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储安平先生在毛泽东“诚恳”动员之下，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提出“党天下”这个石破天惊、切中要害的批评意见，结果被打成右派，而且是至今“不予改正”的中央“级别”的五名大右派之一；在文革中储先生更惨遭迫害，最后人间蒸发，不知所终。现特发此文，纪念储安平先生，亦为“反右”五十五周年祭。
一
那天在马白教授家里和储望英聚会。望英君是储安平长子，移民澳洲也有一些年月了，就住在悉尼南区离马白教授家不远的地方，过着平淡幽静的退休生活。我们谈那场倏忽之间就摧残了几十万精英的所谓“反右运动”，谈他父亲。他话不多，看来性格也像他每天的生活一样，但内心的悲怆，虽然压抑着，也是可以感觉到的。
二
关于储安平，至今还是一个谜——是他之死，或不知生死。
许多人已为此写过文章，提供自己的见解。例如：徐铸成的〈我的同乡〉（台湾《传记文学》一九八九年第五期）、戴晴的《储安平与“党天下”》（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孙琴安和李师贞的《毛泽东与名人》（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二月）、董乐山的〈闲话皇帝〉（广东《随笔》，一九九三年第三期）、邓加荣的《寻找储安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月）、胡志伟的〈中共文化百人志〉（台湾《传记文学》一九八九年第五十三卷第二期）、余开伟的〈储安平生死之谜又一说〉（《书屋》一九九九年第二期），以及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二零零四年一月）一书中有关章节……等等。各有各的说法：“投河自杀”（在北京某个地方？）、“蹈海而死”（在青岛？在天津？在塘沽？）、“虐杀毙命”（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红卫兵掀起“红色恐怖”期间，北京市被打死或受到迫害后自杀者超过一千七百人）。也有说未死的，说储在新疆改造时，逃到苏联去了；或说他在江苏某地出家当了和尚……
最神乎其神的是章诒和的叙述：
八十年代初，吴祖光访美归来。他特地打来电话，说要告诉我一则消息。我去了坐落于东大桥的吴宅。
红光满面的吴祖光，兴沖沖地说：“诒和，有个老作家在美国某个小城镇的街道散步，忽见一人酷似储安平，即紧随其后。那人见有跟踪者，便快步疾行。老作家生怕错过良机，便连唿：储先生。声音也越来越高。那人听后，竟飞奔起来，很快地消失了。依我看，储安平可能还活着，在美国。要不然怎么死不见尸呢？这个消息太珍贵了，你回去告诉李大姐。”
章诒和把这个消息转述给母亲。这位大右派章伯钧的夫人没有兴奋起来，只说：“这不是储安平的消息，是储安平传奇。”
储安平的后人也不相信储安平还活在世上。储望英的弟弟、现在墨尔本居住的储望华记得，早在六十年代初，他父亲曾和他说起过“想要自杀”的想法。自从反右以后，面对“抱负”不能实现，屈辱不堪忍受，储安平想到死是很自然的。而储望英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的是另外一个可怕的情景：他父亲被野兽吃掉了。他以平静的声音告诉我们说，储安平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可能神志不清地踯躅到北京郊外像八大处一带的山林里，那时八大处山林里常有豺狼野狗出没……
储安平孤零悲惨的最后日子又是怎样的呢？人们知道，反右之后，储安平第二次结婚的妻子也弃他而去，此后经年，大多数时候，老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弔，每天只能与屋里养着的山羊为伍……
经过多方回忆，总算拼凑出一些零零碎碎的情景。
储安平“失踪”是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在他五十八岁的时候。
八月三十一日，刚好与作家老舍投太平湖是同一天，惨受多日凌辱毒打的储安平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但没有成功。一个多星期后，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是第二次被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了满地的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储安平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他踽踽离开家，走了出去……而阴差阳错，就在第二天，他学农的女儿储望瑞曾从北郊进城，回了一趟家——只见门虚掩着，里面空无一人，东西也荡然无存，只是满地撒着花手帕，她记得是她小时候一条条精心攒在盒子里的……
九月中旬的一天，储望华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某女士打来的电话，问知道不知道储安平目前在哪里。储望华说：“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到了九月二十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一定要在十月一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于是九三学社派了一名干部（中共党员）负责此事，并要求储望华和他二哥协助。他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东、西城不少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储安平曾有来往的朋友，却毫无结果。
到了一九六八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储望华，说他们是奉周恩来总理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希望储望华提供情况予以协助。首先他们要求储望华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储望华一时颇觉诧异：凭他们的权力，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组织途径去向有关部门索取，相信不难获得他的照片，却偏偏来向家人索取照片。事后听说这帮专案组的人是有意通过这种试探，来考察储望华是否和父亲彻底地“划清了界线”。他们知道，储安平最疼爱他这个自小聪明伶俐、天资过人的小儿子。
