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在当今世界，民主已经成了一种时尚，即便是专制体制，三代世袭，终身领袖，或指定接班，本无民主可言，也会与时俱进，披上民主这一时髦外衣，自称民主共和国或美其名曰人民民主，在这一点上，苏式政治体制表现得最为精致。由于它的精巧设计，这一政治体制曾经在上个世纪风行一时，被人竞相拷贝移植。这一体制虽然在不同的国家里，表现有所不同，但其运行机制却是一致的。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苏式政治体制最为迷惑不解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民主制度在那里会有名无实？它不是有宪法，有议会，有选举，有表决吗？ 不错，这种体制确实有民主制度的硬件，如宪法、议会、议员（人民代表）、投票等等，但是其功能却被虚化了。因而它仅仅成了一种硬件躯壳，成了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即便是体制内的理论家们，他们有时也不能不承认，在这种体制下，民主制度仍“有待健全”，或政治生活仍“有待民主化”。
为什么看似民主的东西，却是中看不中用？这其中的奥秘就是，它原有的正常程序被精巧设计的病毒程序置换了，它被虚化、去功能化了，它成了花架子。
一、指定代表制
民主制度是有选举和投票的。在苏式政治体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元素。不过，在正常的民主制度下，选举和投票包含两个过程：1、先由选民投票选举代表；2、再由被选出的人代表选民投票选举执政者或投票表决议案。前一过程涉及代表人的产生，后一过程涉及代表人的职责。前后两个过场构成了“权力来于人民并为人民服务”的完整的权力运行程序。
在苏式政治体制中，前一过程被一个病毒程序置换。这个病毒程序就是指定代表制。原本应由人民投票选举代表，被置换成由执政者指定代表。这等于是掐断了那一完整的“权力来于人民”的权力运行程序链条。这一代表人产生方式的置换，意味着，代表人是被执政者指定为人民的代表的。按今日的说法，人民是“被代表”了。不难明白，代表人永远是为他的权力来源，即他的指定者服务（效劳）的。如果他是被人民指定（选举）的，他将服务于人民；如果他是被某人或某组织指定的，他将为某人或某组织效劳。
可见，苏式政治体制一方面保留了正常民主制度的后一个过程，即代表人投票表决的过程，以显示该体制的“民主性”，但是却通过置换前一个过程，即通过指定代表，而使代表人成为执政者的附庸和表决筹码，实际上架空和虚化了民主制度。
有一种升级版的指定代表制，它看上去要稍微复杂一些。这种升级版改进了其版本1.0的粗糙程序，加进了一个部件“推荐制”，即由“下面”向“上面”推荐代表，最后由“上面”定夺。这种升级版本使指定代表制看起来要漂亮一些，但并没有改变指定代表制的实质。
指定代表制无论其版本怎样升级，这种由执政者指定代表的方式，总难以证明权力来源的人民性。不过，这不要紧，因为苏式政治体制自有其绝招，来证明其权力来源的人民性。
二、精英错位制
精英错位制是苏式政治体制中一个最精巧的发明。这一发明不仅被用于议会代表的产生，也被用于国家官职的填充。苏式政治体制是一种言必称人民的体制。它声称，国家是人民在当家作主。为了证明其政权的人民性，它将议会席位或国家官职，授予给那些来自草根阶层的工农兵代表和其他阶层的精英分子，如各行业各领域中的工作劳模、战斗英雄、影视明星、体育竞赛金牌获得者，歌星、画家、诗人、作家、科学家、工程师、青年、妇女、少数民族代表和宗教人士等等。
这种证明方式是颇为有效的：瞧，我们是泥腿杆子掌权，人民翻了身，当家作主人，我们的政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我们的代表都是各行各业各阶层各地区各民族的精英和优秀人物。
长期以来，关于苏式体制有无民主，是否代表人民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过。一方说，它没有民主，不代表人民。而另一方反驳说，谁说没有民主，谁说不代表人民？它有宪法，有议会，有选举，有表决，它的议会代表中，百分之多少是工人，百分之多少是农民、百分之多少是妇女、少数民族代表等等，他们都是来自各方面、各界别的精英和优秀人物，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从事实来看，苏式体制确实有宪法，有议会，有选举，有表决。从形式上看，凡是民主国家有的，它都有。它的议会代表也确实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工农兵学商，样样都有。但是，谁都心里明白，人们所见到的这一切，虽然是事实，却是“虚”的，是形式主义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看似是人民在当家作主，却实际上仍是“伟大领袖”在做主？其奥秘之一就是精英错位。
