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正是中国改革的希望所在，未来八年，表达的自由特别迫切和重要
当前改革又成热门话题，亦有若干哗众取宠之举以改革面目出现，公众迫切需要释疑解惑。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一直在学术与实践中思考求解中国问题的可靠途径。最近，财新网邀请汪丁丁与其“思享家”社区网友展开意见交流，现场话题丰富，气氛活跃。除了分享汪丁丁教授的见解，我们还感受到网友展现出来的对社会发展前景的思考与担当。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正是中国改革的希望所在。因版面所限，这里仅作摘要刊出。
——编者
改革的生长点
汪丁丁：从今年开始，到2020年，大致是新一届政府的两个任期，历时八年时间。我们应怎样做才好？
下面是我的引言：一个普通中国人，在未来八年，很可能会由于四种因素的存在而感受到更多的痛苦。首先，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引起的几种痛苦，因收入极端不平等而产生的痛苦感将会更强烈，因税负带来的痛苦感将会更强烈；其次，在教育和医疗领域存在的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导致“难”与“贵”的问题积重难返而引起更强烈的痛苦感，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和改变命运的主要方式，医疗作为人力资本维护和改善生命质量的主要方式，二者费用太高并且享有机会太不平等，将会使中低收入的普通中国人进一步承受通胀压力和资产价格膨胀带来的更强烈的痛苦感。缓解以上痛苦，归根结底要付诸下列方式：一是表达自由，在法律的范围内，让民众有发表各种哪怕是极端意见的权利；二是结社自由，借助于组织，民众有远比目前更广泛的机会直接参与社会运动；三是加快民主建设的进程。
直接参与政治和由此而有的自由批评政府的权利，是幸福感的一个主要来源。最初论证这一观点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和思想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他告诉我们，当一个人不满意现状时，如果不满的声音被认真倾听，那么，不满程度就会降低。并且，表达是理解的必要条件，自由表达是相互理解的必要条件。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汀·李斯特（Christian List）在其2011年的工作论文“民主的逻辑空间”（the logical space of democracy）里（图1），提出了关于“民主”的三元不可能性定理。他认为，不存在同时满足下列三个条件的民主程序：（1）基本多数主义；（2）集体理性；（3）稳定的多元价值。李斯特的这一定理，是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J·阿罗（Kenneth J·Arrow）提出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许多拓展形式之一。英国经济学家乔治·沙克尔（George Shackle）在评论阿罗的这篇论文时表达了这样的见解：阿罗定理意味着，如果多数人的选择受到基本的尊重，集体决策要么不再是理性的，要么不能容忍足够多元的个人价值。对相当大程度上属于东亚文化传统的中国、韩国、日本等而言，个人价值的多元化倾向明显不如西方社会强烈，于是，尊重多数人意向的集体决策，比它在西方社会更可能是理性的。
阿罗最初证明的不可能性定理，直观的解释是：自由、效率、民主，不存在同时在这三个维度上占有最高排序的社会。现实任何一个社会，可表示为这样一个“自由-效率-民主”三角形内部的某一点。
在以往30多年的社会演变中，中国发生的若干历史事件意味着它很难接近“自由”顶点和“民主”顶点。于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社会的演化只有两个可能方向：（1）试图偏离“效率”顶点更多一些，为了接近另外两个顶点，它要么试图有更多的“民主”，要么试图有更多的“自由”；（2）继续接近“效率”顶点。从目前公众表达的意向来看，我们推测，这一方向是难以持续的。
在这里，有必要引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阿西莫格鲁（Acemoglu）和哈佛大学讲席教授罗宾逊（Robinson）2005年的著作《民主与独裁的经济起源》。这里有三张图（图2、图3、图4），分别引自这本著作。首先看图2，它的纵轴表示各国政治民主化程度在20世纪90年代平均综合专家评分的标准化排序，最高是1，最低是0.与这一数值相对照的，是各国1990年按照PPP计算的人均收入，然后以2为底取对数，标度在横轴上。注意，这张图有两个演变方向，黑色的直线表示一个社会的民主化程度与人均收入成正比，红色的直线表示一个社会的民主化程度与人均收入成反比。关键的点，也就是这两个演变方向的分岔点，如图示，在（6·7，0·4）。
