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只要有一个地方的消极力量比积极力量强大，
我们就都处在危险之中。
——（缅甸）昂山素季
如果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是正在形成的历史的一个部分，那么梳理这个过程就将必然地成为塑造历史的一个方向，和大多数普通民众意识到的一样，一种处于被拒绝的状况是今天人们“在底层”时所必然烙上的身份痕迹。而这种企图将底层消解、控制的状况是我们今天社会现实的主要影像，尽管相对于底层之外的现实，我们清楚地看到底层所具有的悲剧性远不能概括在世界的版图和格局之下，当代中国影像所必需面对的裂变、痛楚和挣扎，突破极限的状况再一次如我们所看到的而不是所想的那样发生着，她使我们意识到，对于世界而言，有一部分的中国在主动脱离世界在走向未来的努力，而剩下的也就是广泛群体的声音却在要求并不断作出反抗，这就是为什么，底层已经不再能够描述并定义中国现状的原因所在，“极限底层”的非人类状况，作为对表面上富裕起来和被官方意识形态扭曲为“大国崛起”等含糊表达的反驳，直接指向了我们所熟悉或模糊的中国现状，同时，很清晰的一个事实表明，这种状况将会不断持续恶化，因此我们所探讨的将不再是一般意义上有关社会的特殊内容，恰恰相反，而就是我们此刻存在的写照。
毫无疑问，对“极限底层”的清晰描述，将以较为绝对的方式指向和“极限底层”相对立的来自中国现状的“极权暴力制度”体系，因此，世界图景贯穿互联网络的今天，人们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共同面对这种对峙、冲突和反抗，尽管我们深知，明亮的黎明之光依然在视线之外的另一端，但被黑暗所围困的我们，不会放弃期望她们的到来。
谈革命
作为对“极限底层”命运的反抗，革命的定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而对革命的慎重态度，来源于人们在现实的遭遇之中所面临的对浅薄的和欺骗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颠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看到，首先作为一种心灵上的反抗仪式，革命从没有在普通民众的视野里消失，这种如海平面之下涌荡的激流穿越种族和地区以及文化的障碍，使我们意识到，革命在今天所具有的不同形式和内涵，是因为我们在作出这种判断的同时，我们不可能不是建立在一个具有现实图景的状况之中，一种基于对基本生存权利的觉醒，在一夜之间成了世界共同探询的话题，而且，我们也已经看到，具体的行动在很多年前就已开始，革命作为人类成长的道路，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如果说革命的愿望是基于对极限底层的强烈不满并进行实践，那么，反抗并且站起来要求改变不公平的待遇，要求获取基本的关于人的生存权利和思想权利，就必然地包含进了革命的范畴之内，而这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要探讨它的原因，是在于对身处亚洲中心的中国而言，革命既是她未来的道路，亦是她此刻要接受和面对的现状，尤其是极限底层已经成为最普遍的形态、集（极）权制度已经成为暴力体系的今天，人们有必要通过他们自觉的行为和思想，来反抗、反驳并批判这个制度和人类文明相背离的恶劣状况，并且，必须明确和这种制度长期进行反抗的时间。
作为一种行动的准则和事实构成，对革命含义的理解已成为了一种崭新的当代形式，这既是对暴力武装起义的改写，也是经现代文明的洗礼后所必然包含的一种社会形态的变迁形式，只有当人们不再恐惧于“革命”在政治意识领域中的表象时，才能够唤醒她所具有的和“极限底层”相呼应的社会性力量，毫无疑问，这种力量已经形成，尤其是在普世价值、人的权利、个人（体）的独立应对我们时代一个重要而不可避免的命题时，革命首先在意识中起到了她的作用，但革命是否是自主个体的反映，是否是可疑的社会主义阵营下对专制体系的批判和反抗，对这些问题和实践的考量，已经不会再成为人们在面对并争取基本生存权利时的疑惑和障碍，她也同时向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现状，那就是革命在当代（尤其在中国）的形式已经由技术的先导作用而成为大多数人所必需要对待的事实，不仅如此，革命所指向的道路，和她在字面上被歪曲理解的意思，不会再和时代产生绝对的矛盾。
社会变革是促进时代发展的在人类文明的基准上一种重要参照，片面理解并敌意地面对革命这种具有时代性的力量，无益于建立一种相对公平的制度用以来反抗绝对不公的极端权力，更严重的是，反对或者故意损害革命的道路和方向，将一定是一种难以接受的事实，我们之所以已经不再考量旧式革命的暴力性质和血腥手段，是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这种误解正是来源于一切阻扰人们寻求、获取生存权利和空间的黑暗手段，而在人们的客观现实中，革命并不是作为第三个世界而存在，是因为革命在每一天都在发生着，同时也因为，人们正在调整姿态，面对并探讨革命在当下的确切含义。
当已有的社会模式对现状形成强大的约束力时，革命可能会被一种改头换面的行为所替代，因此，当我们谈论革命的同时就必须要警惕一切谎称革命的欺骗性行为，然而这还不是我们所要警惕的最重要的问题，这是在于，当人们在面对革命的时候，尽管无法从人生经验中获取必要的参照，但这种使命的痛苦对处于极限底层的民众来说，已经具有了时代的贯穿力量，人们之所以对当下不满，正是在于，一种利用革命所掩盖的、不是站在人的基本权利立场的所谓社会和政治改革，已经成为另一种隐蔽霸权和专制的替代性工具。
