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二年五月四日，美国重要的保守主义智库加图研究所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举行了该年度的“弗里德曼推动自由奖”的颁奖仪式。我有幸应邀出席。颁奖仪式盛大而庄重，华府政界、学界、媒体等各领域上千人出席，可谓冠盖云集、群贤毕至。典礼上先播放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生平的纪录短片，这位毕生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的大师，与哈耶克一起，跟凯恩斯主义及各种左派理论对垒，谤满天下，亦誉满天下。他个子矮小，却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最终“因真理得自由”，成为人类自由坚定的守护者。弗里德曼去世之后，十年前加图研究所设立了“弗里德曼推动自由奖”，是对其最好的纪念。
茅于轼是第一个获得该奖的中国人。颁奖典礼上也播放了加图研究所制作的一个关于茅于轼的短片。其中还有我的一段访问，我认为，这是继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西方给追求自由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二个重要奖项。茅于轼及全家的那张桌子，就在我的桌子的旁边。与我同桌的，有《金融时报》副总编辑马德利、卡内基基金会的学者涂建军、人权活动家吴宏达等人。其间，我有机会向茅老致意并有一番简短交谈，茅老很关心我在美国的生活状况。在国内，《零八宪章》事件之后，我们无缘见面，第一次见面却在美国的土地上。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中国的自由是何等稀缺，中国公民争取自由的努力是何其宝贵。
茅于轼先生的获奖，回答了“一个体制内知识分子可以走多远”的问题。人可以是体制内的人——茅于轼是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退休的，至今仍领取社科院的退休工资、居住在社科院的住房之中。但他的思想和精神却超越体制之限制，体制并未成为其“软肋”。跟大部分体制内学者沾沾自喜于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分得权贵阶层赐予的残羹冷炙迥然不同，茅于轼虽人在体制之中，却始终保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
比研究学术更重要的是普及常识
茅于轼获得弗里德曼奖之后，附属于《人民日报》的《环球时报》照例是蜀犬吠日，发文攻击，无非是“美帝走狗”之类的陈词滥调。文章虽匿名，但必有操刀者。此类甘当独裁帮凶的御用文人，在中国民主化之后，必将为其助纣为虐的言行付出代价。利比亚变天之后，那些供职于卡扎菲“喉舌”的名记、名嘴及为其代笔、炮制“卡扎菲思想”的“智囊”们，全部被禁止参与新利比亚的政治活动，并依据其罪行受到追究和审判。中共的帮凶们也会是同样的下场。
对于茅于轼的获奖，也有圈内人持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茅于轼在经济学领域内的成就并不突出。对此异议，学者李华芳撰文指出，回顾弗里德曼奖历届得主的履历可以发现，该奖刚设立时确实是“经济学奖”，获奖者中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人；但是，近年来，该奖逐渐转向“人权奖”，其重点是奖励推进自由的个人，并不局限在这个人的身份是不是经济学家、政治家、或者作家。“推进自由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通过表现政治上的领导力，也可以是通过发表文章针砭时弊，还可以是通过普及学术推广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的理念等。”这就是茅于轼获奖的背景。
此种转变，与诺贝尔和平奖近年来的转变颇为相似。诺贝尔委员会深刻地指出，和平与人权密不可分，若不能捍卫基本人权，和平只能是虚幻的肥皂泡。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乃至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和平，其基础都在于每一生命个体的自由、尊严与基本人权得到切实保障。也就是说，当纳粹政权屠杀犹太人的时候，世界和平便已遭到致命破坏；当中共当局虐待陈光诚的时候，世界和平也因此严重受损。职之是故，诺贝尔和平奖的重要内涵之一，便是“人权奖”。弗里德曼奖也是如此。茅于轼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获奖者，他不仅是一名经济学家、一名教授，更是一名推动自由和人权的斗士。从外表上看，茅老温文尔雅，谦卑平和，但为了自由与人权，他常常拍案而起、怒发冲冠。不像某些老人，越老越精明和油滑，他越老越纯真，越老越直率。
具体到中国当下的处境，在常识尚未得到普及的情形之下，茅于轼所从事的普及常识的工作极为重要。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倡导、对保护私有财产的呼吁、对个人自由的鼓励，是近年来茅于轼所从事的环环相扣的三个方面的工作。中国并不缺少玩弄高深的学术概念并为专制制度涂脂抹粉的所谓“右派经济学家”，如林毅夫、张维迎等人；中国也不缺少鼓吹民粹主义、反对市场经济、向往国家管制的所谓“左派经济学家”，如郎咸平、崔之元等人。中国却少有茅于轼这样“凭爱心说诚实话”的、将自由经济与基本人权相提并论的经济学奖。茅于轼不仅普及常识，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参与扶贫事业，切实帮助农民工等弱势群体。与之相比，标榜“左派”立场的乌有之乡的诸君，做过哪些扶助弱者的具体事工呢？
茅于轼与刘晓波
在颁奖典礼上，主持人在介绍茅于轼的生平与贡献的时候，特意提及刘晓波在《我没有敌人，我没有仇恨》的文集中对茅于轼的褒扬。刘晓波指出，茅于轼是一位充满勇气和智慧的前辈知识分子。
普及常识与争取自由是一枚硬币之两面。多年来，刘晓波致力于写作高中生都能看懂的时政评论文章，如同良医为病入膏肓的中国社会开药方。为此，刘晓波放弃了写作那种似乎更可“名垂青史”的学术专著，虽然他本来已经具备了那样的学识与才华。我曾经问刘晓波：“你为何不继续八十年代的学术研究道路？”刘晓波回答说，在一个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当然也不会有独立的学术研究。所谓学术，就好像在专制的铁屋子之中盖一个小小的亭子间，格局有几何？价值有几何？所以，首先要做的是普及常识、争取自由。多年来，茅于轼也是如此身体力行的，他的作品的“不学术”，恰恰是普及常识的前提条件。
