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2012年5月15日，我接受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区委邀请，在该区主办的“信阳公民社会与现代思想论坛”上，作了主题演讲，现根据演讲录音稿整理成文，稍有删节。
非常感谢王继军书记邀请我到平桥来谈谈我对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状况的认识。我研究理论是比较早的，1983年到人民大学，与王书记也是校友了。1986年开始读博士学位，89年风波以后我就下海经商了，到今天仍在做艺术品投资与推广方面的工作。对于理论研究，我现在只能说是票友了，已经不是我的专业了，写文章只是业余的兼职。为什么今年以来我又出来写了一些东西呢？其实从2003年起，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任务，一年写一篇文章，主要是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中一些大的问题的思考。从今年开始，我面向网络写作，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现实问题的文章。主要有两个系列，一个是“关于中国下一步”的系列思考，现在已经写到第七篇了。还有一个是重庆事件持续发酵，社会广泛关注，我就写了一个“回望重庆”系列，现在已经写到第五篇了。这两个系列的文章都发表在共识网，这是一个国内影响很大的思想网站。我的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也引起了一些反响，有些人都在问：荣剑是谁呀？
其实我在89年以前写了大量文章，特别是在当时著名的“世界经济导报”上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讨论，就是由我和吴稼祥首先开始唱对台戏的，由此引发一场大讨论，我是主张民主的。自那以后二十年间，我没有介入理论界的是是非非。这一次我突然冒了出来，也引起了我们平桥区领导的关注，王书记费尽周折找到了我，我也很惊奇，也愿意来和大家交流。对于市县两级干部，我接触的还是比较多的。我始终有一个观点，中国市县一级干部的政治智慧是高于最高层的！不是说笑话，我们大家对现实都不满意，希望常委们有大智慧，拿出高招来，可他们迟迟就是拿不出来。这一方面是体制问题，但我认为人到一定位置后智慧是下降的，我在后面会谈到这个问题。
虽然二十年没有写什么东西，但我的文章出来后，的确引起了思想界比较大的反响。我最近写了一篇“奔向重庆的学者们”，在共识网上点击量达到了六万多次，加上转发，看到的人就更多了，而且美国所有的中文网站都转载了这篇文章。我由此感受到网络传播的力量。以前我在《中国社会科学》这样高端的学术杂志上发表长篇大论，读者可能只有几百个。网络读者广泛，是吸引我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从年初我在网上发表第一篇文章时，我是感到，到这个时候，是应该出来讲一些话了。之前的二十年，大家都在看中国现行制度能运行到什么时候，它的效率会发挥到什么程度。小平主张不争论，结果大家都埋头干事，先挣点钱再说。当然，社会问题也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各方利益大致平衡，彼此相安无事吧。但从最近几年，感觉到社会问题在逐步积聚，危机在加深，尤其是去年底以来，大家都感觉可能要出事，都有一种紧迫感，好像时不我待。薄熙来去重庆时就讲自己已经62岁了，没多少时间了。的确，对他们这批政治人物来讲可能就只有十年时间了，过了十年，他的理想抱负就没机会实现了。比如刘源去年也非常活跃，通过他的智囊张木生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反响也很大。对此，我也写了一篇文章“重返新民主主义是否可行？”，我自认为是很重要的文章，也引起了相当大范围的反响。以前从来没有见作为军队将领的刘源对国家发展战略发表什么意见，去年却非常高调地讲话。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反应了刘源的许多看法。共产党可以挖掘的资源都挖的差不多了，这些资源在现实中能发挥多大的效率，大家对此都有看法，很多的话已经讲不下去了。在这个时候，刘源觉得新民主主义还可以讲，可以用这个理论来凝聚大家的思想，可以来重塑执政党的合法性。因为大家都知道共产党腐败到这个程度，还有什么合法性呀？你在台面上讲的是一套，下面干的是另外一套。这种政治人格的分裂是长期形成的。现在党内有一批人是想改变这种状况，你共产党做的与说的差距不能这样大。比如学雷锋吧，我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的道德之困”。文章提到某官二代自己穿了价值几万块名牌的衣服，居然说要给老百姓建立道德档案，要大家过勤俭节约的生活——这不是荒唐嘛！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内部还是有一部分人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党怎么样转型，怎么样改革，才能重新担负起领导的责任，而且是合法有效的，是正当的，是能够得到人民拥护支持的？这个问题就要涉及到很多制度上的建设。
回到前面的问题，我为什么出来说话？有我个人的理论偏好问题，其实有更多的人也在思考现实中的问题。有些人的出发点可能会更高尚一些，就是考虑执政党怎么改革，考虑国家的改革怎么推进的问题。三十年改革以后，中国的确面临着转型问题。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揭开盖头，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各种传言此起彼伏，有些说法还非常离谱。在这种氛围下，做一些思考，做一些理论准备，我看都是必要的。我今天给大家的演讲，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对当下一些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的探讨。
我今天给大家谈的话题是“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状况”，主要会涉及到“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思想”五个方面的问题。这些话题都非常大，与我们的工作生活相差很远，能给大家什么启发，都不好说，而且我讲的都是个人的看法，和你们宣传的党的意识形态是不同的。我在读书的时候就有一个说法，叫“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我讲的东西与你们宣传的调子是完全不一样的，错的地方可以批评。
一、关于当前的“时代性”
