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湖北浠水人，生于1940年，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等职。著有《三十年河东》、《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等。（图/本刊记者梁辰）
杨继绳穿双黑面儿布鞋走进咖啡馆，他管这里叫他们家客厅，专门会客。不过，“客厅”里正在吃东西、喝东西、大声嚷嚷的青少年更像主人；而杨伯伯，像是串错了门。以时令眼光看，他既没有造型，也不会拗造型——知识分子的造型。
但他用了差不多十年时间，走了十几个省，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访了上百位当事人，记了十多本当事人的谈话记录，追溯的是半个世纪前的三五年间，中国人饿肚皮的往事。
发生在我家的事不是个别现象
杨继绳出生3个月后，由伯父杨修身抚养，称他父亲。父亲在1959年4月末的一天，饿死了。
深陷的眼窝，松弛的皱纹，干枯的手，身上每一处凸起的骨骼凹陷的皮，是父亲留给杨继绳的最后印象。当他从县城中学赶回家，把从食堂领的3斤大米煮成粥端到床边，父亲已经无力吞咽。
这个叫睡虎下湾的地方已经没有狗叫，没有鸡跑，榆树白花花的，没了皮，根也被刨光了。此前两个月，生产队偷偷杀了头牛，杨家分到一斤牛肉，父亲托人带信让儿子回家吃牛肉，他在一旁看着。这时候他的腿已经一按一个坑，好久弹不回来，但杨继绳不知道那是饿的。
满心懊悔的杨继绳将水缸挑满，把地里已很稀少的野菜刨了些回家，在床边尽心服侍了3天，没能留住父亲。
1990年代末，杨继绳在河南信阳访到村民余德鸿。余家所在的生产队一共75人，1959年冬天的两三个月里死了38人，家族里少了5口人：二伯父、二伯母、三伯父、三伯母、三伯父的继子。从1958年到1960或1961年，生产队所在的防胡公社5万人，死了两万多。公社所在的淮滨县四十多万人，死了18万。“文革”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的一句话让杨继绳震惊：湖北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万人。“这时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家的事不是个别现象。”
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的报道：卫星公社放出第二颗卫星——2亩9分小麦亩产3530斤。这个卫星社，是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
这篇报道的作者（当年都不署名）方璜在75岁时，对同事杨继绳说起往事，不胜唏嘘：“我是奉命下乡寻找卫星的。到了现场一看，真看到了好大的麦囤，又是当着领导面过的秤，心里虽然有点嘀咕，也不敢提出疑问，只好如实报道。谁知是假的。在那种体制下当记者，留下的只是惭愧和遗憾。”杨继绳说，其实当时，派谁去都得这样写。
就在报道的两三个月前，杨继绳所在中学里发生了一件事，比他高一年级的一个同学因为太饿，在厕所板壁上写了3个反动的字，被拷上手铐带走了。
1958年起，农村生产的粮食、棉花等一切产品都纳入国家统购统销范围，自留地收归集体。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村头等候队长派工，在作业组长带领下集体劳动。农民生产的粮食，首先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的需要，此外国家还需要出口农产品换回工业生产用的机器。
四十多年后，杨继绳在资料馆查到了当时粮食部的一份征购报告和那几年的粮食库存，发现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春荒最严重的时候，粮食库存有403·51亿斤，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
但在1960年，国家没有大规模开仓放粮。许许多多农民，在这一年饿死了。
历史学家杨国强说，整个18世纪，国家力量的抗灾起到很大的作用，逢到灾年，地方粮仓大开。“大跃进”及其后续之所以到现在很难被人谅解，是因为在构想的蓝图面前，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凌驾苍生。而回顾中国近代史，自洋务运动起，主政者总追问“实效”，以“了事”为才干，不太讲“人”，中国的现代化始终缺乏形而上的关怀，是一种破碎的、撕裂的“现代化”。
1960年的他一无所知
1960年，杨继绳考上了清华大学。除了之前被特招的一个飞行员，他是全县第一个大学生。
家在长江边，距离武汉一百多公里，穷，但民风淳朴。有些见识的农人自己不识字，千方百计供子弟读书，求个能写会算，“坐在家里摇扇子，走起路来打洋伞”，杨修身就是其一。杨继绳说，父亲对他的品行要求极为严格。
他童年印象最深的，是每年一次的晒书。书是村里一个姓毕的地主家的，据说抗战时期当过武汉图书馆馆长。漫山遍野的书像花一样开着，小孩子们好高兴，翻有插图的看。接着是土改前的偷书，小孩子爬进地主家二楼，弄些武侠、历史、鸳鸯蝴蝶派回家，奶奶们顺便找到了做鞋样的材料。然后是土改期间的烧书，四百多种小说连同其余，化作漫天黑云。
