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在政府大撒金钱、表演者日夜受训、运动员刻苦训练、军警和宣传机构严密的监控下，一起把党的声威提升到令全球注目的层面。北京奥运既可以视为中共庆祝中国崛起的盛举，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共对于自身统治权的不安，所以必定会用尽所有办法，维持政局的稳定，让共产党的专政得以延续下去。
洪长泰《国庆游行与北京奥运：中国的庆典政治》
胡锦涛的锦囊里有什么妙计？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二日，胡锦涛在北京会见首次到访中国的英国首相布朗，表示感谢英国对北京奥运会的支持，中方愿意与英方分享奥运会的经验。
那么，胡锦涛向布朗传授的究竟是一些什么的经验呢？正如刘晓波所说，北京奥运是政治奥运、金钱奥运、恐怖奥运，伦敦可能步北京的后尘吗？
胡锦涛可以操办“全民奥运”，将全国的财力物力集中到北京，营造大国崛起、万国来朝的假象，完全不考虑能否赚钱，因为面子总比钱重要；胡锦涛也可以调动百万军警宪特，将北京变成一座临时集中营，将异议人士统统赶走，没有戒严胜似戒严，民众的人权和自由统统让路；胡锦涛更可以在全世界的面前造假，让开幕式上的两个女孩一起“唱双簧”，所谓“歌唱祖国”其实是歌唱作为独裁者的胡锦涛。
奥运会期间，不仅北京成了一座让人艰于呼吸视听的监狱，整个中国也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铁幕。美国冬季奥运会速滑金牌得主乔伊？奇克，在动身飞往中国数小时前才获知他已经批准的签证被取消了。中国大使馆对没有明确解释原因。不过有分析认为，这与乔伊？奇克关心苏丹达尔富尔的人权问题有很大关系——而中共正是苏丹独裁政权屠杀人民的幕后支持者。
乔伊？奇克愤怒地表示：“他们取消我的签证，对我来说是一种严重的伤害。我热爱奥运会，我相信奥运会能起到团结的作用，我们能够一起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但他们威胁运动员，不让他们说话，这种做法不符合奥运精神。”正在普林斯顿学习经济和中文的乔伊？奇克，在美国之音采访结束时用中文说：“谢谢，再见。我爱中国人。”
奥运会甚至让香港变成了另一个北京，一国两制被束之高阁。香港有马术比赛，总算分到了奥运会的残羹冷炙，总算可以在经济上利益均沾。然而，若干持合法证件到香港的异议人士，在入关时却被拒绝入境，甚至被剥夺自由数小时之久。香港警方对异议人士的态度骄横而粗暴，与大陆公安“比翼齐飞”。入境处表示，对个案不予评论。香港的法治传统，公然受到粗暴的践踏。
胡锦涛的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举国奥运”、“奥运压倒一切”、“奥运就是政治任务”。然而，布朗清楚地知道，自己对于胡锦涛传授的经验“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国是独裁国家，胡锦涛是独裁者，自然可以无视民意、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胡锦涛将奥运当作荣耀自己的工具，一声令下，全国服从。而英国是民主国家，布朗是民选的政府首脑，只能服务选民、鞠躬尽瘁、如履薄冰。在英国，奥运不单是官员的工作职责，更需要说服而不是命令民众来参与和支持。
尽管如此，在胡锦涛面前，布朗俨然是一个听话的小学生，只有点头称是的份儿。如今，东风已然压倒了西风，夕阳西下的大英帝国，哪里敢在人权问题上对踌躇满志的中共“敲边鼓”呢？
中国的天气有多好？
在离开北京前，布朗参观了北京奥运主场馆。在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这个被称为“鸟巢”的宏大建筑之后，布朗对主人说：“北京奥运会将是历史上最好的一届奥运会。”那么，北京之后的伦敦呢？
这一天，北京烟雾迷蒙，但布朗说：“我觉得今天天气非常好。……虽然有些烟霾，但是当世界人民来到北京参加奥运会时，他们会看到这个了不起的运动场，还有中国人民为举办史上最好的奥运会所做的努力。”北京天气的“好”，大概是与两百年前的雾都伦敦相比吧。布朗难道是一个从两百年前“穿越”而来的“雾都孤儿”吗？
无论如此，布朗言不由衷的外交辞，令北京当局心花怒放。那么，布朗为什么要睁着眼睛说瞎话呢？仅仅是入乡随俗的客套话吗？
为了奥运会，北京当局已经竭尽全力改善空气污染问题。然而，胡锦涛可以颐指气使，折腾人民，却不能控制自然万物。关闭了若干工厂，停驶了大量汽车，北京依然是一个空气质量不达标的城市，申办奥运会的时候中国承诺的若干环保指标全都没有达到。
