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方励之老师本人，是1988年6月5日。那一天是当时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任教，现在台湾《远见》杂志的发行人高希均拜访方励之，提出希望他介绍一些北大额同学认识，想进行採访。通过方励之在科大的学生刘刚的介绍，我和徐培，张毅声，黄伟文，邵江，刘刚，黄海新，季成等一起来到方励之老师在保福寺916楼1101号的家。李老师也一起和大家见面。当天谈话的具体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好在有历史记录，那就是随后的一期《远见》杂志中关于对11名北大同学以及草地沙龙的报导。採访中为了保护我们，给我用的化名是北大B系的A同学。
这以后，跟方励之老师，李淑娴老师的来往就逐渐密切起来。我自己也开始投入到北大的校园民主运动中。1988月6月，北大爆发柴庆丰事件，我参与了这次小规模学潮的核心组织“行动委员会”。事后，当局掌握了这个委员会的名单，我听说学校据此准备进行惩处，我是五个会被处分的学生之一。面对严峻的形势，我很自然地转向方老师求助。
我现在还保存当年的日记，其中有一段记述了当时方老师的态度，也算是原始记录吧：
“8月2日晚上我们到了方励之家，想听他的意见。李淑娴告诉我们，也许不会那麽严重，但是做好准备是必要的，她和方老师就随时做好了入狱，被驱逐的准备。她还对我们提出希望，就是一定要学好专业，要把知识学扎实，搞出成绩来。然后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努力，而不要参加其他什麽政治派别之间的明争暗斗。她说，很早之前，就有人表示可以牵线让方励之与邓朴方见面，即加入邓小平的阵营，方一口回绝。这些肺腑之言对我们来说是影响很大的。
方老师家是四居室一套，房间很大，门厅就有三个。正屋，中间是一块地毯，四周是半圆形一圈沙发，屋角的茶几上赫然是一尊大概是铜质的美国自由女神头像。跟学生聊天中，方励之说，苏联现在正在批斯大林，他是个魔王，杀人凶手，而在我们国家仍受到推崇，如果五一再挂斯大林像，他就可以拿红漆去往像上喷；他还表示，如果下学期开学，校方敢开除北大学生，他就要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舆论呼吁，这给了我很大鼓舞。我向他建议，可以组织一场北大与科大的辩论，由他当裁判，讨论民主问题，他听了大笑说‘那中共还不吓死了！’”
9月14日，父母专门到学校找我，告诉我：方励之李淑娴在去澳大利亚途中，经过香港转机的时候接受记者採访，当记者问到北大学潮之后是否有学生受到报复的时候，李淑娴代表方励之回答说：“对于草地沙龙论坛的组织者一年级的学生王丹，我们表示担忧。”后来我有惊无险，没有受到学校的处分，我认为与方，李老师这段话有关係，因为曝光而引起外界关注，反倒起了保护伞的作用。可见方，李老师为了保护我的用心良苦。
那时候跟方，李老师接触，感觉到他们一点架子也没有，对学生当作自己孩子一样看待，完全不见外。记得他们从澳大利亚回来之后，有一次我和邵江一起去帮李老师买沙发，回家以后李老师让我们在他家洗澡，自己做了简单的凉麵一起吃。那天方老师聊性大发，谈笑风生，我记得他说到搞民主运动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时候，那爽朗的大笑应当传到窗外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