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星夜逃脱,机场惊魂

2012年4月4日凌晨2点,我和先生古川将熟睡中的两个幼子叫醒换好衣服,丢下房内几乎全部行李熄灯下楼,只身上背着携带了几件孩子衣物和电脑的背包。驻守在楼下单元门门口的面包车里面的国保们大概在打瞌睡,丝毫没有察觉我们推开单元门。我们轻轻将单元门关拢,并没有直行到对面大路上直奔小区大门口,而是沿东侧楼体穿过两栋楼之间种植着几棵小树的泥地丛绕到楼体后方,然后经小路走到小区另一出口。门口值班的保安好奇地看了我们一眼,没言语,他一定猜不透一家四口为何大半夜出门?

逃脱了国保的监视,我们来到小区东北角的十字路口,等了一会儿便顺利地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挺讶异:“我都打算回家了,没想到在这个时间点这个路段还能载到人。因为很少有人在这条路上打车,尤其这么晚的时候。”

司机还问:“你们是坐早上的飞机吗?这会儿去可有点早,4、5点钟去就来得及。”我答:“不是,比这晚点,就是想提前点到。”司机肯定想不到我们携家带口的是刚从住处逃离,哪有心思顾忌时间早晚。中国每天发生的比电视剧还精彩的社会现实,有几件能让小民知道和懂得的?半个多小时后,我们到达首都机场T3航站楼,那时才将近凌晨3点,而我们要乘坐的航班在下午1点才起飞。

在机场不眠的这一夜,我和古川又累又饿,两个儿子跑来跑去倒是耍得欢,完全忘记了黑夜,忘记了困顿。而我们不知道何时才天亮,能否顺利登机,只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一切都成了未知数。

一到机场便关掉了手机,不知国保会不会追过来。我开始暗笑自己的遭遇,像美国电影大片一般,我们一家仿佛正在经历着电影主角所经历的情境,与黑恶势力斗智斗勇。原来我们在“特色”中国的每天都在演绎着一部大片。

两个儿子耍累了,终于分别在父母的怀里睡着了。我自觉愧对两个儿子,从出生到现在陪我们受了那么多苦难和惊吓,我只想让他们早点到美国开始新生活,可我们的人身自由却时刻受到国家公器的威胁。

不知过了多久,我已如坐针毡,腰酸背痛,机场顶棚透进的一束束阳光让我明白天总算亮了。孩子们也陆续醒来,机场的人越来越多。中国人对孩子很不友善,小儿子伸小手摸了一下坐在他旁边的年轻中国女子的袖子想打招呼,她便很厌恶地往后躲并喊:“去,去,去!”而外国人对两个孩子格外友好,逗他们玩、给吃的喝的、拍照,总之相处融洽。如此鲜明的对比使我曾气愤地跟古川抱怨:“猪猡就是猪猡,对待天真无邪的小孩子都那么不近人情!”

熬到上午10点,我们开始办理北京飞往纽约的CA981班机的登机牌。当10点30分左右我们到达中国边防检查站的时候,一个穿制服的男警察曾试图叫住我们询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没有理会他,依旧走向边检岗,但是我们也意识到很有可能国保已经发现我们不在住处,跟机场边防这边打了招呼留意“一对带着两个小男孩的年轻夫妇”。果然我们的护照在边检岗一出示,他们就打电话请示,接着以需要调查为名将我们带到问询室。边防警察拿走我们一家四口的护照说是去调查,等了一会儿,我开始发脾气:“不要耽误了我们登机,出示合法的调查理由,我们不能像犯人一样在这候着。”之后,一个男警察过来宣布古川的护照为失效护照,需做剪角处理,我们坚决不同意。他说:“不同意剪角,我们就收回这本护照。”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让古川的含有赴美有效签证的护照作废再也不能使用。他们实在找不出借口处理我和两个孩子的护照,便当场归还了,但是宣布因我出境“可能危害国家安全”而禁止我出境。

虽然我们一家四口最终逃脱了国保的严密监视,但还是在机场被无情拦截。我们一家四口被强拖出机场的那刻,边检口的中外乘客纷纷扭头观看,一脸的不解,他们肯定难以理解我们一家人为何遭遇便衣的野蛮对待。

当时两个边防警察在不出示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强扭我的双臂,我让他们松开手并指责其侵犯人权,他们便用衣服捂住我的口鼻,致使我差点窒息。当时左侧的打手对右侧的说:“别捂死了。”右侧的打手才稍稍松开点,我呛了一口痰缓过点气来。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这种无法无天蓄意谋杀的行径。

古川和两个孩子被国保郭伟等人押解走,我们被装上同一辆加长型面包车带到机场一个院子里,车上坐的满满的,除了我们一家四口外还有13个警察。之前见过两次面的市局李姓处长正在院子里候着,边防人员与国保笑着握手交接,一副合作愉快的胜利模样。这场景真TM又一次复制了美国大片似的,令我哭笑不得。

