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纠正一种普遍性的认识，即中国的民众多年来众口一词、强烈要求中共平反“六四”，这意味着，只有中共才有资格、才有权力平反“六四”。这种普遍性的潜意识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共是“六四”屠城血案的策划者、决策者和执行者，在清算这个血案中，中共是被告者，他们只有认罪的份。如同当年日本侵华的战犯，如同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当年“六四”事件的策划者、决策者和执行者，应当接受历史的审判，法律的制裁！
那么，谁有资格平反“六四”呢？笔者认为，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意志的集中者，是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只有它有资格、有权力可以对“六四”事件作出符合人民意愿的裁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召开特别会议，或者在每年三月举行的会议中，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特别会议，对“六四”事件进行审议和判决。在全国人大对“六四”事件进行审议和判决之前，全国人大应成立“六四”事件的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的职责是调查“六四”事件的全过程，厘清真相，并对“六四”事件进行司法审理和作出法律判决。然后，专门委员会将调查结果和判决结论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审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最后决定，颁告于世。
长期以来，全国人大和各级地方人大是中共羽翼下的一个工具，它必须接受中共的领导，按中共的旨意进行工作。在重大问题上只能遵循党的指令，不可能代表人民的意愿。在“六四”血案的平反问题上，全国人大如果能改变这种命运，它将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为人民伸张正义，为受难者讨回公道，向“六四”民运的镇压者清算罪行，从而开辟宪政民主的通道。这样，平反“六四”不仅仅是23年的沉冤昭雪，还使中国的改革、中国的民主化带来转机，使中国人大的命运带来转机——它将代表人民独立地行使其职责，不再是中共的附属机构，不再是中共钦定的“橡皮图章”。所以，如果全国人大在平反“六四”事件中获得成功，将成为人大发展史中的里程碑——人大将获得新生；在人大这一机构中首先激活民主。
平反“六四”，要客观、高度地评价“六四”民运的意义和功绩。
平反“六四”，要对所有死难者追认为烈士或英雄，对受伤者要进行抚慰。
平反“六四”，要建立“六四”纪念碑，“六四”纪念馆，以及出版相应的记述作品与文学作品。人民以“六四”而骄傲，镇圧者因“六四”而耻辱。
平反“六四”，要欢迎海外流亡的民运人士荣返祖国，回到日思夜寐的故乡，实现民族的和解。
平反“六四”，要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举办系列学术研讨会，让“六四”民运精神深入人心，让曾被扼杀的民主之火燃遍全中国。
平反“六四”，要清算作为“毛二世”的邓小平的专制主义罪行，让国人认清邓的真面目。邓镇压“六四”民运，是他反自由、反民主，坚持一党专制独裁统治的必然结果。邓小平时代，实质是一个不准政治民主化改革的时代。
平反“六四”，要对“六四”民运实施镇压的策划者、决策者、鼓动者、执行者，一一请到被告席上，对他们的反人类、反人道、反人权、反民主、反自由的罪行一一加以清算，绝不姑息，以鉴后者。
2012年7月
本文附言：
本文完稿后，传给几位文友评阅，结果提出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文中提出的思路（方案）很好，体现了宪政民主精神。中共既然作为“六四”事件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在审理该事件中是被告的一方，是没有资格主持平反“六四”事件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既然是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应当承担“六四”事件的平反工作。另一种意见认为，当今中国是党国体制，一党专政，党权至上，要求人大履行平反“六四”，是不切实际的。上述两种意见之分歧，缘自出发点的不同。前者以宪政和宪法为根据，自然认为人大、而且只有人大，才有权力对“六四”事件作出公正的裁决，推翻1989年中共上层寡头对“六四”民运的错误定性。后者则以现行体制为根据，自然否认人大赋有这一权力。这种意见，既然以现行体制为依据，客观上在维护现行体制的权威性。笔者认为，今天的中国，如果一切大、小问题的解决，都以现行体制为出发点，那么，一切改革就都成为没有必要。如果要坚持改革，特别对重大问题进行改革，那么，势必要求突破现行体制，尤其是僵化、腐朽了的党国体制。这虽有困难，而且有大困难，但必须去做。惟其此，中国才能继续前进，中共才能获得新生。在“六四”事件的平反问题上，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尝试、去力争一下呢！
