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大虽然已经结束一周，但媒体关注的焦点依然集中在中共太子党和权力分配上。随着李源潮出任中组部长开始，权力具体分配拉开序幕。太子党还是团派，谁在权力争夺中占了上风？
对于人们习惯将中共权力斗争分为太子党和团派之争，笔者不敢苟同。从中央到地方，团委书记是中共党组织任命的，而不是独立于中共的另一个组织，恰恰是共青团历来都是依附于中共并直接控制的一个“花瓶”组织，只不过人们只是注意哪些中共领导人曾经担任过团委书记的历史，把他们划为“团派”。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现任总书记胡锦涛，都担任过团中央书记，但这并不说明存在所谓“团派”。邓小平曾经指定胡耀邦作为中共总书记，又指定胡锦涛作为江泽民的接班人，这些并不意味着他要找一个与自己争夺权力的派别来接班。再比如，有人把李源潮列为团派人物，仅仅是因为他曾经被任命担任过团内职务，但他同时也是太子党，他是团派还是太子党一派？
在我看来，撇开所谓团派概念，中共接班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太子党和太子党所信任的人。薄一波与邓小平曾经商谈关于接班人问题，感叹还是自己的孩子接班可靠。这已经定下中共的接班机制，中共的最高权力一定要掌握在太子党手中。话虽然这么说，但六四之后，邓小平却把权力交给的并非太子党的江泽民。尽管如此，中共未来历史的发展，太子党掌权是他们所期望的。
要说中共党内分派，我看都是以人分派。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其党内派别是公开的，党内有派，派中还有派，派系复杂。如加藤派、小渊派、森喜朗派、原中曾根、山崎和河本派等。中共的党内派别也会以人划派，如胡锦涛派、江泽民派、曾庆红派等，只不过中共掩盖以人划派的实质，而外界给予的派别划分变成“上海帮”、“北京帮”、“团派”“太子党”等等。
本周新闻聚焦围绕中共太子党和权力分配展开，请读者阅读下面精彩的报道、分析和评论。
●海外媒体对中共太子党和权力分配的报道分析
▲美国之音（VOA）报道：十七大后太子党是否已掌控中共？报道说，“太子党”是中国民间以及中国问题观察家对占据中国执政党、政府、工商界要津的中共高级干部后代的笼统称呼。中共元老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在中共17大上一举窜升到几乎是最高领导人法定或内定接班人的位置，令人们再次对中国“太子党”的问题议论纷纷。同时，新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中也有好几位是老一代高级领导人的后代。新的中央委员会中，高干子弟的人数也有所增加。
观察家们认为，当今中国最高领导层内中共元老的后代比例比较大确实是一个事实，由此引起人们的各种议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作家、评论家刘晓波认为，“太子党”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对中共元老后代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的问题应当有一个更细致的分析。
“太子党”的说法，是中共已故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世的时候出现的。刘晓波说，实际情况并不是只要是中共元老的后代，就可以法定地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而先前的中共核心领导层的成员显然也没有刻意提拔、栽培或树立自己的子女担当自己的接班人。他说：“你要是说他们从邓小平的时候开始就可以栽培太子党什么的，那么，[1989年]64[在中共出动军队镇压要求民主的示威者]之后，中共的总书记应当是出自太子党吧，而不会是像江泽民、胡锦涛、总理不会是朱镕基、温家宝这样的人吧。”
刘晓波说，显然，中共最高领导层在决定最高领导人的人选的时候，更多的还是要考虑还是政绩、才能、名声之类的因素，并不是最高领导层的中共干部的子女就一定会进入最高领导层。
但是，中国的公众以及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普遍认为，中共高级干部的子女现在普遍占据中国执政党、政府以及工商界的重要位置，成为当今中国的特权阶级。这种情况使许多中国公众抱怨，中共口是心非，挂养头卖狗肉，虽然从一开始直到现在坚持声称，中共除了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私利，实际上做的却是另一套。
中国作家刘晓波表示，高级领导人自家的子女占据国家执政党、政府以及工商界的重要位置，这是任何一个独裁体制的必然，而现实和历史事实也已经明白无误地显示，中共有关除了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私利的宣传，是一个笑话，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笑话。刘晓波说：“或者，我们可以反过来说，‘中共除了自己的私利之外，没有其他的利益。’这么说还差不多。为了维持自己的一党独裁这个最大的利益，它什么都可以牺牲，什么都可以做，甚至大开杀戒也在所不惜。”
中共凌驾于中国人民之上以维护自己的一党之私，这不仅仅是某些所谓的激进的批评者的观点。一些观察家指出，当今中共实际上已经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承认甚至是宣扬中共除了自己的私利之外没有其他利益，因此中共必须努力维护自己的利益。
早些时候，中国一份具有官方背景的刊物公开声言，中共“不代表任何阶级，对所有的阶级实行‘威权统治’。[中共]仅仅对自己的利益负责。”中共官方从来没有批评这种论点有什么错误。
▲海外中文媒体多维社发表编译报道分析：中国“太子党”重新占领中央舞台。