和大多数的理解相反，革命也不再是一般意义上仅仅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及公平所要采取的一种特别方式和反暴力手段，如果说，这是仅仅为了抗衡集权制度，不如说，革命在今天所具有的基本色彩，却恰恰是对日常生活的扩展、延伸和深入解读，颠覆性已经不会再作为革命的主要特征和最高目标而存在，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革命的真正形式正是长期被官方意识形态所宣称的反革命，而（被）革命的真实面具才是反革命，不能理解这一点，或者仅仅是出于对敏感性的回避，那么，无论是在那一种区域及范畴内，革命都一定会是一种被曲解和再利用的不正常形态。
说民主
和生动的具体行动相比，意识范畴内的民主思想同样具有现实的拓展性，是因为民主作为一种对人的实际权利的主张和诉求，其中以最大的限度包括了当代世界在生存格局上的考量，因此，民主就不是再一次以不可知的，和难以测量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世界中，而是以日常生活的鲜活姿态，构造着当代历史的未来，虽然实现民主和体现民主是不同层次和量级的形象，但确切来说，民主及其思想正在以革命的形式，首先构成了对极端霸权的反抗，而这种反抗，也正是民主在现实尺度内的首要表现形式，既然革命是为了获取社会公平和秩序，那么通过民主的必要过程，就可以呈现最大化的效应，尽管，要认识革命和民主之间不同或对等的差异，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正在实践中的道路，不会受制于某个集团某个个人孤立的、反复无常的变化。
这是因为，和专制的欺骗性不同的是，革命既不是民主的主要诉求，也不是实现民主的辅助手段，因此，在一个浅显的层次上理解民主和革命的关系，不会有益于民主的具体实践，同时，就实际的中国现状而言，民主和民主性的缺乏除了专制保守势力出于集团利益而形成的壁垒以外，更多的则是源自于既得利益体系在追求附加值扩大化的进程中，所形成的必然障碍，同时，我们也仍然需要进一步理清这样一个状况，那就是，民主很可能成为特殊人士的某种专利用品，并构成新一轮的暴力性霸权，而这明显违背了民主的初衷和时代的需求。
当我们审视中国和现代民主进程的关联时，我们发现，人们处在了一个被世界所抛弃的孤立无助的岛屿上，这种艰难的困境所带来的不仅是人格的创伤和基本权利的丧失，更重要的是，她使相当多的人认为，官方所宣称的“社会政治变革”是目前实现民主最佳的和唯一的道路，这是一种很奇怪的说法，是因为她完全背离了民主的基础性共识，那就是，专政制度下的所谓社会政治变革，既缺乏必须的民主前提，更不具备实现民主的必要可能性，这也同时回答了在二十一世纪世界图景信息共享的时代，对于那些仅仅以初级民主作为启蒙的人来说，之所以成为误区的一个根本原因，为了启蒙而启蒙的民主，不会和民主有任何关联。
因此，在有意被遮蔽的残酷独裁和被滥用的民主之间，我们将看到的是，唯一能够起到改变作用的是民众对民主的实践意识，这种实践意识的产生不仅仅反映着当下中国底层民众在生活和精神层面普通个体所形成的对时代的要求，同时也表明了一种对创造真实历史的主动意愿，从几年之前起始到2011、2012年相交的广州乌坎村民（民众）运动，即是民主的主体实践意识在中国高压和集权的笼罩下所爆发的对民主主张的具体反映，她是以明确的格局呈现了一种来自弱小个体的声音，而这种诉求是一直存在的，并且，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对民主的道路仍然形成障碍，这种声音和行动就会继续存在下去，而这就是从中国式起义到民主化革命之间根本性质的区别及不同，是在于她避开了与民主无关的陷阱和误区，以人的权利（生的权利）作为一切行动的精神源头，并且深刻地回应了宪政自由这一具有历史背景的全球性困扰。
作为一种民主基础的确立和确认，民众的含义在当下将区别于过去的在考量上的认识，民众的公民意识和公民实践的觉醒、反抗、呼吁，即是首先对《世界人权公约》的回应，同时也揭示并呈现了当代格局之下处于专制和独裁机制下真实的中国现状，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同时她也是在民主启蒙之后，89运动之后，阿拉伯之春和茉莉花行动之后的一个重要跨越，是因为她第一次由民众的公民意识确立了基础性的民主在中国未来的命运，而这样的一个未来，正是建立在意义深远的普通民众日益清晰和不断实践的道路上，她包含了一系列的挫折和矛盾，也包含了更为长久的伤痛和迷惘。
在走向并逐步确立基础性民主的时代，作为世界版图中重要的一环，来自中国的声音将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用以粉饰的大国崛起、和谐社会之类的虚伪谎言，也将区别于个别的从属意义上的对民主的扭曲和敌意，异议人士、维权小组、独立作家和诗人，构成了一个民主进行时态的中国框架，她是在现行的反人类进程的中国政治体系中产生的一个和世界进程对等同行的体系，她将避开人为设置的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策略的对抗，以稳重和切合中国现实的步伐，赋予民主在中国的超越意识，尽管，对民主的理解依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和矛盾细节，但在人性格局和框架内，不断达成的反集权统治的共识，将会成为一切中国觉醒的尤其是来自普通民众的在如何实现公民权利的道路上重要的推动性力量。