先讲“当前”，一个关键词：时代性。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时代？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有句古话叫“天不变，道亦不变”。“天”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天”简单地讲，就是时势，而“道”则是施政纲领，治国之道吧。从现在来看，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大的时代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目前所处的时代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而对于时代的把握是执政党制定政策的一个基本前提。
毛泽东在他那个时代经常批评下面的干部是小脚老太婆，赶不上时代的步伐。他的时代概念是要求社会的发展尽可能地超越现实，他一系列左的认知都是来源于对时代的错误判断，比如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刘源在重提新民主主义理论时，就认为毛泽东在1953年以后提出总路线，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要搞十五年”的既定方针，急于进入社会主义。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毛对当时的时代判断是错误的，尽管他认为我们的党要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对时代的判断有一个调整。邓对时代的基本估计是，认为中国处于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工作的重心是发展经济，不能对外打仗，要韬光养晦。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
到江泽民执政时期，又提出了“与时俱进”和“三个代表”。“三个代表”是在2000年“七。一”讲话提出来的。在我看来，“三个代表”包涵了与世界文明全面接轨的基本考虑。“三个代表”提出后，当时的左派在北京联络了一批人，连续发表了五六个万言书，对江的思想路线进行了非常尖锐全面的批评，认为江的路线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式的修正主义路线。江当时提出“三个代表”以后，实际上没有继续往前走，遇到阻力后又退回去了，结果导致左右两边对江都不满意。“乌有之乡”网站对江的批评是指名道姓的，当然也批评邓小平。我的一个朋友蔡霞是中央党校的教授，思想非常解放，她现在重新宣讲“三个代表”理论，认为这个理论所具有的价值没有被充分认识到。我非常同意她的看法，就是说“三个代表”理论的意义没讲明。“三个代表”理论，说穿了，就是要用社会民主主义来改造我们的党，进而来确定我们的改革路线。按照左派的批评，“三个代表”就是要搞“全民党”，私营企业家也可以入党，资本要素获得报酬就是资本主义。江的理论提出以后，引起了党内巨大争议，但没有继续往前走。我认为江缺少邓的权威，也缺少历史的担当和勇气。我在写文章时提到，我们改革三十年有三个理论版本：一个是邓的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黑猫白猫”论的升级版，实质是实用主义路线。一个是江的“三个代表”理论，是要与世界文明接轨，往普世价值靠拢。一个是最近十年的科学发展观。
在我看来，科学发展观是工具理性的概念，不是一个价值理性的概念。工具理性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待发展，设计发展方式，而价值理性涉及到发展好坏的价值判断。实际上科学发展观回避了价值理性的分析，只是一个平衡的概念，统筹兼顾的概念。当然这个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前二十年的发展有一定的偏颇。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要强调平衡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效率与公平等要平衡和谐，这是对的。但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一再提和谐维稳，为什么还一再出问题，而且问题的总量是要超过前二十年？为什么你越想稳定，社会越稳定不下来？这就说明我们制度存在很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你不能采取鸵鸟政策。
对改革三十年做一个评价和反思，这篇文章还没开始做，执政党做不做，还不好说。从研究的角度看，邓绝对是开创性人物，他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89事件，历史以后会有评价的。92年小平南巡讲话重新推动了改革，历史作用非常大，是无可置疑的，是可以盖棺论定的。92年我刚好在深圳，大家都一片茫然，上下都是反和平演变的调子，哪有搞经济的气氛呀。但是小平讲话一下子就把势头扭转过来了。在第二个十年，就是江的十年，他有继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考虑，但走了半步就退回去了，这注定他不能成为像邓那样的历史性人物。然后是最近十年。对这三段，要我来看是一段不如一段，这也是目前理论界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看法。最近十年有哪些理论问题解决了？都没有。对于有些理论问题，用开玩笑的话讲，就是“打死也不说”，更谈不上做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最近的十年是不是停滞的十年？当然我们做了许多事，开了奥运会，高铁也上来了，航空母舰也有了，歼20也有了，极大地满足了中国人关于中国重新崛起的想象。第三个十年刚开始时，大家都不看好，2002年美国有个华裔律师章家敦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即将崩溃》，轰动一时，排到了美国畅销书的前几位。2003年中国出现“非典”，处于最低潮，外人以为中国马上就完蛋了，但年底就起来了。经过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国制度的有效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现在外国人操心的不是中国即将崩溃，而是中国即将统治全世界，如英国人马丁·雅克写了《当中国统治世界》，调子完全翻了过来。现在老外不给中国人说点好话，一是拿不到钱，二是你不了解中国啊。中国经济总量的变化恰恰是在这十年里发生的。按道理讲，我们对这十年应该有一个很高的评价才对，你说这十年是停滞的，你不是不负责任吗？实际上，我说的“停滞”，是我们对未来的发展没有一个清晰的方案，没有提出一个思路——这也是左右两边都对十年不满的原因。对目前中国这种不计代价的、对资源掠夺式的发展，它的可持续性怎么样，都没有一个冷静的反思。这是我们讨论十年发展的切入点。如果单看表面的东西，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了——现在欧美都是这样看中国的。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到2020年我们就应该是世界第一了。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我们怎么可能超过美国呢？这十年除了经济上的发展格局，还有就是政治制度的改革，我们对未来的政治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安排？