被称为“太子党”的中共高级官员，指的是出生于高干家庭的子女，他们的父辈在58年前共产党夺得政权时都是核心成员。58年后，以习近平为首的“太子党”在中共高层重组后，又重新占领了中国政治的中央舞台。
美国麦克拉齐报业集团（McClatchy Newspaper）10月25日指出，在本周结束的中共最高领导层重组的十七大上，众所周知的“太子党”已在中共最高领导层中得以“普遍”提升。
在这些正在崛起的“太子党”成员中，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则最具代表性，他已进入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现在正随时准备取代预定将在2012年退休的国家主席胡锦涛。
文章介绍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革命时期的老干部，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在六十年代初遭受迫害，直到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后才获得平反。虽然在这样一个曾在文革中遭到痛苦折磨的家庭中长大，但习近平与中共领导人的子女拥有着同样的经历。
被查封的北京“冰点”杂志前编辑李大同说，“他们（太子党）要比其他人都更加了解中共内部的冲突。他们的父母几乎都直接受到毛泽东的影响，他们最清楚党内斗争的残酷性。”
麦克拉齐报的文章说，在10月2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中，有7人是“太子党”成员，在政治局中占据了四分之一多席位。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有19名“太子党”，其人数已远远超过了以前。这些“新人”都来自中共建国一代或在革命中担任高级领导人的家庭。
中国问题专家强调说，虽然这些人都贴着“太子党”的标签，但他们却没有共同的信仰和关系网，他们的政治利益往往也是不相同的。其它强大的利益集团可能在中共内掌握着更大权力，诸如象胡锦涛一样通过共青团而获得晋升的“团派”，还有靠着上海急速展和前领导人提拨的“上海帮”。
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主任、著名政治评论家、曾担任过共青团干部的张祖桦说，“他们是出生贵族，但由于其父辈可能是敌人和分属不同的派系，所以他们很少有政治上的互动。”
文章称，然而，“太子党”们不寻常的成长过程，却给他们某种看待中国过去的共同观点。有学者指出，他们的地位有权利让自己采取要比其它谨慎的“太子党”兄弟而更冒险的举动，尽管他们总是着眼于维护他们的父辈所创建的政权。
曾在中国工作生活了35年，其中一半多时间因被打成“间谍特务”而坐牢，另一半时间则当过官也当过造反派的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说，“太子党”在“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过去，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看待今天，都有极大的差别。”
在毛泽东的严厉统治下，中共高层干部的工作是确保他们的子女没有得到特殊的照顾，他们担心因此而遭到指责。甚至在一些地区，高干家庭有时是一种负担。李敦白说，但“太子党”在军队则是一个“包袱”，一些有部下往往经常要给那些老上级的孩子给予“特殊的照顾”。
文章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向市场体制转变，某些高干子女则利用这种家庭关系来谋取利益，有的把国资产变为自己的私人资产。不过，在他们利用这种特权获利的同时，“太子党”则毁坏了自己的形象。一些人已移居国外。
共产党仍然阻止新闻媒体刊登或者播放任何有关“太子党”成员的家庭背景资料，最新晋升到政治局的“太子党”委员的简历，也都没有提到他们不同寻常的家族历史。李大同说，“一切有关领导人的都被视为机密，除非他们想要你知道。这样，他们才能避免人们把他们与腐败联系起来。”
不过，中共对公众不满情绪的担心已大为减少，许多“太子党”已被视为共产党的高贵的一部分。中共高级领导人把他们看作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才资源。已在西雅图成立一家咨询公司并经常到中国旅行的李敦白说，目前的领导人正在老领导的子女中寻找值得信赖的人。
麦克拉齐报的文章指出，与其它“太子党”不同的是，习近平没有通过经商之路而在党内得以逐步晋升，他是从县级官员开始做起的。但拥有法学学位的习近平到底与政治局常委会其它常委有何不同，仍有待于观察。作为第六号领导人，他将负责处理党内日常事务，实习五年后才有望晋升到最高位置。
最后，文章列出了政治局其它“太子党”委员名单：
刘延东：61岁，目前是中国最有权势的女人，是前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的女儿。
周永康：64岁，将执掌中共政法大权，其父是前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周一萍（未证实）。
薄熙来：58岁，即将离任的商务部长，前大连市市长，其父是已故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
王岐山：59岁，北京市长，是已故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的女婿。
李源潮：56岁，江苏省委书记，其父为前上海市副市长李干城。
俞正声：62岁，有可能将升任上海市委书记（已经上任——编者注），其父是俞启威（黄敬），曾担任过天津市长。
▲南韩的朝鲜日报报道：中国军方敲定习近平为胡锦涛接班人。报道说，胡锦涛目前一人独揽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等党政军的最高职位。也就是说，在5年后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继承这些权力的竞争中，习近平已经获胜。
