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信仰马克思主义到重新认识
二、\”四人帮\”垮台后各种政治力量的角力
三、1979年1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
四、我的思想解放之路
五、\”清除精神污染\”及其破产
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波澜
七、山雨欲来――1988年\”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
【注释】
中共领袖毛泽东相信掌握\”笔杆子\”，亦即控制意识形态对于取得政权并巩固政权，和掌握\”枪杆子\”一样重要。因此，无论在夺取政权之前还是在掌握政权之后，中共均极重视制造舆论和控制意识形态。只是在中共建国以后，由于其所作所为与其奉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差太远，为了维持其虚伪的合法性，控制意识形态更形严厉。
我曾在中国大陆长期从事思想理论研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以后，我参加这种工作更多，有一段时期还担任某一方面的领导工作。现在择要将\”文革\”以后中国的意识形态斗争和我自己在其中的思想变化笔之于书，或能有助于了解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理论界在追求民主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中之嬗变。
一、从信仰马克思主义到重新认识
意识形态（Ideology）一辞，源出希腊文的Idea和Logos，字面的含义是\”观念的知识\”，但国际学术界对此有多种解说。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如中国，比较广泛采用的观点，是马克思所说的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第二个方面：制度的意识形态，观念和信仰体系。这个体系包括社会舆论，道德观念，理论体系，政治思想、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我采用这个概念，因为它最能概括地反映思想、文学、理论各个方面。
共产党在理论上承认意识形态有重大作用，相信意识形态会形成某种政治气候，影响政治的发展，因此，向来利用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或武器并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极严。他们不容许不同意见出现，一旦出现，即便是在萌芽状态，就要展开批判。这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斗争。在1978年以前，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是单方面的，只有自上而下的批判，没有人能够或敢于对上层领导提出不同意见，更不要说反驳了。一旦受到上层领导的批判，被批判者便失去发言资格，无权反批评，甚至还要被\”专政\”。广大的知识分子没有可能、也没有胆量为维护自己的观点而坚持，而反驳。更常见的是人们随着领导者的指挥棒转，指到哪里，批到哪里。在\”文革\”时期，\”四人帮\”提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理论并付诸实施，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达到荒唐的地步。凡是不同意毛泽东思想的人，都被视作阶级敌人，遑论批评和反批评的辩论。
\”文革\”以后，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决定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较过去放松，虽然历经曲折，毕竟有宽松的时候。这就为不同观点的提出以及不同见解的论战、批评和反批评提供了可能。正如李洪林所说，\”在1978年以后中国思想界大体上就在这种\’批判-沉寂-活跃\’和\’再批判-再沉寂-再活跃\’的周期中度过的。\”
1．\”文革\”以前的学术大批判
学术大批判是中共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其做法往往是先确定批判对象，包括人和观点，然后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批判，联系其历史和阶级出身，最后变为政冶问题，连人带观点一并定性整肃。中共领导人虽然也说要区别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但实际上学术大批判往往引导到政治斗争，有的学术批判是预谋为政治斗争开路，有的学术批判本身就是政治斗争。中共执政以来，学术大批判一直是控制意识形态以至控制政治的一个重要手段。
1951年春，毛泽东亲自发动和指挥批判电影《武训传》，开了政治干涉文艺和由学术批判上升到政治批判的恶劣先例。此后，在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大批判绵延不绝，如批判梁漱溟思想、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从此万马齐喑。但毛泽东意犹未尽，1962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为纲\”，在学术思想界到处找靶子批判，被罗织罪名加以批判者不胜枚举。1965年，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邓拓的《燕山夜话》和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开始，揭开了\”文革\”序幕，随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革\”期间，学术大批判、政治大批判不可计数，批判的对象居然有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以及中国古典小说的主角宋江等，简直患了\”批判狂\”。
2．我在\”文革\”以前的学术大批判中
在1949年到1978年这历时29年的\”学术大批判\”狂潮中，像我这一代研习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在其中起的是什么作用，值得反思，俾使后来者汲取教训，少犯错误。为此，简单叙述我的经历，对于了解知识分子在中共政权下的情况，应该是有意义的。
我于1941年毕业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该校以理工科著名，我是少数对社会科学感兴趣的学生。后来入上海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我转学到重庆大学会计统计系。大学毕业后先就读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后转学南开经济研究所，当时学习和研究的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是从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开始的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南开经济研究所是著名学府，藏书丰富，教授有蒋硕杰、刘大中、吴大业、徐毓楠、陈振汉等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学派在南开经济研究所有很大影响。
1946年，当我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就读时，正值国共短期合作。中共在上海马斯南路有一处周恩来公馆，该处的许涤新和刘方华（现名蔡北华）经常到复旦大学联系学生，举办读书会和时事座谈会。许涤新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我在重庆大学读书时常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读到他的文章，颇为心折，在上海和他建立了良好的友谊。经他介绍，我开始读沈志远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和马克思的《资本论》，觉得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很有道理。我当时还不能完全转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是二者并读，认为可以互相补充。同时，许涤新也推荐我读一些中共文件和毛泽东的著作，我觉得新民主主义符合中国的实际，颇有道理。
1949年初天津解放，是年夏，我在南开经济研究所毕业，取得硕士学位。当时和我一起取得硕士学位的有聂宝璋、吴兆契，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硕士。不久，中共便取消学位，一直到1978年以后才恢复。