注：此文中共最髙领导不知是否能看懂。按此思路（方案），平反“六四”，中共最高领导人（总书记）就不必冲到主持平反的第一线，第一线的工作由全国人大执行操办，不失为是一个妙计呢。
那么，谁有资格平反“六四”呢？笔者认为，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意志的集中者，是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只有它有资格、有权力可以对“六四”事件作出符合人民意愿的裁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召开特别会议，或者在每年三月举行的会议中，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特别会议，对“六四”事件进行审议和判决。在全国人大对“六四”事件进行审议和判决之前，全国人大应成立“六四”事件的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的职责是调查“六四”事件的全过程，厘清真相，并对“六四”事件进行司法审理和作出法律判决。然后，专门委员会将调查结果和判决结论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审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最后决定，颁告于世。
长期以来，全国人大和各级地方人大是中共羽翼下的一个工具，它必须接受中共的领导，按中共的旨意进行工作。在重大问题上只能遵循党的指令，不可能代表人民的意愿。在“六四”血案的平反问题上，全国人大如果能改变这种命运，它将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为人民伸张正义，为受难者讨回公道，向“六四”民运的镇压者清算罪行，从而开辟宪政民主的通道。这样，平反“六四”不仅仅是23年的沉冤昭雪，还使中国的改革、中国的民主化带来转机，使中国人大的命运带来转机——它将代表人民独立地行使其职责，不再是中共的附属机构，不再是中共钦定的“橡皮图章”。所以，如果全国人大在平反“六四”事件中获得成功，将成为人大发展史中的里程碑——人大将获得新生；在人大这一机构中首先激活民主。
平反“六四”，要客观、高度地评价“六四”民运的意义和功绩。
平反“六四”，要对所有死难者追认为烈士或英雄，对受伤者要进行抚慰。
平反“六四”，要建立“六四”纪念碑，“六四”纪念馆，以及出版相应的记述作品与文学作品。人民以“六四”而骄傲，镇圧者因“六四”而耻辱。
平反“六四”，要欢迎海外流亡的民运人士荣返祖国，回到日思夜寐的故乡，实现民族的和解。
平反“六四”，要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举办系列学术研讨会，让“六四”民运精神深入人心，让曾被扼杀的民主之火燃遍全中国。
平反“六四”，要清算作为“毛二世”的邓小平的专制主义罪行，让国人认清邓的真面目。邓镇压“六四”民运，是他反自由、反民主，坚持一党专制独裁统治的必然结果。邓小平时代，实质是一个不准政治民主化改革的时代。
平反“六四”，要对“六四”民运实施镇压的策划者、决策者、鼓动者、执行者，一一请到被告席上，对他们的反人类、反人道、反人权、反民主、反自由的罪行一一加以清算，绝不姑息，以鉴后者。
2012年7月
本文附言：
本文完稿后，传给几位文友评阅，结果提出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文中提出的思路（方案）很好，体现了宪政民主精神。中共既然作为“六四”事件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在审理该事件中是被告的一方，是没有资格主持平反“六四”事件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既然是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应当承担“六四”事件的平反工作。另一种意见认为，当今中国是党国体制，一党专政，党权至上，要求人大履行平反“六四”，是不切实际的。上述两种意见之分歧，缘自出发点的不同。前者以宪政和宪法为根据，自然认为人大、而且只有人大，才有权力对“六四”事件作出公正的裁决，推翻1989年中共上层寡头对“六四”民运的错误定性。后者则以现行体制为根据，自然否认人大赋有这一权力。这种意见，既然以现行体制为依据，客观上在维护现行体制的权威性。笔者认为，今天的中国，如果一切大、小问题的解决，都以现行体制为出发点，那么，一切改革就都成为没有必要。如果要坚持改革，特别对重大问题进行改革，那么，势必要求突破现行体制，尤其是僵化、腐朽了的党国体制。这虽有困难，而且有大困难，但必须去做。惟其此，中国才能继续前进，中共才能获得新生。在“六四”事件的平反问题上，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尝试、去力争一下呢！
注：此文中共最髙领导不知是否能看懂。按此思路（方案），平反“六四”，中共最高领导人（总书记）就不必冲到主持平反的第一线，第一线的工作由全国人大执行操办，不失为是一个妙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