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就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问题，李泽厚先生一九八六年提出“救亡压倒启蒙”观点（见《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之《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这个观点影响很大，许多人接受这一说法，以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解释中国近代现代历史和思想史问题。应当指出，这是一个伪命题，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思想逻辑。
二
首先需要搞清启蒙和救亡这两个概念。启蒙（Enlightenment）概念来自18世纪欧洲思想主潮。这是一个文化概念，意指当时欧洲出现的思想、哲学和文化运动，它旨在个人、民族、人类摆脱无知和蒙昧、走向思想、智慧和自由，它标志主体意识、个人权利的苏醒和自觉。启蒙的思想核心是对人类、自然和社会提出崭新的观念、确立共同的价值标准，它的精神核心是理性、科学、人权和尊严。
启蒙运动的代表性思想家和哲学家是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英国的洛克、休谟、亚当斯密，德国的莱辛、赫尔德、康德，美国的潘恩、杰佛逊、富兰克林（他们在文化意义和思想传承上属于欧洲文化）。这是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的推进，是人文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
西方启蒙运动，是一场全面的思想和文化运动，不仅包括思想启蒙、哲学启智、文学启情，而且包括整个文化更新、社会政治重建、经济自由发展、伦理观念更新。诸如伏尔泰、狄德罗、卢梭、莱辛、赫尔德、康德之于思想、哲学、文学之贡献，洛克、孟德斯鸠、潘恩、杰佛逊之于社会政治体制建构之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贡献、亚当斯密对自由经济体系的理论阐述。
中国思想史学者曾使用“启蒙”一词评论明末清初思想家的思想、哲学和社会观念（诸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之进步意义。此词用于现代中国，则泛指二十世纪初叶洪波涌起、以民主和科学为文化旗帜的五四新人文主义运动，以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自由和解放以及科学的观念、理性的态度、批判的精神、平等的理念为核心价值的思想、哲学和文化运动。用通俗话说，就是摆脱心灵蒙昧、跳出思想牢笼、打开心智之窗、涌入灿烂的理性和自由之光，从而意识到人的天赋权利、人的自由和尊严，走向个性解放、心灵自由和社会民主。
救亡则是中国大众熟悉的一个普通用语，没有特殊思想含义或哲学意义。此辞较多出现在晚清之际，特别在中英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役接连惨败、中国社会文化多种弊端全面暴露之际，“救亡”“救国保种”等辞铺天盖地，遍布当时各种报刊杂志书籍，呼吁国人看清自己面临的文化、政治、个人和民族危机（“亡国奴”一辞显示救亡运动中的民族尊严意识与个人人格意识具有同一性）。
救亡这个辞在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再次涌现，知识界人士以此呼吁民众团结抗敌御辱、捍卫民族尊严。说得学术些，这个通俗词语用来指一种缺乏本体意识、缺乏自觉意识、处于愚懦、萎靡、危亡境地的文化、文明、种族、民族之自我拯救活动。
三
其次，需要探讨启蒙与救亡关系。启蒙，就是使人类从蒙昧和黑暗中觉醒，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尊严、懂得科学的法则和人类的准则，由自在转向自为。启蒙，不是国家观念的灌输，而是对民族共同体赖以存在的个人的自由、人格和尊严的觉悟。西方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崇尚的理性、科学、自由、人权观念，中国晚明思想家如袁宏道的性灵说、李贽的童心说，明末清初黄宗羲的民主说，五四新人文运动中的科学、民主、人权、自由观念，从不同角度显示这些特点。
启蒙，就是开启人的道义和心智之光，挣脱专制和愚弄，捍卫自身的道义、自由、人格和尊严，无论它们被本国专制政权剥夺还是被异族侵略者侵犯。这些剥夺者和侵犯者，不分内外，皆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敌人。个人的道义、自由、人格和尊严，归根到底，就是民族的道义、自由、人格和尊严，反之亦然。
因此，启蒙就是救亡，通过心灵拯救达到生命拯救，以思想觉醒推动躯体实践、建立新的社会和文化、使人类生活在更自由、更宽松、更益于身心健康的社会体制和生态环境里。对于人类来说，一切救亡都是文化意义、精神意义、人格意识上的拯救，由此推动个人及其民族的心灵和躯体双重救赎。
