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包遵信去世前一天，我得了重感冒。10月28日早上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0月27日傍晚6时，在包遵信去世的时候，我正发着高烧。几个小时后我接到刘晓波电话，悉知包遵信去世，我觉得我也要死去一般。1989年我和他一起写了几篇抨击邓小平、李鹏的文章，因为被港台报纸刊出，成了我们“反革命”的“铁证”，加上我们同时被邀担任“知识份子联合会”的总召集人，又同时被社会科学院开除公职和党籍，使我们的命运连在一起。
“六四”开枪前一、二小时，我去天安门广场参加“民主大学”成立大会，我想到的是会有1976年那样的“清场”，而完全没有估计到会发生大屠杀。6月3日晚上，我是11时演讲后离开广场的，后来知道远处已开枪，但广场当时听不到。当我知道1989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通缉“知识份子联合会”的总召集人公告后，我决定逃到香港，而包遵信却遭到逮捕，从此，包遵信与我的“生命树”出现不同“分叉”，我逃脱了专制主义的魔爪，他开始遭受残酷的迫害。
包遵信和我牵头的《五一七宣言》是包遵信5月17日中午拿到广场的，而邓小平决定“戒严”是在5月17日上午在他家举行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五一七宣言》指邓小平是“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刺痛了邓小平，与邓小平决定“戒严”并没有关系，但却使包遵信被判重刑。
香港《当代》月刊刊登了一篇关于包遵信的报导，说他出狱后两次去信司法部长蔡诚，要求恢复公职。我见到这篇报导后，写了一封信给汝信。汝信是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我同他很熟，希望他把这封信转交胡绳和历史所所长李学勤，请他们“在恢复包遵信公职问题上高抬贵手”，但石沉大海。
我来美国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作了两年访问学者，后来靠写文为生，没有其他工作。包遵信希望来美国。我给许倬云教授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读过他的《素心五愿》，请他为包遵信到香港或美国作访问学者一事帮忙。《素心五愿》中的一“愿”是“不求为贵”，但我还是要“求”他帮忙。许倬云教授给我的回信中说：“我推荐到邀请，并非难事，大陆也十分可能送神出门，然后不准他回去。”如到美国，“若勉强留下，长年累月，如何找到一年又一年的财务支持？为此，我也不能有着力之处。包先生高风亮节，我至为钦佩，只是我不能作为德不卒之事，使他来美后进退两难，直言相告，请能原谅。”许倬云教授是我十分尊敬的、有杰出成就的大学者。我从他这封信懂得了“为德不卒”的含义。
包遵信去世了，他的精神永存。他的好友遍布两岸三地和美国，我们为他沉痛哀悼，也望包遵信的夫人王淑龄女士节哀。
包遵信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家，他之所以在1989年走上这一步，与他对中国专制主义的认识和身体力行的精神有关。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曾担任《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现任北京市长的王岐山是包遵信领导下的一个编委。希望王岐山市长能对包遵信的家属有所关照。友谊高于政治，没有一位大政治家不懂得这一点。
2007.10.30于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