但是，在我们所希望之下也将会遭遇到一种国家主义的新型变种，她是以表面上的民主形式来威胁并承诺在中国大陆本土之上进行一次新的所谓民主和谐的假象，这种假象将会使正在迈向人类文明基础的生存权利之时的中国民众，遭遇到更为隐蔽和绝对的暴力攻击，警惕并且预防这种国家主义的危害，应当成为公民在推动民主进程时所需要理清的一个重要内容，正如维护人的思想权利和财产权利仅仅是民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民主的全部形式，激发具有深度的民主意识并通过一系列的对隐形伤害的反抗，是保护人们不再受到欺骗的重要实践准则，而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面对刑修草案第73条时，所要全力抵制的重要原因，我们不能够去支持一个明显倒退的以侵犯个人主体为目标的所谓法律，更不会去应合这种明显的明目张胆践踏人身权利的做法，而这就是我们的现状，也就是公权力依然作为私产的恶劣现状。
因此，当我们探讨、面对并且实践民主进程的具体细节时，我们应当明确，是否已经理解并容纳了有关于民主的重要的基本形式，而不仅仅是一种建立在个人臆造上的匮乏的虚构，并且是否澄清了实现社会正义、公平和民主制度以及宪政诉求的若干要素，尤其是在经受着冷酷的几乎是已达到最大限度的以搜刮民众财富为主要目的的市场经济格局时，又是否能够以具有科学精神的姿态，来回应这个世纪有关于中国进程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属性和状态，将成为我们所需要面对的最迫切的任务。
论独立
个体的独立精神是实践并取得民主成果的一个重要源泉。她同时也是对仅仅建立在道德规则的一般层次上个体走向公民重要的组成体系的深入，尽管独立精神一度为在被遵循的过程中由于其无法克服的自身盲点所误解，而成为一种口头上无意义的表达，然而，不能不说，随着民众对于民主细节的开拓性实践，独立所具有的当代涵义已经具备了广泛的基础，而这就是我们实现对公权及私权之间界限模糊的判断，区分不能以道德教条来划分社会群体性质的根本角度，同时，依据中国大陆表象复杂的状况，对独立和相关于独立精神的深度考量，将能够帮助我们判断出所应对的具体状况下，甄别并批判已较为迫切的有关于中国极左派系的鼓动所带来恶劣性后果，这种审视的姿态，需要的不仅是学识和勇气，更需要对独立精神贯穿性行动。
考虑到中国现实的复杂性，一方面来源于对独立精神的片面和病态理解，一方面又苛求于独立精神的稀缺和脆弱，作为一种对事实现状的纠正，有必要就中国的极左派系、伪民主派系和投机阵营作出清晰而确切的甄别，这种重要的梳理过程，即是对独立精神无可避免和不可推委的实践，也是最终确立、实现民主个体通向公民社会的必要通道，正如仅仅意识到文化的表象差异并不是当前主要的争议矛盾一样，独立精神需要的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专注并凝聚的注意力，用以对抗、反观和开拓一个民主的深入体系，除非，当有一天醒来，发现保守派们竟然主动打开了他们的大门，然而依据常识，这是不可能存在的，尤其是对于一个无论如何都时刻希望并沉浸在建立集权、暴力、专制体系用以狂欢的古老大陆。
同时，这也是能够最终实现非暴力抵抗在新的历史段落中深远的民主社会的意义所在，独立精神所具有的共享特征和自净功能，是传播民主思想的一种准确而有力的方式，是因为她在最大的限度上，限制了公权施加于个体之上的沉重压迫，因而，正如同革命作为自主意识觉醒的实际表现一样，独立精神作为对民主诉求的呼应，所具有的高度，将帮助我们绕过深藏的暗礁和陷阱，抵达公民社会在民主的共识中普遍的含义，当然，毫无疑问，一切具有独立精神的个体的存在和他们之间彼此回应的现状，表明了对于这个长期弥漫着以“血统论”、“出身论”、“素质论”这样一些毫不相干、竭力掩饰的虚伪体制的抨击和反抗。
但是，更多的疑虑来自于，新的技术革命所引起的混乱和市场经济体系重大格局的变异，所带来的对独立精神的诋毁和嘲笑，已经成为当下困绕人们在具体实践中的一个障碍，并同时又因此，我们看到这种由于时代发展所形成的障碍已变成统治阶层阻挠民众觉醒的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和借口，这种障碍既是对独立精神的消解，又是对独立意识的打击和排斥，并同时导致了一个以“公民社会”的身份视角去考量当下中国现状时一个极易囚禁的陷阱，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较之于已进入实际操作阶段的民主潮流，对独立精神诉求的深化、测量和反省，将始终伴随在对民主体系的细分的批判之中，只有具备了可以批判质疑的民主前提，才能具有继续推动的条件，而独立和对独立精神的坚守，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因而，对独立意识和独立精神的洞察，将建立在反观独立精神的矛盾性之上。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这是一次急需完成的功课，对于某个个体，她意味着如何在班驳的现实境遇中理解人权的存在基础，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并扩展到捍卫自身的“被不合法”的权益，超越一般狭隘和简单论调之上的对独立精神的实践，而这就是对常识的尊重和理解，她将区别于在特定的阶层属性中被广泛运用的启蒙（无效的）模式，而成为在自主觉醒意识被不断压制时的一种重要的反抗手段，同时，也是普世价值在深入的民众运动中获得持续前进力量的保障，只有不依附于任何一种政治体系的独立力量，才能够以清晰的逻辑和社会性思维应对现实的反弹。而这就是民众之所以不断呼应维护人权、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的原因所在。