相对于思想上的启蒙或启蒙运动，救亡或救亡运动则是启蒙思想启发下的实践活动。人们把救亡或救亡运动独立地提出来强调民族自救事业的紧迫性，并不意味着抛弃启蒙或启蒙运动这一思想和精神层面的首要性，而是把启蒙或启蒙运动视为救亡，以强调启蒙的实践意义。这两种理解角度显示：启蒙和救亡是同一事物的两面，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互融关系，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关系。
从文化实质和实践功能看，救亡或救亡运动是人类的一种有自觉意识的文化行动、道义行为、人格自卫、精神价值诉诸实践活动。救亡，实质上是拯救文化、文明、民族身份、个人尊严之危亡。在这一意义上，救亡直通启蒙、体现启蒙，因为启蒙是从文化和心灵上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推动人们的社会改革行动、从而拯救个人、拯救民族、拯救人类。只有当处于危亡境地的个人、民族和人类从文化和心灵上觉醒，才可能采取积极实践行动以获得文化上的新生。很明显，救亡和启蒙是灵肉一体、相辅相成关系。
救亡是人类的自我拯救。救亡对于人类的意义，可以有三个层面：一、个人拯救：个人心灵和躯体从自私、愚昧、奴役、堕落中自我拯救。二、民族拯救：推倒本民族的专制意识形态、专制社会体制而获得自我拯救，或推翻异族专制统治而获得自我拯救。推倒前者、获得个人独立和自由，常常表现为民族内部的革新或革命运动；推翻后者、获得民族独立和自由，常常表现为民族抵抗、民族起义或民族战争。民族独立、民族自由和民族尊严，归根结底，就是个人道义、个人自由和个人尊严。没有一个民族浴血奋战、推翻异族统治是为了欢迎本族的专制集团享受特权、花天酒地、欺凌百姓。毫无疑问，抗击外敌，和推翻内敌一样，是为公民的道义、自由、人格和尊严。三、人类拯救：基于每个人心灵和躯体得到自我拯救，整个人类也随之从心灵的自私、愚昧、野蛮、卑鄙、狭隘、穷奢极欲中解脱、从而得到精神和躯体的自我拯救。救亡，就是人类为净化、超越内心和外界一切鄙俗、贪婪、邪恶而进行的心灵搏斗和社会战斗。
人类之间横亘着民族形态，个人从属民族，各个民族把人类从地域、历史和文化上切分开来，不同的民族共同体起着把个人与人类整体分割的作用。人在思考人类问题时，需要心灵超越民族障碍；人在思考民族问题时，则需要人类眼光。
民族这一概念，既是种族意义上的，又是文化意义上的。对面临异族侵略的民族，救亡这一概念不仅是种族意义上的拯救，更重要的是民族身份意识、民族文化意识和个人尊严意识上的拯救；救亡虽然包括肉体得救，但更重要的是精神和文化意义上的拯救。一个民族、特别是世界上的大民族被一个小民族吞并，一般说来，这个民族作为种族是不会灭亡的（征服者的目的在人力奴役和资源掠夺），但是它的文化、文明、民族身份和尊严却可能丧失。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显例：元蒙势力统治中国九十年，满清势力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日本势力统治台湾五十年。前两个史例，是中国民族失去主人身份、民族尊严和个人尊严（元蒙社会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满清时期满族旗人高于汉族和其他民族），但是人口巨大、生育旺盛、分布广阔的中国民族庞大生物躯体依然存在，其深厚的文化和独特的文明依然存在，外来统治者对中国文化承而袭之以便统治。第三个史例则是殖民化，民族文化、民族尊严、个人尊严受到侵害，代之以日本政治、文化和语言的统治。这些史例显示，一个大民族被外来小民族统治，它失去的不是民族的生物躯体，而是文化、文明和心灵层面的民族独立、民族身份、民族尊严。而民族独立、民族身份、民族尊严植根于个人独立、个人身份、个人尊严，因为民族是一个抽象的集合性词语，它要体现在个体身上。所谓救亡，不是救国家政权危亡，而是救民族文化、民族身份和民族尊严这一内质危亡。
民族救亡中，推翻异族统治和推倒本国专制制度，获得民族解放和获得个人自由，是同一项事业，即公民的自由和尊严。拯救民族就是拯救这个民族的自由、人格和尊严，就是保护这个民族中每个人的自由、人格和尊严。
一个民族，如果打败外敌、获得独立、却屈服于本民族专制者的凌辱和践踏，那不过是一群可悲的家奴。受本民族专制者凌辱践踏，并不比受异族统治光荣。外敌的统治往往比卑劣的内敌还人道些、文明些。心灵昏暗、思想愚昧者，既不能救亡个人、也不能救亡民族，只能沦为专制政权的奴婢。对于一个有人格尊严意识的民族和个人，专制统治，无论外族人统治还是本族人统治，都是耻辱、不道义的，都不能忍受。
启蒙的根本目的，是使人意识到自己的道义责任、自由权利、人格尊严，彻里彻外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心灵专制和政治专制，获得自我拯救、民族拯救、人类拯救。把启蒙仅仅视为民族意识的觉醒，把救亡仅仅视为抗击异族侵略时的民族主义意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启蒙和救亡不分内外，人权和尊严也不分内外，它们超越国家和民族意识，它们具有人类意义。
毫无疑问，启蒙是救亡的灵魂，救亡是启蒙的实践。换句话说，启蒙直通救亡，救亡要靠启蒙。启蒙、救亡是完整一体。
四
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历史为我们考察启蒙和救亡相辅相成关系提供了生动史例。