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乃大学集中地区，为了改造和吸收青年知识分子，中共于1949年7月在清华大学举办\”华北各大学毕业生暑期学习团\”，参加者约三百人。中共中央对学习团十分重视，记得任弼时、薄一波、黄松龄等都去做过报告。当时中共正处于上升期，挟军事胜利之威望，注意团结，实事求是，注意说服，锐意进取。学习团各级领导和工作干部均以身作则，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给人以良好印象。学习历时两个月，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常识、新人生观、毛泽东著作（主要是《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以及中共的文件、政策、法令。当时的学习团空气比较自由、民主、舒畅，加以当时宣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强调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与国民党政权的专制腐败成鲜明对比。我和大多数学员一样，思想上自愿拥护中共。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应许涤新之约去上海。当时许涤新主持华东财委，因缺乏干部，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办了一个研究班，训练适应新社会要求的财经干部。我在该班任助理研究员，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毛泽东著作和中共的政策法令，对中共的理论和政策有进一步的认识。中共当时以较快的速度恢复了生产，制止了国民党政府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扫除了旧社会的娼妓、吸毒、赌博等丑恶现象，上海市长陈毅对知识分子礼遇有加。这一切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及中共的理论政策更有好感，用共产党的说法就是越来越靠拢党，成为党的培养对象。当时复旦大学的共产党领导人多方启发我入党的要求。
中共建国后采取对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全面学习苏联。从中央开始，各个领域大多聘请苏联专家作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各系、各主要教研室都聘有苏联专家，征调全国各大专院校骨干教师去学习。我于1950年秋被派到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进修。在人大，苏联专家讲授马列主义基础（实为苏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课本以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为主，兼读一些苏联教材，资产阶级经济学则成了批判对象。苏联式的训练是很严格的，但大部分是教条主义的。后来有人说，中国人民大学聘苏联专家讲课，使教条主义流毒中国社会科学界。 此话一点也不错，这种流毒长期影响我的教学和研究。
因复旦大学急需经过训练的教师上课，一年后我即回到复旦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政治经济学是基本的政治课之一。这时大学的课程采取苏联的教学方法，讲稿都在教研室内讨论过，极为教条拘谨，每年的修订也是跟着共产党的政策的改变而变化。
我经过多次申请，于1953年7月被批准加入中共。因为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党员比较少，我转正不久即兼任党的工作–经济系教师支部书记和经济系总支副书记，当时称为\”双肩挑\”，即既担任党的工作又担任教学工作之谓。当时党内教育主要是要求每个党员作一个可靠的螺丝钉，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绝对不允许有不同意见。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是：当时的党委副书记王零曾批评一个党员说：\”他有几个脑袋， 敢向政治局委员提意见？\”
我在复旦大学那几年，参加了多次运动，从土地改革、思想改造，到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在运动中算是\”经受了考验\”。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和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中，因为我说实话，反对浮夸和大炼钢铁，并与被冤枉打成\”右派分子\”的洪文达关系较好而受到批判。但我先后受到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汤德明和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的保护，得以过关。据悉，杨西光当时曾说：\”我们刚培养了一些人，若都打成右派，我们就没有人了。\”
1959年我被调到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杂志社任编辑，该社主要编辑有冯岗、马达、钦本立。他们三人因反右运动中的言论受到\”严重警告\”处分， 但他们在编辑部中仍有不少自由言论，使我很受启发。1962年中国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各省市的理论刊物一律撤销，上海的《解放》杂志亦然。我被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理论组工作。当时的宣传部长是夏征农，副部长是俞铭璜。俞铭璜主管理论组，他有文化人的气质，思想解放，对我亦有启发。
不久，中苏论战愈演愈烈，中共中央调集大批理论工作者去北京参加论战的准备工作。我被调到北京参加《人民日报》领导的《五评–战争与和平》的资料研究工作。当时，《九评》的各组都要编出五本书，供正文写作者参考。我们这个组最后编出的五本书是：《马恩列斯论战争与和平》、《毛主席论战争与和平》、《修正主义者论战争与和平》、《铁托论战争与和平》和《帝国主义者论战争与和平》。写文章要找出\”理论根据\”，是当时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风尚。
1964年完成编书任务后，我被《人民日报》社调去任理论部经济学组组长。1965年秋，我奉命去北京附近的房山县参加\”四清\”运动，任该县天开公社上中院大队的四清工作组组长。
1966年夏秋之交，\”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从\”四清\”工作组回《人民日报》社，不久就被批判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先是\”靠边站\”达数年之久，后来被调离理论部到国际部做资料工作，也被多次下放到《人民日报》的\”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和大多数干部一样，在十年动乱中，我不能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能研究，不能写文章，不能讲课，虚度我从43岁到53岁的十年宝贵时光。但也幸而因此，我没有写过任何支持\”四人帮\”观点的东西。
从我的经历来看，我本来是一个向往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在中共的思想改造、党的教育和各种运动的\”锻炼\”中，逐渐变成一个听话的干部、忠诚的共产党员。我深受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为斯大林主义）的影响，盲目地相信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是不会犯错误的。有时感到想法不一致时，总认为自己不是无产阶级，受的锻炼少，错误的不会是党和毛泽东，而是自己动摇、 立场不坚定的表现。直到养成一种习性–没有独立人格，不会独立思考，盲目遵从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指示。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我的这种习性：1961年我在《解放》杂志工作的时候，人民公社正在推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开始时，\”队\”指的是生产大队，我奉命写一篇文章，阐明生产大队作为基础是符合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不久，上面又说\”队\”是生产队了（即俗称之小队），于是我又奉命写另一篇文章，阐明生产队作为基础是符合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好像前一篇文章根本没有写过一般。实践证明，无论怎样解释，\”队\”都是不行的，因为连人民公社本身都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可见这种盲目听从领导指示的论著，毫无科学性之可言。
在\”文革\”前的学术大批判中，我虽然也受过一些批评，但因为一向是个听话的干部，与领导的关系较好，所以往往在被批判而检讨以后，受到领导的庇护。另一方面，在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听党的话发生矛盾时，我往往把听党的话放在第一位，不能坚持良知所要求的真理。因而在学术大批判中，我往往成为共产党的\”可靠助手\”。
中共组织学术大批判，大致分为几种不同的情况，我曾在不同的情况中起不同的作用。 但是从来不能站在被批判人的一方与领导抗争。
一种是配合运动的学术大批判，主要是由党中央通过中央宣传部和各级地方宣传部来组织。先在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中，然后在一般党员中开\”打招呼会\”，然后正式布置，告以批判的目的、任务以及党员干部和党员的作用。如在抗美援朝中反对\”恐美、崇美、媚美\”思想，在\”反右派运动\”中批判各种\”右派\”言论。这种批判没有人能置身其外，都要在会上表态，发言批判所谓的错误思想并斗争所谓犯错误的人，最后在会上做出结论。如果党员在这种批判中表现不积极，就要受到处分。
一种是党的宣传机关，特别是某些自认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发现某些他们认为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就首先组织少数人议论，确定错误的实质，准备组织批判会。一般先是地方上的、比较小规模的学术批判会，然后逐渐扩大，有的可以成为全国性的批判会，甚至转化为政治斗争会。以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为例，开始是文艺界的批判，我可以不参加， 因为我不是文艺界的；一旦升级为\”反革命集团\”，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要学习毛泽东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写的序言和按语，参加声讨大会。