声称以“习的胜利”告终的人士表示，中国军方选择了曾在中央军委工作过并非常熟悉军队指挥官的习近平，而不是和军方一点渊源都没有的李克强。
据22日介绍政治局常委时发放的习近平简历，他在清华大学毕业后，从1979年至1982年的3年时间里作为现役军人担任了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另外，习近平的父亲、前副总理习仲勋是与在国共内战时立下赫赫战功的猛将彭德怀一起突破战线，取得胜利的军人。因为父亲，习近平在军方内部也有很多熟人。相反，李克强却没有服过役，而且和军方没有其他渊源。
党内相关人士认为，习近平已经通过所谓的“邓小平方式”被内定为胡锦涛的接班人。“邓小平方式”是指，邓小平于1989年将自己的所有权力交给了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时将胡锦涛预先内定为江泽民的接班人，从而避免了江泽民卸任后可能发生的矛盾。
可以说，作为中国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此次运用了这种“邓小平”方式，将习近平内定为胡锦涛之后的第五代最高领导人。为了明确这一点，江泽民将习近平提拔到全权负责党务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第一把交椅，而李克强则没有进入书记名单中。
▲路透社报道：李源潮虽获提升 但尚未进入权力圈。报道说，中共中央已任命原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担任组织部长，这项人事任命加强了胡锦涛的人事控制权。
路透社发自北京的消息说，组织部是中共最有权力的部门之一，它负责对将要被提升的人选进行调查，使它可以获得有关高级别官员政治生涯的信息，也让它成为中国政治操纵的一个神经中枢。
中组部前部长贺国强，已在十七大进入中共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常委会。贺国强之前的中组部部长是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他也曾是政治局九名常委之一。路透社说，由此看来，56岁的李源潮被提升，意味他尚未晋升到中共主要权力圈。
路透社称，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的李源潮一直被视为亲工商界，拥有与私营企业打交道丰富经验的领导。他在10月22日结束的十七大上，晋升为由25名委员组织的政治局。
报导介绍说，李源潮的政治崛起是从担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开始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曾担任过团中央第一书记，而团中央一直被外界视为胡锦涛的权力根基。随后，李源潮被调到团中央书记处任书记，曾与胡锦涛短暂共事过。
李源潮的最新位置，意味着他将不再担任江苏省委书记。路透社说，身为江苏人的李源潮，在这个富裕的沿海省份执政期间，让该省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
▲苹果日报报道：胡温拆局 打破上海帮垄断。报道说，有熟悉上海官场的人士称，上海自朱镕基离开后，第一、二把手（即市委书记和市长）几乎都是原地提拔，违背中共地方诸侯须从异地提拔的惯例。然而自今年3月，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突然空降上海，接替陈良宇，出任市委书记，加之昨日前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接任上海市委书记，“胡温”锐意瓦解近20年来，上海第一、二把手由“上海帮”垄断的局面。
据悉，中共在文革后曾发文规定，各省市的第一、第二把手必须异地提拔，上海早年的历届市委书记、市长亦如此，即使上世纪80年代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和市长朱镕基，亦来自京城，前者为电子工业部部长，后者为国家经贸委副主任。但自江上调中央，朱离开上海后，却打破了这一惯例，“这都是江（泽民）一手造成的。”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俞正声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中国官方新华社周六（10月27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赴任上海市委书记，接替17大升任政治局常委的习近平。
“中共中央决定：习近平同志不再兼任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俞正声同志兼任上海市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兼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清泉同志任湖北省委书记。”
这是中共继任命原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后的最新人事调动。
中组部副部长沈跃跃26日高度评价俞正声在湖北的执政，称“俞正声在湖北的六年，是湖北改革开放以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最快、最好，老百姓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之一”。
62岁的俞正声是浙江绍兴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弹道式导弹自动控制专业毕业。