做了三十年的回顾，又回到了我们所说的“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时代？时代特征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改变要求？我们如果不往前走，我们过去取得的成绩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包袱。我们的时代有两个根本的特征，一个是“全球化时代”，一个是“互联网时代”，全球化和网络化是我们时代的总特征。这么说，大家可能认为与《人民日报》的社论没什么两样，的确如此。那么在这两个特征下，我们的制度如何安排呢？因为我们会遇到传统的方式、传统的制度手段解决不了的问题。你比如维稳问题。过去哪一个村庄出了问题，我可以派一个连把它摁住，而且外界没人知道。现在怎样？一个小事发生，一条微博发出去，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了。比如我要到信阳来讲课，我就注意到了有关信阳的一条微博，就是你们有关招聘处女采“口唇茶”的事情，全中国都知道了。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目前瞬间就可能发生蝴蝶效应，互联网迅速放大，你没法控制。
中国是全球化的两个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还有一个是美国。这就要充分肯定江朱时期我们加入世贸的重大决定。当时朱镕基到美国去谈判，回来就有人骂他是卖国主义，骂他把所有的门都打开了，外国的东西都比中国便宜，中国的工业和农业还不垮掉？现在再看，远不是那么回事。全球化时代，市场开发，资源共享，我们有丰富的资源，加之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使我们迅速在全球化格局中占到有利地位。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享受到了全球化的经济红利后，为什么对全球化的政治红利和文化红利全面拒绝？这就是问题所在。你能不能拒绝？世贸组织、世界货币组织等都有一套制度安排，我们都是执行的。虽然在政治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则，没有要求各国必须执行民主制度、三权分立制度。但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实行这一套制度的情况下，我们是拒绝的。我们的委员长讲了，我们有五个或六个“不搞”，“三权分立不能搞”，“联邦制不能搞”等——现在据说是把话收回去了。这些“不搞”显然是与世界政治文明的主流背道而驰，你也不要说的那么绝嘛，你可以研究嘛。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我们全球化的经济红利拿到了，政治上红利能不能拿到？如果我们参与进去的话，我们是可以拿到的。我们老是担心，如果我们参与到民主化进程中，共产党的传统优势会失去，就不能取得目前的统治地位了。这些担心是有道理的，但你拒绝这个东西行不行呢？我的看法是：你参与进去，不但拿到经济红利，还可以拿到政治红利，这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呀！
现在的情况是，全球化已经带动了民主化的浪潮。大家都了解了这方面的情况，一个突尼斯小贩自杀居然引起了滔天波浪，“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穆巴拉克统治埃及四十年，准备传位儿子，当时我们还觉得很好，派人去研究，没想一下子就垮了。这次缅甸的转型也出乎人们的意料。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资源的全球共享，也包括了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全球传播。
实际上，全球化与网络化是合二为一的问题。这次阿拉伯革命的特点是什么？他们形象的说法是“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石块”。什么意思？“拿手机”就是信息沟通，起着社会动员的作用：“拿石块”就是暴力的反抗。这说明全球化与网络化合在一起的能量，已经不是我们传统的制度手段所能控制住了。你必须要看到这一个变化，来适应这个变化才行。我们现在很多社会事件都是一时一地的，但经过互联网的发酵，就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公共事件。
从大的方面来看，我们国家就面临着这样的挑战——中国怎么样来迎合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潮流，主动做出选择？这就是我所讲的第一个问题，关于时代性的问题。
二、关于中国的“主体性”
对于“中国”问题，我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主体性”问题。我们现在考虑问题，都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从中国的情况、中国的现实出发考虑。这就有一个对中国自身认识的问题，有自身的反省问题。这里涉及到一些非常深的学术理论，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比如中国曾经长期以来不是“中国”，而是苏联的另一个版本。改革三十年，中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可能是另一个美国，当然你达不到人家的政治水平。我们搞的实际是权贵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有很多的发展方式，而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世界上最坏的资本主义的一种，像吴敬琏、茅于轼都讲过类似的话。我们在谈中国时候，首先涉及到的是对中国现在制度特点的基本认识。我们都在谈我们是中国人，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但中国是什么呢？对此，理论界都在反思。这种反思实际上是从日本开始的。日本的一批左派的学者多把日本的文化看做是受中国的影响，认为中国、日本是与欧美不同的另一种制度安排，二者是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我们过去是以苏联为方法来认识中国的，后来是以西方为方法来认识中国的，用比较坏的原始资本主义来看中国。理论界的反思，就是看到中国既不是苏联也不是美国，而应该是中国自己的。