如果与我的本行有关的，往往一开始就被征集。例如1963年上海市委发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平心的\”生产力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会长罗竹风就召集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传达上海市委的看法，要大家讨论。实际上市委的看法已是定论，找少数人议论，只不过是说服、通知。然后就安排批判会，参加会议的人分工写发言稿和文章。但由于这个问题学术性较强，难以升级扩大，学者可以借口与自己的专业不对口，根据自己的看法参加或不参加。如果是由中央组织的，目的性较强的，如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的批判，开始限于哲学领域，后来升级到\”否定辩证法\”、\”否定三面红旗\”，于是各个学术领域都要参加批判。当时我在《人民日报》工作，就奉命写了一篇在经济建设方面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有的批判变成长期性的，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中宣部1963年批判孙冶方时，号召全国各地经济学界参加批判，并在北京组织双周座谈会连续批判孙冶方。我有次从上海出差去北京，中宣都还要我去参加双周座谈会。
总之，应该承认，我在\”文革\”前的学术大批判中曾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恐怕今天的一些思想解放，被中共视为\”异议分子\”的人士，当年很少能够抵制这些学术大批判，只是在参与程度上有所不同罢了。此乃形势使然。直至\”文革\”结束以后这种情况才开始有所转变。
3．为批判\”四人帮\”作理论准备
1974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时在国务院建立了一个\”政治研究室\”，集中了一批\”文革\”前曾在思想理论界担任领导工作的人，如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林涧青、冯兰瑞等，也集中了一些年轻的理论工作者。该研究室作为邓小平的思想库，研究\”四人帮\”的论点，分析理论界的动态，为邓小平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也组织小型研讨会，团结理论工作者，同时传达邓小平的一些想法，写文章进行宣传。政治研究室做了大量的工作，其成员以辅佐邓小平、打倒\”四人帮\”为己任，并为日后的思想理论工作打基础。所以他们思想比较解放，钻研得比较深，也比较实事求是。我当时还在《人民日报》\”靠边站\”，因为以前和于光远有旧，遂经常走访政治研究室，并和该室成员建立了较好的关系，经常交流一些情况和意见，参加理论讨论，承担一些任务。这对我日后的思想转型很有益处。
1975年11月，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政治研究室成了被审查批判的重点。该室有一名龙姓青年起来造反，夺了研究室的领导权，开展揭发批判。当时，胡乔木给江青写材料揭发邓小平。江青不但把胡乔木的交代揭发材料在党内散发，还交给红卫兵小报刊载。但于光远、冯兰瑞都坚决地顶住，不批判邓小平。这时我已经不能走访政治研究室，但和于光远、冯兰瑞等仍保持密切接触，经常交流并讨论思想界的情况、\”四人帮\”的谬论以及马克思主义问题，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76年爆发了\”四五运动\”。这是从南京发起的一场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实际上是针对毛泽东）的广泛的群众运动，到4月5日在天安门达到高潮。这场群众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但为不久后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社会基础。毛泽东虽说\”镇压得好\”，但事实上他知道自己已丧失民心，运动的矛头是针对他的，因而病势加重。9月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失去了最大的保护伞，终于在1976年10月上旬被\”一举粉碎\”。此际，迟浩田被党中央派到《人民日报》社从事整顿，以清除\”四人帮\”的势力，我从国际部回到理论部。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在论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时说：\”我们的时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固然不错，但是秦始皇的专制阴影仍在，\”文革\”结束后的十余年，又是几番风雨。这十余年间，我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几历沧桑，饱经踣跌；但是在对马列主义理论的认识上，特别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于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态度上，倒也不乏一些转变中的收获。事后思量，竟有类似冲破罗网。自由呼吸之快！
二、\”四人帮\”垮台后各种政治力量的角力
1．理论工作者主动参与批判\”四人帮\”
\”文革\”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在政治思想领域彻底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及其流毒，进而纠正\”文革\”和历来的左倾错误，是\”文革\”后的重要理论任务。于光远在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如前所述，早在1975年，政治研究室的成员就组织了一批理论工作者研究\”四人帮\”的谬论。\”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于光远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组织更多的理论工作者整理和研究\”四人帮\”的谬论，拟定了应予批判的谬论目录，确定批判文章的题目，组织适当人选参加写作。最初只有少数人聚集在史家胡同于光远家中，夜以继日地工作。于光远抓了两本书的写作，一本是林子力和有林执笔的对\”四人帮\”歪曲生产力作用的批判，另一本由冯兰瑞和我执笔，书名为《对\”四人帮\”歪曲按劳分配理论的批判》。于光远还就这两个问题组织多次讨论会。冯兰瑞和我也写了几篇文章刊登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先于中共中央文件率先在经济学界开始批判\”四人帮\”。我非常投入地参与其中，大家心情舒畅，意气风发，似乎感到新时期确实要来了。
中共中央1976年底才开始发布文件揭批\”四人帮\”,于1976年12月10日、1977年3月6日和9月23日，先后发表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行》的三批材料。其中第三批材料的重点是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在各方面的表现,力图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进行理论上的批判。这三批材料怕触及毛泽东而顾虑重重，讲得不彻底，但在促进和推广对\”四人帮\”的揭发批判方面仍起了一定的作用。材料的公布打破了一些人的顾虑，动员了更多人参与批判\”四人帮\”和左倾错误路线。以前于光远组织的理论讨论会参加者不过一、二十人，此时动辄数十人以至百余人。很多大学如北大、人大的教师也参加了这些讨论会。在讨论会的基础上，于光远提出一项很有远见的建议：分别成立各种\”学会\”，如按劳分配研究会等；然后由小到大，组织包括这些小的研究会在内的较大的研究会，如经济研究会等。这样，不但组织了群众，还为未来的市民社会奠定基础。因为这种学会是民间组织，不受任何其他组织的控制。我积极协助于光远开展这项工作。
2．体制内外的四种政治力量
\”四人帮\”垮台后中央提出的口号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乱\”指的是\”四人帮\”和\”文革\”时期提出的种种谬论和错误政策，对此大家均无异议；至于什么是\”正\”，当时没有深切的研究，但解释却有不同，总的提法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但其中内容便各有解释了。
有人认为，毛泽东思想路线就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文革\”之所以犯错误只是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因此，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回到毛泽东思想路线就对了。这些人就是后来所称的\”凡是派\”。
有人认为，\”文革\”前，特别是50年代中共的理论和政策就是马克思主义路线，50年代是中国的黄金时代；毛泽东在\”文革\”时的理论和政策有错误。排除这种错误，回到\”文革\”前，特别是回到50年代中共的思想路线，就万事大吉了。这可以称为\”还原派\”。
有的人认为，\”正\”不是指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理论及政策，凡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不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理论政策都要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能教条主义地理解，它本身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这可以称为\”改革派\”。
