利并不说明一人一票不会带来高福利，法国革命史则说明民众的不幸更容易带来雅各宾专政的恐怖。“仇官”、“仇富”心理客观存在，清算在所难免。清算是转型正义的要求，而不是柳传志说的是非颠倒的分财产。财产权是一种法定权利，只有合法财产才能受到法律保护，对巧取豪夺的非法财产理应提起返还之诉。既得利益集团反对一人一票不是撒娇，是对清算前景感到恐惧。大量富人移民、贪官和资本外逃即为明证。据新华网2010年1月12日报道，近30年外逃官员达4000人，人均卷走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11年6月15日刊发的《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报告估计，19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贪官数目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高达8000亿元。报告完成时间是2008年6月，不包括近几年外逃贪官数据。中央党校反腐专家林喆介绍裸官情况说：从1995年到2005年，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定居国外。今年两会期间，博讯披露的中纪委调查报告内幕更惊人：全国政协代表76.77%、人大代表57.47%有外国护照。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第三次移民潮主要原因是富人缺乏安全感：“接受调研的中国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这一行为在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人民币以上的企业主中表现尤其明显，约27%的受访者已经完成投资移民，而正在考虑的受访者占比也高达47%。”裸官、移民、贪官和资本外逃，反映了党官僚阶级、红顶商人和文化精英在东窗事发或者极权国家崩溃前，捞一票就走的投机心理。
新极权时代垄断利润的贴现过程，并不保证历史不会循环，不再出现多数的暴政。
只要有为专制辩护的意志就足够了，理由总是不难找到。素质论和多数的暴政当然不是少数人暴政的借口。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命运并没有悲惨到韩寒、柳传志等人臆断的那样，注定只能在暴政猪圈中打滚，选择高素质的专制暴政或者低素质的民主暴政。只要不是利欲熏心，鼠目寸光，不难看到现代民主理论和实践早已给出了摆脱任何形式暴政的答案。
早在公元前5世纪，柏拉图就利用理念说和素质论为专制辩护。与韩、柳之类不入流的辩护士相比，这位哲学家是世界级思想大师。他对雅典民主制的反对，也有一定的合理性。雅典民主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最大限度地为公民提供了政治参与权。由于缺乏现代民主代议制过滤器，以及宪政、分权制衡和人权保护等制约因素，这种“一人一票、多数决定”的民主权力，很容易受飘忽不定的民意左右，导致多数的暴政。煽动家则可以鼓动如簧巧舌，用雄辩术左右民意。一旦被野心家利用，可能演变成僭主政治或寡头政治。古往今来，利用“一人一票”上台的独裁者不乏其人。现代极权主义运动，无论是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利用过这种民意和民主。就此而言，民主未必是个好东西。俞可平一鼓吹这个好东西，我就疑神疑鬼。雅典民主的毁灭，既有内忧、外患，也有自身的不足和腐败。贝壳放逐法，苏格拉底之死就表现了这种不足。柏拉图反对民主制，除了自身贵族政治立场，恩师因为渎神和败坏青年被处死，也严重伤害了他的感情。
跟柏拉图受伤的感情和精致的诡辩相比，仅仅为了肮脏的利益而拾人牙慧的辩护，难免等而下之，韩、柳等人不知所以的插科打诨更不足论。所以免不了要把位于谎言源头的希腊僵尸刨出来鞭打一番。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