晚清以来，中国人民在本国专制制度和专制思想牢笼下，长期陷入苦难、屈辱境地。内辱和外侮交相欺凌，内压和外迫交相肆虐，本国政权的专制腐败是外侮外迫的根本。百年来，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比任何民族都艰难，因为它往往需要同时反抗两种势力，即本国专制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义和团初期口号“反清灭洋”清醒地表达了这一意识（后来改为“扶清灭洋”则是被清统治者利用和愚弄的结果）。中国人民的救亡事业，头号大敌是本国专制制度。三十和四十年代抗击日本侵略者，不过是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精神解放事业和民族解放、人民自由事业的一部分。
十九世纪下半叶、晚清最后三十年，中国兴起的洋务运动、文化引进和西学翻译热潮，康梁公车上书疾呼政治改革、风起云涌的君主立宪运动、不可遏制的社会革命怒潮，清朝专制倾覆、中华民国建立，都是在西方列强逼迫下、特别是在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后日本势力的威压下展开的一系列文化启蒙运动及其推动的一连串民族自救、文化更新运动。这显示文化启蒙、心智开光和个人觉醒、民族自救始终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不是二元对立，而是同一个过程。
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和文化启蒙运动，始终以民族自救和文化更新为目标。换句话说，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自救和文化更新这一迫切责任是通过思想和文化启蒙来推动的。只有在思想和文化启蒙运动推动下，才能够拯救危机中的中国。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近代史，走过一段艰辛历程：从单向度追求船坚炮利转向政治改革，从政治
改革走向思想革新。这部不断进步的认识史，显示中国知识界人士在启蒙和救亡问题上的思想发展和认识深化的历史过程。他们认识到：只着眼于当前急功近利式救亡，只着眼于武器的船坚炮利，试图保存清朝专制制度，救不了民族危机，因为这种民族危机是精神、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的全面危机。只有思想、文化和制度上的启蒙和更新，才能拯救民族危亡。这看似迂阔遥远，实际最有实效。急功近利行为看似切近现实功用，实际无济于事。
我在一九八四年春撰写的《屠格涅夫与中国—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一书导论中，开篇指出：“中国近代史上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宗法制封建社会从此开始迅速解体。在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外力—世界帝国主义列强—摧枯拉朽般的一连串痛击之下，中国民族开始被推入深重的苦难和急速探求新生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这一社会历史进程，发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三个历史阶段的救国运动—富国强兵、船坚炮利之实业上的提倡，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国之政治制度上的革新，拯救灵魂、改良国民性之文化与文学上的努力。这三个历史阶段分别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这些运动都是中西文化接触、冲突、比较的结果，那些最先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从西方现代文化中直接拿取自卫的武器，同时进行两个方面的顽强斗争：（一）向中国传统文化（封建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宣战，以求文化和观念的现代化之实现和自身的强固；（二）向以西方现代文化为武装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抗争，以求得民族的独立和自身的尊严。‘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这样一种性质的辉煌产物。”这段论述概括了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上的启蒙救亡问题及其流变史。
五四新人文运动和新文化思潮，就是一场以思想文化启蒙为核心的民族自救和文化更新运动。当时巴黎和会西方列强将中国领土由德国之手转给日本，面对这一丧权辱国事件，中国学界和民间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救国口号和“科学与民主”的文化口号，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中国新人文运动和新文化思潮由此波澜壮阔。这场五四新思想新文化运动是接续和推进晚清科技兴国、政治改革、拯救中国运动、继以新时代之科学和民主、自由和人权为崭新精神内核的个人觉醒和民族自救运动。