这三派都是以共产党政权存在为前提的，故通常把这三派都称为\”体制内的\”。中共党内不存在彻底排除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主张实行西方民主体制的激进派。这种派别在党外。后来有小部分人从党内转入这个阵营，可被称作\”激进民主派\”，通常称这个派别为\”体制外的\”。\”文革\”后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变化多端，大体上可以从上述四个派别的合纵连横、分化改组、此消彼长中看出一些端倪。
3．\”党内民主派\”的出现和兴起
西方学者称\”党内民主派\”为党内\”异见分子\”，中共的保守派称之为\”自由化分子\”。\”文革\”后在中共党内外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包括党内干部中，出现了一批敢于面对真理、要求民主的思想解放的人士。这部分人逐渐增多，形成了一股民主力量。他们要建树独立的人格，拒绝盲目服从，坚持独立思考，甚至触犯当权者也不畏惧。其中很多人过去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听党的话的干部，或者是紧紧跟随共产党的人士。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常常是海内外人们所关心和希望了解的问题。就此写文章的并不多见，前《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在\”听话、不听话――回忆党报改革探索的一段历史\”一文中，对自己从\”听话\”到\”不听话\”的转变作了深刻分析。胡绩伟在\”文革\”前长期担任《人民日报》主持日常业务的副总编辑。他尊重领导，服从指挥，被各级领导认为是一个很听话的干部。中央正确的时候，报纸正确，他当然也正确；中央政策出毛病时，报纸也出毛病，他也犯错误。但是，即使是在犯错误的时候，由于他听话，服从领导，属于跟着上边犯错误，所以总是不受惩罚。像\”反右\”那样大的政治运动，他也没有挨整，而是跟着整别人。\”文革\”中他逐渐清醒，粉碎\”四人帮\”后真正猛醒过来，对多年来深信不疑的理论、信条、传统以及最崇敬的领袖人物的信念发生了动摇。他深感过去讲了那么多的\”光荣、伟大、正确\”，\”句句是真理\”，事实却走向了反面；过去一直号召严格遵守组织纪律，甚至\”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对毛泽东的崇拜要崇拜到迷信的程度\”，结果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重大灾难。胡绩伟痛心地说，经过十年内乱的惨痛教训,他这个完全听话的人才逐渐有所醒悟，但已经是\”老时醒，醒时老\”了。
我也有类似的经历。我首先是从书本上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为共产党是为这个理想而奋斗的。解放初期共产党的成就确实很大，使中国大陆实现统一和独立，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我心目中确实有极大的威信，自己有心悦诚服之感，不能说是由于某种力量的\”压服\”。日积月累，共产党在领导中犯了一些错误，如思想改造中的过火、\”三反\”\”五反\”中冤屈了一些好人，但我觉得事后都能\”平反\”，因而认为共产党是可以自我纠正的。第一次使我产生怀疑的是\”反右派运动\”。我有若干朋友被打成\”右派\”，我很清楚其中某些人决不反党。例如复旦大学的洪文达，我们认识多年，同在吴承禧（上海经济研究所教授）领导下，与寿进文、伍丹戈等一起编写政治经济学分册。当时上海经济研究所的黄逸峰与吴承禧有矛盾，要把我们几个人打成反党集团。结果吴承禧被打成\”右派\”，我因得到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汤德明的保护而幸免。洪文达没有人保护，难逃厄运。我当时任复旦大学经济系教师支部书记，深知非洪文达之罪，但无法替他解脱，只好拖延作出决定的时间。后来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王零对我说：洪文达之为\”右派\”是上海市委定下来的，你若不办，将受牵连。这样我只好组织一些教师罗织编排洪文达的\”罪行\”，违心地把他定为\”右派\”，因此深感内疚。当时我明知不对却不敢提出不同意见，不过对共产党的正确性已发生怀疑。1958年\”大跃进\”时，我因下乡，深知高产田、小高炉、放卫星都是虚报，曾提出不要搞浮夸，因而受到批判。当时我看到别人在运动中受到打击的严重后果，屈从了压力，被迫作了自我批评，免去了\”右倾\”帽子的威胁。到了\”文革\”时期,我更加感到共产党之言行不一，无论理论和实践，日益走向\”左\”的谬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变成了宗教式的迷信，什么\”早请示、晚汇报\”，开会先读毛语录，山呼万岁，跳忠字舞等，实令我辈知识分子不能忍受。当时知识分子被贬到\”臭老九\”的地位，在\”全面专政\”的口号下，知识分子更成为专政的对象，文化专制主义达到极端。当时我们这一辈的知识分子确实处于一种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公开怒的状况，一时万马齐喑。\”文革\”十年，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终于把中国推到经济政治崩溃的边缘。
\”文革\”之中，特别是\”文革\”结束后，我曾和朋友们议论，认真反思，深感毛泽东和中共的极左路线，以及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确实给中国带来灾难。这当中，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究竟有没有责任呢？回想我在\”文革\”前所写的文章、所讲的课，大多是描述毛的思想，宣扬\”左\”的路线，几乎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因而我认为，在宣扬个人迷信和推动\”左\”的思潮中，我也是有责任的。
毫无疑问，\”文革\”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摆脱束缚，敢于\”致良知\”，追求真理，试图建立独立人格和独立的思想，成为解放思想的先驱。较老一辈的有黎澍、胡绩伟、于光远、李锐、王若水、于浩成、李洪林等，中年一辈的有严家其、刘再复等，还有一大批青年一代。不少知识分子不再是\”文革\”以前唯上是从的驯服工具，更不是\”文革\”中日夜认罪、任人宰割的奴隶。一些具有独立人格，勤于独立思考，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的服从良知良识的知识分子于70年代末开始出现――这些人可以称为\”党内民主派\”。他们是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反对文化专制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重要力量，也是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4．\”凡是派\”执掌权柄
\”四人帮\”被打倒，\”文革\”结束了，但在\”文革\”中得益的人–得到毛泽东\”你办事我放心\”的\”衣带诏\”的华国锋和被称作\”小四人帮\”的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以及一批中下层干部，却执掌著国柄和各级大权。为了争取民心，他们也要揭批\”四人帮\”，但这不过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合法性和既得利益，所以他们希望揭批\”四人帮\”时不触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也包括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和政策。
华国锋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但他在党、政、军各方面没有业绩和根基，只能依靠对毛的个人崇拜并制造人民对他的个人崇拜来树立威信。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他在1976年10月26日对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讲话时提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就不要批评\”。1976年11月24日，他在\”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讲话中说：\”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就要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1977年1月上旬，全国人民自发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周年，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等人重新出来工作。华国锋竭力设置障碍，压制民众的要求，他要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思想写进一个讲话提纲里。在华1977年1月21日的讲话草稿中，出现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后来，华国锋提出按此精神写社论，于是他的\”秀才班子\”―― 理论学习组的李鑫、郑必坚等人[1]在起草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时，把\”两个凡是\”写进社论中，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2月4日，汪东兴在社论清样上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多次修改，我看可以用。\”
