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突然倒掉，全世界研究当代中国的人都大跌眼镜。大陆学者荣剑的文章“奔向重庆的学者们”介绍了一大群薄熙来的学者粉丝，他们用西方的学术话语包装中国那只外表红艳内里糜烂的西红柿。这些学者无论本身是什么专业，但对重庆的兴趣都和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变化有关，在公共话语层面上参与了对中国政治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可以说是政治学者。
用荣剑的话来说，这些学者中王绍光表达政治概念的修辞能力出类拔萃，他“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3.0版’这个概念，一时显得高屋建瓴，出语不凡。在他的描述中，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是1.0版，谓之‘匮乏阶段’；改革以来三十年，中国发展出社会主义2.0版，谓之‘温饱阶段’；现在的重庆模式，则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的3.0版，进入“‘小康阶段’”。
王绍光是政治学者，他对“西方模式的民主”的批评和对“中国特色”的民主的推崇在学界是众说众所周知的。为什么很多在西方受教育甚至工作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者，尤其是研究政治学的，不但会拒绝一个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而且常常被一个又一个变相的或改良版的专制制度吸引过去呢？
就在荣剑那篇文章发表的前后，人民大学政治学者任剑涛在大陆发表了一篇更有学术性也更有历史深度的文章，题目是“价值隐匿与知识扭曲：留美政治学博士对民主的拒斥”。文章处理的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政治和知识分子这个领域中一个被忽视的问题，但和当今中国思想界又有密切的关系。
在任先生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重庆这只西红柿正红艳得可人。文章并非为分析那些“奔向重庆的学者”而写，但它为我们理解这个现象提供了历史背景。并非巧合的是，在这篇文章中，王绍光的政治学观点成为一个重要的个案，和民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学家钱端升的经历被放在近一个世纪中国留美政治学者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的演变这个长时段中分析。
在任剑涛看来，因为美国国力的强大和政治制度的合理，美国对于急于强国和建制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吸引力，所以留美政治学博士的言论对于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有很大影响。但遗憾的是，一些最有影响的留美政治学家非但没有把民主理念更深地植入中国，反而助长了对民主的批判和怀疑，直接或间接地巩固了专制制度
钱端升是民国时期留美的政治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一位，在３０年代，他对中国未来政治体制的观点是极端的独裁固然不好，西方式的民主也没有前途，于是说“对于有组织，有理想，能为民众谋真实福利的政治制度，纵是独裁制度，我也不能不刮目相看”。
为什么这些留美政治学者会在“政治价值选择和制度倾向”上出现对现代民主如此明确的拒绝呢？任剑涛的文章给出了一些答案。重要的是，钱王二人在赴美前就已建立了比较牢固的意识形态基础和价值取向。钱端升“不具有信仰现代自由民主价值的个人主义理念，相反，他认定自己的一切行为都体现着某种国家状态。他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几乎都以国体尊严来苛刻地约束自己。在这种国家至上的思路中，他的独裁极权之论，是多么顺理成章。”而王绍光在文革期间成长，他自己也承认文革时对马列毛经典的苦读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念、理论储备和判断问题的能力。用任的话来说，他“受到中国泛政治时代的塑造，成为一个从小就对政治感到兴趣的观念人”，“大学的学习、留学的生涯，似乎都没有改变他高中就形成的某些价值定势，而只是在知识上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养料而已。因此，王绍光实际上是以自己‘文革’中的个人经验来确定其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基本进路的。”
任文提出无论是钱还是王，其政治学研究都存在价值缺失，只重效果和理论创新的倾向。在美国，民主和宪政制度作为和政治生活有关的基本价值已经根基牢固，而且学生在进入政治学的研究之前，早已在初等中等和大学本科教育中接受了对人文和社会科学具有指导意义的价值观，因此高等研究基本只谈问题和方法，价值已不再重要。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钱和王赴美前所接受的教育基本没有或很少现代价值观的因素，到了美国后这种价值观的缺失被美国高等研究不问价值的倾向所误植，产生了用美国的理论方法和学术资源为专制制度辩护的后果。
此外，任文提出，钱王二人“对现代民主建国的方案加以痛诋，对专制独裁和真正民主怀抱强烈期待，可以说是建立在三个重要的预设基础上的。” 第一，他们“都假设民主必须是完美的。对钱端升而言，民主的治国绩效赶不上专制独裁国家，因此就不再信任民主政体；对王绍光而言，完美的民主必须是直接的，因而不完美的间接性民主就不是民主”。第二，“钱王二位所认定的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缺陷，就钱而言，实际上是在与专制独裁的暂时性比较时呈现的，这不是民主制度的结构性缺陷，甚至根本就不是缺陷，而是专制独裁的一时辉煌，遮蔽了他理性判断问题的眼光之后给出的糊涂断言；就王而论，实际上他指陈的宪政民主的缺陷，仅仅是技术层次上的缺陷”。第三，钱王二位具有明显的政治审美主义取向。
读了任先生的文章，我觉得深受启发。我想，如果说钱端升 王绍光二人是政治学话语中反现代民主的“英雄”的话，那么，造成这些“英雄”的时事主要还是中国的专制制度，这个制度欣赏反民主的理论并为这些理论提供讲台。此外，西方学界对奇谈怪论的宽容纵容甚至欣赏可能也是他们影响力的一个来源，尤其是对那些自命为左派但又支持专制的学者。这种支持的背景很复杂，从积极方面说是为了一个更多元化也更健康的学术思想环境；从消极方面，可以说是意识形态上的麻木不仁，妥协和绥靖。
读完任先生的文章，正好手头有夏明教授新近集结出版的《政治维纳斯–从一无所有到中国民主》。像钱王两位一样，夏明也是在中国长大后赴美留学的中国政治学者，但他对民主的理解和评判是在赴美前就确立的，不受任何功利和现实的影响，这又和他对自由主义思想和个人权利的执著分不开。任剑涛文章中对为什么在美国接受教育的钱王两位会拒绝民主的分析，可以从一个相反的方向应用在夏明身上：为什么同在大陆经历了个人意识形态形成期的夏明到美国后选择了和钱王二位完全不同的政治和学术路径。
夏明在中国期间曾经参加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这个经历无疑对他今日的政治和学术活动有关系，但不一定是决定性的，因为也有很多参加当年那个运动的人今天对民主选择了和钱王同样的态度。夏明对民主的执著，我想主要还是他对民主本身的理解和坚持。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在他离国前就在他心中扎根了。在这个意义上，来不来美国，是否亲身经历民主制度并拿它和专制制度作对比，在夏明和很多人那里并不重要，正像今天中国无数为民主而奋斗的人一样。反过来，一个被专制制度和思想渗透了的人，在美国生活越长可能越讨厌这个制度，于是成为在自由民主之下赞美专制的自觉的奴才。
夏明在这本书中表达的很多观点，其实正好拿来回答钱王两位对现代民主的反驳和质疑。书名把民主称为“政治维纳斯”就是如此。在学术自我异化的今天，一般人对大套大套古典民主理论和现代民主理论根本无暇光顾，从而容易被钱和王那样“学富五车”的政治学家对民主的批判和刁难牵入理论迷魂阵。但“政治维纳斯”这个绝妙的比喻告诉人们，世界上没有无暇的美，美神维纳斯就有一大缺陷，所以现代民主制度更不可能完美无缺。用民主不能解决这个难以避免那个来拒绝民主，就像说既然连维纳斯也不完美，世界上就没有美一样荒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