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建政之初，整肃高岗，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高层权力整合事件。毛泽东一石三鸟，打倒了高岗，驯服了刘周，从此开始了他的长达２３年的“个人独裁”的不归之路。
（一）我记忆中的高饶事件
１９５４年，我在南京军区后勤部机关做一点文书工作，忽然传达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公报《加强党的团结》。《加强党的团结》并没有点名高饶，但是传达人点出了他们，因为我们是高级机关，领导者自然了解其事。揭露出高饶反党集团，上上下下的干部都如晴天霹雳，震惊不已，对于野心家阴谋家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破坏党的团结的严重罪行，无不义愤填膺。当时我是个只有２０岁、３年军龄的新兵，对于党内如此重大的事件懵懵懂懂不奇怪。惊讶的是高干们。新中国刚刚拉开序幕，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抗美援朝战争临近停战，人们期望的是和平美满的生活，谁敢相信伟大的党中央竟然会出现野心家呢？高岗本来是一颗政治新星，从“东北王”升到共和国的副主席，其他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的各路诸侯都没有在新中国进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高岗是名至实归，因为东北是解放全中国的后方，又是抗美援朝的前进基地，功劳大，贡献大，功德圆满，自然要给予重奖重任。高岗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荣誉是属于谁的》，高调宣传荣誉属于人民，属于党，教育党员不要居功自傲，向党伸手，要荣誉，要地位。这篇名文，那时既是干部学习的基本资料之一。揭露了高岗，大家发现，高岗是一个口是心非、耍弄两面派、生活腐化堕落的野心家伪君子，于是高岗的光辉形象一下子就黯然失色。
高岗生活极为腐化，周恩来所说的“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这些话都是喜欢玩弄女人的委婉说法。高岗玩弄女人当然不同一般，特别是喜欢金发碧眼的“达发莉莎”――女同志。如果他在“政治”上不犯错误的话，那也只是“小节”，和毛泽东不过是各有千秋，伯仲之间，毛泽东也不会介意，别的人即使有意见谁也不会不敢揭露。
高岗一打倒，这些“小节”就变成了“大节”，处在下层的人也就打破了顾忌，踊跃地揭露了起来，高岗玩弄女人的故事就成了热门话题，无远弗届，不径而走。其实，下层的人，也只看到听到这些男娼女盗的“小事”，真正要打倒高岗的原因，谁也不知道，几乎和这些男娼女盗的事没有关系。现在既然要打倒高岗，揭露这些隐私，不过是为了羞辱他，增加一点砝码而已，同时也就调动起了那些多少接近他了解他的下属，乃至全国官民人等产生同仇敌忾的心理。
至于饶漱石，他虽然是华东军区政委，但是他不像陈毅那样，经常抛头露面，发表演讲，饶漱石好像比较低调，负责“隐蔽战线”的工作，因此，即便是在华东军区，这些做过饶漱石下级的干部，反而没有多少传言和评议。
（二）整肃高饶的国际背景
高岗腾达的国际背景是毛要取信斯大林，斯大林是一死，就注定了高岗的末日。斯大林如果晚点死，整肃高岗的大戏或许还要延后开场。在整肃了高岗之后，毛泽东立即通知苏联，还对苏联来访官员故意虚张声势地说：“有人要打倒我。”毛泽东要努力撇清整肃高岗和高岗的“亲苏”――里通外国没有关系。后来，高岗自杀，毛泽东又亲笔写了《关于高岗自杀问题给苏共中央的通报》，指出高岗是“进行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４卷）毛泽东这样认真地向苏联通报，这也旁证了毛泽东起初重用高岗和此时打倒高岗的国际背景。不知俄语中是否有“此地无银三百两”这个意思的成语。
（三）整肃高饶的国内背景
高岗的沉浮又出于毛的国内政策急剧转向。原来毛许诺的新民主主义，一当开国完成，他就急于要向社会主义过渡。正是在打倒高岗之前的１９５３年，他就确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他的同僚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等全都不理解，“跟不上”。把分到农民手上的土地重新收回，把资本家的工厂商店“赎买”过来，把民主人士刚刚坐上的“交椅”釜底抽薪，把《共同纲领》不经民主党派讨论同意予以废除……这一系列被称作“社会主义改造”的蓝图，即使是他的政治局成员也难以接受。