独立精神的内涵中所包含的科学性客观视角，是甄别社会正义和呼声的重要基准。尤其是在当中国左派和右派互相变异的时刻，独立精神将帮助我们首先破除关于立场的矛盾性迷失和恐惧，改变盲目情绪，催促历史进程，以参与的姿态实践民主在中国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区别独立不是自私，以觉醒的身份反抗正在不断倒退的相当庞大的利益集团，而这就是独立精神和消费独立精神之间最大的不同，也是当下中国社会独立民主进程中最需要进行抵抗的沉沦。
争自由
自由的定义在这个世纪最初步的历史时期，由于民众运动的具体实践而发生了清晰的改变，这种由抽象而走向明确的觉醒，预示了在面对暴力政权所主导的第三个世界中民众对自身身份存在的确认，同时，她也指出了以儒家为基础思想的思路在新的格局中已经不再具备进行变革的条件和能力，这一点，正如自由并不是“自由主义”，她是以恢复常识的手段，展现民众在世界格局的潮流中有关于民主的个体诉求，而这个个体，即是作为社会现实存在的肌理和脉络，也同时意味着一个在民主的道路上所需要应对的主导性形象，尽管，一种由（中国）国家主义所演变成的（东方）国家纳粹主义在执政体系中略微遭到了一些和局部的挫折，但依然不能忽视的是，新的更为直接的纳粹主义在中国现行的体制格局中依然不断复活的危险，这种危险，在革命和民主的前提之下，必然地将视自由为最大的障碍。
在对民主的社会体系进行诉求的同时，自由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所呈现出来的含义，将区别于一般意义上对自由的描述，中国的自由所承接的也将绝不会是一般意义上仅仅为了抵抗即得利益集团所制约的生存权利和人格保障，她要比任何一个正在或曾经沉沦于专制体系压榨中的民族面临更为复杂的现实困境，是因为出于一种奇怪或有意的意识，人们在进行抵抗的同时，对自由的理解产生了根本性分歧，以至于有些人甚至认为，妥协是对自由在走向实践的过程中最好的选择，并且，最好的自由是一种依靠施舍和乞求得来的自由，这种奇怪的意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自由的道路上达到最大的范围和限度，当然，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很快就开始品尝失败的滋味了。
因而，倘若不能把确立自由的基本范畴从一种传统束缚的思维中解救出来，那么，所谓的追求自由也就当然地不仅狭隘了自由在言论层面中的尺度和应有深度，同时也自设了一种在现实层面之上的来自社会属性的人为障碍，而这一切都将最终成为限制我们自身发展的“敏感性”（从被动到主动）词语，使我们在走向自由的道路上不断遭到不必要的纠缠，成为自由的反义词而不是同意义词语，因而，如何消除并克服依附于我们肌体之中的盲点，已经成为我们所要面对的关于自由的迫切现实。
因此，自由的核心前提并不在于对一个空虚的、教条主义的和表面情感提出质疑，也并不在于有意忽视在当代进程中关于个人基本权利的评判和追寻，而是恰恰相反，如何应对并参与到一个试图从专制体系中期望发出声音的群体，已经成为我们对于自由的理解的一个重要界限，自由从来就不应该是属于某个特定群体和组织，而是必须建立在一个人人享有的前提之中，缺乏这种常识，或者故意忘记、有意回避，也就必然难以对诸如信访、劳动教养制度、和人口结构毫无关联的计划生育政策等一系列的，爆发在中国大陆土壤之中的具体问题作出正常的回应和考量，而这也就是，只有当自由匹配于我们所要遵循的对于民主制度的基本基础时，自由才能够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使自由不会成为反自由的工具，而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常识，就是通向公民社会法则之下，对公民权利和身份的有效确认，换句话说，对自由的理解和实践，永远不应该建立在乞求的姿态中，争取个人的自由并使之成为社会的群体准则，是在具有广泛阵营的世界格局中，来自中国的最恰当表达。
同时，我们也正在看到，就近期而言，有关人权状况的两份报告，一份来自美国的有关于《中国人权报告》和一份来自中国专政利益集团予以回应的《美国人权记录》。这种不成立的虚弱对抗反映了世界视野之下和我们自身所密切相关的对现实境遇的不同参照，是毫不掩饰的、试图并执意要以专制和暴力继续存在、并与此同时企图继续欺骗和剥削普通民众，丝毫不准备予以民众以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中国极端霸权的写照，这种败意显露的格局，更是在我们的现实道路上，长期以来对个体自由进行践踏的累积表格，而这就是当两份截然不同的一份真实、另一份虚伪的报告展现在民众的视线中时，民众却以极大的自由意识和积极姿态参与到手抄《世界人权报告》部分篇章和段落的原因所在，因此，对自由的争取有多大，对以专制、冷血、剥夺人的权利的反民主制度的反抗、批判就会有多持久。
当人们向往自由的时候，也就是人们对展开在世界的潮流中有关于对希望和信念的实践，那些建立在腐败的官僚体系之中的所谓“维持稳定”的血腥和暴力，那些企图继续去剥夺人们饱含着鲜血和汗水的劳动成果的反人类行径，那些依仗不断渗透、无处不在的企图控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国家暴政机器，和那些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拦截方式建立起来的互联网络城墙，屏蔽并封锁着自由的力量，以及那些横空而来的执意编造而产生的所谓“幸福感”所谓“最好的时代”，永远都不会真正进入走向自由世界的民众的情感，因为，正如我们所一直努力抗争的那样，已经唤醒的自由，将促使我们在最艰难的时代也要以最饱满的热情，应对一切不以人的基本权利为主导的政权，这就是我们继续并生活下去的全部理由，和对所有谎言的有力回答。
写于2012年5月24日——7月9日
注：作者任协华：长期独立写作者。