1985-1987年，俞正声任山东省烟台市委副书记；1992任青岛市委书记、市长；1998升任建设部部长；2001年任湖北省委书记。
神秘家族
与习近平一样，俞正声也属“太子党”，父亲是其父黄敬，原名俞启威，是江青的前夫。
上世纪30年代初，黄参加左翼剧团，之后考入青岛大学，1932年入党。1935 年，黄进入北大，和姚依林等领导了一二•九运动。中共建政后，他任天津市长和书记， 1952年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1933年，黄敬被捕， 出狱后，和范瑾相恋、结婚。范瑾是历史学家范文澜的妹妹，曾任记者、中共冀中导报社社长、天津日报社总编辑，中共《北京日报》社长、北京市副市长等职。俞正声是黄、范的次子。
俞正声2001年任湖北省委书记，次年进政治局。其妻张志凯，是前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震寰的女儿。
俞正声的哥哥俞强声也非寻常人物。他任国家安全局北美情报司长，国安部外事局主任。1985年，俞强声叛逃美国，导致中国在美国潜伏40余年的间谍金无怠被捕。两年后，俞强声被中共特工暗杀于南美。
▲美联社报道：李源潮掌管中组部 胡锦涛如虎添翼。报道说，一名被视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团派盟友的高级官员，10月26日被安排到中组部，掌管中共强大的组织部门，此举进一步巩固胡锦涛对权力的控制。
对李源潮的最新任命，让胡锦涛对中共组织部门有了更大的控制权，从而也让他为挑选五年后的接班人获得一些所必需的支持。
美联社说，在形式上，胡锦涛已从十七大上获得了比以往更强大的权力，但在一些人事任命上，他还是作出了一些妥协。
虽然，曾庆红和另外两名常委已从中共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常委会中退下，但预计他将仍通过自己的盟友来继续影响中国的政治。
报导称，对李源潮的最新任命，标志着胡锦涛在计划从其权力根基把更多的团派成员提拨到更重要的岗位，获得了另一个胜利。
胡锦涛的另一名老部下李克强，已在十七大上被提升为政治局常委，虽然李没有被排在接班人的明显位置，但他仍是未来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竞争者。
分析家们指出，一个明显的未来接班人，要想从党的日益协商一致的基础制度中“脱颖而出”，可能需要数个月或数年的时间。
▲威斯特法伦报：从钢丝上走向最高权力的一代。
李和习：这两个名字是必须记住的。以52岁和54岁的年龄，李克强和习近平进入了权力的最中心圈子：政治局常委会。中国的国家和党的领导人胡锦涛（64岁）打算纳入的却只有一人。结果，不是他心目中的候选人李，而是共同认可的习接管了党的书记处。在今日中国，不是毛时代的革命壮举、而是走钢丝艺术引向权力中心。一个独特奇怪的体制：以解除了禁制的资本主义为基础，以警察国家为中间建筑，以共产党领导中坚为顶尖，不知怎么七弄八弄的，却证实了其稳固性。感谢经济繁荣和与以前相比的一定的富裕，掌权者们抓牢了他们数量巨大的人民。在让欧洲和美国惊奇的闪光表面后面，统治着坚硬的严峻主义，它始终仍由党操控着。
党的领导层里的所有“派别”都将利用未来的5年，让更多的追随者进入掌舵位置。最晚到2012年，后继人的问题将得到澄清。即便是目前显示出来的经济繁荣的过热，甚至“中国泡沫”在股市上的一旦大规模破裂，都不能撼动这个领导团体。
▲每日镜报：习近平暂时比李克强高一个台阶。
成为胡接班人机会最好的是习近平，他在权力机器里是新的第6位，比李克强高一个台阶。这位54岁的法学者，以一位著名的女歌唱家为妻，被认为是胡锦涛和前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两个派别妥协的产物。观察家们估计，他会在明年初的人大上接管国家副主席一职。然而，52岁的李克强，他跟国家元首胡锦涛一样是在共青团里长大的，也有着通过表现获得最高职位的机会。观察家指出，无论是习还是李，都没有得到（中央）军事委员会中的位置。对军队的控制对中国的领导人来说直至今天仍然是极重要的。就象毛泽东曾经说过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商报：李克强：顺应了时势的极端者。
拥有博士头衔的法学者，同时又是经济学硕士，他属于文化革命后要求更多自由和改革的人民共和国一代大学生之列。李（克强）会说好的英语，在大学读书时他就已经翻译过英国专业文献。
然而，在上周的党代会上，他却严格地遵守胡锦涛的言论和路线。外表上李克强跟他的导师胡锦涛已经是引人注目的相似：深色套服、红色领带，龙架眼镜，精致分开的头发。他周一出现在新闻界面前，同样的方方正正。
▲世界报：九名常委中没有一人是海归。
胡的多数尤其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增长了，25名政治局委员里有9人是新选出的。北京派在与长期具有压倒力量的、围绕前党领导人江泽民的上海集团的力量对比中得到了增强。同时，政治局通过一批新的省代表的加入，更趋向于内地的发展。特别是在204人的中央委员会里体现出许多新的军人的加入，在42名军队代表中，有25人是新进入的。许多新进者要为他们的晋升感谢胡，这增强了他在军队里的力量。
9名政治局常委，多半是工程师、大学毕业的经济学者，或者法学者，没有一人曾经在外国读过书或者会说外语。他们中大多数从80年代来在省和大城市的管理和领导职位上，或者作为副总理工作。他们对国内的改革，作为技术型领导和危机处理人作出了他们的贡献。但他们很少突出地显示过他们的形象。
胡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榜样，他还从来没有接受过一次脱稿的采访。所以他非常自然地会对昨天等待着他的记者们脱稿地说：“抱歉，让你们久等了。”