所谓精英错位，就是通过制度化的错位安排，即以底层草根代表装点神圣国家庙堂，用非政治精英置换政治精英，和由政治门外汉来填充国家表决机器，使看似民主的制度形同虚设。
道理不难明白，那些被用来填充国家机器的人，诚然是人民中的精英人物，但他们的优秀只是就他们的行业、专业和特殊领域而言的，在这之外，在政治上，他们并不会比其他人更优秀。虽然并不排除他们中的个别人会同时兼有政治天赋，但就群体而言，他们实际上是政治门外汉。他们虽然不缺乏在自身专业领域的天赋和造诣，但却大多没有参政议政的政治知识和训练，基本上属于政治文盲或政治小学生一类。毕竟，一个优秀的歌星或数学家与一个合格的议员或官员不是一回事。
用政治摆设来填充国家职缺，这在古代属于名声并不太好的官场秘诀，甚至被看成奸臣手法。苏式精英错位制的发明家从古代政治遗产中发掘出这一宝贝，用草根代表和错位精英为装饰材料，以遮盖其原有的非道德色彩，推陈出新，使这种古老的不那么体面的手法成为一种光鲜的制度，堪称人类政治智慧的一大杰作。
这种用政治门外汉来填充国家机器的绝招，其巧妙就在于，它既满足了证明其政权人民性的目的，又满足了政治领袖随心所欲的愿望：对于一群政治门外汉和有幸被领袖指定的人来说，其行为不难预计，当然是唯领袖之意是从，领袖举手我举手，领袖画圈我画圈。
在中国，在关于文革的回顾中，至今仍有许多人怀念当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幻象：那时连工农代表都好可以官至国家副总理。然而即便是党的理论家们都不能不承认，文革是中国“民主制度最不健全”、“政治生活最不正常”的时期。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其实文革是精英错位制最为典型的时期。根据后来披露出来的材料，当年那些位至高官的工农兵“形象代言人”，他们处理政务的唯一绝招就是“紧跟”领袖，成了政治摆设和“一致拥护”的表决筹码。
三、实质与修饰
指定代表制和精英错位制是设计精巧的两种病毒程序，它们使一种政治体制成了一种似是而非的东西，你觉得它有什么不对劲，但却未必能看出问题在那里。说它没有民主，它有民主制度的硬件。说它没有人民性，它的代表都是来自人民。说它有民主，有人民性，它又是一个人说了算。
这两个程序相互配合得很好。指定代表制扭转了民主制度中权力来于人民的原有程序，而精英错位制则为之提供修饰，再加上保留下来的程序（人民代表选举执政者），构成了一条新的程序链。让我们将这一被病毒扭曲的新程序链与民主制度原有的程序链作一比较比较：
民主制度原有程序链：人民 -> 选举 -> 人民代表 -> 选举 -> 执政者
被病毒扭曲的程序链：执政者 -> 指定 -> 人民代表 -> 选举 -> 执政者
不难理解，在上述两个程序链中，“人民代表 -> 选举 ->” 是可以省略的中间环节，当省略后，我们可以有简化的表达:
民主制度原有程序链：人民 -> 选举 -> 执政者
被病毒扭曲的程序链：执政者 -> 指定 -> 执政者
通过这种语义省略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个程序链的不同实质蕴涵。
对于正常的民主制度来说，由于人民代表是被人民选举出来的，因此它没有必要在人民代表身上再做文章。选举本身就可以说明一切，就可以证明其权力来源的人民性。
而对于苏式政治体制来说，由于所谓的人民代表并不是被人民选举出来的，而是被执政者指定的，因此，为了避免被人看破这一点，苏式政治体制于是就在人民代表（即程序链中可以被省略的部分）上大做文章，通过从人民中指定一些公认的精英，试图借助“明星效应”，以他们耀眼的明星光芒来遮盖其指定代表的非民主实质。这种政治智慧的盘算就是：谁能否认这些人是人民中的精英呢？既然不能否认，那么，由人民中的精英来选举执政者，这难道不是最民主的吗？
虽然，那些被指定的人民精英在苏式政治体制中的重要性仅仅只是为了政治程序的修饰，但是这种政治修饰却是苏式体制必不可少的，否则它会被人一眼看穿。
可见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它原有的功能再好，也是可以被某种精巧设计的病毒程序破解、虚化和去功能化的。可见，一个国家有无民主，并不在于它是否有民主制度的硬件，是否有宪法、议会、人民代表、选举和投票等等，而在于它是否有与之相匹配的运行程序，在于它的原有功能是否没有被虚化。
要使一种被虚化和形式化的制度恢复正常功能，如何找出、揭露和清除那些被安装在其中的、使其运行功能丧失的病毒程序，才是重要的。否则，对于像苏式政治体制这种巧妙包装的制度，仅仅扣帽子，抨击它不民主，不会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事实胜于雄辩”。毕竟苏式体制有民主制度的硬件躯壳，有被指定的人民精英可以秀给你看，而这些光鲜包装的事实和似是而非的辩护颇能迷惑相当多的一部分人。
