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一年多前，一个偶然的机缘，我接触了民主启蒙理论。我是从微博开始接触的，那时微博才刚刚时兴不久。微博和传统媒体相比有着独特的优势，它是个自由的新闻平台，有着传播速度快捷、开放、时效性高的特点。在这个平台上，网络公民可以发出真实声音，表达他们各自内心的想法和愿望。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在网络化的信息时代，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开始懂得或者至少在网络上懂得争取自身的权利，比如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以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监督权、知情权等等，关注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感谢互联网，使得中国的民主启蒙在意识形态上用了十年多的时间就走过了西方二百多年的历程。这里之所以强调意识形态上的启蒙，是因为在现实中我们根本看不到维护公民权利的机构框架，因此目前中国民众更多的只能是在理念上以网络公民意识的方式觉醒。当然公民意识的觉醒方式多种多样，比如公民对于民主理念等普世价值的学习和传播、维权和上访，反腐和监政以及民运实践等等，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反映了公民意识的不断提升。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公民意识觉醒的具体表现形式，大体可以划分为三大版块：启蒙宣传、民运实践和维权活动。
这三个版块中，维权意识的群体占到的比例较多，其次是启蒙宣传，数量最少的是民运实践的群体，因为高压之下“勇夫难当”。
为此，本人认为目前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是，这三个版块之间虽然有着必然联系，却始终处于一种分散、割裂的状态，也就是说，中国具有不同层次公民意识的人在数量不断上升，质量上不断提高，这是好事，说明我国公民的人权意识在各个方面大大加强。但如果不把这些不同层次的版块整合起来，就无法形成强大的公民力量，而公民力量的凝聚、发展和壮大，对于形成一个强大的理性反对派以推进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则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那么如何整合这些版块使得公民力量逐渐发展和壮大起来呢？在这方面，我想先从我的实际经历谈起，然后谈谈我的感受，想法和建议
我正式学习和传播民主启蒙理论是从认识杨恒均老师开始的，他是中国最著名的“民主小贩”，他独特的大众化的“贩卖民主”的方式使得我很快走进了启蒙者的行列，当然我只是在学习中传播，所以只能算是个“民主二道贩子”。在多半年的学习和传播的过程中，我渐渐明白了很多关于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等普世价值的知识，从而在学习中得以不断提升自己对民主宪政制度的认识。当然在此过程中，我还在互联网上尤其是微博上看到了大量访民维权的新闻以及个人微博发布的种种真实的“小道消息”，由于我没有亲历，因而并不完全相信这些诸多不公正、不符合法治原则的事实就经常发生在我们这个在国际上自称为“法治国家”的国家里，只在我本人亲历后，才深深明白原来事实的确如此。
由于对民主理念的不断深入学习，使得我渴望了解更多的关于民主的知识，而且付诸于实践的想法越来越强烈。我想，既然民主是个好东西，为什么不在现实中争取《宪法》赋予我们的公民权利呢？记得一位农民工曾经给杨恒均老师写过一封信，信的大体内容反映了当下关注民主自由的人们普遍的想法，这就是90%的人都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都认识到了普世价值是世界核心价值理念，民主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而且大家也都想要民主等等，但是实现民主的途径和方法何在呢？很多人为此都感到迷茫。特别是关注民主和维权的人们更是如此，即便在民运群体内部，想法和观点也各有不同。当然，民主本身就需要“百家齐鸣”，“千姿百态”，但在民主没有实现之前，公民意识的普及和民主力量的整合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没有一个强大的公民力量或者说没有一个强大的反对派和公权力博弈，就很难实现民主宪政制度这个最终目标。民主只有在各种力量，特别是民众的权利和公权力之间不断的博弈中才能发展、成熟和完善起来。因此光有“百家齐鸣”，“千姿百态”是不够的，还需要在网络上和实践中整合成一个整体。应该说，这已经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最重大的政治课题。