▲德国之声报道：中国的强人时代过去了？报道说，作为中国最高权力机构，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组成人选是德语各媒体关注的对象。各报都介绍了政治局常委中的“年轻人”、五年后有可能成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习近平和李克强。法兰克福汇报写道：
“政治局常委中，至少有四名干部属于前任党的首脑江泽民的阵营。胡锦涛在党代会上成功地把他的‘科学发展观’理论写入党章之后，在人事上却显然不得不对仍然强大的前任做出妥协。据说胡锦涛偏向李克强，希望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而江派则支持习近平。周一政治局常委亮相时，习近平的名字列在李克强之前，这表明习近平今后在座次排列及接替党的首脑职位时都位居首位，留给李克强的是总理职位。但观察家认为，这样的座次今后五年有改变的可能。……
共产党要求‘统一思想’、服从纪律，所以对党的领导人的个人特征或政治思路都没有报道。政治局新成员的正式履历中只简单列举了他们的历任职位。特殊政绩及个人优势都很少予以公布。习近平被视为能人，在富裕的沿海省份促进了经济发展。而李克强在贫穷的辽宁和河南两省难以为自己收集桂冠，他的上升完全依靠党的首脑大力栽培。”
德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以问答的形式诠释了中国新领导核心的形成及其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文章认为，胡锦涛“看中的候选人”李克强和“妥协达成的无帮派人选”习近平都成为政治局常委一事表明，“今后在接胡锦涛班的问题上，注定将进行一场争夺战。”
在谈到胡锦涛本人的权力地位在本次党代会得到了增强还是受到削弱的问题时，文章写道：“新政治局常委的组成表明，胡不能独自强行确定接班人，他必须做出妥协。中国的强人时代过去了，胡要依靠联合，必须在不同的权力集团之间、首先是与依然强大的前主席江泽民的上海集团寻求平衡。党代会上，电视展现的江泽民经常表情严峻。
▲朝鲜日报：中国结束独权迎来“权力分配”时代？报道说， “独自一人掌权的垄断时代已经告终。中国共产党开创了新的权力分享（power sharing）时代。”
就22日出台的胡锦涛第二执政期的共产党核心领导层，香港《南华早报》副总编王向伟分析说：“无论是现任主席胡锦涛，还是前任主席江泽民，都与毛泽东和邓小平不同，他们不具有能随心所欲指定自己接班人的权威和影响力。”
◆政治局、军方、书记处等都“势均力敌”
最高权力核心——25名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胡锦涛派系包括新任常委李克强和重庆市委书记汪洋等9人，人数最多。其次是江泽民派系，包括政协主席贾庆林和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等6人，太子党派系包括新任常委习近平和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等5人，此外还有5名“中立或军方人士”。从这个组成结构来看，任何一方都不能随意支配，必须谋求相互之间的“协调”和“构建联合势力”。
香港浸会大学教授丁伟预测说：“胡锦涛主席想要把自己派系的共青团出身人士提拔到中央要职上，但要与江泽民及太子党派系为争夺权力展开竞争。”
军方和中央书记处的情况也是一样。在军方，留任中央军委二把手的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都属于江泽民派系。但是，下届国防部长梁光烈和总参谋长陈炳德等1949年以后出生、1968年以后涉足军方的所谓“4968后一代”的10人成为新的中央委员后，为胡锦涛在军方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4位被提拔为党内要职的书记处新任书记也是胡锦涛派系和太子党各占两人。从结构上来看，共青团出身的令计划和李源潮负责党内人事和保安事务，太子党的习近平和王沪宁负责党务和理论工作。
◆共产党将进一步民主化
在这种情况下，目标指向5年后掌握下届政权的派系之间可能会展开激烈的业绩、人事竞争，各派势力之间也可能会进行幕后交易。香港的中国政治分析家李平说：“他们将在经济问题、台湾问题和外交等领域决一胜负。很显然，他们都想避免失误，因此暂时不会有太大的政策变化。”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德雷尔预测说：“随着各派系之间的竞争全面打响，2012年中共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共产党内部很有可能进一步民主化。”
▲联合早报分析报道：习或李通向权力颠峰的三个观察点。报道说，中共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增补两名年轻常委——54岁的习近平和52岁的李克强——明显在为中共十八大培养接班人。
同时出现两名接班候选人的做法，打破中共权力交接的人事安排传统，为中国今后五年的政局增添新的变数。
由于习近平不仅排名靠前，更领衔中共中央书记处，他接替已退休的常委曾庆红掌管党务的态势相当明显，也让他在接班人竞争中占据上风。
观察习近平是否真正被培养为接班人，还得看他接下来是否会接掌三大重要职务——中央党校校长、国家副主席以及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中央党校是中共培训中高级领导干部，以及研究马列主义的最高学府，校长不但地位尊荣，更可以与全国各地领导干部定期交流认识，培养个人关系。胡锦涛在担任总书记之前，便曾以接班人的身份当过校长。在他出任总书记后，校长印信就由曾庆红接掌。下一任校长花落谁家，显然有一定的指标意义。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国家副主席是个虚职，它没有独立的职权，也非独立的国家机关。其职责主要是协助国家主席工作。受主席委托时，副主席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当主席缺位时，由副主席继任主席的职位。