在当今世界，民主已经成了一种时尚，即便是专制体制，三代世袭，终身领袖，或指定接班，本无民主可言，也会与时俱进，披上民主这一时髦外衣，自称民主共和国或美其名曰人民民主，在这一点上，苏式政治体制表现得最为精致。由于它的精巧设计，这一政治体制曾经在上个世纪风行一时，被人竞相拷贝移植。这一体制虽然在不同的国家里，表现有所不同，但其运行机制却是一致的。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苏式政治体制最为迷惑不解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民主制度在那里会有名无实？它不是有宪法，有议会，有选举，有表决吗？ 不错，这种体制确实有民主制度的硬件，如宪法、议会、议员（人民代表）、投票等等，但是其功能却被虚化了。因而它仅仅成了一种硬件躯壳，成了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即便是体制内的理论家们，他们有时也不能不承认，在这种体制下，民主制度仍“有待健全”，或政治生活仍“有待民主化”。
为什么看似民主的东西，却是中看不中用？这其中的奥秘就是，它原有的正常程序被精巧设计的病毒程序置换了，它被虚化、去功能化了，它成了花架子。
一、指定代表制
民主制度是有选举和投票的。在苏式政治体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元素。不过，在正常的民主制度下，选举和投票包含两个过程：1、先由选民投票选举代表；2、再由被选出的人代表选民投票选举执政者或投票表决议案。前一过程涉及代表人的产生，后一过程涉及代表人的职责。前后两个过场构成了“权力来于人民并为人民服务”的完整的权力运行程序。
在苏式政治体制中，前一过程被一个病毒程序置换。这个病毒程序就是指定代表制。原本应由人民投票选举代表，被置换成由执政者指定代表。这等于是掐断了那一完整的“权力来于人民”的权力运行程序链条。这一代表人产生方式的置换，意味着，代表人是被执政者指定为人民的代表的。按今日的说法，人民是“被代表”了。不难明白，代表人永远是为他的权力来源，即他的指定者服务（效劳）的。如果他是被人民指定（选举）的，他将服务于人民；如果他是被某人或某组织指定的，他将为某人或某组织效劳。
可见，苏式政治体制一方面保留了正常民主制度的后一个过程，即代表人投票表决的过程，以显示该体制的“民主性”，但是却通过置换前一个过程，即通过指定代表，而使代表人成为执政者的附庸和表决筹码，实际上架空和虚化了民主制度。
有一种升级版的指定代表制，它看上去要稍微复杂一些。这种升级版改进了其版本1.0的粗糙程序，加进了一个部件“推荐制”，即由“下面”向“上面”推荐代表，最后由“上面”定夺。这种升级版本使指定代表制看起来要漂亮一些，但并没有改变指定代表制的实质。
指定代表制无论其版本怎样升级，这种由执政者指定代表的方式，总难以证明权力来源的人民性。不过，这不要紧，因为苏式政治体制自有其绝招，来证明其权力来源的人民性。
二、精英错位制
精英错位制是苏式政治体制中一个最精巧的发明。这一发明不仅被用于议会代表的产生，也被用于国家官职的填充。苏式政治体制是一种言必称人民的体制。它声称，国家是人民在当家作主。为了证明其政权的人民性，它将议会席位或国家官职，授予给那些来自草根阶层的工农兵代表和其他阶层的精英分子，如各行业各领域中的工作劳模、战斗英雄、影视明星、体育竞赛金牌获得者，歌星、画家、诗人、作家、科学家、工程师、青年、妇女、少数民族代表和宗教人士等等。
这种证明方式是颇为有效的：瞧，我们是泥腿杆子掌权，人民翻了身，当家作主人，我们的政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我们的代表都是各行各业各阶层各地区各民族的精英和优秀人物。
长期以来，关于苏式体制有无民主，是否代表人民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过。一方说，它没有民主，不代表人民。而另一方反驳说，谁说没有民主，谁说不代表人民？它有宪法，有议会，有选举，有表决，它的议会代表中，百分之多少是工人，百分之多少是农民、百分之多少是妇女、少数民族代表等等，他们都是来自各方面、各界别的精英和优秀人物，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从事实来看，苏式体制确实有宪法，有议会，有选举，有表决。从形式上看，凡是民主国家有的，它都有。它的议会代表也确实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工农兵学商，样样都有。但是，谁都心里明白，人们所见到的这一切，虽然是事实，却是“虚”的，是形式主义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看似是人民在当家作主，却实际上仍是“伟大领袖”在做主？其奥秘之一就是精英错位。