但是，眼前的阴霾却是任何人也无法遮掩的——十步之外，已经看不到人影了。虽然温家宝见到布朗的第一句话便是用古诗恭维其“踏雪而来”，北京糟糕的天气却没有维护住主人的面子。连日来，阴霾笼罩，暗无天日，不仅是北京真实的自然环境，还隐喻着中国空前高压的专制政治。
那么，客人该怎么办呢？很多西方人一到中国便犯了“选择性失明”的毛病，尤其是高级官员，布朗也是其中之一。这些达官贵人看到北京和上海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享受到山珍海味流水般端上来的国宴，真有受宠若惊之感。于是，“吃人嘴软、拿人手软”，他们不再坚持去血泪交织的上访村访问了，不再掏出那张长长的良心犯的名单了，开始转而歌颂“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人民”了。
其实，他们歌颂的对象，并非中国和中国人民，乃是中共这个独裁政权。布朗访问中国，眼睛盯着的是中共从老百姓哪里搜刮而来的民脂民膏——中共政权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富翁。布朗向中方提出，希望双边贸易额在未来两年有百分之五十的增长，达到六百亿美元的水平，同时在二零一零年前会有一百家新的中国企业到英国投资。布朗信誓旦旦地说：“我相信透过我们两国更紧密的合作，将可以为英国劳动人口创造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他把解决英国国内的经济难题的赌注下到了中国。
古语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为了赚钱，说几句昧心的话又算得了什么呢？既然法国总统萨尔科奇、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人在访问中国的时候，都有更加夸张的、“与狼共舞”的表演；那么，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虚伪地说几句“北京的天气很好”的谎话，大概也在政客的道德伦理的许可范围之内吧？
宁予友邦，不予家奴
要把奥运办好，文宣不可少。中共在控制传媒方面的成就，让英国人望尘莫及。就是纳粹帝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复活，到此一游，也会感叹说：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对新闻的控制，远比一九三六年柏林奥运会做得好。从报纸的第一版读到最后一版，全是美不胜收的“好消息”，让人怀疑：这究竟是人间，还是天堂？
中共控制传媒的策略之一，是对记者的采访自由作出种种限定，并严格做到“内外有别”。奥运前夕，中共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说谎从来都是“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的刘建超，举办了一场中外记者会，介绍《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的有关情况。
根据该《规定》的条款，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来华采访不再必须由中国国内单位接待并陪同，赴地方采访，无需向地方外事部门申请，还可以通过被授权的外事服务公司聘用中国公民协助采访报道。许多外国记者非常欢迎此《规定》的出台，认为这“体现了中国政府的自信”。这只是暂时的自由，奥运一过，全部取消，而且比奥运前大幅倒退。另一方面，外国媒体的种种报道，大都不会出现在中国国内的媒体上，这是有效的“坚壁清野”的办法。即便有那么一些“不怀好意”、“唱衰中国”的外国记者，他们的负面报道也无法污染中国读者的眼睛。不会英文的胡锦涛，当然也能“眼不见，心不烦”。
肥头大耳的刘建超补充指出：港澳台记者不适用《规定》。这是典型的“宁予友邦，不予家奴”的思路。共产党的“党天下”与满清的“家天下”有异曲同工之妙：对洋人，都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对本国国民，则是“奴隶畜之”。
长期以来，中共搜刮民脂民膏以自肥，对于养活他们的十多亿民众，从来没有丝毫的感恩之心，反倒恬不知耻地宣称，是他们用最少的耕地养活最多的人民，是他们给予老百姓“吃饭权”（即“猪权”）。
奥运前夕，中共在申奥时宣称的改善人权状况的诺言，仍是是一纸空文。中共的监狱里关押了全球数量最多的良心犯和言论犯，中国新闻自由的空间日渐局促。即便港澳台记者到内地采访，也是如履薄冰、动辄得咎。此《规定》开了一个小小的门缝，港澳台记者却无福享受。与金发碧眼的西方记者相比，港澳台记者是受到区别对待的“二等公民”。中共煽动人民“反帝”，常用的一个典故是：昔日上海滩租界的公园中，立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如今，中共自己高高竖起一个更加丑陋的牌子——“大陆记者和港澳台记者不得入内”。