在那个全国笼罩在红色恐怖的年代，这种考察几乎是多余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九六九年，大阴谋家、迫害狂康生发话：“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事？！”害人的人显然都想清清楚楚确知所害的结果——他们引以为荣的业绩。
没有答案，即使在威严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死人无言，生人不语。真是一个冷冰冰的“死结”！储安平生死之谜，云遮雾障，扑朔迷离，如今虽然过了几十年，听来也令人分外黯然神伤。
三
作为一九八零年“不予改正”的中央“级别”的五名大右派之一，储安平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历史庄严地记录下来了：“党天下”。
储安平是在毛泽东“诚恳”动员之下，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做了“党天下”的发言的，发言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第二天见报于《光明日报》，标题改为〈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
储安平说：
……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单位大小，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突出，党群关系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导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象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了人大常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位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
储安平的发言石破天惊，引起与会者极大震动。马寅初等人，当场叫好；而个别政治敏感者或有特别管道者立时觉察到，这位“言者无罪“者肯定罪责难逃，要大大倒楣了。事实上，毛泽东于半个月前，也就是五月十五日，已写了一份题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秘密文件，在高级干部中内部传阅。毛已将反右部署安排妥当，只等扣发板机了。
对储安平铺天盖地的揭发、批判与诉，白天黑夜的、马拉松式的轮番轰炸，是从六月六日下午开始的。当日下午，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勛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首先发言，批评储安平的“党天下”的提法是严重的错误。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亲自执笔的、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而向世界公开地拉开了反右的序幕。储安平的“党天下”论使他首先成为“众矢之的”。
六月十日下午，民盟光明日报社支部首先在吴晗的主持下召开全体盟员大会，一致对储安平的“党天下”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在大会上先后发言的有《光明日报》编辑部各部主任、副主任和部分编辑、记者。
六月十三日晚，民盟中央小组座谈会举行了第四次会议。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在会上作了〈民盟中央不能对心怀异志的人有所包庇〉的发言。民盟中央委员千家驹在会上也批判了储安平等右派“在整风中混水摸鱼，假借整风反社会主义、反共”。
六月十四日，《光明日报》社工厂和行政部的职工举行座谈会，一致“愤怒谴责储安平以本报总编辑名义发表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坚决表示要保卫社会主义阵地，粉碎储安平将报纸拉向右转的任何企图”。在会上发言的，有排字工人、轮转机工人、汽车司机、锅炉房工人、炊事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等二十多人。
当日下午，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邀请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北京市分社的委员举行座谈会。二十四个人发言，一致对“储安平散佈的‘党天下’谬论和其他右派分子反党谬论作了批判”。
六月十五日，《文匯报》登载了姚文元题为〈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的文章，文章说：“当储安平、葛佩琦等等野心分子，以英雄的姿态站起来向社会主义开火的时候，他们自以为是顶天立地的巨人……然而他们立刻就发现自己倒了大霉了。”
当日《人民日报》刊载了马寅初的文章〈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等的言论发表些意见〉，说：“储安平先生的话据我看来是反映了某些人的看法，决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党天下’的说法是错误的。”
六月二十一日晚，九三学社由该社主席许德珩主持，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听取了九三学社副秘书长关于《光明日报》最近召开社务委员会讨论章伯钧、储安平擅自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问题的情况的报告。
六月二十九日，《文匯报》加编者按登载了储望英被迫于三天前写给父亲的公开信。
七月三日，《人民日报》刊载了李兵的文章〈储安平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右派〉。文章系统地揭露了储安平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右派”表现。
