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晚上，我在故乡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得知包遵信先生病危，此前有朋友曾说起包先生的病，我内心里还是希望他能挺过去。昨天接到一条消息，包先生已过世，终年仅70岁。
在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很少有人没有听说过“包遵信”的大名，这个名字是和“走向未来”、《读书》连在一起的，特别是小开本、白封皮黑字的“走向未来”丛书，虽然有点粗糙，但确实影响了一代人，可以说包遵信先生是领风气之先的人物。他著述不多，影响很大，原因就在于他曾站在时代的前面，在80年代的年轻人心目中，他是一个长者，一个先驱，一个启蒙者，一个领路的人。所以，当18年前地动山摇的风波乍起，他就被卷进去了，而且卷得很深，最后锒铛入狱。在我的记忆中，他是最早站出来支持学生的知识分子之一，当许多“长胡子的人”还在保持沉默、观望的时候，那年4月21日黄昏，由他领衔的一封知识分子公开信就带着淋漓的墨迹贴在了北大、人大等高校内。
在此之前，其实他已经参与了两次知识界联署要求民主的公开信，一是呼应方励之释放魏京生的那封33人公开信，一是以自然科学家为主、提出民主要求的42人联名信。他和发出呐喊的一代大学生站在一起，也是顺理成章的。我后来看到他为王丹狱中回忆录写的序言，题目好像就是《我们为我们的正义所鼓舞》。18年前，他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但他身上的激情并没有消退。这种激情不仅在他身上，在80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身上都能找到，那本来就是一个充满了激情的年代，物质上的清贫挡不住知识分子对精神自由的热烈追求，无论在作家、人文学者还是自然科学家当中，都还不乏敢言者。80年代最值得我们怀念的地方也许就在这里。
“六四”改变了一个民族的走向，也改写了许多人的命运，包遵信先生从知识界的风云人物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他留在国内被捕入狱，并被判刑5年，属于为那场民族灾难承担了责任的少数几个著名知识分子之一。作为历史学者，他留下了一本可信的八九回忆录《未完成的涅槃》。我只看到过错误百出的盗版本，他亲身的经历都写在里面，没有修饰，没有夸张，是史家的笔法。
我与包遵信先生只有一面之缘。那是1996年的夏天，我路过北京，打电话给他，想去看他，他表示欢迎，详细告诉我他的住址，怎么坐公交车，上楼怎么找，好像还有点复杂的。按他的指点，我顺利找到了他当时住的家，他的书房兼客厅，有点局促，一排顶天立地的书架，密密麻麻的书，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套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深蓝色的硬封皮，一套白封皮的《梁漱溟全集》。书架很高，沙发与书架挨得很近，坐下来仿佛坐在一排书山之下，有点儿压抑。那天下午，谈了很多话，具体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起来了，谈了一些读书方面的事，以及他当时的处境，文章，身体，等等。他好象也问了一些我的情况。我始终记得那天他招待我喝冰镇的桃汁，我喝了一罐，他还要劝我喝一罐。当然，我还记得包先生的谦和，我试图在他身上找到80年代思想界风云人物的痕迹，整个交谈过程中，他一直显得很冲淡，很超脱，我感觉他没有我们理解的风云人物的那种张扬和跋扈，也没有把荣辱过多的放在心上。说到底，他还是一个中国的读书人，一个有理想主义冲动的知识分子，他对政治的关心也只是从知识分子的定位出发的。离开他家的时候，他还坚持要送我到走廊上。
我从此没有再见过包先生，但他的文章、消息还是一直留意的。上一次去北京，有朋友说那天晚上和包先生等有个小聚，希望我一起去，我因为另外有点事，没有去成。我想，以后总还有机会的。没有想到，11年前和包遵信先生的那次见面成了唯一的一次。18年尘封的岁月，在这片他属于他自己的国土上，他的名字被抹杀了，他的声音被遮蔽了，但是我们这些80年代成长起来的后辈一直记得他，有良心的中国人不会忘记他。在一个朋友的博客上我看到了一张28日晚上拍下北京的月光图，月光残缺而明亮，因为包遵信先生的离去而变得分外凄冷。
2007年10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