然而作为培养未来接班人熟悉国政的位子，国家副主席却是必不可缺的职务。接班人在担任副主席期间可以名正言顺地参与国家管理和外交事务，进一步提高能见度，在国内和国际树立威望。胡锦涛在1998年担任国家副主席，就在当年访问日本，又在2002年以同样身份访问美国，为他拓宽个人政治空间起到一定作用。
对于拥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传统的中共，控制军权是最高领导人有效执政的根本条件。作为解放军最高领导机构的中央军委，是中共政治架构里最要害的部门。军委副主席是接掌军队的重要热身，其对接班人的指标意义更高过党校校长和国家副主席。
因此，习近平接下来是否能顺利担任这三个职务，是判断他接班人地位是否牢固的观察点。
除常委排名外，习近平担任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是人们判断习近平领先李克强的另一重要依据。
中央书记处对政治局及九常委负责，每一名书记分管一个系统（组织、宣传、纪律、安全、军事、中央办公厅等），通过听取汇报，审批工作报告、工作计划、参与人事任命等方式，对所分管的事务承担领导责任。
军队公安武警退出书记处
然而，新一届书记处的结构却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首先是书记人数由七变六，最明显的是军人消失了。上一届代表解放军在书记处工作的徐才厚，在升任政治局委员后反而退出书记处，而且没有继任者。
另一个变化是政法系统也退出了书记处。第十六届书记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升任政治局常委后，也没有增补。周永康在书记处时不但兼任公安部长，还是武警部队第一政委，负责社会治安。新入书记处的王沪宁是智库系统出身，缺乏政法系统背景的他恐怕无法继承周永康的工作。
军队、公安、武警三大武装系统的日常工作绕过书记处，让本届书记处的权柄比上一届轻了不少；同时，掌控组织与宣传的书记，都是和习近平出身背景不同的共青团系干部。作为领衔书记，习近平很难发挥曾庆红时代的影响力。
这个安排似乎是有意要拉近习近平与李克强的起跑点，让两人在接班竞争上能更符合公平原则。然而以上三个观察点依然是判断谁能最终胜出的要件，答案将在未来两到三年逐步揭晓。
▲联合早报报道：胡锦涛掌控“五个半”常委？报道说，熟悉大陆事务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林中斌认为，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的人事布局中“虚让实赢”，掌控了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五个半”常委，比十六大后胡只掌控九分之三明显进步。
曾任台湾行政院陆委会副主委的林中斌，昨日在《中国时报》以“胡锦涛虚让实赢”为题撰文指出，在中共十七届政治局九常委中，“习近平并不欠江泽民，因为江并未提拔习。贺国强为曾庆红所推荐，但曾与胡紧密合作。而贾庆林背负了远华案的包袱，跟胡相当配合以自保。所以此三人只能算一半支持胡一半反对胡。胡的人马应为五个半，超过九人的半数。这比十六大后胡只掌控九分之三明显进步”。
在文中，林中斌并没有明确指出在这一个半人之外的其余四人是谁。不过，他昨天在回应本报驻台北特派员曾昭鹏电话询问时指出，剩余的四人，除了胡锦涛、温家宝和李克强以外，就是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二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因为“吴邦国是胡锦涛在清华的同学”。
据林中斌分析，胡锦涛在十七大的人事布局上，似乎采取“乡村包围城市”战略，由外而内，由下而上，表面上似乎让步，实际上赢得更多整体权力。
他还指出，有七种不容忽视的迹象显示，胡锦涛并不如一些专家认为的那样，因为“爱将李克强被习近平挤下第一接班人排名，屈居第二”，而居于不利地位。这七种迹象是：一、胡已完成地方及中央人事布局；二、胡已全面掌控军队；三、胡的政治理论提早写入党章；四、胡对台政策显示自信；五、元老助阵；六、崭新做法展现胡之魄力；七、胡是专家眼镜的克星。
▲大纪元采访报道：港专家指中共高层危机感强。报道说，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认为，新一届中共权力更替，由民意基础极差的太子党当道，显示在世界民主潮流下，中共高层危机感很大，所以要沿袭所谓的血统论来维持自己的政权。她并特别指出这种权力交接模式有曾庆红的影子。
《前哨》总编刘达文则批评所谓中共十七大增加民主元素都是一句空话，现在的选举制度是变相的终身制。而《开放》总编金钟并分析了中共新届名单中接班人和曾庆红下台胡江内斗的内幕。
太子党当道 共产党倒退
对于新一届9人中共政治局常委名单出笼，香港媒体很多都在为所谓新人新政唱好，《开放》执行编辑蔡咏梅指出，很多人都忽略了中共反动的一面。她说，这次很明显，无论是政治局常委还是政治局委员的组成，都突显了太子党当道的特征，是中共史上最多一次太子党最多份量的一次党代会组成。
她举例说，其中排名在李克强前面的习近平是典型的太子党人物，父亲是中共元老习仲勋，很明显中共最高决策班子，就是元老级儿子来接班。另外周永康也是太子党，父亲周一萍是部级干部（当过国防科委副政委）。政治局里面也进了很多太子党，李源潮父亲李干成是曾上海政协副主席，俞正声的父亲俞启威（别名黄敬）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薄熙来的父亲是薄一波等。
蔡咏梅指出，十五大之前，太子党除非是低下层的子弟，不是很招摇才有可能冒头，几乎在政坛上很难发挥，因为这些太子党在党内选举中选党代表等，几乎选不进去，得票率是很低的。但这次中共将这些民意基础很低的人，塞进去核心层里面，一方面说明所谓差额选举是一纸空言外，另一方面说明中共上层做了很多工作。
