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红歌现象的抽丝剥茧

首先，余一中说，“红歌”里的“红”字具有政治象徵意义。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同时，也接受了俄国文化中关于红色的政治象徵意义。从此，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红色也象徵着阶级斗争、革命、起义和造反。中共建政后， “红”与“白”又分别代表了革命和不革命及反革命。文革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唱红歌的人们想走进红彤彤的共产主义大厦，结果却走进了一个精神与物质同样贫困的黑屋子。

余一中说， 2008年重庆当局提倡唱红歌的活动，说是针对近年来社会上的“道德滑坡”和“信仰危机”，其实 这些现象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开放不充分造成的。就拿成克杰、胡长清、文强之类的贪官来说，他们的贪污腐败、道德堕落不正是以往时代用政治代替道德而导致道德虚无，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又尚未前进到建立起及时、有效的民主监督和法治约束造成的吗？而社会下层出现的“道德滑坡”现象除了以上共同的原因外，又很大程度上源自权贵们的道德堕落，因为从秦始皇时代开始民众就是“以吏为师”的。俄国人也有一句谚语：“鱼从头上烂起。”在目前的情况下，不把谴责的火力集中在官场腐败、体制腐败上，笼统地谈什么“道德滑坡”，那就是有意地为腐败的官员和体制开脱罪责。

重庆的唱红策划者们一再辩解说：“唱红不是在搞运动”，因为他们知道民众对搞运动非常厌恶，而邓小平早就讲过：鉴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不能再搞运动了。重庆这场由地方领导人和党政机构倡议、发动的唱红歌的活动确实是一场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运动，他们在搞运动的时候，实实在在地运动了、折腾了重庆市的人民群众。大量的所谓红歌也经不起“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的批评。

余一中说，红歌运动的宣导者违背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发展文化事业的方针。其中还透露出一种文化霸权主义：只有被我定为红歌的歌才是大家应当唱的歌！重庆的倡红唱红者反复强调，唱红就是要“积极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人民军队好、人民群众好、伟大祖国好的时代旋律”。也就是说，倡红唱红者是在要求人们“积极唱好”。余一中认为， “积极唱好”就是在鼓励歌功颂德，把自我批评的传统扭曲成自我表扬的歪风邪气，麻痹民众和党员的危机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