关于《共同纲领》，笔者要多作一点回顾。《共同纲领》就是临时宪法。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名义上是参与制定并举手通过的。现在关系到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命运的大事，竟然不需要通过全国政协讨论通过，不需要征得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同意，共产党可以君临天下，连民主协商都没有，就自说自话予以废除，变为《宪法》。这就叫做统一战线吗？这就叫做人民民主吗？这不是破坏《共同纲领》的行为吗？
有意思的是，就是那个在国民党时期就断定国民党和共产党统治民主自由孰多孰少孰有孰无的储安平先生，1957年以“党天下”一言戴上右派帽子的储安平先生，远在1949年10月，即开国大典刚过，就按奈不住激情写出《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一文。关于《共同纲领》，他带着良好的期望写到：“这个‘共同纲领’在日后当然会因社会本身的发展而需要适当地修改，但这种修改的工作也必然是在统一战线事前协商的精神下进行的；因之，这也就保证了我们政府的政治纲领的连续性，一贯性，以及各党派各分子忠实遵守的一致性。在行政方面说，由于政府的组织是在统一战线之下进行的，由于参加制订‘共同纲领’的各党派共同参加了政府的各个部门，因之，这就避免了将政府的工作人员分为政务人员和事务人员两类，使政策的制订者及政策的执行者分裂为二；在新成立的政府中，由于统一战线的确立，执行政策的人和制订政策的人是贯通的，一气的，在一个总的政治认识下推进行政工作的。”（储安平著《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见《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林蕴晖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原载《观察》六卷二期，《新华月报》1949年10月号）这种一厢情愿的浪漫主义是出于对毛泽东信誓旦旦地许诺的民主的误读误判。这位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以为这位从井冈山下来的农民革命领袖，却能够畅怀抒发“千里冰封、万里雪瓢”豪情的毛泽东也会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政治家，严格遵守共同制订的政治纲领文件，如果“因社会本身的发展而需要适当地修改，但这种修改的工作也必然是在统一战线事前协商的精神下进行的”。他们哪里会想到，毛泽东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主席。
毛泽东需要通过一场大规模的整肃，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号令天下而无所阻拦。拿谁开刀？就是他放纵跳高的高岗，现在到了收网擒拿的时候。等到一切安排妥贴，连刘少奇的检查内容也经他批准了，他老人家心头的障碍都扫除殆尽，好戏就让刘少奇、周恩来去演，里里外外他都是明君英主，他就踏上专列，直奔杭州，轻轻松松地去欣赏那春来江水绿如蓝，慢慢悠悠地去流连山外青山楼外楼，和一帮秀才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便把《共同纲领》一脚踢翻，把“新民主主义”扔到垃圾堆。
对于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储安平在1957年中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了一篇使毛泽东恨入骨髓的“党天下”讲话，其中说道：“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土，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储安平们对于受愚弄受欺骗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为了这个发言，他受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结局。这都是后话了。
毛泽东要准备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和第八届全国党代会了――第七届是１９４５年开的，相隔已经11年了。
一幅“最新最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图画”已经在他的心中描画出来。
历史地来看，毛的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都是一场“阳谋”。
毛泽东充任了整肃高饶的总设计师，总工程师。
（四）整肃高饶的结果