这篇社论提出的\”两个凡是\”成了\”凡是派\”的纲领。\”凡是派\”的势力不容忽视，在最高层有身兼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家主席的华国锋，有掌握意识形态、北京市委、军委的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和纪登奎，中宣部长张平化、总政宣传部长李曼村、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记协书记吴冷西，下面的秀才则有李鑫、郑必坚等。他们控制了党政权力和意识形态，成为揭批\”四人帮\”、反对\”极左\”路线和\”极左\”思潮的主要障碍。凡是派\”认为，\”四人帮\”的路线不是极左，而是极右，他们对批判\”四人帮\”设置了许多框框，不许触及\”文革\”及以往的\”左倾错误\”，并规定揭批查的重点只能放在中共十大以后，特别是\”批林批孔\”之后。这就严重地束缚了理论界的手脚。
5．民间非马克思主义民主派的成长
这一派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废除一党专政，实现类似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唤醒社会的民主意识，发展社会独立的政治力量，进行激进的政治斗争，这样才能取得真正的民主、自由和人权。
这一思潮最早可溯及\”文革\”时期，其中突出的事件有1967年发生在湖南的\”省无联事件\”、1974年广东的\”李一哲大字报\”、1976年爆发的\”四五\”天安门运动、1978年至1979年的西单\”民主墙\”及当时的民间刊物，以及1982年北京大学所在地海淀区人民代表的竞选活动等。这种思潮倡导者的理念与官方立场往往是对立的，他们主要是社会上思想激进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其中多数活跃于不同时期的社会民主运动中，后来有科学界、文化界的某些著名知识分子加入这个行列，如方励之和王若望等。这一思潮的观点以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及\”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两篇文章为代表。这个非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派涌现之初，未受到党内民主派的注意，甚至因前者属\”体制外\”，\”体制内的\”党内民主派还有意无意地加以回避。因此当时两派并未相互支持、相互呼应。
6．批判还是维护\”文革\”理论：与\”凡是派\”的较量
当时胡绩伟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我在该报理论部工作，经常协助于光远组织讨论会。虽然理论部经常受到来自上面的极大压力，胡绩伟以他无畏的精神，力撑局面。毛泽东在\”文革\”时期提出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核心是四个观点，即\”全面专政论\”、\”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批判\”唯生产力论\”和资产阶级法权。《人民日报》于1977年初开始组织文章批判\”四人帮\”提出的\”全面专政论\”，这是\”四人帮\”的一个主要谬论[2] ，批判它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不须请示。但是，当《红旗》杂志给汪东兴写报告请示要不要批判宣扬此观点的文章时，汪东兴于1977年2月4日批示道：\”这两篇文章是经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这一批示被印发给所有单位。《人民日报》查核了该文原稿，发现\”全面专政\”不是毛泽东的话，而是陈伯达加上并改为黑体字的（当时规定，毛泽东的原话都要用黑体字排印，以示重要）。于是《人民日报》把这一情形登在《情况汇编》上，结果上面来电质询说，此语虽是陈伯达的，却是毛主席同意了的，并声称此文的最后稿样在他们那里，报社保留的原稿不是最后的稿样。《人民日报》被逼无奈，只好说，请你们把最后的稿样拿出来，如果你们说的对，我们可以重新刊登。但汪东兴拿不出最后稿样，此事才不了了之。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凡是派\”的蛮横无理，也可看出双方斗争的尖锐程度。
不久，汪东兴领导的中央文件起草小组在为3月中央会议起草报告时，居然把上面四个观点写进文件中。为这个草稿征求意见时，它理所当然地遭到众人的批驳。许多人说，把发动\”文革\”的理论依据写进批\”四人帮\”的报告里，太不像话。这样才去掉了。从批判\”全面专政\”论到批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多篇文章。
关于按劳分配问题，我们在1977年至1978年连续举行了四次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会。我与冯兰瑞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多篇文章。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主持写的\”贯彻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那时是\”还原派\”和\”党内民主派\”联合对抗\”凡是派\”的阶段，胡乔木、邓力群与于光远的关系尚好。胡乔木的这篇文章首先在政治研究室讨论过，后来又把稿子送给我和其他人提意见。该文的发表震动了全国。但是，在1978年5月12日的宣传会议上，汪东兴责备《人民日报》没有党性，不是按党性办报，是按个性办报。尽管如此，《人民日报》还是继续发表文章，指出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权利\”（即毛泽东、张春桥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的误解。这样，所谓\”按劳分配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基本上被澄清了。
对极左路线的批判也是很曲折的。毛泽东和\”四人帮\”当权时代不让批\”左\”，粉碎\”四人帮\”后某些当权者仍然不让批\”左\”。1977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林彪、江青集团的路线是\”假左伪装\”，绕了一个弯子。1978年3月23日，《人民日报》登了黑龙江省为其曾受\”四人帮\”讨伐的1972年批\”左\”文章翻案的文章，表明不能再批极右，应该批极左了。这些文章登出来后，都遭到某些\”凡是派\”中央高层领导人的批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才确定林彪、江青的路线是极左路线，不是极右。《人民日报》又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才把这笔帐基本上算清了。不过，在中共的领导思想上，这个问题迄今也未完全解决。
极左路线在经济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斗争也最尖锐，农业方面尤其明显。当时主管农业的某些领导人如王任重等，仍然热衷于极左路线。《人民日报》想发表强调家庭副业、集市贸易、长途贩运的讨论文章，向上送审时经常被扣、被删，有的领导人甚至公然批示说，家庭副业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不能当作社会主义的补充。《人民日报》宣传了按劳分配，被批为反对政治工分，是砍大寨红旗；《人民日报》批判\”穷过渡\”，他们就说，只有穷过渡才能富；《人民日报》主张生产队的自主权，他们就说，这是不要党的领导；《人民日报》提倡多种经营，他们就说，这是反对以粮为纲。他们认为，\”全国学大寨\”是毛泽东倡导的，谁批判大寨式的农村政策，谁就是\”反大寨\”、\”砍红旗\”。虽然《人民日报》受到很大的压力，但在胡绩伟的领导下还是坚决顶住了。
\”四人帮\”否定1949年到1966年\”文革\”前的十七年成绩的办法，就是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否定。诸如\”文艺黑线\”、\”教育黑线\”、\”新闻黑线\”、\”公检法黑线\”……，一切都是\”刘邓黑线\”。他们藉口某个领域是\”黑线专政\”，便把这个领域的主管领导人打成\”黑线人物\”。当然，不能说那十七年各个领域都没有错误，但是全盘否定是不符合实际的。在\”文革\”时期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此是不服的，只是慑于专制的淫威，不敢公开反对。\”四人帮\”被粉碎后，大家理所当然要求翻案。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精神枷锁，要推翻所谓\”教育黑线\”之评价，就首先要推翻这\”两个估计\”。但是\”凡是派\”却坚持说，\”两个估计\”是1971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录上写的，是毛主席批准的，所以不能改。与此同时，\”凡是派\”还认为，\”文艺黑线\”也不能平反，因为\”文艺座谈会纪要是毛主席亲自修改过三次的，怎么能翻？\”
然而，《人民日报》适应广大群众的要求，不顾\”凡是派\”的压力，冲破禁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把\”教育黑线\”、\”文艺黑线\”以及其它许多所谓\”黑线\”逐一平反了。
7．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在与\”凡是派\”较量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凡是派\”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实际上是在维护\”四人帮\”所设置的禁区，要彻底批判\”四人帮\”，就必须从根本理论上予\”凡是派\”以打击。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是与\”凡是派\”的一场决战，\”凡是派\”失败了。中共官方过去把这场讨论归功于邓小平与胡耀邦；胡失势后，又全部归功于邓小平。实际上，这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力量结合互动的成果。我并不否认邓小平与胡耀邦的功绩。邓小平从1977年提出\”要完全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当时主持中央党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在1977年底提出研究党史要以实践做为检验真理、分辨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这些都功不可没。但不能忽略其他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提出和新闻界大力宣传真理的实践标准所起的作用。只有新闻界大力宣传，才能克服民众的思想混乱。