图3的纵轴是各国“自由”程度的专家排序的标准化刻度，最高是1，最低是0.与此对照的，在横轴上标度的，是各国人口平均正规教育程度的刻度，以学年为单位，最高是12年，最低是1年。这张图也表现出两个基本的演变方向，由黑色直线代表的是人们享有的自由程度与平均教育水平成正比，由红色直线代表的是自由程度与教育水平成反比。但是，与上一张图不同，在这里，红色直线很短，只延伸到小学毕业，黑色直线则一直延伸到高中毕业。哈佛大学教授格莱塞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论证，普及教育的一项关键性的副产品是降低大众政治参与的成本。因为，孩子们在学校逐渐习惯于倾听和表达。此外，台湾学者的实证研究也支持这一假设：识字率与民主参与率显著正相关。
以上研究成果表明，一个社会，不论多么不民主或不自由，为了发展经济从而统治者能够获取更多税收和租金，普及教育是一项必要的前提，而教育的普及倾向于唤醒民众的政治自觉，从而社会的民主化程度与自由诉求不可避免地要有所增长。
再看引自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2005年著作的图4.如图示，横轴表示“不平等程度”，每一社会内部或多或少存在着不平等，收入或机会的不平等、特权，以及超经济剥削等等。如果不平等程度足够高，被剥夺者的反抗活动就会增加，这些反抗活动的政治表达，也就是民主和自由的诉求。纵轴表示“镇压反抗的成本”，这一成本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而迅速下降，从而，镇压反抗的主要成本其实是道德的和心理的。而道德与心理成本依赖社会文化的传统，以及旨在确立统治合法性的各种意识形态宣传的效果。这样，不平等程度与镇压成本的各种组合可分为三类，分别由图4的三个区域表示：在区域A，典型如新加坡，不平等程度始终足够低，故而统治者不必支付很高的镇压成本。在区域B，典型如英国，大约在19世纪中期，不平等程度攀升到难以忍受的水平（作者们估计那时英国的基尼系数是0·44），数据显示，1840年-1850年期间，英国群体冲突的频率突然成十倍地增加，由于英国的特殊政治格局，镇压反抗的成本相当高，于是，也在那一时期，英国实行了普选制，让普通人也可分享以往贵族享有的政治权利。
选举权普及的一个长期后果，是公共教育开支逐渐成为政府开支的主要部分，从而普通人的教育水平开始提高。如前面所说的，教育普及的副产品，是普通人参与政治的成本逐渐下降。长期而言，政治民主化的后果是降低或缓解了不平等程度。最后，区域C，典型如南非，表示了镇压成本不足够高而且不平等程度不断增加的情形。这时，由于镇压是廉价的，民主化的可能性始终很低。这两位作者将阿根廷放在区域B和区域C的边界附近，用以表示阿根廷政治的两种可能演变方向。
思享之：我认为，依次要做的，一是实现党内选举，二是落实新闻自由，三是落实结社自由。我最想做的，可能是教育，而教育又是最难的事情，因为首先要教育孩子的父母，其次还要选拔、培训合适的教师。否则狭隘而缺乏宽容的教育，将使一切徒劳无功。
汪丁丁：教育确实是最根本的，因为公平的真正起点是教育。但是，教育也是最困难的，因为要实现起点上的公平必须是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教育。
教育若要去行政化，政改是根本。否则，高教法所说的“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管理由国务院确定的主要为全国培养人才的高等学校。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高等教育工作”，就无法删除。从而，高教法所说的“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就落不到实处。
那谁：“顶层设计”的致命缺陷在于任何设计都来自理念。看民间，会发现很多生长点。
汪丁丁：中国存在的很多问题，盘根错节，积重难返，牵一发而动全身。单是30年的经济改革，就有“整体改革派”和“摸着石头过河派”的持续争论，而且还都得过学术奖。
怎么样来推动改革？我或许会建议，从改写宪法开始，这就是自上而下的政改，从原则到实践；我或许建议，从推动基层直选开始，比如“乌坎模式”，这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从实践到原则。或许，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同时开始，逻辑很可能冲突。
政改，官方从来都是在倡导的。关键不是口号，而是政改的方案及落实。
王晓冰：生存恐惧是最大的问题。你很难预想八年之后是什么情形。我比执政党还渴望稳定，因为我知道现在这样的稳定靠不住。我们害怕等待“第二只靴子”落下的时间太长了，所以现在只希望它能早点掉下来。当然最好是“软着陆”。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表达的自由是最重要的，表达有助于缓解和克服恐惧。我倒不觉得中国人特别极端，中国人本性是务实和求稳的。