何谓中国？复旦大学的葛兆光教授最近写了一些很好的书，叫《宅兹中国》，提出了三个概念：历史的中国，文化的中国，政治的中国。历史上的中国有很多变化，比如满清原来不是中国的，因为我们历史上是讲究夷夏之分的，中国是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之地。现在来看，都是一个中国。文化中国的范围就更大了，日本就是受我们文化的影响。当然，还有政治的中国。
葛兆光的“三个中国”提出以后，对我有很大的启示，我也在研究考虑这个问题。当然，我所关注的是政治的中国。为什么要把政治的中国单独提出来？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对基本政治制度安排的认识。我们在座的都是不同部门的领导，大家都会对这个制度的优势所在有一个基本认识——那就是政府，政府的权力大。这个判断是对的。我们历史上的中国也是这样的。你比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翤同，就提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皆秦政也”。从秦始皇到现在，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国家的权力高度发达，政府的权力高度发达，当官的权力高度发达，社会的价值判断主要都是来自于权力。谈到中国的自我认识时，简单地讲，就是中国是一个权力高度发达的国家，而且是从上至下垂直型的制度安排。你如果看看西方社会，就会发现他们是一个横向的制度安排——有国王，有教皇，有贵族，有城邦，几个权力是平行的，没有绝对的权力，大家都要妥协——英国的《大宪章》就是这么来的。几方势力比较均衡，大家就要讲民主，你政府用了我纳税人的钱，你就要付出相应义务。他们的国家是在横向的权力配置结构中慢慢发展起来的。中国是什么呢？是一个纵向的权力配置结构，从皇帝一直到郡县，权力高度集中。古代中国还是“皇权不下县”，乡村是自治的。而我们现在是中央的权力已经下到了每一个村庄了，我们现在的政府权力安排已经超过了历朝历代。政府权力高度发达，从中央到地方垂直向下的权力结构，是我们中国两千年以来的一个总的制度特征。
有人说这个制度很好呀，秦始皇搞“书同文路同轨”，修万里长城，建阿房宫，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现在还是这样，中国政府可以解决其他国家政府根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德国修一条高速公路可能要讨论十年，而我们修一条高铁仅仅用了五年。我们的政府权力高度发达的制度安排，有效性和合理性有没有？现在看显然是有的，中国制度文明发展主要就来源于它的制度的有效性。中国自唐朝以来的城市经济的发展，人口和物质财富的增长，都是与制度的有效性关联着的，包括我们现在国家主导的发展方式，仍然有着巨大的有效性——如果不是这样，你就没法理解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里取得了别人两百年发展才取得的成就。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现在这种国家主导的、国家权力高度发达的制度模式还能走多远？这是我们现实要考虑的问题。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叫“国家主义还能走多远？”在我看来，尽管国家主导、政府权力高度发达的发展模式，在过去三十年里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在未来的时间里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发展下去？这是需要反思的。所以，对中国的自我认识的立足点还是对政治的中国或者是制度的中国的反思：在现有的条件下需不需要一个横向的权力配置？需不需要横向的社会结构？问题的答案是，我们必须走这样一条路！
三、关于社会的“总体性”
关于社会问题，你们的王书记也写过很多文章，多是有关公民社会的建设问题。实际上理论界一直在讨论中国公民社会怎么建设的问题，但仅限于理论的探讨。平桥已经付诸实践，做的非常好。现在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了公民社会的建设是改革国家主义之后的替代品。原来我们是国家主导的、政府主导的、公权力主导的，以后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导的、社会自治的、社会自主的发展模式。以前县太爷来管理你们小民，就是说你自己管不好，必须我来管，我来给你主持公道。我们现在的很多执政理念，也是县太爷的看法：社会乱，百姓素质低，让你们自己搞，还不乱成一锅粥了？政府必须处理一切。我们现在看这种模式问题很多，比如你来主持公道，你的公正性在哪里？等等。一系列问题都会出来。
谈论社会，我有一个概念，叫“总体性”，也就是说对于社会的诸多问题，要从社会的总体结构去认识和观察。我们讲危机，总体上是社会的危机。我以前的博士论文就是《马克思的国家和社会理论》，就提到国家和社会是对立的概念。为什么会产生国家呢？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看，就是社会不能自我管理，必须委托一部分人来管理，国家就由此而形成了。这个解释是合理的。大众对管理者有一个授权的关系，按道理也有一个制约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说穿了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关系：大部分人按照一定的程序选出少部分人，授权他们对大部分人进行治理，使得大家能够相安无事，共同发展。在民主政治出现以前，这种国家治理在中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西周的封建制，根据血缘关系，周王朝就是姬姓集团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到秦以后，就是一人专制，朕即天下。辛亥革命以后到今天，我们的国家治理模式是由一个家族一个人演变为一个党的统治。当然，我们执政的合法性来自一系列意识形态的说法，比如说我们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来行使权力的，来执行对社会的管理。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以前完全是由国家来管理的，无论是家族还是政党，那么现在还能不能按以前的方式来管理社会呢？
当前社会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社会不能进行自我管理，必须委托给国家管理，但社会与国家之间又不存在合法正当的委托关系，这个委托关系是一方说了算的，说穿了，就是共产党说了算的。在政治学理上，我们会质疑这个关系，我们会问：你这个委托关系是不是征得了社会的同意？比如我们的村民自治，选举村委会就容易出问题。乌坎村的事酿成了巨大的公共事件，现在有人把乌坎村看作小岗村之后的第二个农村大事件。问题出在哪里？本来应该是村民自我管理的，而结果却是由上面来决定谁来当村书记，谁来当村长。我们整个国家与社会的矛盾焦点就在这个地方——在没有征得社会同意的情况下，把社会管理的权力全部收上来以后，再以社会代表的名义来对社会进行管理。