只要有一个地方的消极力量比积极力量强大，
我们就都处在危险之中。
——（缅甸）昂山素季
如果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是正在形成的历史的一个部分，那么梳理这个过程就将必然地成为塑造历史的一个方向，和大多数普通民众意识到的一样，一种处于被拒绝的状况是今天人们“在底层”时所必然烙上的身份痕迹。而这种企图将底层消解、控制的状况是我们今天社会现实的主要影像，尽管相对于底层之外的现实，我们清楚地看到底层所具有的悲剧性远不能概括在世界的版图和格局之下，当代中国影像所必需面对的裂变、痛楚和挣扎，突破极限的状况再一次如我们所看到的而不是所想的那样发生着，她使我们意识到，对于世界而言，有一部分的中国在主动脱离世界在走向未来的努力，而剩下的也就是广泛群体的声音却在要求并不断作出反抗，这就是为什么，底层已经不再能够描述并定义中国现状的原因所在，“极限底层”的非人类状况，作为对表面上富裕起来和被官方意识形态扭曲为“大国崛起”等含糊表达的反驳，直接指向了我们所熟悉或模糊的中国现状，同时，很清晰的一个事实表明，这种状况将会不断持续恶化，因此我们所探讨的将不再是一般意义上有关社会的特殊内容，恰恰相反，而就是我们此刻存在的写照。
毫无疑问，对“极限底层”的清晰描述，将以较为绝对的方式指向和“极限底层”相对立的来自中国现状的“极权暴力制度”体系，因此，世界图景贯穿互联网络的今天，人们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共同面对这种对峙、冲突和反抗，尽管我们深知，明亮的黎明之光依然在视线之外的另一端，但被黑暗所围困的我们，不会放弃期望她们的到来。
谈革命
作为对“极限底层”命运的反抗，革命的定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而对革命的慎重态度，来源于人们在现实的遭遇之中所面临的对浅薄的和欺骗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颠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看到，首先作为一种心灵上的反抗仪式，革命从没有在普通民众的视野里消失，这种如海平面之下涌荡的激流穿越种族和地区以及文化的障碍，使我们意识到，革命在今天所具有的不同形式和内涵，是因为我们在作出这种判断的同时，我们不可能不是建立在一个具有现实图景的状况之中，一种基于对基本生存权利的觉醒，在一夜之间成了世界共同探询的话题，而且，我们也已经看到，具体的行动在很多年前就已开始，革命作为人类成长的道路，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如果说革命的愿望是基于对极限底层的强烈不满并进行实践，那么，反抗并且站起来要求改变不公平的待遇，要求获取基本的关于人的生存权利和思想权利，就必然地包含进了革命的范畴之内，而这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要探讨它的原因，是在于对身处亚洲中心的中国而言，革命既是她未来的道路，亦是她此刻要接受和面对的现状，尤其是极限底层已经成为最普遍的形态、集（极）权制度已经成为暴力体系的今天，人们有必要通过他们自觉的行为和思想，来反抗、反驳并批判这个制度和人类文明相背离的恶劣状况，并且，必须明确和这种制度长期进行反抗的时间。
作为一种行动的准则和事实构成，对革命含义的理解已成为了一种崭新的当代形式，这既是对暴力武装起义的改写，也是经现代文明的洗礼后所必然包含的一种社会形态的变迁形式，只有当人们不再恐惧于“革命”在政治意识领域中的表象时，才能够唤醒她所具有的和“极限底层”相呼应的社会性力量，毫无疑问，这种力量已经形成，尤其是在普世价值、人的权利、个人（体）的独立应对我们时代一个重要而不可避免的命题时，革命首先在意识中起到了她的作用，但革命是否是自主个体的反映，是否是可疑的社会主义阵营下对专制体系的批判和反抗，对这些问题和实践的考量，已经不会再成为人们在面对并争取基本生存权利时的疑惑和障碍，她也同时向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现状，那就是革命在当代（尤其在中国）的形式已经由技术的先导作用而成为大多数人所必需要对待的事实，不仅如此，革命所指向的道路，和她在字面上被歪曲理解的意思，不会再和时代产生绝对的矛盾。
社会变革是促进时代发展的在人类文明的基准上一种重要参照，片面理解并敌意地面对革命这种具有时代性的力量，无益于建立一种相对公平的制度用以来反抗绝对不公的极端权力，更严重的是，反对或者故意损害革命的道路和方向，将一定是一种难以接受的事实，我们之所以已经不再考量旧式革命的暴力性质和血腥手段，是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这种误解正是来源于一切阻扰人们寻求、获取生存权利和空间的黑暗手段，而在人们的客观现实中，革命并不是作为第三个世界而存在，是因为革命在每一天都在发生着，同时也因为，人们正在调整姿态，面对并探讨革命在当下的确切含义。
当已有的社会模式对现状形成强大的约束力时，革命可能会被一种改头换面的行为所替代，因此，当我们谈论革命的同时就必须要警惕一切谎称革命的欺骗性行为，然而这还不是我们所要警惕的最重要的问题，这是在于，当人们在面对革命的时候，尽管无法从人生经验中获取必要的参照，但这种使命的痛苦对处于极限底层的民众来说，已经具有了时代的贯穿力量，人们之所以对当下不满，正是在于，一种利用革命所掩盖的、不是站在人的基本权利立场的所谓社会和政治改革，已经成为另一种隐蔽霸权和专制的替代性工具。
