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两会时间，这被人称为“花瓶”、“橡皮图章”的机构，能否真正扮演其功能，为调解社会矛盾，再造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重建国家的合法性做出贡献？在这个历史大变动的时代，在笔者看来，这远甚於那些人事变动，更应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八九运动前，鉴於当时的危机氛围，北京的一些朋友曾提出：将社会冲突从街道引向大会堂，意在通过人大政协的改革，使其成为真正的民意代议机构，更好地调节社会矛盾，为改革开闢新途，以避免大规模的社会危机.遗憾的是，这些善意和负责任的提法因各种原因尤其是一些领导人迷信一党专政，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终於付出一场惨痛的代价，执政党也由此丧失一次与社会良性互动、再造新生的机缘。而提出这些看法的朋友，在稍后的事件中也大多数锒铛入狱.二十多年中，鉴於八九期间曾有人试图通过召开人大紧急常委会以宪法规定的方式解决危机的尝试，官方对人大政协等机构的控制有增无减，更加精细，生怕在这合法性缺失的时代，一有不慎，这些机构中会冒出对党的不利的声音和决定。两会也因此愈发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权威尽失。
而其成员的组成，日益偏狭，成为一些与权力系统关系高度密切的精英们的交往消遣俱乐部，与社会彻底脱节。
只要看看每年两会时那强大的保安措施就知道，所谓的代表们究竟是代表何人，与民众的距离有多远.问题是，二十多年来虽没出现像八九那样大规模的街头运动，并不是说当年这个提法就失去其意义.相反，随着近些年社会矛盾的激化，这个提法比任何时候都更具现实性和紧迫性。
这些年之所以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街头运动，很简单，一是镇压，二是收买，靠经济增长收买人心，所谓“胡萝蔔加大棒”是也。但笔者多年来均提及，这种国家主导，精英参与的典型的威权发展模式，由於没有平衡和监督，也就很难避免国家权力向权贵阶层的严重倾斜，造成大规模贪腐，利益集团尾大不掉，形成新的合法性危机的局面。而这个危机又是从先前应对危机的药方——发展经济——里衍生而来。
所以，还指望靠经济买稳定，用治胃病的药治肝癌是决然不行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政治的问题要靠政治来解决，而不是那种胡锦涛式的“看见问题绕着走”的治国方式以及短线维稳所能消解的。
因此，如何在政治领域展开必要的改革，赋予各阶层一种利益表达和调节相互之间矛盾的机制，在风暴骤起之前将街头可能发生的冲突引向大会堂，避免再经历一场大的动荡，这是负责任的领导人所必须考虑的。其中，修宪，改革现有选举机制，让两会成为真正的具有合法性和代表性的代议制度，可能就是一个现实的改革途径。
谁都知道，在毛时代，虽然有那么多各级工农兵代表，但实际的权力从来也不是什么工农兵运作的，政策也很难说是符合工农利益的，但那种象徵性的政治存在，配合以意识形态的说辞，还是让这些阶层感到某种心理平衡。今天，既没有工会、农会捍卫其利益，又没有现代的法治系统做司法救济，一些阶层权益严重受损，成为真正的“弱势群体”——这词汇的出现已很能说明问题.在这些阶层中出现那种对毛时代的怀旧也就不令人意外。靠“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之类含混不清的提法是无法应对这种局面的——如何达成和谐？“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怎样定义“最广大”？那在“最广大”（不是全部）之外者的利益由谁来代表？“最广大人民”之内的利益冲突又如何协调？全靠一党代表？
现代代议制是因需要调节各种日渐分化的阶层利益、因主权在民的理念而产生。两会制度说到底是借鉴这些制度，形式上试图展现同样的理念，但结果是徒有其表，没有其“里”、其“实”，也形同虚设：一党、一人或数人的决断代替一切，造成阶层间，社会与国家间的各种矛盾无法得到制度性的表达.一股暴戾之气在酝酿，一种激烈冲突的能量在积蓄。继续抱着那种不照抄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调拒绝实现一种真正的代议制，那等待我们的就只会是必将出现於街道上的冲突。
谈一个往事结尾：1993年夏，笔者受邀赴台参加陆委会举办的一个硏讨会。时任海基会副秘书长的石齐平先生邀宴当时与会的几位大陆和海外人士。席间，社科院台硏所的一位副所长，冷嘲热讽台湾民主不佳，议会打架，笔者当即表示：“议会里打也比把坦克开到大街上动机枪打要好吧？”一时众人哑言。事实上，当时台湾议会的打架，多属作秀，与台湾的选举、选区制和一些族群意识有关，二十年过去，历经许多风波，台湾街道上没动武，立法院里的架也愈来愈少见，社会更趋平和。这一切，没有借鉴意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