这里，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没有实质性的授权委托。名义上有，那是自己给自己找的。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选举，也没有居委会找我讲谁是人大代表的候选人，我从来没有行使过一次公民权利。我们的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都存在巨大问题。我们常讲共产党的权力、官员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但人民是怎么给你的？从来没解释清。我们也有人大制度，似乎也有程序，但不到位。至于实质正义更有问题：为什么出了那么多贪官污吏？
我曾与美国人辩论，说小布什是民选的，但选举出来后却给世界带来了这么多问题，也即是说，民主程序不一定带来好结果。对此，西方人也意识到了，但他们认为民主程序是各种坏制度中最不坏的一个，因为程序是正义的——如果选出了坏领导人，再把他选掉就是了，为什么不用？我辩论说我们尽管没有程序正义，但几个人选出胡锦涛，干的也不错嘛，也很亲民呀，我们的实质正义是有的。胡锦涛当总书记，你的一票是没有用的，离开你他肯定能当上！但是不是我们所有的领导集团都会给我们带来实质正义呢？大家肯定是持怀疑态度的——为什么我们十年里出了那么多问题，抓一个是贪官，抓一个又是贪官，而且数量级越来越大，难以想象！这表明我们既没有程序正义，更没有实质正义！问题就在这里。你以社会代表的名义来管理社会，却没有程序正义，更没有实质正义，你怎么来维持这个统治呢？怎么能够维持这种管理呢？你管理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又何在呢？平桥区扎扎实实从基层开始搞公民社会建设，是在摸索公民社会成长的道路，意义非常重大。我想公民社会的核心要件就是自我管理，自主选择，自己负责吧。平桥区搞民间金融，就是强调自我管理，风险自担，出了问题自我负责，他就不找你政府了。邓小平曾讲过，要把管理社会的权限全部下放，政府不要管那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这里有一个国家与社会的重心转移问题，必须走向社会自我管理的模式。
第二个问题是国家管理社会取之不义，用之不当。取之不义，就是你拿到政权，拿到权力，是没有程序正义的。用之不当，就是你没管理好。就算是取之不义吧，拿到权力，你能管好也行，你能发展经济，稳定社会，造福百姓，大家也就没什么话说。当然，取之不义，不一定是用之不当。比如南方有地方的腐败也很厉害，一个小小的乡镇干部职务性消费非常厉害，但是老百姓倒没什么多大意见，因为当地经济很发达。这是说委托人有一个成本与收益的考虑，如果他的收益大于成本，他就觉得可以忍受。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呢？你拿了很多东西，却用之不当，老百姓反而受损。出问题的地方，往往就是这个情况，既是取之不义，又是用之不当，形成了官民之间的巨大冲突，形成了社会危机。这次乌坎事件是个典型的例子，村干部偷着卖掉6000亩土地，老百姓没有拿到一分钱，你说他们不造反吗？出了问题，广东当地政府还要去捂着压着，还要为村干部背书，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而一旦老百姓起来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就是国家管理社会的取之不义，用之不当。用之不当主要体现在人权、事权和财权上，任人唯亲，胡作非为，贪污腐化，权钱交易，老百姓非常痛恨。
第三个问题是国家管理社会管不好，而且没有办法自我纠错，没有重新选择的机制。西方的民主制度，你干不好就下台了。台湾也一样，你干不好就走人。我们是明明看到这种管理是有问题的，既没有什么效率，也没有什么正当性，但没有办法把这批人给换下去！
所以，我们的社会总体性问题，根源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良性的关系。说来说去，就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我们需要调整以前以国家为主导的，以国家包办一切，国家决定社会的一套思想，重新确定一个社会决定国家，社会控制国家，社会监督国家的思想。
我认为除中央政府以外，中国的改革有三大重点，一个是公民社会建设，一个是地方自治，一个是乡村建设，即乡村选举。我这次到平桥来，看到平桥至少在公民社会建设和乡村建设两方面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局。也有很多地方政府初步意识到了，就是我们政府尽管有这么多的资源，有这么多的管理手段，但仍然不可能自己统筹解决面临的所有社会问题，必须要分解到社会各个领域，由社会按照自治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来建立起一个新的管理模式。如果你不走这条路，所有的矛盾爆发，会集中到政治领域，由社会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西方经常会出现社会危机，比如罢工——你罢工就罢工呗，没什么呀。而我们呢？现在你只要在天安门广场对着人民英雄纪念碑鞠个躬，马上就会有四五个人围过来把你摁住，哪怕你什么都没讲——哪有这样子的？往后你还怎么弄？现在出现问题你就这样，到以后所有问题总爆发时，你怎么办？所以我们缺少一个社会危机自我解决的机制，摁不住，就会产生我们无法控制的结果，而且这个后果之大是难以想象的。现在我们在阿拉伯世界看到的景象，就能说明问题。我的看法，要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唯一途径，就是民主。公民社会建设，实际上是基层民主的表现，就是要落实我们执政党对人民作出的承诺——“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自己管理自己。因此，关于社会自治的核心问题，就是一个政治民主的问题。
四、关于政治的“敏感性”