和大多数的理解相反，革命也不再是一般意义上仅仅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及公平所要采取的一种特别方式和反暴力手段，如果说，这是仅仅为了抗衡集权制度，不如说，革命在今天所具有的基本色彩，却恰恰是对日常生活的扩展、延伸和深入解读，颠覆性已经不会再作为革命的主要特征和最高目标而存在，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革命的真正形式正是长期被官方意识形态所宣称的反革命，而（被）革命的真实面具才是反革命，不能理解这一点，或者仅仅是出于对敏感性的回避，那么，无论是在那一种区域及范畴内，革命都一定会是一种被曲解和再利用的不正常形态。
说民主
和生动的具体行动相比，意识范畴内的民主思想同样具有现实的拓展性，是因为民主作为一种对人的实际权利的主张和诉求，其中以最大的限度包括了当代世界在生存格局上的考量，因此，民主就不是再一次以不可知的，和难以测量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世界中，而是以日常生活的鲜活姿态，构造着当代历史的未来，虽然实现民主和体现民主是不同层次和量级的形象，但确切来说，民主及其思想正在以革命的形式，首先构成了对极端霸权的反抗，而这种反抗，也正是民主在现实尺度内的首要表现形式，既然革命是为了获取社会公平和秩序，那么通过民主的必要过程，就可以呈现最大化的效应，尽管，要认识革命和民主之间不同或对等的差异，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正在实践中的道路，不会受制于某个集团某个个人孤立的、反复无常的变化。
这是因为，和专制的欺骗性不同的是，革命既不是民主的主要诉求，也不是实现民主的辅助手段，因此，在一个浅显的层次上理解民主和革命的关系，不会有益于民主的具体实践，同时，就实际的中国现状而言，民主和民主性的缺乏除了专制保守势力出于集团利益而形成的壁垒以外，更多的则是源自于既得利益体系在追求附加值扩大化的进程中，所形成的必然障碍，同时，我们也仍然需要进一步理清这样一个状况，那就是，民主很可能成为特殊人士的某种专利用品，并构成新一轮的暴力性霸权，而这明显违背了民主的初衷和时代的需求。
当我们审视中国和现代民主进程的关联时，我们发现，人们处在了一个被世界所抛弃的孤立无助的岛屿上，这种艰难的困境所带来的不仅是人格的创伤和基本权利的丧失，更重要的是，她使相当多的人认为，官方所宣称的“社会政治变革”是目前实现民主最佳的和唯一的道路，这是一种很奇怪的说法，是因为她完全背离了民主的基础性共识，那就是，专政制度下的所谓社会政治变革，既缺乏必须的民主前提，更不具备实现民主的必要可能性，这也同时回答了在二十一世纪世界图景信息共享的时代，对于那些仅仅以初级民主作为启蒙的人来说，之所以成为误区的一个根本原因，为了启蒙而启蒙的民主，不会和民主有任何关联。
因此，在有意被遮蔽的残酷独裁和被滥用的民主之间，我们将看到的是，唯一能够起到改变作用的是民众对民主的实践意识，这种实践意识的产生不仅仅反映着当下中国底层民众在生活和精神层面普通个体所形成的对时代的要求，同时也表明了一种对创造真实历史的主动意愿，从几年之前起始到2011、2012年相交的广州乌坎村民（民众）运动，即是民主的主体实践意识在中国高压和集权的笼罩下所爆发的对民主主张的具体反映，她是以明确的格局呈现了一种来自弱小个体的声音，而这种诉求是一直存在的，并且，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对民主的道路仍然形成障碍，这种声音和行动就会继续存在下去，而这就是从中国式起义到民主化革命之间根本性质的区别及不同，是在于她避开了与民主无关的陷阱和误区，以人的权利（生的权利）作为一切行动的精神源头，并且深刻地回应了宪政自由这一具有历史背景的全球性困扰。
作为一种民主基础的确立和确认，民众的含义在当下将区别于过去的在考量上的认识，民众的公民意识和公民实践的觉醒、反抗、呼吁，即是首先对《世界人权公约》的回应，同时也揭示并呈现了当代格局之下处于专制和独裁机制下真实的中国现状，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同时她也是在民主启蒙之后，89运动之后，阿拉伯之春和茉莉花行动之后的一个重要跨越，是因为她第一次由民众的公民意识确立了基础性的民主在中国未来的命运，而这样的一个未来，正是建立在意义深远的普通民众日益清晰和不断实践的道路上，她包含了一系列的挫折和矛盾，也包含了更为长久的伤痛和迷惘。
在走向并逐步确立基础性民主的时代，作为世界版图中重要的一环，来自中国的声音将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用以粉饰的大国崛起、和谐社会之类的虚伪谎言，也将区别于个别的从属意义上的对民主的扭曲和敌意，异议人士、维权小组、独立作家和诗人，构成了一个民主进行时态的中国框架，她是在现行的反人类进程的中国政治体系中产生的一个和世界进程对等同行的体系，她将避开人为设置的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策略的对抗，以稳重和切合中国现实的步伐，赋予民主在中国的超越意识，尽管，对民主的理解依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和矛盾细节，但在人性格局和框架内，不断达成的反集权统治的共识，将会成为一切中国觉醒的尤其是来自普通民众的在如何实现公民权利的道路上重要的推动性力量。