一九四九以后，中国已无异族侵略这类外部问题，可是中国民族却在本土流氓政权淫威下沉沦于前所未有的专制、愚昧、残暴、耻辱、杀戮和奴役中。五四精神和文化启蒙建立起来的现代文明价值观完全被本土这帮邪恶势力颠覆和灭绝。中国需要从本土流氓的黑暗政治中救亡，国人需要以文明对抗野蛮、以道义对抗邪恶、以人格勇气对抗奴才专制、以血肉之躯对抗机枪坦克。
一九七六“文革”结束，在毛泽东集团破坏下，中国的精神、文化、道德、经济和社会极度雕敝。中国需要再次启蒙，复兴五四新人文运动和新文化思想。这种西西弗斯式重复前面两代人的思想事业、重建价值系统，显示中国在思想、文化、社会诸方面长达六十年的全面大倒退和大黑暗。
二十一世纪今日，在邓氏及其两代后继者的破坏下，中国社会、政治、精神、文化、道德、法律、生态、环境陷入全面腐败、全面堕落、全面崩溃境地，中国迫切需要再次发起民族自救和文化启蒙运动，中国迫切需要重建道义、理性、公正、人权、民主、自由等等一系列人类共同的文明价值。“文革”结束三十六年来，由政治的野蛮专制、社会的深度腐败、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积累起来的又一个巨大的奥吉亚斯牛圈，需要全民族奋起清扫，以完成中国民族的精神文化拯救、民族躯体救亡、生存环境拯救。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和思想史显示：以思想和文化启蒙为心智灵光，推动个人觉醒、民族自救和文化更新；思想和文化启蒙焕发的理性激情和道义勇气是摆脱内外一切形式的心灵专制和政治专制、推进人类文明水平、建立自由、人权和尊严的强大动力。
五
通过上述所论，再看李泽厚先生对中国现代史持的基本观点“救亡压倒启蒙”，错误昭然。李先生把救亡和启蒙人为地对立起来，称之为中国现代史上的“双重变奏”。这一论断，将救亡和启蒙视为二元对立关系，显系谬误，因为救亡和启蒙并不矛盾（见我上文所论）。这种谬论，经不住质疑：愚昧不能救亡，救亡要靠启蒙，如果救亡与启蒙冲突或“压倒”启蒙，那么人们有理由怀疑这到底是不是救亡？这是哪家的“救亡”？这种“救亡”到底有没有现代文明性质？
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上不存在“救亡压倒启蒙”问题，除非“救亡”者打着救亡旗帜却反启蒙、反文明。没有心灵觉醒、没有人格观念、没有道义理念、没有现代文明思想，岂能救亡？没有道义的坚执、没有自由的信念、没有人格的尊严，如何拯救沉沦的肉体、愚昧的人群、堕落的民族、苦难的人类？如果那是一伙反文明势力，那么他们救的不是中国之亡，而是专制制度、专制文化之亡。如果按照李先生所说“救亡压倒启蒙”，那就意味着被救亡的东西与启蒙思想事业势不两立，那救的是什么亡，读者当于心了然。
李先生说：“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又一次与救亡、爱国的主题相碰撞、纠缠、同步。中国近现代史总是这样。”他把启蒙、科学民主与救亡、爱国对立起来。问题是：一、如果救亡、爱国是真货，那与启蒙、科学民主没有矛盾。二、如果“救亡”“爱国”是假货，那自然与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对立和冲突。既然李先生认为“救亡、爱国”与启蒙思想主题冲突，那么我可以说：这所谓“救亡、爱国”必是假货、冒牌货。李先生的论断面临两难之境，无须再著一辞，其长文论点顿时崩溃。
我在上文指出，启蒙是救亡的灵魂，救亡是启蒙的实践；启蒙、救亡是一而二、二而一、互相融合、相辅相成关系。李先生武断地把两者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他的“救亡压倒启蒙”说，是一个没有事实依据、没有思想逻辑、没有理论意义的伪命题。
这种错误在于不了解启蒙、救亡这两个概念的真实意义，对启蒙、救亡这两者互相融合、相辅相成关系也缺乏理解，未能深入辞面之下探讨两者一而二、二而一的互融互辅关系，却将两个辞语对立起来。这种简单、浮面式思维，有点像把曹孟德和曹阿蛮对立起来。殊不知，孟德、阿蛮不过是曹操的两个不同的名字，就像一枚铜币的两面。这类简单思维尚停留在语词表面和形式逻辑推演，未能上升到理论思维和辩证逻辑层面。如果有人根据辞面的不同、遂以形式逻辑推演、认为曹孟德和曹阿蛮是两个历史人物，人们会作何反应呢？用这种论断和逻辑解释中国现代史，站得住脚么？
这种错误还在于，在历史研究中没有抓住真实的问题和冲突，未摆脱简单的两极对立思维模式和套路，未看到真正的历史症结所在。如果只看救亡、爱国、革命这类词语表面并依从某种政治势力的自我宣传，那就会丧失历史思考力，使自己的概念、命题和论断立刻漂浮而虚伪。如果只见国家而不见人和民，只见国家的存亡而不见人和民的道义、自由、人格和尊严是国家、民族的灵魂和根本，那就很容易堕入国家主义而轻视人权价值，而十八世纪启蒙时期哲学家康德是把人当作目的的。如果只看到救亡国家而看不到人们救亡和追求的是道义、自由、人格和尊严这些现代文明价值，那就无法正确认识人类在历史进步和思想发展中的道义、自由、人格和尊严所具有的人类核心价值。理论是高级心智游戏。学术是高级心智竞赛。理论家可以犯高级错误，不可犯低级错误。学者可以犯文字之小错误，不可犯立论之大谬误。