1978年3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标准只有一个\”一文，首先提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未引起广泛注意，仍有不少人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于是胡耀邦建议高级党校理论研究室写一篇文章，深入研究并阐明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为《光明日报》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初稿。当时主管《光明日报》的杨西光找胡耀邦商量，胡嘱党校理论研究室将两篇初稿合并修改成文。这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于1978年5月10日在党校《理论动态》刊出，5月11日在《光明日报》署\”特约评论员\”之名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就此拉开了\”真理标准讨论\”的序幕。
邓小平事先不知道这篇文章。以前他曾提出过，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来代替\”两个凡是\”。但什么是\”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由谁来鉴别？又如何鉴别？仍然不明确。胡耀邦提出的实践标准和\”真理标准\”一文才击中了\”凡是派\”的要害，得到社会公众的称赞。\”凡是派\”气急败坏地谴责、围攻与百般阻挠。此文发表后，6月15日汪东兴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指责胡耀邦：\”利用特约评论员文章出气，不对，我有意见。\”6月20日早晨，胡乔木到胡耀邦家中施加压力。胡乔木说：\”这场争论是党校挑起来的，我不同意争论下去，要立即停止争端，《理论动态》不能再发表可能引起争论的文章。\”胡耀邦在当时担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的支持下，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名义于6月24日在该报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一文。这是胡耀邦组织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为了回答反对意见而写的。该文发表后，各地报纸纷纷转载，1978年6月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为期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两个凡是\”终于遭到彻底否定。由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被否定，华国锋在理论方面的权威丧失殆尽，其政治地位大为削弱。但\”凡是派\”的理论影响还有待于在稍后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中作较彻底的清除。这里想补充说明的一点是，胡乔木、邓力群为代表的\”还原派\”，在思想深处其实逃不出\”凡是派\”的窠臼，这是他们日后和\”凡是派\”结合形成一个顽固保守派的深层原因。
在\”真理标准\”这场事关重大的理论大讨论之际，我正好衔命去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访问，未能在这场大讨论中从事更多的工作。访南、罗回国后，1978年7月我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会\”，提供了一篇论文，题为\”在实践中正确地认识和运用经济规律\”。
三、1979年1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到一个月，1979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议。这是胡耀邦1978年12月25日被任命为中宣部长后所抓的第一件大事，是中共历史上仅有的一次邀集几百名知识分子，花相当长的时间，郑重其事地、大规模地研究理论问题的会议。尽管对此会的评价言人人殊，但它在中国思想领域内的作用毕竟磨灭不了。会议的名称定为\”理论工作务虚会\”。\”务虚\”二字，乃是中共对\”探讨\”、\”研究\”这类词义所杜撰的一个专门名词，而那次会议本身所探讨研究的对象，确实是理论本身，并非关于理论工作如何去做。会议的筹备工作由胡耀邦负责，党校的孙长江、阮铭做具体工作。胡耀邦与于光远商量选出五位召集人分别领导五个组的讨论，这五位召集人是胡绩伟、周扬、吴江、于光远和邓力群。但邓力群拒绝参加，于是改为童大林。每组约为25人左右，另有特邀出席者20人，均为多年从事或关心理论工作的老领导人。我因于光远和胡绩伟的推荐，得以参加会议，名列吴江领导的第五组。这次理论务虚会上，参加者议论风生，非常活跃。前《光明日报》副总编马沛文曾写过一篇\”从路线的大转折到理论的大突破\”，概括介绍了会上所提出的问题，对于了解当时会议上所研究的问题之深之广很有裨益。[3]
1．扫清障碍、突破禁区
会议于1979年1月18日到4月3日在北京举行，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月18日至2月15日，在京西宾馆举行。开幕时胡耀邦在会上作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的报告。他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第一，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第二，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胡耀邦回顾分析了1978年以来思想理论界的状况，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理论工作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是最出色的两年。他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今后理论宣传工作者的任务，一是继续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二是研究解决伟大转变中层出不穷的的新问题。他还热情赞扬了那两年思想比较解放、勇于突破禁区的理论工作者，认为\”他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说敢干敢闯\”――这是中共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对理论工作者的最高评价。胡耀邦讲到激动处，曾振臂挥拳，要和这些他赞扬为\”闯将\”的知识分子一起\”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彻底清除林彪、\’四人帮\’的理论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听众无不为之动容。
会议的第一阶段确实有自由讨论的空气，基本按照胡耀邦在\”引言\”中指出的两个目标进行。首先是扫清思想道路上的障碍，即所谓的思想僵化、设禁区、下禁令等现象，主要表现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坚持何种观点，如何对待这场讨论。因此，会议首先对这个问题展开争论。
胡绩伟、杨西光、于光远、曾涛、华楠、王惠德六人在会上有一篇联合发言，题目叫做\”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全文计二万七千余字。这篇发言可说是这次会议的基调。各小组讨论时，大抵首先从这篇发言出发，回顾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以来的经历，阐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批评\”两个凡是\”的论调，同时批评对这场讨论设置障碍的行为。当时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是大家尖锐批评的目标，认为《红旗》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却对这样一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具有重大意义的讨论表现冷漠，不置一辞；表面上采取\”不卷入\”的方针，实际上却继续刊登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的文章，阻碍了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令人遗憾。
会上印发了《红旗》未刊出的文章\”重温实践论\”和\”篡党夺权的一个大阴谋\”。前一篇文章是1978年9月熊复组织写的，从理论观点上以\”两个凡是\”批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一篇是批判彭德怀的，是毛著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人士应《红旗》负责人之约而写的。他交稿时已是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应该为彭德怀平反的12天之后，而《红旗》仍准备刊登这篇文章。