但是，在我们所希望之下也将会遭遇到一种国家主义的新型变种，她是以表面上的民主形式来威胁并承诺在中国大陆本土之上进行一次新的所谓民主和谐的假象，这种假象将会使正在迈向人类文明基础的生存权利之时的中国民众，遭遇到更为隐蔽和绝对的暴力攻击，警惕并且预防这种国家主义的危害，应当成为公民在推动民主进程时所需要理清的一个重要内容，正如维护人的思想权利和财产权利仅仅是民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民主的全部形式，激发具有深度的民主意识并通过一系列的对隐形伤害的反抗，是保护人们不再受到欺骗的重要实践准则，而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面对刑修草案第73条时，所要全力抵制的重要原因，我们不能够去支持一个明显倒退的以侵犯个人主体为目标的所谓法律，更不会去应合这种明显的明目张胆践踏人身权利的做法，而这就是我们的现状，也就是公权力依然作为私产的恶劣现状。
因此，当我们探讨、面对并且实践民主进程的具体细节时，我们应当明确，是否已经理解并容纳了有关于民主的重要的基本形式，而不仅仅是一种建立在个人臆造上的匮乏的虚构，并且是否澄清了实现社会正义、公平和民主制度以及宪政诉求的若干要素，尤其是在经受着冷酷的几乎是已达到最大限度的以搜刮民众财富为主要目的的市场经济格局时，又是否能够以具有科学精神的姿态，来回应这个世纪有关于中国进程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属性和状态，将成为我们所需要面对的最迫切的任务。
论独立
个体的独立精神是实践并取得民主成果的一个重要源泉。她同时也是对仅仅建立在道德规则的一般层次上个体走向公民重要的组成体系的深入，尽管独立精神一度为在被遵循的过程中由于其无法克服的自身盲点所误解，而成为一种口头上无意义的表达，然而，不能不说，随着民众对于民主细节的开拓性实践，独立所具有的当代涵义已经具备了广泛的基础，而这就是我们实现对公权及私权之间界限模糊的判断，区分不能以道德教条来划分社会群体性质的根本角度，同时，依据中国大陆表象复杂的状况，对独立和相关于独立精神的深度考量，将能够帮助我们判断出所应对的具体状况下，甄别并批判已较为迫切的有关于中国极左派系的鼓动所带来恶劣性后果，这种审视的姿态，需要的不仅是学识和勇气，更需要对独立精神贯穿性行动。
考虑到中国现实的复杂性，一方面来源于对独立精神的片面和病态理解，一方面又苛求于独立精神的稀缺和脆弱，作为一种对事实现状的纠正，有必要就中国的极左派系、伪民主派系和投机阵营作出清晰而确切的甄别，这种重要的梳理过程，即是对独立精神无可避免和不可推委的实践，也是最终确立、实现民主个体通向公民社会的必要通道，正如仅仅意识到文化的表象差异并不是当前主要的争议矛盾一样，独立精神需要的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专注并凝聚的注意力，用以对抗、反观和开拓一个民主的深入体系，除非，当有一天醒来，发现保守派们竟然主动打开了他们的大门，然而依据常识，这是不可能存在的，尤其是对于一个无论如何都时刻希望并沉浸在建立集权、暴力、专制体系用以狂欢的古老大陆。
同时，这也是能够最终实现非暴力抵抗在新的历史段落中深远的民主社会的意义所在，独立精神所具有的共享特征和自净功能，是传播民主思想的一种准确而有力的方式，是因为她在最大的限度上，限制了公权施加于个体之上的沉重压迫，因而，正如同革命作为自主意识觉醒的实际表现一样，独立精神作为对民主诉求的呼应，所具有的高度，将帮助我们绕过深藏的暗礁和陷阱，抵达公民社会在民主的共识中普遍的含义，当然，毫无疑问，一切具有独立精神的个体的存在和他们之间彼此回应的现状，表明了对于这个长期弥漫着以“血统论”、“出身论”、“素质论”这样一些毫不相干、竭力掩饰的虚伪体制的抨击和反抗。
但是，更多的疑虑来自于，新的技术革命所引起的混乱和市场经济体系重大格局的变异，所带来的对独立精神的诋毁和嘲笑，已经成为当下困绕人们在具体实践中的一个障碍，并同时又因此，我们看到这种由于时代发展所形成的障碍已变成统治阶层阻挠民众觉醒的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和借口，这种障碍既是对独立精神的消解，又是对独立意识的打击和排斥，并同时导致了一个以“公民社会”的身份视角去考量当下中国现状时一个极易囚禁的陷阱，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较之于已进入实际操作阶段的民主潮流，对独立精神诉求的深化、测量和反省，将始终伴随在对民主体系的细分的批判之中，只有具备了可以批判质疑的民主前提，才能具有继续推动的条件，而独立和对独立精神的坚守，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因而，对独立意识和独立精神的洞察，将建立在反观独立精神的矛盾性之上。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这是一次急需完成的功课，对于某个个体，她意味着如何在班驳的现实境遇中理解人权的存在基础，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并扩展到捍卫自身的“被不合法”的权益，超越一般狭隘和简单论调之上的对独立精神的实践，而这就是对常识的尊重和理解，她将区别于在特定的阶层属性中被广泛运用的启蒙（无效的）模式，而成为在自主觉醒意识被不断压制时的一种重要的反抗手段，同时，也是普世价值在深入的民众运动中获得持续前进力量的保障，只有不依附于任何一种政治体系的独立力量，才能够以清晰的逻辑和社会性思维应对现实的反弹。而这就是民众之所以不断呼应维护人权、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的原因所在。
独立精神的内涵中所包含的科学性客观视角，是甄别社会正义和呼声的重要基准。尤其是在当中国左派和右派互相变异的时刻，独立精神将帮助我们首先破除关于立场的矛盾性迷失和恐惧，改变盲目情绪，催促历史进程，以参与的姿态实践民主在中国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区别独立不是自私，以觉醒的身份反抗正在不断倒退的相当庞大的利益集团，而这就是独立精神和消费独立精神之间最大的不同，也是当下中国社会独立民主进程中最需要进行抵抗的沉沦。
