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王立军出逃美国驻成都领馆，大陆的政治环境正在发生着一系列戏剧性变化。根据当下的迹象推测，对薄问题的调查似乎才刚刚开始。胡温一派与薄及其后台、余脉之间的斗争也远没有结束。而民间则众说纷纭，观点交锋，人心惶惶，人们就好比一幢飘摇大厦中的房客，对未来既惶惑又期待，自心无处安放。
笔者并非一个好事之人，也不愿作一个无聊的看客，把别人的惊心动魄看成供自己把玩的宫廷戏。因为如果这是一场戏，我们也都是戏中人。所以即使我这样一个人微言轻的普通人，也要努力保持自己的心智清朗，态度清晰，我要有我方向。
权力斗争不是我关心的问题，“维稳”也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许倬云先生在一本书中说过这样的话（大意）：国家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只有个人和整个人类。我愿依许老所言，去关心那些更重要的问题。我很关心：中国社会如何才能成为一块真正的乐土，让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自由自在、真真实实、有尊严地生活和成长。也许到那时候，“异见人士”和“反华势力”就再也不可怕了，就象古典中国一样，中国社会就是人类文明的典范和骄傲。
有一种错误的、前所未有的、怪异的、邪恶的政治模式，彻底摧毁了中国社会本有的自由与良善。毛最让我生厌的劣性之一，就是他喜欢把别人当成可以随意塑造和驭使的玩偶，他以为，无权无势、或许还无能幼稚的民众，就只配让他操纵于股掌之中。他得意于自己的伎俩，看着在他的操控下，底层打上层，上层打底层，他坐收渔翁之利，成为所有人仰赖和信靠的“权威”。
半个多世纪以来，毛的遗风依然影响着中国的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权术之阴险，多见于口唱高调、挟持民意，以图登上权力之巅。“政治运动”就是权谋家操控、塑造民众贯用的套路。最为遗憾的是，有些人对于在“运动”中被操控，不仅是驾轻就熟，而且还能由此找到一种有归属感的快乐。更有心术不正者，怀揣野心，借整人之机顺杆往上爬。很多普通的中国人在经由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之后，学会了听话与麻木，学会了把本有的对他人、对社会的关怀权拱手交出，任由自己被“代表”，学会了放弃思考的自由，学会了做一个本本份份、埋头活下去的“类人孩”。
慢慢地，真理变得空洞了，信仰变得虚假了，腐败甚至罪恶自上而下地滋生着。没有来由又无处发泄的愤懑扭曲着人的心灵。然后，更糟糕的是，这些因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压抑、欺骗、伤害而生成的有毒的情绪，却在下一次的运动中成为火药，让受害者们成为加害者的帮凶！这就是“文革”以失控的形式爆发的文化心理原因。之后“文革”没有被国人彻底地反思与改正，人们只当它是当权者为小集团的政治利益而做出的一个错误的决定。不反思，就等于默许其余孽的延续；不反思，就等于在社会机体内继续纵容这种精神毒素的破坏与扰乱。
物至其极，必会终结。老子云：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返）。这可以说是规律，也可说是宇宙的意志。用北方一句形象的俗语说，就是：是疖子终归要出头的。现在一颗出了头、溃烂了的疖子就摆在中国政府面前。还要再遮蔽下去吗？还能够这样做吗？就我个人的脾气，相比那种温温吞吞、不清不白的“稳中求进”，我宁愿要那种给出全部真相的惊愕与波动，因为那是痛苦着的快乐，那是由混乱回归清明时必须要经历的阵痛。
我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职业与人生定位是一名教育者。教育的首要原则就是理解与尊重。给予一个人以善意，信任他，让他由此看到自己独特的价值，让他由感受到被爱、被尊重、被信任，进而去释放爱、尊重与信任于他人。其实不仅教育是如此，社会治理难道不应当遵循同样的原则？一个用爱、尊重与信任构成的社会才可能拥有持久的稳定与和谐。
然而积重难返。扭曲、严厉的政治生活塑造出了太多的弊习：冷漠、恶意、短视、自私、偏狭、功利主义、斗争思维、以强凌弱、无赖哲学……最近，不只是在网络上，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也已经听到了有人在“抱打不平”，说出的话弦外有音。也有的出语轻佻：“还不是又多了一名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这是民意吗？这真的就是中国大陆一些民众的“民意”。作为一名教育者，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我为这些人感到深深的悲哀；当我去设想一个领导人的心理，我猜想，他可能不免会对这些人可能会有的情绪波动生出一些忧虑。我以为，这种由长期的威权与高压制造出来的病态民族性才真正是社会稳定的破坏性力量，它正是有人敢于倒行逆施以搏得权位的所谓“民众基础”，是“窃国者”挟之以自保的重要底牌。摆在当权者面前的，是何其复杂的一个局面。
面对这种局面，与其勉为其难地包揽全局，费尽心思地操控形势，明争暗斗，不如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让天道大化自然而然去平衡一切，让基本的人性真理能够流行于世道人心，那才是化解困惑、解除危机、维持稳定的唯一办法。那罪恶有多深重？多残忍？加害者涉及多少人？受害者涉及多少人？……虽然因为在谎言里生活了太久，有些人在得知真相的最初可能会难以接受，但是，公布真相就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知情权的尊重，公布真相就是对社会、对人性的信任。毕竟绝大部分人都是愿意生活在真实中，而不是谎言里。只有真相能令丑恶逃遁于无形，也给那些长期被精神毒素操控的普通人一次考验与抉择的机会。只有人性尚存的人才能成为社会重生、价值重建的真正主体。要走出社会危机，公布完整的真相是唯一一条既正确又简捷的途径。
中国即将从半个多世纪的血泪史中走出，在一场波诡云谲的风雨之后，去迎接一个崭新的纪元。我想作为一名领导者，应该有能力预见到这即将到来的一刻。怎样才算不负自己的使命？在最后的过渡期，必须艰难而负责任地做出重大抉择。重大时刻的选择是决定性的。这一步错，则会步步错下去，乃至毁身灭国；这一步对，则生机一片，心灵自由。
王立军事件是一次机会。但它不止是一次打击政敌、重新洗牌的良机而已。领导者若有心在尘埃落定之前“华丽转身”，乘势终结积年累月的滔天罪行，以全新姿态迈向公民社会，它更是一个最佳时机。丑恶因自己的丑恶而将自己埋葬。若真的不愿再与丑恶为伍，就只能义无返顾地站在开明、正义的一方，除此之外别无它途，此外的任何模棱两可，都只会使斗争更加复杂化，甚至可能错失良机，被恶势力反噬，甚至与它同归于尽。王立军事件极具戏剧性，乃至有人说它实非人力能为，乃天意为之。我则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超验意志对中国人施予的一个大善意：它仿佛是一个无声的鼓励，如同给那举棋不定、进退维谷的领导者打开了一扇通往光明的大门。无论是为公，还是为私，走进这扇门都是唯一理智的选择。事已至此，不勉力上進，夫复何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