会上也曝光了\”凡是派\”幕后的活动和言论。例如，1978年7月3日，熊复曾在《红旗》杂志内部讲话说，\”我们要跟着华主席随时准备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对付可能重新出现的象刘少奇、林彪、四人帮那样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跟着华主席造他们的反\”。此话之矛头针对邓小平及改革派是十分明显的，在亟盼邓小平复出的人们当中自然是激起了众怒。在我们组里，《红旗》杂志副总编方克成了众矢之的。在众怒之下，\”凡是派\”不得不在会上作了不同程度的自我批评。以致有人怀恨在心，于8年之后一吐恶气。这当然是后话。
参加理论务虚会的以思想解放人士居多，他们显示了政治上的勇气和理论上的觉醒；而中共领导也在该会的第一阶段可称空前绝后地执行了比较开明、甚至是鼓励的方针。因此，在会上许多理论禁区被突破，与会人士提出了一些拨乱反正、对探索新问题颇有意义的理论观点。当然，今天回首再看，有些观点可能只是常识，只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起码规矩，但在当时的中国――那是一个被中共的封建法西斯专政严密控制封锁了30年的国家，不要说建立这种起码的规矩，就是呼唤这种起码的规矩，也是要冒坐牢或杀头的危险的。确也有人因此而被杀了头，而且迄今也还有人因此被关在牢里。所以，当时能公开提出并宣扬那样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理论务虚会上最重要的成就是批判\”文革\”。\”文革\”结束才两年，大家亲身经历的种种苦难记忆犹新。然而当时\”文革\”依然被肯定，中共十一大通过的党章仍然宣称，\”文革\”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因此，当人们在理论务虚会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理论武器时，首当其冲被检验的自然是\”文革\”：首先检验\”文革\”的指导思想与总动员令――\”五一六通知\”，认为这个文件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宣布建立一个凌驾于党之上的\”中央文革小组\”；其次，批判了\”文革\”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其余如批判\”极左\”路线、批判毛泽东的错误、阐述领袖与人民的关系，呼吁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等，均在理论务虚会的第一阶段提出。
2．社会主义的阶段问题――我与冯兰瑞的联合发言
当时我在《人民日报》理论部工作，冯兰瑞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我们二人在理论务虚会上作了一个联合发言，题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以下简称\”阶段\”）。我们这个发言，从重要性和尖锐性来看，赶不上前面所说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在会上也没有听到不同意见。但写成文章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发表后，竟然引起轩然大波，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第一个割理论界喉管事件\”之称，而且麻烦历数年而不绝。现将发言内容简述如下：
我们主要是批评那种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过渡时期、不再划分阶段的观点。我们认为，从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到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应该经历三个阶段：即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包括过渡时期，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但是毛泽东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过渡时期应该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中间不再划分阶段。从此这一常识就被束之高阁。
我们还讨论了不分阶段、混淆阶段的危险性。我们认为，在不分阶段的情况下，就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都看作是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从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失的时候，还要大搞阶级斗争，而不是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以致20年都没有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我们还认为，不分阶段、混淆阶段会导致把下一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情提前到上一个阶段来做。我们列举了中国曾发生过的急于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若干现象，如过早地消灭个体经济、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甚至取消按劳分配和商品生产等。这些现象证明，不分阶段、混淆阶段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破坏生产力。我们具体讨论了当时中国所在的发展阶段，提出了过渡时期又要分两个阶段的论点，最后得出结论说，\”在我国，过渡阶段还没有结束，还没有进入马克思与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
3．批判、道歉、又批判：\”阶段\”一文惹出的麻烦
这个发言稿写成文章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发表后不久，1979年7月，胡乔木布置批判这篇文章。胡乔木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主管理论工作。他一上任就提出，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三股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鼓吹要\”反右\”。胡乔木认为，\”阶段\”一文否定了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有些人附和，认为\”阶段\”一文的发表引起了\”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一场讨论，若不加制止将导致否定中国是社会主义。其实，我们的文章根本就没有\”中国不是社会主义\”这层意思；我们只是说，中国还没有进入马克思、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尚处在过渡时期。至于说我们的文章引发了\”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讨论，纯是臆测，因为这样的讨论在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发生。然而胡乔木如临大敌，蛮横地布置批判苏、冯文章，且不许作者撰文答辩。邓力群立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召集各研究所杂志主编和\”内部未定稿\”主编开会，布置撰写批判苏、冯文章的稿件，并规定所有公开和内部的刊物都不得刊载苏、冯的反批判稿件，苏、冯如有意见，只能写信上送。
这一下，学术界、理论界\”炸了营\”。此时距十一届三中全会仅仅半年，忽然又风云突变地搞大批判，整知识分子，很不得人心。不久前报纸刚报导了\”文革\”时期张志新因反对批判刘少奇而被判处死刑，临刑前被割断喉管之事。当时有人激忿地说，胡乔木的布置\”无异于割理论界的喉管。\”社科院各刊物拒绝邓力群的布置，只有北大经济系朱述先写了唯一的一篇商榷文章登在《经济研究》上，后来朱述先被吸收加入邓力群领导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研究室。
1979年9月间胡乔木任中国社科院院长，苏绍智、冯兰瑞也已于1979年7月调往社科院新成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列所）任副所长。在社科院的一次正副所长会上，胡乔木讲到编写文学史时，曾附带说，我虽不同意苏绍智同志的观点（指\”阶段\”问题），但组织批判的做法是不对的，我向苏绍智同志道歉。言毕，还当场与我握手。
然而，到了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开过后不久，胡乔木在中宣部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要向自由主义的思想、方针发动进攻\”，并说，\”我现在要收回去年对苏绍智的道歉。那时，我如果不那样做，不但脱离了群众，而且脱离了在座各位。\”
这篇\”阶段\”文章惹出的麻烦不可谓小，后来年年都要批判那从来也不曾存在过的\”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讨论\”。到了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阶段\”一文又成了清查社科院马列所的一大问题。这实在让人啼笑皆非，因为1979年5月\”阶段\”一文发表时，社科院马列所还没成立。一直到赵紫阳大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之时，对\”阶段\”一文的纠缠才暂时销声匿迹。
4．\”四项基本原则\”出台，理论务虚会草草收兵