11点多两拨人交接完后,我被押上一辆现代轿车,古川和两个孩子被押上日夜监守在我们住处楼下的面包车。两辆车先经机场北线向西行驶,而后一路向北。

二、护照扣押,曲折收回


说起护照的事情真是一波三折,十分坎坷。

2008年12月《零八宪章》发布之际,古川的第一本护照恰巧放在张祖桦老师家中还未取回,不幸张老师遭遇国保抄家,古川的护照也被抄走。2009年底,古川补办了一本护照。2010年初古川持此护照出境被以“危害国家安全”之名禁止出境。2010年4月9日,我们遭遇国保抄家,我和古川的第二本护照同被抄走。

2012年1月底,古川再次尝试补办护照,北京市出入境管理局接受了申请并收费告知2月6日来领取新护照。2月5日,昌平分局国保陈世杰过来告知第二天不必去取护照了,没给办理,会将费用如数退还,旧的护照过段时间会归还。我们当时信以为真。

2012年2月16日,护照被非法扣押近两年后,迟迟不见归还的我去昌平分局索要护照。几天后,国保不得不将我们的护照归还。取回护照后,我们带着两个孩子回老家唐山办理护照。为此小儿子被罚款三万五千元落了户才得以办护照。

3月份,我们开始忙办赴美签证,之后买了机票,将家里的物品处理掉,将孩子的衣服、玩具送人,将代步工具夏利车过户给我弟弟,一切似乎都进行得还算顺利。我们只留下一些随身行李和现金,一下子变得一无所有、几乎倾家荡产似的,但心里却无比轻松愉悦。那些日子,大儿子经常兴奋地嚷嚷:“坐飞机去美国!”

三、国保谈话,不欢而散

4月1日,正当我们一家四口在老家唐山与家人小住几日后准备回北京之时,昌平分局国保陈世杰、付建国、姓杜的、市局的一个小科长,以及唐山市丰南区一个专门负责对付进京上访人员的警察和柳树酄派出所副所长来到我家,告知4月4日我们不能出境。我闻听勃然大怒,与国保大吵一通。他们威胁加劝诱,也对我父母软硬兼施,但是都无法扼止我的怒火,我说:“4月4日,机场我们去定了,我们必须出国。”这是破釜沉舟、鱼死网破的一战,我再也不想让两个儿子困守在中国,他们必须得获得一个能健康成长的生活环境。傍晚,我们随国保回京,他们当然希望我们继续住在唐山,我们执意要回。晚上9点,我们被送到住处名流花园。

4月2日,我们发现国保的面包车就驻守在楼下,晚上8点多才撤离。4月3日,友人赵常青来看望我们,谁知他刚一出单元门门口即被国保劫走,被带到北七家派出所恐吓。友人王俊秀也在小区门口被谈话,被警告古川夫妇情况复杂不要掺和。友人王京龙本计划送我们去机场,同样被谈话并被限制在家不准出门。国保为了破坏我们去机场的行动,骚扰我们多位友人,实在无耻之尤。

国保还经常在我面前挑拨离间,说什么圈内人赞古川人不错但提起他老婆就说不敢恭维。还暗示张祖桦、刘晓波、李智英等人都对我颇有微词。国保已不止一次挑拨我们跟别人的关系,不过他们的阴谋不会得逞。

我们原计划4月3日晚上退房并搬到朋友那住,第二天直接去机场,但是由于国保的面包车在3日24小时日夜监守严防我们去机场,遂放弃原计划,改为星夜趁其不备时轻装出逃。

晚上8点多,陈世杰领来市局国保郭伟等一行8人到我们住处,其中市局2人,昌平分局4人,北七家派出所2人。楼下面包车内还有几个国保在留守。四个人在餐厅关上门先跟古川谈,剩下四个人在客厅陪我坐。期间大儿子哭哭啼啼找爸爸,我生气地敲了几次餐厅的门,说:“一起谈不就行了,至于分开一个个谈吗?有什么呀,根本没必要。”

一个多小时后,古川出来我进去。郭伟当时还对身边的人说:“不跟他谈了,把他的管家叫进来。”我进去后,郭伟先放狠话说:“明确告诉你不让走,接下来该去哪去哪,别在北京给我碍眼。”我打量了他一眼,光头、高高壮壮、一脸横肉、一副地痞流氓样。我不屌他,“机场我去定了,我不在北京住在哪住啊!别扯些没用的!”