杨继绳作文好，本想当记者，但那一年复旦新闻系在湖北省不招生。老师代他选了学校和专业，希望他学会造拖拉机。
一进清华，先看“反右”展览，接受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同时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辩论。所以，当我试图从他这里探听一些名师的轶闻典故，譬如王国维、陈寅恪，他说当时不知道清华有过这些人，只从毛泽东著作里知道闻一多和朱自清。又问，泡图书馆是不是很过瘾？他说，除了工程技术类的专业书，只能借到跟共产主义有关的。
杨继绳在团干部吹风会上才听说清华有两位校友，一个叫杨振宁，一个叫李政道，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同时被告诫：这两个人思想反动，不要像他们那样走“白专”道路。
就在杨继绳上大学的这一年4月，全国范围内最严重的河南信阳事件终于上报到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周总理的安排，大批粮食被调拨到信阳以解燃眉之急，同时从河南省直属单位抽调一批干部到信阳工作，帮助当地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和整风运动。毛主席对信阳事件的定性被写进文件：“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1960年11月，中央派李先念等到信阳落实文件精神。看见死了那么多人，李先念哭了。他说，我一辈子只流过两次泪，一次是在长征时西路军突围回到陕北，这是第二次。
信阳地区发生了什么？1960年的杨继绳一无所知。直到1999年9月，他在新华社同事帮助下，找到了健在的当年地委、县委干部，走访了农家，在那棵埋过许多人的树下站了一会儿，听当年吃过人肉的生产小队会计面色平静地讲完他所经历的那部分，又费尽周折，查阅到当年保存下来的资料，才基本弄清。
至于那些先瘦、后浮肿、再瘦、最后咽气的断粮社员，如今都安静地化在两组数据里：死亡率、绝户率。信阳地方志上写着：48·3万人；信阳地委当时递呈省委的报告上写着：38万多人；杨继绳说，他查到的数字是一百多万人。
做独立思考的记者
1966年，杨继绳大学毕业，“文革”开始。他跟上百万的青少年一道，投入大串联。一年后，新华社到清华招一名工业记者，要求出身好、是党员、会写文章。1967年12月，杨继绳去新华社报到。
两星期后，他跑回清华分配办，跟老师说不想当记者了，因为那完全不是他想象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生活。接受了一番思想工作之后，他选择到天津分社去跑工厂。
杨继绳对六七十年代天津的机械行业如数家珍。从原材料怎么进厂，一直到产品怎么出去，他都要搞个通透。在许多工厂，他能画出工艺流程图。同时，他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
当记者的第一个10年，他跟着潮流写了许多稿子，以上《人民日报》头版为荣，曾创下一年发14个头版头条的纪录。现在，杨继绳说这10年写的稿，九成应当烧掉，“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但有两篇稿是凭良心写的：一篇是《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另一篇是《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讲的是“文革”期间天津经济的不良状况。前一篇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示，随即中央发文件，令全军退房。第二篇也受到领导人重视。
第二个10年，杨继绳要求自己“尽可能说真话，但坚决不说假话”，然而有时也不得不跟一跟潮流。
第三个10年，杨继绳打定主意不跟潮流，只写自己想说的真话，虽然有无数活教材摆在面前。最早的一个叫万尚君，比他高一届的中学同学。“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他后一届的第一名，所以很熟悉。他读书多而勤于思考，就因为称赞铁托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当时才17岁。”
但他也牢牢记得1950年批斗地主恶霸的会上，当有人上台诉苦或将被斗者暴打、进而“拉出去毙了”的时候，父亲始终一言不发。后来父亲告诉他：被枪毙的不全是坏人，上台打人的也不是都有冤屈。
他说，讲真话，求真理，做记者该做的事；无所求，无所惧，自立于天地间。业务上，他想做有学问的记者，“国外不是有学者型、研究型记者吗？我不要写那些肤浅的东西。”
从1990年代末起，他利用工作之便，寻找一切可能的线索，想为父亲那辈人立座墓碑。在他的家乡，当了大官荣归故里的，都好为祖先修气派的墓碑，只不过地点选得好，每逢重大工程，免不了先列入迁移名单。