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敏的文章〈编辑“能手”〉。文章最后说：“储安平的‘左鞭右打’的标题的政治性之强，手法之巧妙、毒辣，可谓深明编辑政治性之味矣。”
八月六日，《四川日报》发表了唐小丁的文章〈“党天下”——“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说法为什么是反动的〉。
九月二日，《人民日报》登载了署名理夫、林歧瑞的文章〈天下究竟应属于谁？〉，批判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
十一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刊载了魏建功、黄子卿等人的文章〈批判储安平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几个荒谬论点〉。
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三天，九三学社中央和《光明日报》联合举行大会，系统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储安平。参加大会的有九三学社社员、《光明日报》社职工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首都高等学校代表等一千余人，对储安平的“反动言行”表示出极大的愤慨。
…………
上述的远远不是完整的纪录。这些东西今天读来真是令人厌恶之极，因此不必再多录述了。不过，应该还加上毛泽东七月九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作的〈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报告。当然，“伟大领袖”不屑对储安平一人发话，他训斥全部右派，说：“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之后也是要受整的。”（只是毛这个预言恐怕要落空了。）
在全国性的恐怖政治高压下，谁都要对储安平进行攻击、谩骂。为了尊重历史，我也不避讳列出储安平亲朋好友、不久前的战友同志，对他的攻击，其中包括后来同样被打落水者。“这是一个尸横遍野的战场。中国的文化人在这里写下他们最悲惨也是最耻辱的一页。”戴晴在她的《储安平与“党天下”》中如是说。一下子横遭众叛亲离的打击，储安平彻底崩溃了。他在“人民”面前成了大“罪人”，不得不“向人民低头认罪”，“向人民投降”。储安平能有他想吗？“人民”一词，在党政治文化术语中，藏掖着深刻的诡谲。
早在六月二十一日晚，在九三学社举行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结束时，储安平发言承认错误。他说他看到台湾香港的反动报纸为他喝彩时，“感到很沉重”，并表示“要认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并且交代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
七月七日晚，九三学社中央整风委员会召开扩大座谈会，储安平交代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行动”。
在七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储安平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七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全文）。
储安平虽然“向人民投降”了，但对他的斗争并不结束。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召开的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委会第三次全会上，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被撤销。一月三十一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召开，决定罢免储安平人大代表的资格。至于储安平的《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位，则早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和《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被同时免职。
此后，储安平被一顶特大号的“大右派分子”的帽子死死地扣在头上。以毛式的形象又刻毒的时髦语言概括之，储安平已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四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古人对古代中国专制社会王权无边状况的形象描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储安平竟敢对当时的中国也作了类似的描述。孟子早就有过告诫：“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而储安平竟敢触犯皇帝之大忌。这个“党天下”之谏，太尖锐了！在几乎五十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大陆，人们仍不敢如此露骨地公开议论，这还是一个可能带来麻烦的禁忌。不过，“党天下”的说法并不是储安平的创造，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罗隆基就用这个说法批评过国民党——“党在国上”，这是那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看不过的。从今天已知的材料看，储安平事先肯定和同道中人说过他的想法，其中很可能也包括梁漱溟。而以梁一惯敢言的性格推论，他是支持储安平说话的。可以说，当年储安平的发言代表了不少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心声，而他却为此付出了生命。
储安平此举，惊天动地，的确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并非信口开河，而是有很深的思想基础；应该说，只有他这样的人物，才作得出这样的建言。储安平何许人也？大概现在知道他的人对其生平并不详悉——储本人生前很少写到自己。以下是一些简历：