（未完待续）
就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问题，李泽厚先生一九八六年提出“救亡压倒启蒙”观点（见《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之《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这个观点影响很大，许多人接受这一说法，以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解释中国近代现代历史和思想史问题。应当指出，这是一个伪命题，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思想逻辑。
二
首先需要搞清启蒙和救亡这两个概念。启蒙（Enlightenment）概念来自18世纪欧洲思想主潮。这是一个文化概念，意指当时欧洲出现的思想、哲学和文化运动，它旨在个人、民族、人类摆脱无知和蒙昧、走向思想、智慧和自由，它标志主体意识、个人权利的苏醒和自觉。启蒙的思想核心是对人类、自然和社会提出崭新的观念、确立共同的价值标准，它的精神核心是理性、科学、人权和尊严。
启蒙运动的代表性思想家和哲学家是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英国的洛克、休谟、亚当斯密，德国的莱辛、赫尔德、康德，美国的潘恩、杰佛逊、富兰克林（他们在文化意义和思想传承上属于欧洲文化）。这是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的推进，是人文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
西方启蒙运动，是一场全面的思想和文化运动，不仅包括思想启蒙、哲学启智、文学启情，而且包括整个文化更新、社会政治重建、经济自由发展、伦理观念更新。诸如伏尔泰、狄德罗、卢梭、莱辛、赫尔德、康德之于思想、哲学、文学之贡献，洛克、孟德斯鸠、潘恩、杰佛逊之于社会政治体制建构之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贡献、亚当斯密对自由经济体系的理论阐述。
中国思想史学者曾使用“启蒙”一词评论明末清初思想家的思想、哲学和社会观念（诸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之进步意义。此词用于现代中国，则泛指二十世纪初叶洪波涌起、以民主和科学为文化旗帜的五四新人文主义运动，以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自由和解放以及科学的观念、理性的态度、批判的精神、平等的理念为核心价值的思想、哲学和文化运动。用通俗话说，就是摆脱心灵蒙昧、跳出思想牢笼、打开心智之窗、涌入灿烂的理性和自由之光，从而意识到人的天赋权利、人的自由和尊严，走向个性解放、心灵自由和社会民主。
救亡则是中国大众熟悉的一个普通用语，没有特殊思想含义或哲学意义。此辞较多出现在晚清之际，特别在中英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役接连惨败、中国社会文化多种弊端全面暴露之际，“救亡”“救国保种”等辞铺天盖地，遍布当时各种报刊杂志书籍，呼吁国人看清自己面临的文化、政治、个人和民族危机（“亡国奴”一辞显示救亡运动中的民族尊严意识与个人人格意识具有同一性）。
救亡这个辞在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再次涌现，知识界人士以此呼吁民众团结抗敌御辱、捍卫民族尊严。说得学术些，这个通俗词语用来指一种缺乏本体意识、缺乏自觉意识、处于愚懦、萎靡、危亡境地的文化、文明、种族、民族之自我拯救活动。
三
其次，需要探讨启蒙与救亡关系。启蒙，就是使人类从蒙昧和黑暗中觉醒，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尊严、懂得科学的法则和人类的准则，由自在转向自为。启蒙，不是国家观念的灌输，而是对民族共同体赖以存在的个人的自由、人格和尊严的觉悟。西方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崇尚的理性、科学、自由、人权观念，中国晚明思想家如袁宏道的性灵说、李贽的童心说，明末清初黄宗羲的民主说，五四新人文运动中的科学、民主、人权、自由观念，从不同角度显示这些特点。
启蒙，就是开启人的道义和心智之光，挣脱专制和愚弄，捍卫自身的道义、自由、人格和尊严，无论它们被本国专制政权剥夺还是被异族侵略者侵犯。这些剥夺者和侵犯者，不分内外，皆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敌人。个人的道义、自由、人格和尊严，归根到底，就是民族的道义、自由、人格和尊严，反之亦然。
因此，启蒙就是救亡，通过心灵拯救达到生命拯救，以思想觉醒推动躯体实践、建立新的社会和文化、使人类生活在更自由、更宽松、更益于身心健康的社会体制和生态环境里。对于人类来说，一切救亡都是文化意义、精神意义、人格意识上的拯救，由此推动个人及其民族的心灵和躯体双重救赎。