“我立的墓碑一定要比当大官的更气派。即使人没了，这个文字碑还留得住，留在图书馆里。”杨继绳希望能在一些当年死亡密集性高的县与省城，树立起饥荒纪念碑。
秋天的午后，阳光碎金子般洒进“客厅”，少男少女在爆笑，在眉目传情。
杨继绳在讲不知哪年的故事：为了看到那些层层把关的寂寞的资料，他得清早去赶6点半的长途车，再花5块钱，请路上的骑车人驼着他再走一段。然后是介绍信、往返传真、指令、召唤，然后是用提供的纸和笔在摄像头下抄写。有8天，他整整抄了120多页，然后上交，等待审查。一周后，通知去取，发现抽走几页。再然后，归入另一个资料室，用时去取……一个退休老头的体力活儿。
问题出在两个地方：制度和理想
人物周刊：3600万这个数字怎么得出来？
杨继绳：我首先参考的是国家统计局当年的统计，接近1700万。根据各省的统计资料汇总，是2100万。1980年代初，西安交大的蒋正华等人承担过一个国家课题，算出来跟统计局几乎一模一样，1700万。
国外几个学者有过修订，我看了，他们有3个支撑点，就是我们国家的3次人口普查，他们就从这3组数据来推断那段时间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像美国的班（美国人口学家Judith Bannister）算出来是2987万；科尔（美国人口学教授Ansley Coale）算出来是2481万；还有法国的卡洛（法国人口学研究所所长卡洛Gerard Calot）算出的是2850万多一点。他们3个，都是从1958年底算到1961年的上半年。
国内论文我主要看了3家，金辉、王维志和曹树基。王维志早年在莫斯科学统计学，后来在公安部专门搞人口统计，我们见过几次，讨论过；曹树基是做历史人口学的。这3个人的专业背景和研究方法都不一样，但得出的数字比较接近，在3250万-3500万之间。
但1958年底之前农村就出现情况了，1961年之后还有一个渐缓的后续，这两部分从来没有算过。所以，我算出的是在3500万-3700万之间，取中间数3600万。
数字的误差原因很复杂，比如当时有的公社大食堂还没取消，家里少了一口人，不报，指望可以多领一份口粮。我访过一个妇联主任，她们那里当时60%的妇女不来月经，20%-30%的妇女子宫下垂，一直到1961年才有人生孩子（从中国的人口数据可以看出，1961年出生率最低）。因为饥饿，少出生的人口也是一部分。
人物周刊：我母亲1960年代初在浙大念书，她说当时没怎么挨饿，粮食定量只从每月30斤减到26斤，学校伙食挺好的，但回到上海，发现家里吃茄子干、梅干菜，没油炒菜了，才知道国民经济困难，但没听说谁饿死。城里的情况好像跟农村不太一样？
杨继绳：在校大学生的状况比普通居民要好一些，而且城市和农村之间有一个时间滞后：除个别地方，农村的饥荒最早发生在1958年冬天，而城里人感到不够吃是从1959年的下半年才开始的，大约有10个月的时差。所以当时，大批农民涌进城里，民间叫“逃荒”。
农村情况好转大概是在1961年秋后，城市生活好转大约在1962年下半年，时滞差不多有一年。所以在1961年底，城里人反而羡慕农民了，就有不少工人私自离厂，希望到农村去吃得更饱一些。1962年，民间不是流传过“嫁军官，怕打仗；嫁干部，怕下放；嫁工人，怕定量；嫁个农民吃得胖”嘛。
1960年9月进清华大学之前，我在老家县城已经饿了20个月了，进校以后，比我高一班的同学说，1959年学校的伙食还很好，饭能吃饱，菜的质量也很好，有鱼有肉。我们进校时，就只能半饥半饱了。1962年，农村自由市场可以不要粮票买到价格较高的食品，但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就不行。所以一般人经历的大饥荒是3年，而我们这些1960年从农村考上大学的，两头都赶上了，等于挨了四五年的饿。
人物周刊：一些公开出版物里，记录了另一些情况。譬如当时的政协委员，有专门配额到政协的内部商店去买东西。叶企孙先生当时就把配额都买了苹果，每来一个学生或同事，就送4个苹果。他看到有学生浮肿，就拿出“特供”牛奶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但这点牛奶你一定要喝下去。”
杨继绳：1961年的11月和12月，中央发过两个关于“特需供应”的文件。第一个文件规定了三类人的特需待遇，政协属于第二类（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4斤，白糖2斤，甲级烟两条，鸡蛋3斤）。报告的批转按语中还有一段话：“实行副食品特需供应的照顾面，对党外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可以稍宽，对党内干部必须从严……”因为没有制度性的制约，执行过程中全凭干部自觉。
第二个文件扩大了特需供应的照顾面，对高级干部增加了每月5斤大豆，但没再提“党内严党外宽”。特需供应商店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神秘，一般百姓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是当时中国特权阶层的一个符号，所以在“文革”中首先成为冲击和批判的对象。
其实当时即使享受到特殊照顾，生活水平还是大幅度下降。1960年，卫生部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对在京的123位著名专家进行过一次健康调查（包括朱光潜、林巧稚、华罗庚、马思聪等），调查结果是：体重普遍下降，体质减弱，疾病增加。