对于政治状况，我用“敏感性”一词来概括。当前，我们面临着社会性问题正在转化为政治性问题，可以说是高度集中，高度敏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列宁讲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是制度的安排。政治的敏感性，是高度集中了社会上各种不同利益的分歧、冲突，当形成巨大的社会危机时，最后要反映在政治层面上来。现在我们面临很多问题，但大家可以公开讨论的仅限于经济层面或社会层面。比如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有些人的话已经说的很重了，认为今年的经济预期会很不好，甚至会面临比2008年更困难的局面。但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我刚看到了马光远博士的一个评论，他认为不能像2008年的方式，不要放信贷，不要放货币，就让经济下滑一阵。我同意他的观点，当前货币流动性的泛滥就是08年的延续，到现在还没解决。经济上的问题，社会上的问题，都是有办法解决的，无非是快一些，慢一些，承受的压力大一点，小一点。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大的财力，是可以解决的。现在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各种社会问题都已充分反映到政治层面上来了，需要我们冷静的理性的客观的面对，不能回避。
前三十年的改革路线大家是知道的，就是不搞政治改革，尽管也提提口号，也讲了三十年了。但实际上从1989年以后，政治改革就全面停顿了，只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这样看起来也不错，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也没出什么大问题，政治高度垄断，经济高速发展。现在有人甚至把中国的发展归结为制度优越性的证明，挺好嘛，政治高度专制，经济自由化。实际上我们对这些问题，要重新考虑了。在重庆事件中充分反映了一些问题，我们执政党的权力安排、执政路线最后演化为权力之争，这至少表明在我们现有的权力格局下，有些问题是没法解决的。还有腐败问题，不管左中右都认为已经威胁到了执政党的合法性了，如果共产党不能解决腐败，共产党的统治肯定不能继续下去了。
对当今政治上的问题，我概括为四个核心问题。
第一个是一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我们现在的一党执政已经搞了六十多年，还是非常有效的，现在看来也没有替代性的制度安排。一党执政对于实际执掌权力的人，是没有有效的制度制约，甚至没有道德上的制约。党的纪检系统是党的自我约束，效果如何，大家心里都清楚。如同一个人，偶尔会自抽自己的嘴巴，但不可能每天都抽自己的嘴巴，这在别人看来也不正常了。一个政党，独掌大权，缺少制约机制，不出腐败，不出问题，那才叫怪呢。在一党执政条件下，权力失控问题、权力腐败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这是可以提出来的。
第二个是一党执政下的民主问题。重庆事件后，大家的呼声就很高了，有人就提出党内是不是可以搞派别？一党执政下的民主问题，就是在共产党内部搞派别制，来推进党内民主，比如可以把差额选举扩大化。现在越南共产党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他们共产党总书记就有两个竞选人，前书记又出来搞了个民主党，就是看在一党执政条件下能不能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现在中央党校的很多人，包括中央编译局的副局长俞可平，都写了不少文章，都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最近又写了一本书，叫《敬畏民意》。他的主要观点就是要实现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来带动社会民主。我对一党执政条件下实现民主是持保留态度的，是持怀疑态度的。当然，这样提（民主）总比不提要好。我认为如果真的在党内搞派别制，最终会演变成两党制或是多党制，这是肯定的。因为党内派别之争，如果通过合法的渠道公开表达，最后必然是政党制。比如重庆事件，如果党内派别之争是合法化的话，是可以公开的话，那么执政分歧就可以用党内公决的方式来解决。党内派别问题提出得很好，党内应允许有对路线政策的不同看法。当然，腐败问题就另当别论。
第三个是政治转型问题。假如说一党执政条件下的民主化最终演变为多党制或是政党制，那么就面临着第三个问题，就是政治必须转型。假如说一党执政条件下的民主化可以搞，就没有政治转型问题。假如说一党执政条件下的民主化无法搞，那么你的政党制必须向现代政党制转化。转化的方向，就是世界上普遍流行的政党政治的做法——多党制。这是应该考虑的。
第四个是政治转型后的执政党地位问题。现在为什么政治民主不敢提？多党制也不敢提？核心问题是共产党担心在多党竞争情况下自己的执政地位不保。赵紫阳对“四个坚持”的意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一条，其他的都无关紧要。据说邓好像同意这个看法，就是强调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不能动摇的。上面在考虑这个问题，下面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是从上到下以一贯之的，上面动了，下面也会动，会涉及每一个的切身利益。从我们研究的角度来看，如果真要走出这一步，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一定会动摇，不一定会失去，担忧是没必要的。因为社会的主要精英都在共产党内，社会的主要资源也都在共产党手里。退一万步讲，真的被选掉了，你还可以两党轮换。当然，这种说法对我们传统执政理念是一个颠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从研究者的角度，我必须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如果搞政党政治，共产党能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如果支持，那就是真的支持了，是授权委托你来管理的，当然他是有限委托，是有边界的，你不能为所欲为。
围绕这四个问题，主动改革的风险是最小的。从一党专政到转型，现在可以观察到的，有三个模式，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一个是台湾模式，是蒋经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主动转型。马英九最近一篇回忆文章《回忆经国先生》讲到，当时台湾民进党闹得很凶，把蒋经国气得吐血，马英九给蒋经国汇报，问要不要镇压民进党。当时的镇压预案都做好了，马英九认为蒋经国肯定会同意镇压的。不料蒋经国却说：现在已经到了时机了，我们必须改了！也就是在那一天，台湾当局做出了开放党禁和报禁的决定。李登辉就不用讲了，马英九听到这个消息，出去就大哭了一场。这是执政党主动改革，国民党失去了两届任期，现在又重新执政了。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认为台湾的民主转型，已经达到了欧洲的中上水平。特别是这次大选，蔡英文和马英九都表现出了高度的理性，街头政治很少，也没有什么历史清算，还对历史遗留事件进行了补偿。国民党赢得了民心，赢得了考验，又继续赢得了执政地位。