一九零九年七月二十二日（阴历六月六日），出生于江苏宜兴城内北门储宅。储家是名门望族。
一九二八年，考进上海光华大学（所读何系历来说法不一，有说是新闻系，有说是政治系，或英国文学系，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子善先生看了光华的档案，证实是政治系）。一九三二年在光华大学毕业后，任南京《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编辑。
一九三六年入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深造。一九三九年回国，任中英文化协会秘书。
一九四零年至四五年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不久去重庆復旦大学任教授。抗战胜利前夕应聘任湖南《中国晨报》主笔。
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在上海创办独立的无党派政论刊物《观察》週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至此《观察》凡出四卷又八期。此后，他秘密去北平并转入地下工作。
一九四九年九月作为新闻界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九五一年，他先后加人九三学社和中国民主同盟，并任九三学社理事。
一九五零年七月，《观察》更名为《新观察》，任特派记者。同年夏离开《新观察》，任北京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一九五二年夏，任国家出版总署发行局局长。
一九五四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到《光明日报》社任总编，两个月后发生前述事变。
就储安平悲剧的一生而言，其事业的颠峰是办《观察》。永垂史册的《观察》週刊诞生于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或许只是历史的巧合——一九三三年，因为江苏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笔刘煜生被害引发新闻界及社会各界的抗议风波，国民党当局被迫于九月一日作出积极的回应，一年后这一天被新闻界自发地定为“记者节”）。作为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在《观察》创刊号上以“编者”名义发表〈我们的志趣和态度〉，直言“我们这个刊物的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他提出了“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并表明所取的是“公平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态度。像当时多数知识分子政党的共同政治取向，储安平开头两年既反对国民党，又不认同共产党，企图走第三条道路，只是经过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国共两党的胜败大局已定之后，便基本上抛弃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民主革命斗争。在那风云翻滚的几年，《观察》以其坚定的道义担当和独立的品格为知识份子自由论政提供了一个公开的平臺，而储安平本人更在这期间发表了大量叱咤风云的政论。他的研究者谢泳说，储安平的《观察》政论很有感染力，文字也好，一九四九年后再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时评，不是后来者没有见识，而是没有这样的条件。单说储安平的心态，就是后来知识分子难以想像的。人只有在没有顾忌，完全敞开独立思维的状态下，才能保持心境的平和与文思的泉涌，丧失了这样自由的心境，思维的空间必然狭小，写出的文字也很难体现出独特的个性。（谢泳，〈悲剧储安平〉，《生死之谜——储安平》纪念网站）
储安平的《观察》政论，有些是使人尴尬甚至难容的。储望英送来一套《储安平文集》，笔者翻閲过。这是一九九八年七月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作为“20世纪文学备忘录丛书”出版的。书为两卷本，很有分量，但编者张新颖不得不作了一些处理。“文字稍加删节”的“少数篇章”有：〈国民党的病症〉、〈共产党与“国家”〉、〈中国的政局〉等。全文没有收入但标明“存目的篇目”有：〈阎锡山〉、〈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停战令下，战仍不停〉、〈协商成就〉等。其实，这些处理没有多大必要。〈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共产党与“国家”〉、〈中国的政局〉等篇，早在一九八三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五卷（蔡尚思主编，下称《简编》）就曾全文收录，公开面世。一九八九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戴晴的《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一书也曾大量引述文集中被删节的那些内容。差不多同时出版的一些着作如谢泳的《〈观察〉研究》等也都引述了其中一些内容。一九九九年岳麓书社还出版了《观察》週刊的影印本。
当然，删去的都是指责共产党的文字。如〈共产党与民主自由〉文中说：
“今日中国人民都在要求民主，争取自由，然而假定在共产党统治下，究竟人民有无‘民主’，有无‘自由’，此实大为可研究之事。我个人的答復是负面的。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现真正的民主。”（《简编》，第二十五页）
又如〈中国的政局〉文中说：
“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简编》，第三十四页）
同文另一处还说：
“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简编》，第三十五页）