当然，成熟的民主绝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何况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有着它独特的国情，认识不到中国实现民主的难度和特殊性，就会在实践运作中盲目、低效甚至走很多弯路，就很难在实践的探索中形成一个高效、快捷的方案。
在我认识的关注民主理念的朋友中，有的接触民主这个话题有十几年了，有的五到六年，有的和我差不多，但给我的总体感觉是他们关注归关注，似乎从来都只是围观和关注，很少从关注民主的群体逐渐转入民主运动实践群体，也就是说很多人只是嘴上和网络上围观和说说而已，而不愿意或不敢通过付诸于合理合法的公民行动的方式来争取自己应有的人权和宪法赋予的政治权利，当然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利益集团不愿意放手公权力，从而以手段来打压维权人士和民运人士所致。因为这样的体制根本不允许公民争取自己的权利。不给公民捍卫自身权利的空间和平台，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障从何谈起？这样，绝大多数关注民主启蒙的群体长久以来也就一直停留在关注和围观状态。当然观望群体也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通过这样的宣传和呐喊，加入学习、传播和启蒙者行列的人越来越多了。
不过，尽管很多人都在坚持不解的继续担当着“传道者”的角色，尽管民主理念在互联网的影响下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在扩散，但是微博启蒙的作用之于强大的官方媒体的“批发宣传艺术处理”的新闻相比，仍然相对弱小，其对公民意识形态的影响总有极限，尤其是难以渗透到普罗大众中去，所以，公民意识在大众中的传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对于民主运动实践的了解，大抵是在认识秦永敏先生开始的。当然之前也接触过一些民运人士，如唐荆陵、李宇和郭永丰等。他们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运作方式，多年运作下来，成效也不小。他们的运作各有千秋，却总不能形成一个更为有效合理的凝聚力强大的民运团队，当然这里除了客观因素（专制力量对维权人士和民运人士的打压等），也有着众多的人为因素。比如，在民运人士中，不认识以杨恒均老师为代表的民主启蒙人士就大有人在，他们认为，搞民运的人谁还关注那些启蒙知识呢，启蒙无非就那几个简单的字：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的普世价值而已。中国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已经为民主自由呐喊了100多年了，可实际效果却微乎其微。因此中国更需要民主运动实践者的参与和推动，民主只有在实践中运作，才能够发展、成熟和完善起来，才能找到有效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行之有效的捷径。
基于此，启蒙宣传者和民运人士的说法都有道理，因为在当下，民主启蒙的宣传工作还需要很多人来做，由于几千年封建专制意识形态的灌输，在官方媒体对新闻真实性的掩饰和造假下，在人们从小接受的各种教育，特别是在历史、语文和政治课本在很多方面渗透着专制意识形态的情形下，大多数人从小就自觉不自觉的形成了奴性意识和定性思维，且已根深蒂固，这样就使得很多民众连基本的公民意识都没有。因此，启蒙传播工作必须有人来做，一方面是面向大多数不知公民权利有何用，不认识民主为何物的民众，而更主要的是要针对网络上的年轻人，因为他们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和新理念，未来的希望也在年轻人一代身上。
民主必须在运作中才能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观点也没有错，因为没有实践的历练，任何人在面对强大的专制体系打压时都可能失去勇气从而退缩不前。但实践的运作并不等于理论的指导就不重要，因为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我们是生活在具体环境中的一个个人，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接触更多的也还是没有多少公民意识、民主理念的群体，我们在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是否可以适当的传播一些基本的意识和理念呢？这样对于民主理念在大众中的扩散未必是多余的，而如果我们只在民运团队中交流和推进，当面对想要了解“民主可以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的人时，你又如何向他解释民主是什么？民主可以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切身利益从而使他愿意接受民主这个好东西呢？