争自由
自由的定义在这个世纪最初步的历史时期，由于民众运动的具体实践而发生了清晰的改变，这种由抽象而走向明确的觉醒，预示了在面对暴力政权所主导的第三个世界中民众对自身身份存在的确认，同时，她也指出了以儒家为基础思想的思路在新的格局中已经不再具备进行变革的条件和能力，这一点，正如自由并不是“自由主义”，她是以恢复常识的手段，展现民众在世界格局的潮流中有关于民主的个体诉求，而这个个体，即是作为社会现实存在的肌理和脉络，也同时意味着一个在民主的道路上所需要应对的主导性形象，尽管，一种由（中国）国家主义所演变成的（东方）国家纳粹主义在执政体系中略微遭到了一些和局部的挫折，但依然不能忽视的是，新的更为直接的纳粹主义在中国现行的体制格局中依然不断复活的危险，这种危险，在革命和民主的前提之下，必然地将视自由为最大的障碍。
在对民主的社会体系进行诉求的同时，自由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所呈现出来的含义，将区别于一般意义上对自由的描述，中国的自由所承接的也将绝不会是一般意义上仅仅为了抵抗即得利益集团所制约的生存权利和人格保障，她要比任何一个正在或曾经沉沦于专制体系压榨中的民族面临更为复杂的现实困境，是因为出于一种奇怪或有意的意识，人们在进行抵抗的同时，对自由的理解产生了根本性分歧，以至于有些人甚至认为，妥协是对自由在走向实践的过程中最好的选择，并且，最好的自由是一种依靠施舍和乞求得来的自由，这种奇怪的意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自由的道路上达到最大的范围和限度，当然，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很快就开始品尝失败的滋味了。
因而，倘若不能把确立自由的基本范畴从一种传统束缚的思维中解救出来，那么，所谓的追求自由也就当然地不仅狭隘了自由在言论层面中的尺度和应有深度，同时也自设了一种在现实层面之上的来自社会属性的人为障碍，而这一切都将最终成为限制我们自身发展的“敏感性”（从被动到主动）词语，使我们在走向自由的道路上不断遭到不必要的纠缠，成为自由的反义词而不是同意义词语，因而，如何消除并克服依附于我们肌体之中的盲点，已经成为我们所要面对的关于自由的迫切现实。
因此，自由的核心前提并不在于对一个空虚的、教条主义的和表面情感提出质疑，也并不在于有意忽视在当代进程中关于个人基本权利的评判和追寻，而是恰恰相反，如何应对并参与到一个试图从专制体系中期望发出声音的群体，已经成为我们对于自由的理解的一个重要界限，自由从来就不应该是属于某个特定群体和组织，而是必须建立在一个人人享有的前提之中，缺乏这种常识，或者故意忘记、有意回避，也就必然难以对诸如信访、劳动教养制度、和人口结构毫无关联的计划生育政策等一系列的，爆发在中国大陆土壤之中的具体问题作出正常的回应和考量，而这也就是，只有当自由匹配于我们所要遵循的对于民主制度的基本基础时，自由才能够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使自由不会成为反自由的工具，而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常识，就是通向公民社会法则之下，对公民权利和身份的有效确认，换句话说，对自由的理解和实践，永远不应该建立在乞求的姿态中，争取个人的自由并使之成为社会的群体准则，是在具有广泛阵营的世界格局中，来自中国的最恰当表达。
同时，我们也正在看到，就近期而言，有关人权状况的两份报告，一份来自美国的有关于《中国人权报告》和一份来自中国专政利益集团予以回应的《美国人权记录》。这种不成立的虚弱对抗反映了世界视野之下和我们自身所密切相关的对现实境遇的不同参照，是毫不掩饰的、试图并执意要以专制和暴力继续存在、并与此同时企图继续欺骗和剥削普通民众，丝毫不准备予以民众以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中国极端霸权的写照，这种败意显露的格局，更是在我们的现实道路上，长期以来对个体自由进行践踏的累积表格，而这就是当两份截然不同的一份真实、另一份虚伪的报告展现在民众的视线中时，民众却以极大的自由意识和积极姿态参与到手抄《世界人权报告》部分篇章和段落的原因所在，因此，对自由的争取有多大，对以专制、冷血、剥夺人的权利的反民主制度的反抗、批判就会有多持久。
当人们向往自由的时候，也就是人们对展开在世界的潮流中有关于对希望和信念的实践，那些建立在腐败的官僚体系之中的所谓“维持稳定”的血腥和暴力，那些企图继续去剥夺人们饱含着鲜血和汗水的劳动成果的反人类行径，那些依仗不断渗透、无处不在的企图控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国家暴政机器，和那些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拦截方式建立起来的互联网络城墙，屏蔽并封锁着自由的力量，以及那些横空而来的执意编造而产生的所谓“幸福感”所谓“最好的时代”，永远都不会真正进入走向自由世界的民众的情感，因为，正如我们所一直努力抗争的那样，已经唤醒的自由，将促使我们在最艰难的时代也要以最饱满的热情，应对一切不以人的基本权利为主导的政权，这就是我们继续并生活下去的全部理由，和对所有谎言的有力回答。
写于2012年5月24日——7月9日
注：作者任协华：长期独立写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