时过半个多世纪，这些文字的确还是非常尖锐。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年储安平持有此种观点并非怪事，甚至可以说具有一定代表性。而对今天中共人士来说，则实可以大度看待历史，甚至不妨以史为鉴，以促进自身改革，更加进步。就储安平研究而言，这些文字非常重要——这里提出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抱有此种观点的储安平没有随国民党去台湾而要留在大陆，而且还进而支持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呢？除了当时形势变化等外在因素外，可能只能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对国家的大爱去解释。对国家的大爱是两千三百年前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树立的光辉榜样和流传下来的伟大传统。自此以降，中国大多知识分子都怀抱儒家入世观，起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自善其身”，其内心都渴望着一种承担的机会。这种承担，既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一种自我证实的需要。如论者所说，在储安平的思想里，处在一个特定地域的“国家”，主要是指生活在这个地域上的民众以及这些民众所传承的文化；这个国家既不是某一个人的，也不是某一个政治集团的。这就使他把爱国与政治分开，他不会因为批判某一个统治国家的政治集团而鄙视祖国，他的批判恰恰是为了使祖国更加美好。储安平深深的“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情结，也引导他希望参与社会主义的实验，毕竟社会主义本来是一个为贫苦大众谋福利的美好事业，对社会主义的嚮往也是当时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而在当时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又是和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这是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无法绕过无法解开的死结。
一九五七年春天，这种对国家的大爱，又一次使储安平失去了时空观念只身回到了主编《观察》的状态。按说，一九四九年之后，《观察》复刊失败，接着自己离开《新观察》，这接连发生的两件事，当使储醒悟。然而，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储安平内心对承担的机会的渴望，他一生对办报办刊的热情，他的情结，他的个性，却决定了他还要向悲剧的深渊走去。
四月一日，《光明日报》党组撤销，储安平就任总编辑。虽说储安平是经“各民主党派公推”出任此职，但在“公推”之前，却是共产党意识形态大人物胡乔木亲临厂桥棉花胡同他的家，以“三顾茅庐”般的热情给请下山的（台湾《传记文学》一九八九年第五十四卷五期上有李韦一文，其中曾说胡乔木说过，储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戴晴的报告文学也有一个类似的细节，说“文革”之后，胡乔木不知储已死，想请他出来办报，可见胡对储的评价不低）。于是，储安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很快就抖擞起来，前些年毛泽东所领导的摧残人性的所谓“思想改造运动”如果在他身上哪怕残留过一点点“成果”的话，此时都烟消云散了。他在报社公开大力宣扬：“我们这些人是以批评政府为职业的。”他认为：“只要是事实，什么新闻都可以登。”当有人问储安平，对于重大新闻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时，他直率地回答：“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储安平还说过：“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检查一下子。”说到“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去办光明日报”的方针时，储安平多次说过：“这句话说得好，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见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看，真不得了，好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
也正是这种对国家的大爱，使储安平，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上任两个月就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做了关于“党天下”的慷慨陈词。不然，以储安平在新闻界文化界滚打多年、见多识广的资历，以他对国民党、共产党，对中国这个国家、民族，均有的深刻的认识，当年何以会如此坦呈这个惊天动地、但看不出有多少可能为对方接受的批评？！他何以会这样别无选择地走向了最终的悲剧命运？！
五
……弹指一挥间，近半个世纪过去了。
笔者去年十月二日在北京见到章诒和时，也谈到储安平和她的父亲章伯钧。章诒和把他们两位当年的往来写在《往事并不如烟》的第二篇里，标题是〈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该篇开头就说：
在我所结识的父辈长者当中，最感生疏的人，是储安平。而我之所以要写他，则是出于父亲说的一段话：“人生在世，一要问得过良心，二要对得住朋友。（19）57年的反右，让我对不住所有的人，其中最对不住的一个，就是老储（安平）。”
父亲最对不住的，确要算储安平了。原因很简单——把他请到《光明日报》总编室，连板凳都来不及坐热，就顶着一个大大的右派帽子，独自走去，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虽然“党天下”这句经典右派话语，是储安平自己说的，但祸根不在于自身。事情还须从头说起……
章伯钧感到内疚，当然他自有理由。不过谁都看得出，储安平落得如此“下场”，应该是在劫难逃。
