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遵信先生走了。昨天下午。北京。享年70岁。

在朋友中间，多称他“小老包”——不为身量瘦小，而为他的风格、他的做派：只知道做事，从不端架子；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摆谱”。

1978年以来，他做了多少事啊！那时候我还是工程师，小老包出手的一件件思想启蒙“小”大事：《读书》杂志、《走向未来》丛书……已经在我们中间传开，已经为我们后来的努力（包括所谓“成绩”），铺洒下第一缕阳光。

他的见识、他的学术成就，会有人撰文论述的。我在这里只想说，以我亲身之经历，体会最深的，是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毫无感觉地、彻底无私地——帮助别人。

那是1986年，《王实味与‘野百合花’》刚刚完成。我手里攥着草稿，不大有信心，也不大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除了军方，可能还没人用电脑。

偶然间，他见到这稿——我那时候还不大认识他，既不是向他投稿，也没有请他审阅。他什么都没说，只拿着这稿，迈着他的鸭步，到他供职的人民出版社，不仅请打字员打了出来，还印了好几份。三、四份吧，8开，厚厚一大沓。有了稿子在手，我开始找出版者……于是才有在黎澍先生“共同作弊”之下，打“时间差”，混过温济泽先生可能的阻拦，险情跌出地出现在《文汇月刊》上的后情。

到后来，到这篇文章已经发表，已经引起不小的轰动的时候，他除了呵呵地笑，从没提过这事，也没对这篇文字做什么评价——他可能根本就忘记了打字那节。因为类似的事，他实在做得太多了。

所有当年受他提携的小女子、小青年（其中有些眼下真可说名声赫赫了），你们还记得他么？

对他的告别，当局定会高抬贵手吧？这里仅将《王实味与“野百合花”》再次发出，呈现于读者诸君尊前，一同分享包先生当年的感触与心怀，作为对它的第一个赏识者、眼光锐利、且永远无私地帮助别人的小老包，表达深深的敬意与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