民运人士不是一个个看不见摸不着远离地球的“外星人”，何况民运人士本身还没有组成一个个坚实有力的实体团队，更不要说各个团队之间的整合了。比如，郭永丰成立的公民监政会通过网上签名的方式来交流和扩大民运力量的观点、唐荆陵的非暴力不合作观点，这么多年下来始终是各干各的，他们并没有进一步把各自的团队力量通过进一步探讨有机整合起来。诚然，不同的推进民主运动的方法都有效，也有着不同的运作意义和时段，然而各个团队彼此之间长久的欠交流、缺乏商讨、不进行有效整合，就始终不能形成大模样。这是目前民运群体的一个主要缺陷，当然，欲速则不达，什么都有一个时间问题，我们可以在实践中根据时机和条件不断的探索。
尽管今天中国民运力量已经呈现全方位、多角度的立体发展态势，然而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限制和打压，却还处于初步的运作阶段。
对于维权运动或者说和访民的接触，大约是从我的结婚经历开始的，结婚的前前后后除了我自身所经历的维权实例外（比如争取领取结婚证未果和婚后外出蜜月旅行受阻等等），更多的是接触和见证了一些访民的悲惨历程。就在前几天，来我们这里拜访的就有两位典型的上访户，一位有着十几年的上访历程，另一位上访的时间则长达四十多年。他们的艰难上访历程和政府相关部门对他们生存状况的极度漠视使我明白，原来微博上反映的种种公民权利被公权力侵害和践踏，甚至危及生命的事例大抵都是真实的，他们反映的问题不可能在官方媒体中报道出来，这样除了极少数例外，更多的则是自己充当了公民记者的角色，通过自己开设的微博或者以博客的形式把消息发布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眼下的公权力之下公民权利是如何被践踏的，法律是如何被公权力架空的等等。
就在前几天，我们在一位朋友家里谈到维权的时候，一些访民谈到了他们当前的困惑，他们说在经历了太多艰难曲折的上访之路后，终于明白上访原来是一条不归路，他们的问题根本就得不到有效合理的解决，他们对地方政府代表的公权力失望甚至绝望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定期不定期的通过聚会的形式交流彼此的看法和愿景，以便达到扩散和传播的目的，这种做法比起落后的北方地区的人们，维权意识已经很不错了。在访民群体中，给我的整体感觉是虽然他们的维权意识和一般人比已经很前卫了，比如知道了公民的权利有哪些，也明白了权利是要通过行动争取等等，但是这些现象背后的根源他们却没有更多的去思考。这个根源当然还是政治体制问题，政治体制不改，上访永远是一条不归路。不过若让他们系统的学习民主法治知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大抵是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去维权的，并没有也不可能从理论上认识到其实维权本身就是公民在民主制度下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样就造成了访民群体公共维权意识的缺失。一个人若只知道事物的表象而不明白事物表象背后的本质就很容易导致迷茫。因此如何使访民在公民意识上进一步提升，使得他们不仅仅懂得维护个人权益，更应该成为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的实践者，就是一个重要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把个人维权和推进民主进程有机结合起来。这是启蒙宣传人士和民运人士应该担负起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任何事物只有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才会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实体。民主亦如此，没有启蒙宣传、民运实践和维权运动的有机结合，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就会长期徘徊在各自独立的圈子内而难以向前有效推进，虽然民主人权事业已经成高速发展态势，但中国的民主进程走到现在似乎和改革开放一样，也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就是启蒙宣传、民运实践和维权运动是否能够三位一体整合。
诚然，整合不仅仅是在各大板块之间进行，首先是各个板块内部之间的小整合，其次才能够循序渐进的进行大整合，只有整合才能够最终形成强大的公民力量和反对派团队，才有条件有资格和公权力进行长久有效的博弈。
因此，我们应该学习蚂蚁和蜜蜂的团队协作精神，在推进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过程中，消除个人恩怨，以促进民主转型的大局为重，以实现宪政民主为目标，提升精神境界，凝聚团体实力，形成和平转型的共识，高效地推进和平转型进程，进而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中国公民的共同政治目标———建立宪政民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