汪丁丁：好朴实真切的感受。中国的网络表达了许多极端意见，这与老百姓日常不能自由表达意见的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在言论自由的社会，网络意见并不如此这般极端。
自在与自为
张海燕：看到丁丁的题目和文章，我脑子里直接反应出来的是：为什么都是关于人？中国人的文化有其强大的惯性，在各种局面下都能倔强地走回到古老的循环里去。我们可以想想，钱无论多少都够花的事情，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拯救土壤和河流、关心大米和蔬菜的安全、过问每只鸡和每头牛的成长，让中国的动物特别是中国的野生动物不再那么无助……
汪丁丁：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未来面对着三大瓶颈：因2008年金融危机而带来的出口下降；因收入不平等而带来的内需长期不振；因单纯追求物质发展而带来的环境损耗。
我前面谈到的幸福感的三大来源中，你更重视“精神生活”这一来源。当然，你和我都很难要求大众在这八年里从“物质生活”这一幸福来源，转移到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两大幸福来源。我是悲观分子，我不指望大众都追随克里希那穆提，成为彻悟的觉者，靠自己进入自由的了悟领域。
张海燕：我们在学生时代学的都是唯物主义，在我走进信仰之后才渐渐明白，那是因为前辈们太在意人群之争的输赢，完全没有心境留白出来感受唯心的妙处；而能领略唯心妙处的前辈又怕把手搞脏，他们的思想引擎完全没有挂到现实的挡位里去，都是在空转。这是很可怜的事情，完全应该也可以在我们这一代平衡过来，因为说起来只不过是一转念的事！
汪丁丁：看起来，主流的见解之外，这里还有倾向于“神”的情感和倾向于“无神”的情感。在我周围的人群里，持有这两种意见或情感的都很显著。在“有神”和“无神”的生活之间，有政治。我可以这样描述政治：它是一个人发自内心地意识到从“自在”状态转变到“自为”状态的情感冲动。统计显示，这样的冲动发生于人均年收入相当于1990年美元不变价3000美元至1万美元的经济发展阶段。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方法，2011年中国人均收入大约为1万美元，美国大约为5万美元（据林毅夫最近的报告）。中国现在正处在上述冲动的高发期。
我能做什么
思享之：只有一个地球，可是所有的人都在拼命追求方便。出路只有教育改良（将来也许会配合基因改良，但有技术伦理双重困难），这也是维特根斯坦曾全身心投入的事业——打破“狭隘”的一点希望。
汪丁丁：一个观念，是否有必要被接受，詹姆士认为，完全取决于一个人若接受这观念是否可造成他的世界的差异。海纳模型是将詹姆士这里说的差异性，更狭义地解释为“收益”和“损失”的较量。
观念是可以造成世界差异的，批判的武器可以转化为武器的批判。我的悲观在于，世界越发展越复杂，而复杂社会的改变，越来越取决于“黑天鹅事件”，也就是取决于偶然性。据海纳模型，当我们认为是“偶然”的时候，只不过表明我们的认知能力不足以预见到这些事件，故而有“偶然”之感受。换句话说，人类社会演变的基本趋势是这样的：人类认知能力的增长速度越来越落后于社会秩序复杂化的速度。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类只好面对偶然，越来越远离必然。直到某一天，偶然地，被毁灭。
思享之：表达的自由特别迫切和重要，一是有利于监督，大大增加权力寻租的成本，遏制腐败；二是权力寻租的成本提高，将使稀缺的企业家能力由谋求权力寻租，逐渐转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上来；三是信息的公开透明高效传播，有利于培育社会交往（商谈）理性，集结民意，形成共识；四是信息的公开透明高效，是否可以理解为海纳模型中，决策环境不确定性的程度有所降低，有利于演化中的社会创新行为的涌现？
汪丁丁：在中国社会，个人的命运更多地由他所在的代群的机会集合决定。个人自由，在中国比在西方更依赖于社会整体的性质。表达的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是典型，应成为自由诉求之首。你列出的四项好处和它们各自依据的模型，都是超越了特殊社会文化传统的模型，具有普遍适用的涵义。
杜珂：我想，丁丁老师的题目似乎一语双关：未来八年，“我们”应怎样做才好？这里的“我们”既有“美芹十献”的味道，也有指称我们个人如何来做的味道——从后者而言，我能做什么？确实，教育和组织化是孕育变革土壤的两个重要变量。这八年，能开进一步的空间更好。开不了，就自我训练。但两者的自我训练是很多有闲者的活动，能否由之升为公民行为，不得而知。相对于当下的公立教育，它更能培养公民素质。组织化在民间不乏实例，但在制度困境中难以长大。
汪丁丁：组织起来，是社会变革或改造社会的政治前提。所以，我们要求或多或少地结社自由，哪怕先给我们表达的自由也好。自由是整体之事，所以，自我教育，除非人人如此，否则，难以改变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