她分析这是因为中共对政权解体强烈的危机感：“我觉得是因为共产党认为权力不要交给别人，要交给我们自己的儿女，陈云以前说过：我们的政权要交给我们的儿女，至少他们不会反我们。在世界民主大潮之下，中共的一党专政是面临挑战，有一个是否能维持下去的问题。世界上都在民主，转型，东欧国家的颜色革命，（中共领导人）他们有危机感，所以要将权力交给自己的子女。”
权力交接现曾庆红影子
虽然掌管香港事务的中共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这次十七大中退下，未跻身政治局常委，但他的影响还在。蔡咏梅特别指出，中共权力交接的模式，是体现了曾庆红的血统论思想，因为曾庆红管组织系统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注重血统论的人，因为曾本身就是太子党，本身得票率很低，他就是有顽固的血统论的人。而且中共政权比较迷惑人的地方，并不一定是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将权力交给自己的儿子江绵恒，而是既得利益集团把既得利益交给自己的儿子，是集体的形式。
蔡咏梅认为，这种血统论本质上是父传子，家天下的形式，非常不符合历史的潮流，“这些太子党甚至连自己的党内都过不了的人，中共就把权力交给他”。
江施压 接班人选突变
至于这次外界非常关注的习近平和李克强到底谁会担任胡的接班人，《开放》杂志总编金钟指出，接班人选是这次十七大最重要的看点。金钟曾经在9月份《开放杂志》发表评论文章“胡锦涛遇到了麻烦”，指胡锦涛在权力制度的接班人问题上遇到麻烦。
金钟表示，胡锦涛现在执政大权在手，接班人实际应该由他来挑。选李克强做接班人本来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新闻，但是9月底他们得到消息说，在十七大开会前不到1个月前变了，变成习近平，习接胡的中共总书记位置，李接温家宝的总理位置。
金钟指出背后的原因：“这是江泽民干的。是江在胡开完APEC（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之后对他说，还得由习来做。”
金钟认为，按照中共论资排辈的惯例，江泽民在接班人问题上强迫胡听从他的。但蔡咏梅认为，虽然目前出现所谓双接班的情况，但她认为面临十八大还有5年时间，还存在很多变数，不排除胡的权力增大后，会继续选用李克强做自己的接班人。
曾庆红退下 内有玄机
金钟又指出，这次十七大曾庆红退下是这次十七大最有争议的焦点，有人说曾下，有人说不下，《开放》得到的消息也肯定他会下。金钟认为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干部年轻化标准，年龄限制对他非常不利；另外，曾在江时代是大总管，胡上台后他也帮胡，胡想借助他的力量巩固自己的权力。但曾选择退下，而且江同意他下，一方面名声上好听，另外一方面相信他在人事安排上和胡做了一些交易。
空谈民主 港人感失望
虽然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64次提及“民主”二字，但香港媒体都对十七大感觉无新意可言。《前哨》杂志总编辑刘达文认为，所谓十七大加强了民主元素，比十六大多了几个百分点差额选举，但这个所谓差额选举是黑箱作业，违反了民主原则：“起码候选名单是黑箱搞出来的，不是公众提供，而且名单排前排后，都是已定的。这哪有公平可言？中国特色，实际上是中共特色。”
他并指出，现在增加年龄限制，令选举过程成为变相的终身制，没到年龄就做到年龄：“贾庆林没到年龄，继续做，为什么贪官不被选下去？”
对于曾庆红退下后，谁会接任香港事务，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对此并不关心。他指出，实际上所谓曾庆红主管香港事务的位置在以前是不存在的，只不过在2003年超过50万港人七一大游行之后，中联办被批错估形式，所以曾庆红才主动增设这个职位，令自己可以进一步直接操控香港。梁国雄相信人事变动对香港政策影响不大。
梁国雄并认为，中共已经进入各派代表的斗争，现在已经不是强人政治。他反而对中共能否应付即将到来的经济政策的泡沫，更感兴趣。梁国雄并预言中共解体在即。
●学者、专业人士的评论
▲流亡在美国的中国学者陈奎德博士发表文章《十七大观察：王储 选帝侯 黑厅政治》。文章写道，描绘中共十七大，我愿用三个关键词：王储、选帝侯、黑厅政治。
不确定的王储
中共的政治传统之一，是最高权力接班人的唯一性和明确性：老王钦定王储，王可立之，亦可废之，一言九鼎，不容他人置喙。
毛立刘，后废之；立林，再废之；临终仓促立华，则后王速黜之。
邓立胡，废之；立赵，再废之；继而干脆一石二鸟，同时钦定王储江及王储之王储胡，凸显其回光返照之老王威风。
然至十七大，老王已死。皇权萎缩，其威不足以加四海，点石成金强势钦定单一王储，已难孚众望，必须求助诸“选帝侯”认可了。如此，最高权力传承方式的变革，势在必然。
王储人选遂成为中原之鹿。
习近平、李克强这一对在十七大突兀诞生的双头王储，最终谁能修成正果，尚在未定之天。这就浮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高层权力结构：王储二元化。
于是，出现了王储的不确定性与竞争性，也诞生了某种历史的契机。
虽然，这一契机脆弱和微妙，稍有不慎，倘若权力结构中的两派乃至三派的有限平衡，向某一派极度倾斜，则立即板荡回潮，重回老王钦定单一王储的老路。
不确定性与竞争性是逼迫政客改善形象、邀结民心、积累政绩、服务公众的驱动杠杆，也是解开政治死结的可能契机。这一结构是一种削弱皇权的结构，是一种弱型制衡结构。有鉴于此，人们没有理由对之忧心忡忡。
“选帝侯”格局
目前的中南海高层权力结构，不由使笔者想起在欧洲特别是德国历史上曾有过所谓“选帝侯制度”。它指某些被称为“选帝侯”（Kurfürst，复数Kurfürsten）的诸侯们，有权选举皇帝（主要指选举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该制度恰是皇权萎缩之后产生的政治格局。