其一，七届四中全会做了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以下经过毛泽东修改润饰过的话：
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 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４卷《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修改》）
这是一道紧箍咒，从此，干部们吊在口头的说辞就是这个“有利于”、“不利于”，党内民主，党内批评，从此销声匿迹，说话做事都小心翼翼，生怕触犯了“团结”二字。谁敢冒犯破坏“党的团结”的罪名说话做事呢？再说，判断“有利于”、“不利于”的标准，谁说了算数呢？其实，对下来说，任何一级领导人，都喜欢自己手上拥有这么一把戒尺。毛泽东的拿手好戏就是做冠冕堂皇的文章。所谓“党的团结”，究其实就是全党俯首听命于毛泽东。
其二，整肃高饶，受到打击最大的是毛泽东的文臣武将、封疆大吏。对于毛泽东来说，他认为潜在的权力威胁不是来自人民群众，而是来自“大区”头领和近臣。在二十几年的夺权斗争中，中共形成了大小“山头”，毛称之为“山头主义”，解放后，党、政、军分解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几大块。华北一块成了组成中央人民政府的班底而消解。高饶问题一解决，削平山头、撤销大区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整肃高饶之后，高级干部们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居功自傲、不能伸手，其实就是俯首称臣而已。
最好的证明就是陈毅1954年参加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后写了《感事抒怀》组诗《七古•手莫伸》：
手莫伸
伸手必被捉。
党与人民在监督，
万目睽睽难逃脱。
汝言惧捉手不伸，
人民咫尺手自缩。
岂不爱权位，
权位高高耸山岳。
岂不爱粉黛，
爱河饮尽犹饥渴。
岂不爱推戴，
颂歌盈耳神仙乐。
第一想到不忘本，
来自人民莫作恶。
第二想到党培养，
无党岂能有所作？
第三想到衣食住，
若无人民岂能活？
第四想到虽有功，
岂无过失应惭怍。
吁嗟呼，
九牛一毫莫自夸，
骄傲自满必翻车。
历览古今多少事，
成由谦逊败由奢。
读着这首诗，叫人有捶心泣血之痛。所谓“党与人民在监督”其实，党监督不了，人民更监督不了，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在“监督”――唯一准则就是看你对毛是否忠心不二。陈毅把整肃高岗定位为高岗向党“伸手”要权，这样以后就可以把和毛的任何分歧解释为“伸手”，谁还敢表达个人的不同意见呢？陈毅的追悼会，毛泽东是在临开会之前瞬间，突然决定前去参加的，也许在那瞬间，他对陈毅的谦逊和忠诚产生了一丝愧悔？
陈毅是和毛泽东一起创建井冈山的战友，又和饶漱石是长期的搭档。陈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饶漱石任政委，陈毅任上海市党委书记兼市长，饶漱石任华东局书记。此时陈毅是外交部部长。陈毅都如此自励劝戒，还有谁敢挑战老毛？反高之后，有一句广泛流行的警语：“个人主义是万恶的根源。”所有高级干部从此双手自动捆绑，成了毛泽东的政治太监，丫鬟，臣妾，无不以做谨小慎微的驯服工具为座右铭，而唯独毛泽东却可以双手伸展自如，随心所欲。国家、人民和共产党此后遭到万劫不复的苦难，就势所必然了。
从整张国焘、王明到高岗，再往下延伸到反右、反彭德怀等等，毛泽东手上握了一把无往不胜的杀手锏：反党。对于任何要打倒的对手，只要抛出这把杀手锏，加上“反党”的罪名，必定置对手于死地。
其三，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领袖专政＝个人独裁。
在《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有这么一段话“阶级是由党领导着的，党又是由它的中央委员会领导着的，党的中央委员会还紧紧地依靠着一批忠实的有能力的高级干部。”其第三句加了下划线的文字是毛泽东加写改写的。这样的加写改写，正体现了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个人独裁”，不过毛泽东不好把话点明而已。（见《对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修改》）