第二个模式是缅甸模式。缅甸转型后，昂山素季放出来了，国际社会对它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当然，它的转变是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下发生的，只给反对党20%的议会名额。缅甸的转型是国家长期封闭、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被动转型的，它后面的结果如何还不好说，但它至少走出了第一步，所以国际社会的反响很好。
第三种模式是阿拉伯模式。这是统治者违背民意，倒行逆施，顽固守旧，拒绝改革，最后身败名裂的一种情况。卡扎菲的下场是暴尸荒野，穆巴拉克原来是美国全力支持的，而最后也在囚笼里受审。其实呢，实行民主制是对这些人的最好保护。阿拉伯世界从一个偶发小事酿成政治风暴，波及那么多国家，下一步沙特、科威特这些家族统治的国家都将难以幸免。当然，后一些国家比较富裕，他们是花钱买平安，但能不能维持统治，是一个问题。
在二十一世纪民主化转型浪潮里，我们同一个中华民族里的台湾做的最好。台湾的成功转型，证明中国人是可以搞民主的，而且可以做的非常好。台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开放党禁的同时，有一个“黄金十年”的公民社会运动，被他们写入了历史。台湾是通过建立农民协会，搞乡村自治来培养和壮大公民社会的。有了十年公民社会的成长，才有了他们后来的政党政治。我们国家范围太大了，地区发展也不平衡，不能简单地走台湾的道路。但台湾转型中体现出的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的过程，对我们应该是有启示的。国民党这种主动引领民主改革的历史担当，这种做法，对我们共产党应该有启示。台湾经验，可以用到我们大陆上来。
五、关于思想的“争议性”
我到许多地方，看到各地发展都是很平稳的，都是按部就班的，没有大的波折。但在北京的思想界，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叫“暗流涌动”——表面上是很平静，但争论激烈。很多像我这样二十年不写文章的人，也纷纷站出来就重大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发表意见，而且分歧特别大，争议特别激烈。主要的争议，我认为是左右之争。当然还有其他的，包括搞国学的，搞民主主义的，等等，有人总结为“六大思潮”，有人总结为“八大思潮”。
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争论，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思潮，一个就是所谓的“左派”，一个是所谓的“右派”。“左派”的特点，以前普遍的说法是，把未来能够实现的事情放到现在来做。当然，这种解释太过于简单了。你比如马克思理论在西方，是被公认为左派理论。而英国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是被公认为右派理论。法国奥朗德是左派，在失去政权17年后重新执政。萨科奇是右派，还有极右的勒庞。我们的左右之争是从文革结束之后，当时是党内的争论。左派代表人物是胡乔木、邓力群，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坚持社会主义教条，按照这些教条来批评胡耀邦、赵紫阳的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而邓小平在经济上完全是右的立场，他提出了市场经济的概念，确立了1992年以后中国改革的总路线。1989年以前的左右之争，主要体现在左的教条与胡耀邦改革主张之间的冲突，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意识形态之争。到1992年以后，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或死或下台，争论也就自然消失了。之后，邓讲不争论，不问姓资姓社，放弃意识形态的争论，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搞改革。但邓是有明确的价值取向，这在南巡讲话里体现得很清楚：“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认为在文革和改革的前十年里，干扰破坏主要来自左。“乌有之乡”的左派网站把打到“四人帮”说成是“硬性政变”，把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说成是“软性政变”，可见极左对邓是恨之入骨。他们认为邓的南巡讲话改变了整个思想界的主要走向。
第二阶段是在九十年代以后，是思想理念之争。争论由执政党内部转化到了学术界，出现了一个“新左派”。“新左派”主要是一些大学教授，很多是来自美国一些大学的教授，有的很有名气，是声名显赫的大学者、大教授。我最近的文章《奔向重庆的学者们》，点了他们其中一些人的名字。他们的观点主要来自西方的左派思想，政治主张是倾向草根平民。而右派一般被认为是维护有钱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说法不全面，但也靠点谱。这次奥朗德上台，法国的富人就有点紧张了，就怕左派上来向富人收税。右派上台往往是减税，而左派是增税搞转移支付来养穷人，很受底层欢迎。这种学术层面上的左右之争，我认为是有合法性的——你愿意站在老百姓一边，还是站在富人一边，由你选择。茅于轼说自己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怎么理解？我们讲右派维护富人的利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价值偏好，他们是看到了资本的力量在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资本带来了税收，带来了财富，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良性推动作用，对穷人也是有好处的。如果资本家跑掉了，工厂倒闭了，工人就失业了，对谁有好处呢？这里有个算账的问题，支持富人，不见得对穷人没好处。一味地替穷人说话，不见得对穷人全有好处。欧洲的债务危机，无非是投资与消费的问题。希腊人收入100块钱，却要消费150块，那50从何而来？借债。希腊人一年拿14个月的工资，有说不清的假日，人都养懒了，不愿干活了，一旦说要消减福利，他还不干，就罢工示威。可见，穷人的诉求，不见得都是正当的，要作具体分析。
所以，对左右之争，要做一个政策上的分析。你愿意持什么立场，你可以随意选择，都是你正当的权力。但矛盾如何解决？西方民主国家有解决这样矛盾争论的制度安排，就是通过老百姓的选票说话——老百姓选你左派，左派就执政。干了几年，如果你干不下去了，老百姓自然会选别人，选右派来试试。原来法国的密特朗为什么干不下去了？就是左派的那一套政策玩不下去了，倒台了。现在法国的右派又玩不下去了，左派再来搞。在他们民主制度下，有一个解决问题的制度安排。我们就缺乏这样的制度，就容易出问题。
