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辛亥革命百年，国无宁日依旧？
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情无法轻松，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中国人折腾了百年，代价无数，却连最基本的国体问题都没解决。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国力和财富有了奇迹般的增长，普通人的物质生活也有了巨大改善，但作为世界最大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中国人的内心反而越来越不踏实。官员和富人尤其如此，他们奢华挥霍无度，尤其是纷纷送子女出国，暴露出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深感困惑和不安。有人会说，这和国体问题能扯上关系吗？中国人内心的不安，可以有多种解释，比如说缺少宗教信仰，比如说共产党政策多变，没有民主和法治，等等等等。
这些解释固然都不错，但我以为，中国人普遍的内心不安，有其更深的根源。最大的问题就是数千年政治大一统的传统不能为中国建设现代政治文明提供必要的文化和精神资源。政治大一统反自治，尤其是反对地方自治的顽固倾向，不仅曾令中国对西方文明的冲击难以应变，而且至今不能支持当权精英建立一个有效提供稳定预期和安全感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中国目前迅速恶化的治理危机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身处快速演变的时代，中国人一日不确立自治的理念，尤其是一日不确立地方自治的理念，国体问题就无从解决，中国人就只能接受国无宁日的宿命。这是因为，地方自治乃现代文明和政治秩序不可或缺的基座，没有地方自治的支撑，一切现代的精神、道德、文化和制度建设、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都失去了理性的激励基础。
遗憾的是，中国精英的主流对此并不清醒。在当今的中国，你可以侈谈“民主是个好东西”，却不敢主张地方自治，甚至不敢相信地方自治。多数政治和知识精英，不仅不知道地方自治是民主政治的前提这个当今世界普遍认同的常识，他们也不懂得，这种想要民主政治而却不要地方自治的“中国逻辑”，并不是百年前中国精英的主流思维。恰恰相反，清末和民初，发展地方自治曾经是中国精英最普遍的共识，也正是清末民初蓬勃发展的地方自治，不仅加速了帝制的终结，促成了流血不多的辛亥革命，而且推动了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现代化启蒙，造就了现代中国第一代思想、文化和政治领袖。
感谢汪太贤教授，他眼光独到的力作《从治民到民治——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萌生与变迁》，让读者有机会系统地瞭解一个世纪之前的晚清，地方自治的思潮如何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滥觞，又如何在帝制中国的文明危机推动下澎湃，成为当时变革思维的主流。拨去历史的尘封，汪太贤帮我们从百年前的文字中，看到了晚清的先贤们探寻救国之路，不仅领悟到现代政治文明的真谛是民权和民治，而且已经相当深刻地认识到，若要兴民权倡民治，必先发展地方自治。早在1901年，梁启超就撰文指出：“童子未及年，不许享有自由权者，为其不能自治也，无制裁也。国民亦然，茍欲享有完全之自由，不可不先组织巩固之自治制。”1902年，他又进一步强调“抑民权之有无，不徒在议院参政也，而尤在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之力强者，则其民权必盛，否则必衰，法国号称民主，而其民权远逊英国者，以其地方自治之力微也。”所以，“地方自治者，民权之第一基础也。”（见汪太贤《从治民到民治》127页）
梁任公的这些精辟见解，在百余年后的今天，仍为多数中国精英所不及。更令人深思的是，他的思想和主张当年不仅得到了广泛认同，而且最终作为变革的主流思想为清朝廷接受，成为推行宪政的指导思想。而在今日的中国，地方自治竟成了一个敏感的政治词汇。即便自认开明的媒体编辑，看见鼓吹地方自治的文章也要多几分踌躇，怕检察官那里通不过。这就让我们不能不问，中国主流的政治思维，为什么百年来发生了如此严重的退化？那种当今流行於精英阶层、既讲不通也行不通的“要民主不要自治”的“中国逻辑”，折射了中国什么样的历史困境？而陷於这个困境之中的“中国模式”又有什么样的可能出路？要回答这些重要问题，既绕不开对中国现代地方自治思潮兴衰的历史解读，也需要对当前中国地方治理的状况进行总体评价。以本文有限的篇幅做这两个重大分析，最便捷的入手之处就是中国的广东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