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中国传播比较广的一条经济新闻就是地方政府纷纷修改经济数据，修改幅度之大，令人印象深刻。天津滨海新区政府将2017年预期的一万亿GDP调为6654亿元，调减幅度近三分之一。整个天津市2016年的GDP相对2015年萎缩幅度超过12%。内蒙也公开调减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30亿元人民币，占总量26.3%，核减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0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40%。而此前已经有辽宁省政府承认财政收入严重失实。

地方政府如此大幅修改经济数据，相当罕见，但舆论反应并不强烈，因为公众早已知道政府数据泡沫严重。但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刻进行这种修正呢？修正后的数据是否就真的准确呢？有评论说，挤掉泡沫的重要原因是中央一直用GDP增长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那么，现在挤压原来GDP的水分，是否意味著不再如此呢？我认为不是，而是因为原来的GDP水分太大，在这个基础上考核经济增长不仅失效，而且无法让中央判断地方经济的实际状况。因此，对于那些经济下滑严重、财政需要补贴的地方政府，不得不重新谈判基数，同时把新的增长与中央财政补贴“挂钩”，这样才可能逼著地方政府采取实际措施维持一定水平的经济增长。

这是否能真的激励地方经济增长，避免新一轮的虚报？我以为是大有疑问的，但调减原来GDP数据，确实反映了地方经济和财政状况的严重恶化，中央和地方不得不进行谈判来缓解地方财政的危机，否则地方政府乾脆躺倒不干，就会爆发政治危机。

在这一情势下，中央政府采取什么办法来缓解财政危机，是今年观察中国经济的一大看点。各方面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出台房产税。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议论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在一些地方进行了试点。那为什么中央的态度还是不明朗呢？我最近就这个问题请教了一位朋友，他的看法令我信服。他认为今年出台房产税的可能性不大，如果真的出台，效果也不会好，反而会引发更大的危机。

房产税之难，既有技术方面的，更有政治方面的。在技术上，房产税的大部分无法从交易过程中扣缴。也就是说，如果房主拒交房产税，政府很难办。何况很多人都认为，拒交房产税是有理可依的。道理之一，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大部分商品房的价格中，已经包含了政府一次性拿走了的七十年土地使用费，再开徵房产税，于理不通。更深层的道理是，房产税在法理上应直接用于提高当地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因此，房产税与地方民主监督的关系非常密切。也就是说，房产税与流转税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这种直接税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在不扩大民主监督公共财政的前提下，硬性开徵房产税，会有很大的政治风险。

那政府还有别的选择吗？一些人认识到，最大的可能就是加大“打黑”的力度，也就是向富人开刀。这就是当年薄熙来在重庆的办法。这个办法的政治风险也很明显，但若没有别的办法，政府也只好选择铤而走险。但我相信现在不至于像薄熙来当年那么蠢，而是会尽量用各种软刀子。比如说，人民币最近的升值，就是从出口企业多刮一层皮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