第三个阶段是我们现在的左右派之间的制度路径之争。这在重庆模式里就充分体现出来。对于薄熙来的民生经济、共富理念、安居工程，我估计大多数人都持肯定态度。这很好呀！现在物价、房价这么高，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包括党的一些高级干部，都充分认可重庆民生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都认可薄熙来的那一套做法。对此如何评价？重庆模式主要是依赖国家权力，是国家主导的模式，重点倾斜于民生发展，这套做法与欧洲左派政府的政策是比较吻合的。重庆模式出来以后，左派一片欢呼，跑到重庆给薄熙来说话的都是左派学者，没有一个右派学者。这说明我们目前的左右之争，已经演变为了制度路径之争了，演变为经济政策之争了。原来大家只是说来说去，打口水仗，是教授在打架。目前就不一样了，已经是政策、路径、制度安排的选择之争了。
开始总结重庆模式时，大家仅仅是从个人好恶出发——我是右派，我就既否定“唱红”，也否定“打黑”，同时也把民生经济也否定掉（据说重庆负责近万亿，也很危险）；左派则是一味唱赞歌。我认为重庆模式最主要的问题是“打黑”已经触犯了法律底线了，像李庄案。我写了一篇文章“从李庄案到‘李庄门’”，认为重庆模式的转化就是从李庄案开始的。在王立军薄熙来事件没有发生之前，我还写过一篇文章——“重庆模式能否超越左右之争？”，其中我对重庆的地方自治给予了客观评价，我当时希望从重庆模式中看到中国地方自治的可能性。同时，我也提出重庆的“打黑”触犯了基本的法律和道义底线，认为“重庆不管如何辩解掩饰，都将为李庄案付出巨大代价”。果不其然，他们的问题不久就全部暴露出来了。后来我与李庄和中国政法大学的洪道德教授等五人专门开了一个会，用了六七个小时听李庄讲重庆“打黑”所暴露的问题。我听了简直不敢相信，“黑打”的程度远远超出我们想象——不光是黑社会，公安局里的人也被打死了好多，像总队长副总队长也被不明打死。当然，这已经超出了左右之争，已经触犯了法律。不管左派右派，你触犯法律，违背道义，你就干不长。重庆模式之所以不能长期持续下去，之所以一开始就受到广泛质疑，我认为它第一个就是“打黑”用“黑打”方式进行，第二个是“唱红”也有问题。“唱红”是一个典型的左的做法，十万人在体育场集中，红旗招展，很像文革的作风。当然，“唱红”也符合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要求。重庆模式实际上已经宣告破产了，后面的清算总结都会有的，包括它的民生经济能不能持续下去都是问题。主心骨没了，原来可以借助的资源没了，肯定搞不下去了。
但是，我认为左右之争会在中国未来发展中长期存在下去，不会因为重庆模式破产了，左派就会偃旗息鼓。我认为左派遇到了近二十年最大的合法性危机和道德危机。我的《奔向重庆的学者们》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有人是在看左派的笑话。左派的一些学者这样跑去给重庆说话，完全违背了价值中立的学术客观性，调子唱的太高了。学者研究问题，既要看到长处，也要看到问题。而那些左派学者到重庆看到的都是好的，问题也是好的，这就违背了基本的学术道德、学术的操守。我研究重庆模式时，就认为民生经济有可取的地方，但“唱红打黑”肯定是有问题的。左右之争之所以会长期在中国存在下去，因为中国过去长期是一个利益统一体，而现在社会已经分化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了，已经形成了不同的阶级了，已经有了不同阶级的冲突了。《人民日报》也好，政治局委员也好，大家都在说利益集团绑架了改革。权贵集团与底层的弱势群体，是截然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不同利益的划分，有不同阶级，有不同利益集团的存在，必然有冲突与斗争，而这些冲突与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政治层面。
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主题，要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必须建立一个宪政的民主制度。因为解决这些问题，是有例可循的，是有一些成功经验可以借鉴。西方的左右之争是泾渭分明，法国有左派有右派，还有勒庞的极右，俄罗斯也是一样。他们的极右也好，极左也好，都对社会构不成致命的影响和破坏。你可以公开宣传自己的主张，你可以主张把富翁全部消灭掉，把富人的钱全部没收去救济穷人。但你的主张能不能转化为国家行为，转化为政策，那是由大多人决定的。谁来决定？通过什么方式来决定？那就是通过宪政民主的制度，通过选举的方式来决定。如果大多数人同意你的主张，反对者也没有话讲，因为你的做法是有合法性正当性的。如果你搞了几年，把经济社会搞坏了，老百姓自然会把你选下去。因此，要解决左右之争，必须上升到制度层面，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现在的执政党是左右不靠，把“乌有之乡”网站封了，对右派言论也限制，这个不能谈，那个不能讲，有些文章一看不行就删掉了。这种回避的态度，我看不是一个好办法。你应该正视左右的分裂，左右的冲突，解决这些问题，你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就是宪政民主，通过这种方民主与法治的方式，来解决我们老百姓之间的、我们社会之中的不同意见、不同主张。如果想要把你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国家的行为，必须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获得大多数人的授权。
今天我演讲涉及的问题比较多，总的来说，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发展，中国已经具备了进一步改革的条件，政府手中集聚了巨大的资源和转移支付手段，具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巨大能力。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共识也在不断形成，大家都意识到中国不继续改革，当前面临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唯有继续改革，才能解决问题，形成共识，凝聚人心，避免社会出现大的动荡。我想我们基层工作的干部可能也在思考这些问题，问题是大家如何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把思考意见反映出来，形成一个巨大的意见场域，使得我们的执政集团能够看到这些问题，进一步比较选择，最后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来推进改革，这也是我的期待。我相信我们中国人会有这样的智慧，也能找到办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相信经过未来十年或是更长时间的改革，中国将会给世界带来一个巨大的礼物——中国这个古老巨大的帝国顺利成功地实现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是我最大的期待。
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