奥运来了，对胡锦涛而言，乃是在全世界面前大出风头的好机会，秦皇汉武，都没有享受到此种风流。奥运来了，对中国的普通民众而言，是鸦片烟和麻醉剂，在漫天烟火中忘却自身的奴隶处境。
卡梅伦拒绝“中国模式”的毒药
英国首相随时面临下台的危险，英武如丘吉尔，也被选民抛弃，未能摘取二战胜利的果实。布朗也是如此，他大概羡慕胡锦涛十年雷打不动的任期吧？
布朗的继任者是卡梅伦。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卡梅伦访华，在北大发表演讲。学生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作为英国领导人，您能从‘中国模式’中学到什么？”一种乾隆皇帝接见外夷的傲慢跃然纸上，这是胡锦涛时代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最典型的心态。
此类场合上所有的提问者和所有的问题都是“被安排”的——提问者必定是被官方的民族主义教育和宣传毁掉的年轻人中的一员，是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的、唯利是图的一群人。难怪网上有人评论说：“在每次问答中，他们把自己当作外交家、政客、记者、评论员或者是某个群体的神圣代表，却惟独没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学生。在每次问答中，要么充斥着自大，要么流露出自卑，或者是弱者‘勇敢’的挑战甚至是挑衅，惟独缺少了睿智而平等的交流。这就是‘中国的下一代领导者们’（克林顿语）在外国首脑面前的风采。”由这样的青年人来代言“中国模式”，真是相得益彰。
卡梅伦的演讲被中国媒体誉为“魅力四射”，因为此君长于外交辞令，知道说什么样的话才能满足中国听众的虚荣心，更知道不该说那些有可能伤害主人至高无上的面子的话，比如刘晓波，比如毒奶粉，比如陈光诚，比如四川地震中死去的孩子。既然“中国模式”已经是胡锦涛政权的一面遮羞布，卡梅伦就顺水推舟，假装赞美皇帝的那件并不存在的新衣服有多么漂亮。
卡梅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首先是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话还没说完，下面的北大学子立刻欢呼起来。卡梅伦接着说，中国较快的经济发展也值得学习，“中国的崛起并不是威胁”。他当然知道，只有这样表述，才能赢得那些既自卑又自傲的中国学生的掌声，在中国拿到巨额订单。
不过，卡梅伦内心并不认同“中国模式”，他才不会接过这杯毒药喝下去呢——至于胡锦涛和中共喝得津津有味，他也乐得在一旁敲边鼓。在演讲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并没有忘记在这群争先恐后地考公务员的中国大学生面前倾诉一下在英国当官之苦：“我在英国当首相都没有专门的厨师为我做饭，只能去内阁蹭饭。不仅如此，每年收入全部公开。每周两周还要去下院接受质询，基本回来满脸都口水。我要是进了老百姓家，抱着老百姓哭，第二天《泰晤士报》的标题会是英国首相以无耻的眼泪换取选票。而《太阳报》的标题则会是英国首相和私生子相认。”
卡梅伦表明上是在诉苦，其实是在宣扬英国的价值观。苦虽苦矣，这位英国“第一公务员”对英国的政治制度充满了自豪感：“英国政府永远从属于法治，这些是对政府的制约。有时它会让人沮丧，但我们认为，这最终会使我们的政府更好，国家更强。通过媒体，公众可直接听到与政府相左的意见，这有时可能很麻烦，但公众对影响我们社会的问题越了解，最终政府就越容易作出理智决定，制定出赢得民心的有力政策。”
那么，中国呢？有法治吗？有分权吗？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吗？有对官员的制约吗？有对人权的保障吗？“中国模式”似乎独立于“普世价值”之外。但没有民主与法治、人权与自由的“中国模式”，是个什么样的怪胎呢？
卡梅伦的柔软身段现实，今天西方的政治家为了跟中国做买卖，刻意淡化对这个专制国家的厌恶。如果卡梅伦是丘吉尔或撒切尔夫人那样坚决反共的勇敢者的话，对于北大学生的趾高气扬的提问，其回答应当是这样的：“‘中国模式’的特征就是，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关在监狱中，以暴力恐吓一切批评政府的意见，就能长久地维持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但是，非常抱歉，我们是民主国家，我们不能移植这种统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