人物周刊：听说当时发明了一种叫代食品的东西？
杨继绳：五花八门，人类的聪明才智全部用上。在农村，稻草、玉米秆、白鹭屎、野菜、花生芽、老鼠、麻雀、草根、树皮、蚌壳、棉絮等等，都是很好的代食品。
用铡刀把稻草铡碎，把玉米秆外皮去掉，放在大锅里炒到干焦，用石碾碾成碎末，再用石磨磨成粉，掺上30%的红薯干面，就能做成窝窝头；白鹭吃鱼，屎是青白色的，不臭，挖回家用水洗洗，放在锅里蒸熟了吃。
城里呢？动员养“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让它再长出几个叶子，可以吃；机关里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里的绿色漂浮物捞起来培养，也能吃，据说含有蛋白质。
还有一种智慧。当时许多人饿得浮肿，叫“肿病”；干瘦、妇女闭经、子宫下垂，叫“妇女病”。1961年2月1日，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防治当前主要疾病的报告》，把饥饿导致的病态和其他常见病混在一起，要求各地加强“疾病治疗”。
四川某地委随即报告说：“肿病是钩虫病的晚期，并非急性传染病，更不是吃代食品所致。”当时，资中县还用民间偏方治疗肿病：鸡蛋一个，白酒（50度以上）一两，雄黄二钱，混合均匀后一次生服，“效果很好，不复发，无负作用”。
人物周刊：您也提过毛主席在1958年底到1959年初比较复杂的心路历程，他最初也是想改变的。
杨继绳：1958年夏秋之后，毛泽东有所察觉，也有被下面干部欺骗的感觉。他的认识有些转变，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说法也有点“降温”，在听取几个省委书记汇报后说过“现在开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还是社会主义这个题目，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十年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这样的话。所以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有8个月时间，他采取了一些纠偏、克服困难的措施。
但1959年之前的路线斗争和运动，在各级干部头脑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左”比“右”安全，所以他们不敢付诸实践，这些纠偏意见并没有落实到下面去。
毛泽东认为“三面红旗”的成绩和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他的秘书叶子龙晚年说：“毛泽东对错误的纠正是局部的，以不允许动摇‘三面红旗’为前提的。”
但政局是瞬息万变的。彭德怀这个人不会韬光养晦，在庐山会议上批评“大跃进”，毛泽东态度大变，这个限度内的纠偏也被取消了。1960年又一次“大跃进”，又一次“共产风”，1961年再转而纠偏，但已经晚了。
人物周刊：您也分析过制度成因，是不是在积累素材的过程中，慢慢把思路打开了？
杨继绳：慢慢就明白了：问题出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制度，一个是理想。
除了信息的虚假，传递的迟缓、波折、低效，下情不能上达，整个制度缺乏有效的纠错机制。在那样一个制度框架里面，最高领导人的行为有自觉的一面，也有无奈的一面，任何人都无力跟那个制度抗争。所以现在我们觉得十分荒唐的事，在当时都是合理的、顺理成章的。
制度是一个“范”，就像浇铸铸件的模子。不管多硬的金属，只要化成液体浇进模子，出来都是一个样子。
造成惨剧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的制度。不是说它必然带来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而是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误，一旦出现又很难纠正。更重要的，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垄断了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面对灾难，普通百姓没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毙。
人物周刊：那些饥饿的故事都是相似的，是什么支撑您把它们一个一个记下来的？
杨继绳：对，因为在同一个制度下，老百姓的生活是同体同构的。浙江一个农民跟内蒙一个农民，每天同样下地，开一样的会，喊一样的口号，交一样的粮，都是一个模式。制度进入每个人的头脑、肠胃，进入夫妻生活，基本每样都管到了……我也考虑到会不好看，朋友们就鼓励我，没事，《古拉格群岛》也不好看，全是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