相对于思想上的启蒙或启蒙运动，救亡或救亡运动则是启蒙思想启发下的实践活动。人们把救亡或救亡运动独立地提出来强调民族自救事业的紧迫性，并不意味着抛弃启蒙或启蒙运动这一思想和精神层面的首要性，而是把启蒙或启蒙运动视为救亡，以强调启蒙的实践意义。这两种理解角度显示：启蒙和救亡是同一事物的两面，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互融关系，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关系。
从文化实质和实践功能看，救亡或救亡运动是人类的一种有自觉意识的文化行动、道义行为、人格自卫、精神价值诉诸实践活动。救亡，实质上是拯救文化、文明、民族身份、个人尊严之危亡。在这一意义上，救亡直通启蒙、体现启蒙，因为启蒙是从文化和心灵上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推动人们的社会改革行动、从而拯救个人、拯救民族、拯救人类。只有当处于危亡境地的个人、民族和人类从文化和心灵上觉醒，才可能采取积极实践行动以获得文化上的新生。很明显，救亡和启蒙是灵肉一体、相辅相成关系。
救亡是人类的自我拯救。救亡对于人类的意义，可以有三个层面：一、个人拯救：个人心灵和躯体从自私、愚昧、奴役、堕落中自我拯救。二、民族拯救：推倒本民族的专制意识形态、专制社会体制而获得自我拯救，或推翻异族专制统治而获得自我拯救。推倒前者、获得个人独立和自由，常常表现为民族内部的革新或革命运动；推翻后者、获得民族独立和自由，常常表现为民族抵抗、民族起义或民族战争。民族独立、民族自由和民族尊严，归根结底，就是个人道义、个人自由和个人尊严。没有一个民族浴血奋战、推翻异族统治是为了欢迎本族的专制集团享受特权、花天酒地、欺凌百姓。毫无疑问，抗击外敌，和推翻内敌一样，是为公民的道义、自由、人格和尊严。三、人类拯救：基于每个人心灵和躯体得到自我拯救，整个人类也随之从心灵的自私、愚昧、野蛮、卑鄙、狭隘、穷奢极欲中解脱、从而得到精神和躯体的自我拯救。救亡，就是人类为净化、超越内心和外界一切鄙俗、贪婪、邪恶而进行的心灵搏斗和社会战斗。
人类之间横亘着民族形态，个人从属民族，各个民族把人类从地域、历史和文化上切分开来，不同的民族共同体起着把个人与人类整体分割的作用。人在思考人类问题时，需要心灵超越民族障碍；人在思考民族问题时，则需要人类眼光。
民族这一概念，既是种族意义上的，又是文化意义上的。对面临异族侵略的民族，救亡这一概念不仅是种族意义上的拯救，更重要的是民族身份意识、民族文化意识和个人尊严意识上的拯救；救亡虽然包括肉体得救，但更重要的是精神和文化意义上的拯救。一个民族、特别是世界上的大民族被一个小民族吞并，一般说来，这个民族作为种族是不会灭亡的（征服者的目的在人力奴役和资源掠夺），但是它的文化、文明、民族身份和尊严却可能丧失。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显例：元蒙势力统治中国九十年，满清势力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日本势力统治台湾五十年。前两个史例，是中国民族失去主人身份、民族尊严和个人尊严（元蒙社会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满清时期满族旗人高于汉族和其他民族），但是人口巨大、生育旺盛、分布广阔的中国民族庞大生物躯体依然存在，其深厚的文化和独特的文明依然存在，外来统治者对中国文化承而袭之以便统治。第三个史例则是殖民化，民族文化、民族尊严、个人尊严受到侵害，代之以日本政治、文化和语言的统治。这些史例显示，一个大民族被外来小民族统治，它失去的不是民族的生物躯体，而是文化、文明和心灵层面的民族独立、民族身份、民族尊严。而民族独立、民族身份、民族尊严植根于个人独立、个人身份、个人尊严，因为民族是一个抽象的集合性词语，它要体现在个体身上。所谓救亡，不是救国家政权危亡，而是救民族文化、民族身份和民族尊严这一内质危亡。
民族救亡中，推翻异族统治和推倒本国专制制度，获得民族解放和获得个人自由，是同一项事业，即公民的自由和尊严。拯救民族就是拯救这个民族的自由、人格和尊严，就是保护这个民族中每个人的自由、人格和尊严。
一个民族，如果打败外敌、获得独立、却屈服于本民族专制者的凌辱和践踏，那不过是一群可悲的家奴。受本民族专制者凌辱践踏，并不比受异族统治光荣。外敌的统治往往比卑劣的内敌还人道些、文明些。心灵昏暗、思想愚昧者，既不能救亡个人、也不能救亡民族，只能沦为专制政权的奴婢。对于一个有人格尊严意识的民族和个人，专制统治，无论外族人统治还是本族人统治，都是耻辱、不道义的，都不能忍受。
启蒙的根本目的，是使人意识到自己的道义责任、自由权利、人格尊严，彻里彻外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心灵专制和政治专制，获得自我拯救、民族拯救、人类拯救。把启蒙仅仅视为民族意识的觉醒，把救亡仅仅视为抗击异族侵略时的民族主义意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启蒙和救亡不分内外，人权和尊严也不分内外，它们超越国家和民族意识，它们具有人类意义。
毫无疑问，启蒙是救亡的灵魂，救亡是启蒙的实践。换句话说，启蒙直通救亡，救亡要靠启蒙。启蒙、救亡是完整一体。
四
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历史为我们考察启蒙和救亡相辅相成关系提供了生动史例。