整肃了高饶，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独裁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在整肃高饶之后，中央核心领导层，始终处在人人自危、互相监控的境地，要么敬而远之，要么陷害告密，人人只求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谁也不敢在毛的头上动土。因此，直到毛去世，长达２３年，毛泽东竟然能够一意孤行，发动了一波一波的运动，为所欲为，却通行无阻，心想事成。反右派，反右倾，反刘少奇，人人响应，争先恐后，落井下石。在和平时期，在风调雨顺的“三年自然灾害”中，造成饿死３７５５万人的大灾大难，超过抗日战争8年中国军民的死伤人数，竟然可以不受到任何追究！
我希望心理学家历史学家研究一下毛的心理：作为一位货真价实的野心家阴谋家，毛反高岗的那一年满了６０岁，在那之前，年富力强，雄心勃勃，南征北战打天下可以理解，可是年过六十之后了，２３年间，毛自己逐渐年老体衰，后来已经耳不聪，口不清，老眼昏花，听话说话要依靠机要秘书张玉凤“翻译”，在政治局成了孤家寡人的情况下，却还要不顾后果地狼奔彘突，左冲右杀，是一种什么心理动力在支持？
（五）整肃高饶，中共走上了个人独裁的不归之路
前已引述辛子陵的话，毛泽东进入中南海之后，最最用心的就是帝王南面之术，就是怎样巩固皇权，防止大权旁落的学问，就是怎样坐稳皇帝，怎样驾驭群臣的学问。这样，他使自己的“主席”地位保持了２８年，经受了无数的惊涛骇浪，打倒了无数党内党外的“敌人”，一直到寿终正寝的８４岁，最后依靠“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江青”这么一张便条，把班交给了平庸无能的华国锋。
列宁、斯大林建立的就是“一人独裁”，终身制，不到死，不交棒。毛泽东不以为鉴，步其后尘。邓小平依然实行强人政治，但终止了终身制。在他以军委主席垂帘之下，黜免了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罢免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个总书记，任命了江泽民为总书记，还隔代钦定了胡锦涛。如今中共已经没有强人可以依赖了。十七大即将来临，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十八大的总书记候选人？第一，谁有威望确定这么一个接班人？第二，根据什么能够矬子里挑将军，挑选出这么一个可以承担如此重任的人？对于共产党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世纪性难题。
我们再回到１９５４年整肃高饶反党集团时节。毛泽东把他的近臣刘少奇、周恩来、高岗等人全部制服得谁也不敢“伸手”了，他坐稳了皇帝，但是，即使如文革初始，林彪宣扬的毛可以活到１５０岁，他也有死去的一天。怎样交班接班？成了中共的一个死结。中共的末日就起始于交接班程序上。一个自命为具有“先进性”的政党，执政了５８年，至今没有法定的权力交接程序，所以天天要强调党指挥枪，天天要警惕“海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和老百姓的“造反”。毛泽东创建的、遗留的这个没有制度的制度遗产成了压在中共身上的沉重包袱。
这里让我再引述一段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精彩议论。他说：“对去古未远的中国来说，帝王专政，正如民国初年，来自美国的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所说的，不但不是个坏制度，而且是个可行的制度。但是要采取这个制度则必须有两大前提：第一是人选的问题。做皇帝的人一定要具有中国古代传说中深具圣贤资质的尧舜。不幸在中华五千年史中，也只出现了这两个传说中人物，以后就再也没有了。要不那就出个希腊哲学中所要求的“哲学家皇帝”。而在中国历史传说中，除掉周文王之外，也就再没有第二个皇帝哲学家了。毛公坐在此龙座上，显然两者皆不是。
搞帝王专制政体的第二个前提则是，帝王专制，一定要有个铁定的接班制，庶几在老王死后，小王可以和平接班。没有这两个关键性的前提，那末帝王专政，就是现代文明中最坏的制度了。”仅以此来看，中共现在实行的这个不成其制度的接班人制度，是“现代文明中最坏的制度”，则已经被毛、邓、江、胡所验证。
十七大开会在即，对于胡锦涛来说，怎样破解这个中共开天辟地以来的交接班难题，创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又不背离世界文明的政党领导人的交接班制度，正是历史赋予他的机遇，可以考验他的智慧和勇气。我们拭目以待。
总结：整肃高岗，在中共党史上，在中共执政史上，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权力整合事件。毛泽东一石三鸟，打倒了高岗，驯服了刘周，从此开始了他的长达２３年的“个人独裁”的不归之路。
（２００７年十七大前夕于山东大学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