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人大政治系教授张鸣在《明报月刊》上发文预测政权交班将转向党内民主的方式，以塑造新的合法性。
非民主政体最大的困惑，是政权难以和平移交，这是政治学公认的常识。但在古代，帝制国家这样的问题还不算十分突显。以中国为例，储君的确立，首先必须在皇室血缘范围之内选择，然后是君主的认可（如果君主没有来得及认可，由皇太后出面也可）。等于第一道先是血缘认证，然后再权威认证。经过两道认证的接班，虽然依然不稳定，但远没有一般人想像的那样大的动荡。除非皇室中出现强有力的集团，像李唐初年的李世民，北宋初年的赵匡义和明朝的朱棣集团，才可能翻盘。即使翻盘，新的君主也大体上得是皇室内部的人，在形式上，也得走血缘和权威认证的过场。
进入近代之后，东方国家先后发生了政体变革，君主制不是被废除，就是退居幕后（泰国），或者全然虚位（马来西亚），或者成为无用的孑遗（印度的土邦）。只有日本还保留了君主制，但它的二元君主政体，在二战以后，也彻底虚位化。新崛起的统治者，仍然可能是家族专制的色彩。几乎每个新生的共和国，都出现过强人家族。二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更是不能免俗。尽管如此，对于东方这种家族本位的国家而言，强人家族内部的权力继承，依然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只要继承者大体过得去，就可以得到国内相当多权贵乃至民众的认可。台湾的蒋氏家族、朝鲜的金氏家族、新加坡的李氏家族，甚至印度的尼赫鲁家族，都有这样的权力家族嬗递色彩。
但是，在共和政体的招牌底下，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肆无忌惮地实行权力家族继承，障碍还是相当大的。因为现代国家的政体，从形式上是排斥家族世袭的。强行世袭，道理上说不过去。这样的强人家族，要想使政权在家族内部传递，无论自身怎样强，还是有政体上和舆论上的困难，难免会招致“封建残余”的抨击，影响国际声誉。所以，传统的血缘认证，很可能被废置。不过，这样的威权政权，又不大可能实行选举，因此，政权的传递和接班，只能靠权威的指定或者元老之间的协商。不消说，没有了血缘认证的继承，不稳定性增加了。从中国的经验看，在毛时代，即使毛这样“奇理斯玛”型的权威，他指定的接班人也相当不稳定，一直动荡不已。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的发生，也跟这种接班人难局，有一定的关系。
重庆模式体现最高权力争夺
在今天，台湾已经实现了从家族传承到民主化的转型，而新加坡的政权，由于第一代权威尚在，家族传递还可以维系，但转型的苗头已经出现。越南已经在共产党内部，进行选举的变革。在中国，毛死后，邓已经是次一等的权威，接班人的指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需要靠元老的协商。由于权威不再，元老家族的权威也在递减，接班人的争夺，势必加剧。前阶段所谓重庆模式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最高权力争夺与卡位白热化的体现。
中共政权走到今天，即使没有外部压力和内部民主的呼声，即使统治层内部的争权纷扰，也会逼得他们走一条继承程序化的道路，否则，他们内部的争夺，将会越来越激烈，甚至有可能破局。有人说，现在的权贵内部，已经达成共识，内部一定要团结，这样才能争取利益最大化。当然，如果有这样的共识，理论上一定有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但是问题是，权贵集团即使形成这样的共识，事实上也无法贯彻。历朝历代，统治阶层的团结一致，从来都可以实现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但哪朝哪代都没有实现过。统治阶层的分裂和争夺，是永恒的，但团结却总是难以实现。这里，存在一个难以克服的囚徒困境，团结是需要大家都让步的，但你让步了，怎么能估量别人也一定会让步？你不坏别人，怎么知道别人不坏你？在黑箱政治的环境下，囚徒困境永远克服不了。促使统治层团结的因素只有一个，但导致不和和猜忌的因素，却有成千上万。更何况，中国从一个残酷斗争的历史中走过来，权贵集团内部的残酷斗争，使得他们的父辈已经势同水火、你死我活，到了子一辈又怎么可能真正团结一心？因此，权贵的争夺与争斗，是绝对的。在接班问题上，若要不破局，最大的可能性，就只能是元老家族之间的协商，如果元老家族的权威不再，那么就只能走党内选举的程序。就目前而言，这是一条唯一可以大体服众、避免破局的出路。这一步，就是目前越南已经开始的选择。如果走到这一步，应该说，从理论上讲，离民主改革就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