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其工业生产在未来十年果如预测所料，平均每年增长八、九个八仙，苏联跟我们的经济差距将收窄至迹近危险的地步。」－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杜勒斯（Allen Dulles）在1959年向国会参众两院联席经济委员会作证发言。
中情局长有此一说不难理解。1956年，苏联的克鲁晓夫向资本主义国家叫阵：「我们将送你上西天」（About the capitatlist states… we will bury you.）；言而有验，再过一年，苏联的史普尼克壹号（Sputnik I）人造卫星上了太空，掀起美苏太空竞赛。
大家当又知道竞赛的结果了：杜勒斯发言后十年，美国人登陆月球；差不多半个世纪后，至今尚后无来者。资本主义国家未有如克鲁晓夫所愿上了西天，苏联可在三分一个世纪前解体了。
事实上直至苏联解体前夕，杜勒斯掌管过的中情局尚高唱其苏联威胁论，列根总统可不信邪，认为这个极权国家外强中干。他并非能中情局所不能，搜集了坚过石坚的情报，而是读通了海耶克：极权国家中央计划经济，资源无从藉市场调拨、发挥效益；表面看容或系威系势，在铁幕背后经济不可能发展出甚么个样。（欧美精英抹黑列根为文盲戏子，实则他熟读奥国学派的经典。）
列根总统本着自由市场比计划经济更能发挥资源效益的信念──其故安在，下文交代──启动「星球大战」（Star War）计划，发展拦截洲际飞弹的武器，以彻底清除核子武器的威胁。此招一出，揭开了苏联欲跟无力、终致解体的二仔底牌。
官僚计划来来去去只有两招
勾起此番回忆，皆因新近重读克鲁明（Paul Krugman）的《亚洲奇迹之谜》（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惊觉一切似曾相识。大陆经济年年双位增长，西方传媒不是一如六十年前的杜勒斯，大肆渲染「中国模式」如何威猛，其高铁、支付宝以至超级计算机如何能欧美所不能吗？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又按购买力计算，指中国早已爬了美国头，一跃而为第一大经济体。
然而克鲁明那篇四分一个世纪前发表的文章指出：这是套陈年旧片，大家看过不止一次，而是两趟。在五、六十年代，欧美的有识之士奉「苏联模式」若神明──克鲁晓夫当然乐于奉陪唱其双簧。到了七十年代，他们重弹旧调，吹捧日本官僚主导的工业政策如何神乎其技，弹指之间将坐上世界经济一哥宝座云云。新加坡的李光耀乃欧美精英的忠实信徒，充当「日本模式」粉丝唯恐不及。
克鲁明指出此非甚么奇迹，而是靠两个老掉牙的招数炮制出来。此两招者何？一、人海战术──调动大量农村人口投入工业生产；二、烧银纸──不惜工本投资生产设备。及其两招尽出，而生产力尚是不前，经济增长将放缓甚至衰退。亚洲的所谓奇迹如出一辙。
欧美精英向往苏联、日本模式，因为他们迷信官僚计划人定胜天。苏联（及开放前中国）的中央计划，固然由官僚指挥，日本（及开放后中国）的规划经济同样由官僚主导。两者的分别是官僚管控的范围有多大而已。精英鄙弃市场经济，他们视市场运作为无人驾驶；既无高瞻远瞩之精英干才计划掌控，那又怎能充份发挥资源效益？
然而海耶克告诉大家，市场非但有计划，切身利益攸关，计划市场活动的人掌握信息远较官僚为细致贴地，发挥起来则更具时效，是以更能适切到肉调拨资源，消除浪费；其效益绝非架屋叠床的中央官僚计划所能望其项背。
换言之，任何经济活动皆有计划。官僚计划，做不做皆拿三十六；加以机关重重，卡死调拨资源不可少的信息，以致下情不能及时全面上达、上令无以全面贯彻下达，形成资源浪费。反之，游走于市场的商贾贴身掌握此时此地的信息；其计划适时而应棍，发挥起来鞭鞭有力到位；纵有失误，资源浪费亦远较官僚计划为低，即是效率更高。
于此可见，市场经济跟计划经济并非意识形态之争，而是一场哪种体制更能让信息有效地为人民服务的竞赛。市场经济屡战屡胜，时刻唯利是图的商贾不是比官僚精英更有本事智慧，只是力不到不为财，他们更为肉紧此时此地的信息以适切调拨资源而已。
现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挂帅，一切权力集中在党中央，举国上下皆听命于党核心的指挥。那到底是糟蹋还是善用有效服务人民不可少的信息，还用多说吗？
「苏联模式」、「日本模式」一一追随克鲁晓夫骑鹤西去，「中国模式」安能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