晚清以来，中国人民在本国专制制度和专制思想牢笼下，长期陷入苦难、屈辱境地。内辱和外侮交相欺凌，内压和外迫交相肆虐，本国政权的专制腐败是外侮外迫的根本。百年来，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比任何民族都艰难，因为它往往需要同时反抗两种势力，即本国专制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义和团初期口号“反清灭洋”清醒地表达了这一意识（后来改为“扶清灭洋”则是被清统治者利用和愚弄的结果）。中国人民的救亡事业，头号大敌是本国专制制度。三十和四十年代抗击日本侵略者，不过是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精神解放事业和民族解放、人民自由事业的一部分。
十九世纪下半叶、晚清最后三十年，中国兴起的洋务运动、文化引进和西学翻译热潮，康梁公车上书疾呼政治改革、风起云涌的君主立宪运动、不可遏制的社会革命怒潮，清朝专制倾覆、中华民国建立，都是在西方列强逼迫下、特别是在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后日本势力的威压下展开的一系列文化启蒙运动及其推动的一连串民族自救、文化更新运动。这显示文化启蒙、心智开光和个人觉醒、民族自救始终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不是二元对立，而是同一个过程。
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和文化启蒙运动，始终以民族自救和文化更新为目标。换句话说，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自救和文化更新这一迫切责任是通过思想和文化启蒙来推动的。只有在思想和文化启蒙运动推动下，才能够拯救危机中的中国。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近代史，走过一段艰辛历程：从单向度追求船坚炮利转向政治改革，从政治
改革走向思想革新。这部不断进步的认识史，显示中国知识界人士在启蒙和救亡问题上的思想发展和认识深化的历史过程。他们认识到：只着眼于当前急功近利式救亡，只着眼于武器的船坚炮利，试图保存清朝专制制度，救不了民族危机，因为这种民族危机是精神、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的全面危机。只有思想、文化和制度上的启蒙和更新，才能拯救民族危亡。这看似迂阔遥远，实际最有实效。急功近利行为看似切近现实功用，实际无济于事。
我在一九八四年春撰写的《屠格涅夫与中国—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一书导论中，开篇指出：“中国近代史上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宗法制封建社会从此开始迅速解体。在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外力—世界帝国主义列强—摧枯拉朽般的一连串痛击之下，中国民族开始被推入深重的苦难和急速探求新生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这一社会历史进程，发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三个历史阶段的救国运动—富国强兵、船坚炮利之实业上的提倡，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国之政治制度上的革新，拯救灵魂、改良国民性之文化与文学上的努力。这三个历史阶段分别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这些运动都是中西文化接触、冲突、比较的结果，那些最先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从西方现代文化中直接拿取自卫的武器，同时进行两个方面的顽强斗争：（一）向中国传统文化（封建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宣战，以求文化和观念的现代化之实现和自身的强固；（二）向以西方现代文化为武装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抗争，以求得民族的独立和自身的尊严。‘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这样一种性质的辉煌产物。”这段论述概括了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上的启蒙救亡问题及其流变史。
五四新人文运动和新文化思潮，就是一场以思想文化启蒙为核心的民族自救和文化更新运动。当时巴黎和会西方列强将中国领土由德国之手转给日本，面对这一丧权辱国事件，中国学界和民间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救国口号和“科学与民主”的文化口号，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中国新人文运动和新文化思潮由此波澜壮阔。这场五四新思想新文化运动是接续和推进晚清科技兴国、政治改革、拯救中国运动、继以新时代之科学和民主、自由和人权为崭新精神内核的个人觉醒和民族自救运动。