所谓精英错位，就是通过制度化的错位安排，即以底层草根代表装点神圣国家庙堂，用非政治精英置换政治精英，和由政治门外汉来填充国家表决机器，使看似民主的制度形同虚设。
道理不难明白，那些被用来填充国家机器的人，诚然是人民中的精英人物，但他们的优秀只是就他们的行业、专业和特殊领域而言的，在这之外，在政治上，他们并不会比其他人更优秀。虽然并不排除他们中的个别人会同时兼有政治天赋，但就群体而言，他们实际上是政治门外汉。他们虽然不缺乏在自身专业领域的天赋和造诣，但却大多没有参政议政的政治知识和训练，基本上属于政治文盲或政治小学生一类。毕竟，一个优秀的歌星或数学家与一个合格的议员或官员不是一回事。
用政治摆设来填充国家职缺，这在古代属于名声并不太好的官场秘诀，甚至被看成奸臣手法。苏式精英错位制的发明家从古代政治遗产中发掘出这一宝贝，用草根代表和错位精英为装饰材料，以遮盖其原有的非道德色彩，推陈出新，使这种古老的不那么体面的手法成为一种光鲜的制度，堪称人类政治智慧的一大杰作。
这种用政治门外汉来填充国家机器的绝招，其巧妙就在于，它既满足了证明其政权人民性的目的，又满足了政治领袖随心所欲的愿望：对于一群政治门外汉和有幸被领袖指定的人来说，其行为不难预计，当然是唯领袖之意是从，领袖举手我举手，领袖画圈我画圈。
在中国，在关于文革的回顾中，至今仍有许多人怀念当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幻象：那时连工农代表都好可以官至国家副总理。然而即便是党的理论家们都不能不承认，文革是中国“民主制度最不健全”、“政治生活最不正常”的时期。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其实文革是精英错位制最为典型的时期。根据后来披露出来的材料，当年那些位至高官的工农兵“形象代言人”，他们处理政务的唯一绝招就是“紧跟”领袖，成了政治摆设和“一致拥护”的表决筹码。
三、实质与修饰
指定代表制和精英错位制是设计精巧的两种病毒程序，它们使一种政治体制成了一种似是而非的东西，你觉得它有什么不对劲，但却未必能看出问题在那里。说它没有民主，它有民主制度的硬件。说它没有人民性，它的代表都是来自人民。说它有民主，有人民性，它又是一个人说了算。
这两个程序相互配合得很好。指定代表制扭转了民主制度中权力来于人民的原有程序，而精英错位制则为之提供修饰，再加上保留下来的程序（人民代表选举执政者），构成了一条新的程序链。让我们将这一被病毒扭曲的新程序链与民主制度原有的程序链作一比较比较：
民主制度原有程序链：人民 -> 选举 -> 人民代表 -> 选举 -> 执政者
被病毒扭曲的程序链：执政者 -> 指定 -> 人民代表 -> 选举 -> 执政者
不难理解，在上述两个程序链中，“人民代表 -> 选举 ->” 是可以省略的中间环节，当省略后，我们可以有简化的表达:
民主制度原有程序链：人民 -> 选举 -> 执政者
被病毒扭曲的程序链：执政者 -> 指定 -> 执政者
通过这种语义省略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个程序链的不同实质蕴涵。
对于正常的民主制度来说，由于人民代表是被人民选举出来的，因此它没有必要在人民代表身上再做文章。选举本身就可以说明一切，就可以证明其权力来源的人民性。
而对于苏式政治体制来说，由于所谓的人民代表并不是被人民选举出来的，而是被执政者指定的，因此，为了避免被人看破这一点，苏式政治体制于是就在人民代表（即程序链中可以被省略的部分）上大做文章，通过从人民中指定一些公认的精英，试图借助“明星效应”，以他们耀眼的明星光芒来遮盖其指定代表的非民主实质。这种政治智慧的盘算就是：谁能否认这些人是人民中的精英呢？既然不能否认，那么，由人民中的精英来选举执政者，这难道不是最民主的吗？
虽然，那些被指定的人民精英在苏式政治体制中的重要性仅仅只是为了政治程序的修饰，但是这种政治修饰却是苏式体制必不可少的，否则它会被人一眼看穿。
可见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它原有的功能再好，也是可以被某种精巧设计的病毒程序破解、虚化和去功能化的。可见，一个国家有无民主，并不在于它是否有民主制度的硬件，是否有宪法、议会、人民代表、选举和投票等等，而在于它是否有与之相匹配的运行程序，在于它的原有功能是否没有被虚化。
要使一种被虚化和形式化的制度恢复正常功能，如何找出、揭露和清除那些被安装在其中的、使其运行功能丧失的病毒程序，才是重要的。否则，对于像苏式政治体制这种巧妙包装的制度，仅仅扣帽子，抨击它不民主，不会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事实胜于雄辩”。毕竟苏式体制有民主制度的硬件躯壳，有被指定的人民精英可以秀给你看，而这些光鲜包装的事实和似是而非的辩护颇能迷惑相当多的一部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