卢森堡王朝的查理四世皇帝为使其子作为王储最后继位获得认可，1356年在纽伦堡制订了著名的宪章“金玺诏书”，正式确立大封建诸侯选举皇帝的合法性。诏书确立了帝国的七个选帝侯。他们分别是三个教会选帝侯：美因兹大主教，科隆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和四个世俗选帝侯：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藩侯，普法尔茨伯爵（或称巴拉提那伯爵、莱茵行宫伯爵），波希米亚国王。七位选帝侯选举出来的人称“德意志国王”，只有经过进军罗马，并由教皇加冕后的“德意志国王”，才能获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嗣后，选帝侯的各诸侯名称及人数，因应于欧洲的政治、领土等变动，经历了一些变迁，但其制度的基本格局则无大变化。直至1806年拿破仑勒令解散神圣罗马帝国后，这一选帝侯制度才丧失其实质意义，演变成一种荣誉爵位形式了。
我们不难注意到，十七大后的中共高层，已经形成一种类似“选帝侯”的格局：鉴于最高王权衰微，无人能单独钦点自己的王位继承人，不得不诉诸最高诸侯群体（政治局常委及相当于该地位的元老），诸侯之间反复磋商妥协，派别之间，讨价还价，艰难磨合，才能遴选出大家均可接受的王储，乃至国王。目前的中共最高层——政治局九常委，由于双头王储的不确定性，他们对于未来的王者，更加相似于一个“选帝侯团”。基本上，团外之人是无权置喙的。如果剔除两位准王储，正是七位“选帝侯”。胡锦涛虽然贵为王者，位高一筹，但其威仍不足以笼罩全局，毕竟，每位“选帝侯”都是有投票权的。
虽然相似，但中共的“选帝侯”们，其权力的根基及其威望都远不及德国历史上的选帝侯。因为后者或挟其崇高的宗教地位，或挟其尊崇的贵族身份以及由传统、领地等加诸的光圈，其道德威信和社会地位都相当高，故而他们遴选出的皇帝，认受性较强，因此该制度能够在历史上存在相当长一段时期。
反观中共的“选帝侯”，不仅道德威信不足，权力根基浅薄，更重要的，是他们身处之世，是王权衰微，“人民主权”天经地义的时代。当此之世，由几位“选帝侯”在密室里选出最高领袖，总是摆脱不了“合法性焦虑”的。有鉴于此，中共上层的这一“选帝侯”格局，只能是一种暂时性的安排。当然，作为最高权威递减之后演变出的一种过渡性格局，它可以缓解其内部因强人缺位导致的权力斗争，松弛其间的张力，可能承担某种阶段性政治功能。但是，却无法保证其权力传承的长治久安。
这是中共十七大后出现“选帝侯”的基本态势。其格局是颇为狭窄的，仍属“黑箱政治”的范畴。
从“黑箱政治”到“黑厅政治”
——从“选帝侯”到“选选帝侯”
然而，有一则动向似乎提示了“选帝侯”范围扩展的趋势。它意味着在中共内部，已经出现了两个层次的“选帝侯”制度尝试。
笔者注意到了《人民日报》披露，十七大前，中共曾经有试验，由四百中共高干投票选政治局。基本内容，就是中共设立了一个由四百多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投票选出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的准推荐名单。整个过程分为五步曲：
一、今年九月二十五日，四百人的选举会投票，产生一张“可新提名为政治局委员预备人选的推荐名单”，或称为“准推荐名单”；二、现届政治局常委参考推荐名单，以及党组织对可能人选的考察、各人廉洁程度、班子结构需要等，拟定新一届政治局及其它中央机构的“人选建议名单”；三、十月八日，也就是十七大前一星期，政治局同意这份名单；四、十月二十一日，十七大选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五、十月二十二日，一中全会按“人选建议名单”，选出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
我把这一步称之为：选“选帝侯”制度，称这四百人为“选选帝侯”，或“选帝侯的选帝侯”。
它的目标是，在四百人范围内，选出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即，选出“选帝侯”团。很显然，这四百人是“选帝侯的选帝侯”。他们虽然无权直接选“皇帝”，但是可以选“选皇帝的人”，即，可以选“选帝侯”；也即，可以间接选皇帝。显然，这是在更大范围内的选帝侯制度试验。
然而很遗憾，该“选选帝侯”仅仅是高度保密、被高度操纵的一次试验。试验结果，也仅仅是“推荐”给胡锦涛们“参考参考”，并无法定意义。也就是说，它并未进入真正的政治过程。
正如笔者与陈子明先生在最近一次对谈中指出的，倘若北京当局敢于公开地、正式地把上述“选选帝侯”付诸政治过程，把试验变成正式实践，则中国政治就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民主云云，就不再纯粹是挂在口头上的喋喋不休的呓语了。因为公开化，就意味着透明的游戏规则出现；因为范围扩大，也就意味着合法性基地的扩大。倘如此，人们是有理由对中国政治前景抱持某种谨慎的乐观期待的。
然而封闭性、神秘性，作为中共政治运作的基本特点，在上述试验中一仍其旧。这是令人沮丧的。然而，即使如此，鉴于“选选帝侯”达四百之众，其规模比较“选帝侯”大为扩张。因此，即便仍然黑暗、闭锁，倘若“选帝侯”制仍难逃“黑箱政治”之讥的话，则“选选帝侯”制就可命名为“黑厅政治”了。
虽然同被黑幕笼罩，但是，其中空间大小仍是非常重要的。对控制者言，他可以制造“黑箱”，他可以制造“黑厅”，甚至，他可以制造黑市……，但是，他制出“黑省政治”“黑国政治”吗？广袤空间，“制黑”已经力不能及了。
显然，规模、范围之大小是极其重要的。
近来人们常谈论中国已进入寡头政治时代。其实，寡头政治已存在中国多年。而史家也常常注意到寡头政治转变为变革工具的可能性。事实上，当9个寡头，变为400个寡头，再扩展到更多“寡头”时；当中国政治，从九人的“黑箱政治”，走到四百人的“黑厅政治”，在走向几千人的“黑街政治”时……，当上述“选帝侯”制度试验的范围与人数不断拓宽，当千千万万人都获得了与“选帝侯”同等的权利，而“政治寡头”已经泛化到“寻常百姓”头上时，“寡头政治”也就名存实亡了。
那就是那个日子——大写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