郭伟还吹:“你们档次太低,跟我见面根本不够级别,要不是负责你们的陈队长叫我过来,说你们想见我,还见不着呢!”我答:“我可没说过要见你。”他对旁边的陈世杰说:“敢情你诓我来的,我就不应该来,忙着呢!”一旁的付建国也搭腔:“你要珍惜和领导谈话的这次机会。”

后来我询问郭伟的职务,他不肯说,难道怕我们笑话?我以为多大多拽的官呢,事后才知道是一个副队长,却嚣张无畏至此,可见这个变态体制豢养了怎样一批龌龊的打手。据说郭伟跟鲍彤、曹思源、刘晓波等打过交道,但何至于叫嚣:“我见得都是大佬,等你们在这个圈子里混成二流了,能见到我还差不多。”

郭伟还问:“为什么非要去美国?有哪些方面的考虑?”我答:“主要想给孩子换个环境。另外这里食品不安全、空气质量差、教育费用高、医疗费用高,令人难以承受。孩子到了适学年龄,在美国可以享受免费公立教育,无论外国人还是本国人。”郭伟说:“咱们国家在这方面是有欠缺,人家美国是做得不错。”国保总算说了句靠谱点的话。

有意思的是,谈了一阵子,他们发现餐厅的门打不开了。那时已深夜,国保折腾了半天也没弄开,无奈只好叫来物业的师傅将整个门锁撬下来才把门打开。然后,我感觉郭伟像一条落荒的大灰狼一样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国保付建国还半开玩笑地说:“那天真邪门,古川进去谈没事,你一进去门就打不开了。”我回应道:“说明我意念的力量大,谁让你们干坏事来着,哪天我被你们害了也会变成厉鬼,你们就惨喽!”晚上11点多,国保全部离开我们住处,楼下的面包车里依然有小喽啰驻守。

四、夜战小汤山派出所

4月4日时近中午,我们被驱车从机场带到昌平区小汤山派出所。后分别被关在一层的两个审讯室,中间隔着门厅。曹姓女国宝和派出所的高姓女民警要求我脱下外套检查,被我拒绝并与她们大吵起来。之后我上卫生间,她们贴身跟随,不关厕所的门,我不乐意,非要关上门,经过争吵,国保安排我上男厕所,因为男厕所的门无法反锁比较好打开,他们怕我锁住女厕所不出来。我鄙视道:“太小看人了,这种情况下我怎能躲呢?以为我会怕吗?”在审讯室我被晾了两个多小时,下午2点才吃上午饭。大概3点多市局李姓国保和郭伟来谈话,反复问不能出境接下来怎么打算的。李说:“今年肯定是出不去的。表现好的话,明年应该可以。”我问:“为什么?凭什么?”“你和古川的事情还没调查完。”“那就调查啊,该判就判,别老没完没了的。”“不让你们走,不是我的意思。我上面还有部呢!”“那是公安部长孟建柱啊?”“部上面还有常委呢!”“那是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啊?估计他也不认识我们啊!”“不是某一个人,是集体领导。”

我说:“别拿国家、政府这些空洞的辞令来掩盖具体人的罪恶了,国家和政府又没长大脑可思考,还不是由人组成的么?不就是因为十八大吗?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放我们走才不影响你们那‘胜利的团结的’大会啊,强留我们在此反而会生乱子呢!”

“你们在,十八大就开不成了吗?没关系的事。就是你们之前做过的事还没调查完。又不是永远不让你们出去,好好表现,明年还是有希望的。好好想想走不了,接下来怎么办的问题吧。”

“没啥想法,把这次给我们造成的很多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必须赔偿了,护照必须归还且有效就行了。”

“有什么需求可以提。”

之后就一直围绕走不了接下来有什么打算的话题反复追问。晚上8点多,国保送来晚饭让我吃。最后,昌平分局姓杜的给我做了一份正式笔录,询问了如何申请到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费用哪来的,什么时候开始有出国的打算的,4日晚何时去的机场,在机场都做了什么等问题。问我对以上笔录有无要补充的,没有就签字。我说:“需要把我在首都机场遭遇边检人员暴力执法、蓄意谋杀的事实补充上,然后我再签字。”国保不同意,我便拒绝签字。

深夜11点多,我们一家四口被送回住处名流花园,进屋已4月5日零点。两个儿子困意浓浓,在派出所审讯室被关了长达12个小时,没有床只有椅子,无法休息无法出去玩,两个幼小的孩子真是受苦了。这次经历使小儿子第二天都不愿出门了只愿待在家里,他平日可是哭着喊着都非要出去玩的,一定是受惊吓了,怕一出门再被带到派出所那可怕的地方。国保这种非人道、灭绝人性的作法必将受到世人谴责。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会将两个婴幼儿关在审讯室?大儿子还不到3岁,小儿子才1岁5个月啊。

事后,国保开玩笑说:“你两个儿子在派出所吃面条的情景太好玩了,要是拍成照片或视频放网上,点击率绝对高。”我讥讽道:“是啊,能不高吗?两个婴幼儿被关审讯室长达12个小时,恐怕全世界都前所未有吧!这一幕弄成视频放网上,不火才怪,全世界无论普通民众还是各国政要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吧!”国保无言以对,怏怏无趣。

从4月5日至12日持续一个星期,国保24小时三班轮换日夜驻守在我家楼下,每班至少4人,4辆车,出门紧跟、寸步不离。现在国保虽撤走了,但我们仍无自由可言。我们渴望后代能早日生活在食品安全、空气干净、出入自由、言论无忌的国度。

去年家中被失踪,今年机场被围堵;网络翻墙重重难,肉身翻墙难上难。是为记。

2012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