其次，在争取自由的道路上，不可忽略对扼杀自由的刽子手的揭露与批判。刘晓波早在八十年代便写出《混世魔王毛泽东》一文，此后不断批毛，发起将毛泽东尸体迁移出毛主席纪念堂、进而将纪念堂改为共产主义大屠杀博物馆的呼吁书。与刘晓波一样，茅于轼也积极参与当代中国的“非毛化”进程。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六日，他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网站发表《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读〈红太阳的陨落〉》一文，历数毛泽东的罪恶，包括心理阴暗、奸淫妇女无数、搞阶级斗争、因政治原因害死五千万人、将国家领至崩溃边缘等，而这个“祸国殃民总后台”至今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挂着，说明“中国的滑稽剧还没有真正谢幕”。
与“八九”之后二十多年来刘晓波在中国国内遭到全面封杀不同，茅于轼的言论在国内还有一定的传播空间。因此，茅于轼对毛泽东的批判，虽不如刘晓波尖锐和彻底，却在中国社会引发巨大的关注和讨论。中共当局长期压制对毛的罪恶的呈现，尤其是胡锦涛执政以后，意识形态急剧向毛时代靠近，这才出现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的怪现状。薄熙来虽然垮台了，但毛左祸国的阴影并未完全消除。茅于轼因为批毛而遭到毛派分子的围攻，甚至有毛派提出要以惩治“汉奸”的名义起诉和追杀之。在当天的颁奖典礼上，也出现一个毛派流氓到现场举牌辱骂茅于轼的闹剧。由此可见，非毛的工作任重道远。
茅于轼也是老一辈体制内学者中少数参与《零八宪章》签名的人之一。《零八宪章》在酝酿和修订过程中，刘晓波曾与诸多体制内开明派元老和前辈知识分子联系，比如李锐、胡绩伟、许良英等人，但他们基于种种考虑，最后都未能参与联署。而茅于轼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也没有拿出“保护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理由来推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勇敢地签署上自己的名字。“不说出来的真理不是真理”，茅于轼参与《零八宪章》的签名，就是对自由的捍卫。
哈耶克－弗里德曼传统在中国
加图研究所的宗旨是弘扬哈耶克－弗里德曼的传统，也就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也是当今美国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资源。他们倡导自由市场经济、个人主义、小政府、大社会，对奥巴马政府的一系列将美国欧洲化的政策极为反对。在此次颁奖典礼上受邀发表演讲的几位政治家和学者，都大声疾呼，让民众警惕政府扩大权力的企图。
在受奖演说中，茅于轼也特别强调约束政府的行为，他指出：“谁最可能干涉别人的自由？恰好就是当官的，具有特权的管理者。一个社会需要有效的管理，必定赋予管理者一些特权。可是管理者利用被赋予的，或者凭武力抢得来的特权为自己谋私，侵犯别人的自由以扩大自己的自由。他们甚至于侵犯别人的生命和财产。”虽然茅于轼没有明确谴责中共当局“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统治模式，但实际上，谁都知道，除去北韩之外，中共当局是全世界权力最大的政府，中国民众是全世界自由（当然也包括经济自由）最少的民众。茅于轼多年来为之奋斗的，就是限制政府权力、拓展个体自由。
不过，若严格按照加图研究所的价值立场来衡量，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平等、倾向欧陆社会民主主义的茅于轼，并非严格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中国绝大多数的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其实都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支持者。包括茅于轼都有此种偏向。实际上，中国儒家文化一向强调“均贫富”，从中不可能生长出与新教伦理息息相关的“资本主义精神”。而没有资本主义精神、没有自由市场经济，也就没有基本人权的确立。
若在华人中挑选一位更加符合加图的倾向的公共知识分子，那就是经济学家杨小凯。杨小凯比茅于轼相比晚了整整一代，在“文革”结束之后，尚有条件留学西方继续专业的学术研究。因此，他在经济学上更具独创性的成就。另一方面，杨小凯从早年入狱的苦难中悟出专制政府是自由最大的敌人，晚年他又进入对宪政与社会转型问题的思索，对中国近年来的发展之路作出惊人的预测。若不是英年早逝，杨小凯也许有可能在经济学领域和中国宪政转型研究方面作出更加卓越之贡献，因而有资格获得弗里德曼推动自由奖，甚至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
李慎之、方励之等诸多前辈学人谢世之后，茅于轼是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中最有资格荣获弗里德曼奖的人。他是中国的进步与变革的见证者与推动者，正如他在演说中所说：“在中国，追求自由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我在过去三十年内做的只是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但是世界自由平等的大潮就是由涓滴细流形成的。全世界所有的大江大河无一不是由许许多多细流会合而成。全世界追求自由的大潮也是这样。在加图促进自由奖的鼓励之下，在中国和全世界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人类世界追求自由平等，和平繁荣的理想会更早地来到。”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至今没有停止他的工作及其对中国的期望。故而，我们也有理由对中国的未来抱乐观的期待。
二零一二年五月四日至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