今天，储望英亦近耄耋之年。他慎重地告诉我们，最近得知章诒和有个想法，要在北京为她父亲立个纪念碑什么的，并希望罗隆基和储安平的纪念碑最好也立并且都立在一起。我心里想，不知章诒和的想法能否实现？不知纪念碑如何设计？有无可能干脆一个碑三面体？毕竟章伯钧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接着在五月二十二日提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又在六月一日提出的“党天下”，已经一起被称之为“中国右派三大反动理论”；而且，这“三大反动理论”得以名留青史，亦需要一起“感谢”毛泽东的“阳谋”之功——它们都是毛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份密件后被“引蛇出洞”的。
中国现代史上沉重的一章转眼就过去了这么久。荒谬的是，“伟大的反右斗争”至今依然被认为“正确”，尽管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五十五万余右派分子都已经平反和脱帽了。这岂不是说，“不予改正”的五名中央级别的再加上地方上九十多名的右派的身上——准确地说，除可能几位尚存人世，是冤魂——便要为这个“正确”的结论屈于政治需要而永世不得翻身了？
往事并不如烟！冤案何时昭雪？！我想到中国历史上的着名人物——岳飞。岳飞的后人记录到宋朝给岳飞平反总共八次，开始是初步昭雪，然后发还田宅，再到復官改葬、赐謚追封，直至追封三代，全程历时九十九年。首次平反是一一六二年七月，岳飞冤死二十一年之后，正好和右派平反历时的长度一样。难道平反也有週期律？也有中国特色？西方有句谚语：迟到的公正不是公正。此论自有精求法理之妙，但就中国而论，迟到的公正总比不公正好。
中国人虽然没有沉重的宗教感，虽然不会因为“原罪”而忏悔，但中国人敬畏历史，并相信历史是公正的。
不是吗？历史正在一点点地昭示真相；时代的大河尽管曲曲弯弯，最终都会匯进真理的大海。
中国开始开放改革至今已近三十年，卷进这场时代的洪流也包括中国共产党本身。例如，当年曾经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定性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邓小平史无前例地提出“开放改革”，毅然颠覆了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既定方针，把中共全党的工作规定为“始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江泽民把中共定位为“三个代表”，即“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繫﹑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倡导“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这些都是绝对不能见容于过去从来定于一尊而且“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尽管不少问题未能解决，不少状况不尽人意，但不争的事实是，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毛时代的中国了。点点滴滴的变化，顺应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也折射着储安平思想的光辉。
例如，储安平这段痛快淋漓的激扬文字——
“我们要求终止一党专政。这种一党专政的终止，决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终止，必须同时是一种精神上的终止。一党专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徵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种基本公民权利没有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职业自由、财産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结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为一切自由的基本。我们所以要求上述各种基本的公民权利，仅仅是因为只有人民能获得上述的基本民权，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体的能力，始能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充实国家的生命，培养社会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进文化的进步；从而产生合理的政治活动和安定的社会秩序。”（《储安平文集》下册，东方出版中心，一九九八年七月版，第六十三页）
这是当年储安平对“一场烂污”的国民党的批判。今天，时隔半个世纪，早已改朝换代，但在神州大地，不是也能听到时而隐约时而响亮的回声吗？其中一个回声甚至发生在曾经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的身上。根据前苏联总统和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所记载，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下午，赵紫阳在北京与他会见时，以“修辞”的方式提出了如下这样一个问题，并强调，这个问题应当由他们一起来回答（见戈尔巴乔夫回忆录《MEMOIR》第四八九至四九一页）：
一党制能够保证民主的发展吗？在一党制下，究竟能不能实行对各种消极现象的有效监督，能不能对党和政府机关存在的贪污受贿现象进行有效的斗争？
戈尔巴乔夫说，这其实也是他自己的疑问。他从问题的这种提法中发现，原来为这种疑问而苦恼困惑的，并不只是他一个人！
赵紫阳最后又说：
假如这不能取得成功，那就将不可避免地面对“多党制”的问题。
…………
这就是历史！
储安平正在復活，正从过去向今天走来。今天那么多人纪念他，也是有力的讯息，预示他思想的光辉明天将会更加闪亮。
储安平将永远活在历史的记忆里，活在现实的动态中，活在中国人的生命中，尽管他当年先知般的预言是以昂贵的代价去证实的——包括他自己生命的凄惨的终结。
六
马白教授住的是十八层的高楼。我随储望英、马白走出阳台，往外望去，一马平川，笔直的大道通向无限，南悉尼尽收眼底，而稍微偏北方向，隐约还可见到成功地举办千禧年奥运会的运动场。我们凭栏伫立良久，仿佛面对着万里之外的、位于北半球的祖国……
一代精英，千古英魂，祭祀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