一九四九以后，中国已无异族侵略这类外部问题，可是中国民族却在本土流氓政权淫威下沉沦于前所未有的专制、愚昧、残暴、耻辱、杀戮和奴役中。五四精神和文化启蒙建立起来的现代文明价值观完全被本土这帮邪恶势力颠覆和灭绝。中国需要从本土流氓的黑暗政治中救亡，国人需要以文明对抗野蛮、以道义对抗邪恶、以人格勇气对抗奴才专制、以血肉之躯对抗机枪坦克。
一九七六“文革”结束，在毛泽东集团破坏下，中国的精神、文化、道德、经济和社会极度雕敝。中国需要再次启蒙，复兴五四新人文运动和新文化思想。这种西西弗斯式重复前面两代人的思想事业、重建价值系统，显示中国在思想、文化、社会诸方面长达六十年的全面大倒退和大黑暗。
二十一世纪今日，在邓氏及其两代后继者的破坏下，中国社会、政治、精神、文化、道德、法律、生态、环境陷入全面腐败、全面堕落、全面崩溃境地，中国迫切需要再次发起民族自救和文化启蒙运动，中国迫切需要重建道义、理性、公正、人权、民主、自由等等一系列人类共同的文明价值。“文革”结束三十六年来，由政治的野蛮专制、社会的深度腐败、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积累起来的又一个巨大的奥吉亚斯牛圈，需要全民族奋起清扫，以完成中国民族的精神文化拯救、民族躯体救亡、生存环境拯救。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和思想史显示：以思想和文化启蒙为心智灵光，推动个人觉醒、民族自救和文化更新；思想和文化启蒙焕发的理性激情和道义勇气是摆脱内外一切形式的心灵专制和政治专制、推进人类文明水平、建立自由、人权和尊严的强大动力。
五
通过上述所论，再看李泽厚先生对中国现代史持的基本观点“救亡压倒启蒙”，错误昭然。李先生把救亡和启蒙人为地对立起来，称之为中国现代史上的“双重变奏”。这一论断，将救亡和启蒙视为二元对立关系，显系谬误，因为救亡和启蒙并不矛盾（见我上文所论）。这种谬论，经不住质疑：愚昧不能救亡，救亡要靠启蒙，如果救亡与启蒙冲突或“压倒”启蒙，那么人们有理由怀疑这到底是不是救亡？这是哪家的“救亡”？这种“救亡”到底有没有现代文明性质？
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上不存在“救亡压倒启蒙”问题，除非“救亡”者打着救亡旗帜却反启蒙、反文明。没有心灵觉醒、没有人格观念、没有道义理念、没有现代文明思想，岂能救亡？没有道义的坚执、没有自由的信念、没有人格的尊严，如何拯救沉沦的肉体、愚昧的人群、堕落的民族、苦难的人类？如果那是一伙反文明势力，那么他们救的不是中国之亡，而是专制制度、专制文化之亡。如果按照李先生所说“救亡压倒启蒙”，那就意味着被救亡的东西与启蒙思想事业势不两立，那救的是什么亡，读者当于心了然。
李先生说：“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又一次与救亡、爱国的主题相碰撞、纠缠、同步。中国近现代史总是这样。”他把启蒙、科学民主与救亡、爱国对立起来。问题是：一、如果救亡、爱国是真货，那与启蒙、科学民主没有矛盾。二、如果“救亡”“爱国”是假货，那自然与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对立和冲突。既然李先生认为“救亡、爱国”与启蒙思想主题冲突，那么我可以说：这所谓“救亡、爱国”必是假货、冒牌货。李先生的论断面临两难之境，无须再著一辞，其长文论点顿时崩溃。
我在上文指出，启蒙是救亡的灵魂，救亡是启蒙的实践；启蒙、救亡是一而二、二而一、互相融合、相辅相成关系。李先生武断地把两者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他的“救亡压倒启蒙”说，是一个没有事实依据、没有思想逻辑、没有理论意义的伪命题。
这种错误在于不了解启蒙、救亡这两个概念的真实意义，对启蒙、救亡这两者互相融合、相辅相成关系也缺乏理解，未能深入辞面之下探讨两者一而二、二而一的互融互辅关系，却将两个辞语对立起来。这种简单、浮面式思维，有点像把曹孟德和曹阿蛮对立起来。殊不知，孟德、阿蛮不过是曹操的两个不同的名字，就像一枚铜币的两面。这类简单思维尚停留在语词表面和形式逻辑推演，未能上升到理论思维和辩证逻辑层面。如果有人根据辞面的不同、遂以形式逻辑推演、认为曹孟德和曹阿蛮是两个历史人物，人们会作何反应呢？用这种论断和逻辑解释中国现代史，站得住脚么？
这种错误还在于，在历史研究中没有抓住真实的问题和冲突，未摆脱简单的两极对立思维模式和套路，未看到真正的历史症结所在。如果只看救亡、爱国、革命这类词语表面并依从某种政治势力的自我宣传，那就会丧失历史思考力，使自己的概念、命题和论断立刻漂浮而虚伪。如果只见国家而不见人和民，只见国家的存亡而不见人和民的道义、自由、人格和尊严是国家、民族的灵魂和根本，那就很容易堕入国家主义而轻视人权价值，而十八世纪启蒙时期哲学家康德是把人当作目的的。如果只看到救亡国家而看不到人们救亡和追求的是道义、自由、人格和尊严这些现代文明价值，那就无法正确认识人类在历史进步和思想发展中的道义、自由、人格和尊严所具有的人类核心价值。理论是高级心智游戏。学术是高级心智竞赛。理论家可以犯高级错误，不可犯低级错误。学者可以犯文字之小错误，不可犯立论之大谬误。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