中央决定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邓小平时代作相应的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所以在会议的第一阶段，中共高层对务虚会非常关心，也很满意。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都非常关注这个会，经常看简报，听汇报。1979年1月27日，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理论务虚会的讨论情况时，邓小平还专门讲了一次话，谈到了民主问题，还布置要集中二、三十人写一篇二、三万字的大文章，专讲民主，准备5月4日发表。[4]
不管邓小平这时是想尝试让中国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还是为了使以他为首的中共党内\”改革派\”在向\”凡是派\”夺权的斗争中赢得理论上、思想上以及\”民心\”上的胜利，在1978年底到1979年初的短暂时期内，邓小平确实是赞成并支持理论务虚会的。不仅如此，连西单\”民主墙运动\”，他也是赞成、支持的。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曾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邓讲话的第二天，在西单\”民主墙\”前有七千多人集会。11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邓的讲话，当日集会人数多达两万人。邓小平一直到1979年1月27日听取理论务虚会汇报时，还夸奖\”西单民主墙，可有劲\”。[5]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中共党内\”改革派\”与社会上民主运动的相互依存关系，可以说有点象风助火威，火趁风势，相辅相成，越烧越旺。
然而，中共内部不少人极不愿意看到民主火炬越烧越旺，除了\”凡是派\”外，还有一股可以称为\”共产党内原教旨主义者\”的势力，其代表人物就是胡乔木、邓力群。胡乔木主管理论，又以\”邓小平人马\”的面目出现，所起的作用是\”凡是派\”所不能企及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胡乔木就认为，当时的形势\”象1957年上半年右派进攻的形势\”，他居然说出\”不要逼华主席反右派\”这样的话。那时他一直试图说服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反\”右派\”。
与此同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凡是派\”全部失势，以邓小平为首的\”实践派\”大获全胜。邓小平自恃力量已经雄厚，不再需要党内知识分子为他作理论上的呐喊与诠释了，更不希望他们再向\”民主化\”前进一步。当然，他也不再需要民间的民主力量壮威助阵了。何况，他察觉到体制内外民主力量之间的风火相成之势当中孕育着对他和共产党的危险。于是，他再度倾向于维护独裁、专制。胡乔木则乘机而入，逢迎挑唆。此时邓小平与胡乔木正好合拍，二人遂到第二阶段的理论务虚会上演出了一幕双簧，扼杀了会内会外正蓬勃开展的理论务虚。
理论务虚会第二阶段于1979年3月下旬复会。3月25日魏京生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探索》杂志号外社论，矛头直指邓小平。3月29日魏京生被捕。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到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讲话的调子与他两个月前为该会而发的关于民主的议论完全不同了。这篇讲话是胡乔木为他起草的，其内容早已举世皆知，毋需细列。总之，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大谈专制，贬斥民主，而且强词夺理地宣扬专政就是民主。他说：\”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决不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再次重申党的绝对权威，蔑视人民群众。他罔顾事实，把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的功劳攫为共产党所有，宣称\”决不能把天安门广场那个群众运动看成与党的领导无关的象五四运动那样纯粹自发的运动\”；他还说，\”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今天如果踢开党委闹民主，会闹出一场什么\’民主\’？\”邓小平抨击\”凡是派\”的名言言犹在耳，此刻他自己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也\”凡是\”起来了。他说：\”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前进。\”
与此同时，邓小平把刚替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党内民主派知识分子和社会上的民运人士一棍子统统打翻在地。他说：\”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入某种程度的支持。\”因此，要\”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他点了许多民间团体和民刊的名，声称决不能给他们言论自由。最后，邓小平声色俱厉地告诉全党特别是理论工作者：\”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的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这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也可以算是邓小平与胡乔木合作产生的理论务虚的成果吧。然而它出自邓小平之口，便是一个反右的总动员令――听讲的不只是理论务虚会的参加者，还有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领导干部一万多人。据知，胡乔木为邓小平起草的这个讲话稿初稿上明确提出\”右倾是主要危险\”，\”要把党的主要精力放在反对右的倾向的斗争上\”。但这种提法遭到务虚会中众多人士的反对，认为与刚刚闭幕不久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向不一致。[6] 后来邓小平的正式讲话稿删去了那些提法，代之以\”我想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虽然文字上作了这样的改动，但邓的讲话通篇精神就是一个反右的总动员令，于是旨在批\”左\”的理论务虚会就只好草草收场，落得个虎头蛇尾。附带说一句，邓小平1979年1月27日布置的那篇探讨民主的大文章，从此便踪影全无。
参加理论务虚会的党内民主改革力量对此全然没有思想准备，连组织、主持这次会议的胡耀邦大概也没有思想准备。他在4月3日理论务虚会闭幕会上致词时，带有几分无奈、几分茫然地说：\”现在某些人说，收了，反右了。……，这两年半，总结这么多历史经验，错划右派加以改正，能糊里糊涂、匆匆忙忙再搞反右斗争吗？现在不存在收和反右斗争的问题。\”胡耀邦又说：\”大家希望对这次会议做个评价，我想还是将来让历史来做总结吧。\”
令人感到可悲的是，理论务虚会开过之后，党内的理论专制主义与理论恶霸作风依然存在，而那些被胡耀邦誉为\”闯将\”的理论研究者却一个个被指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或不许发表文章，或被开除党籍，甚至被放逐，乃至监禁，几乎无一幸免。连胡耀邦自己最后也以\”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被逼下台，抑郁以终。
5．西单\”民主墙运动\”：民间的\”理论务虚\”
需要说明的是，在理论务虚会召开的同时，会外的民间\”理论务虚\”（西单民主墙运动）也风云迭起，蔚为壮观。我这里仅举二例，并与理论务虚会上的体制内学人相比较，以见当时民间\”理论务虚\”的水平和一些民主拓荒者超凡的勇气和智力。
青年工人徐文立主持的民刊《四五论坛》力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该刊发表的\”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文指出：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已出现一个官僚特权阶级，它以共产党的各级干部为核心，剥削人们的血汗，剥夺人民的权利，是早期马克思所描绘的异化现象的直接体现。它比王若水、周扬谈异化早了整整三年。
民刊《探索》的论点最为尖锐、大胆，始终带着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现实挑战的姿态。该刊第一期由主编魏京生撰写的长篇论文\”第五个现代化\”认为：没有政治体制以及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无法实现；要想实现四化，必须同时进行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它早于我提出全面现代化整整六年。
关于一直被称为\”北京之春\”的西单\”民主墙运动\”，二十余年来屡有研究著述。陈彦博士在《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2期发表的\”\’民主墙\’运动及其历史地位\”一文，材料丰富，立论精当，很值得细读参考。该文称赞道：\”\’民主墙运动\’的参与者们不约而同地表现出精神与思想上的独立，他们的行动粉碎了极权政治统一思想、阉割个体独立思考能力的神话，他们的觉醒意味着中国的 极权主义统治出现了第一道裂口，红色中国的政治异议运动从此宣告诞生\”；\”\’北京之春\’运动是受意识形态驯化的一代中国人企图摆脱极权主义枷锁的第一步，也是此后中国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的摇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