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权阶层中无法产生出另外一个杰出的或具有魅力的个人……政府落入毫无起色的人手中，他会迅速引导社会走向深深的衰落。我们看到在几乎全部东欧和中欧的国家中相同的现象：它们都由如此枯燥乏味的人所统治，这些人既不能拯救他们在其中拥有的一切制度，也不能为他们所统治的社会提供任何东西，因此除了纯粹的权力之外他们没有其他任何影响。
克里玛
中共建政六十周年之际，胡锦涛对中国如火如荼的社会矛盾置若罔闻，对自己釜底游鱼的处境也一无所知，仍然穷奢极欲、挥金如土地操办盛大的庆典。大概二零零八年奥运会的那剂春药让疲软已久的他有“雄起”之感，他还要过“第二把瘾”，即便“过把瘾就死”亦在所不惜。
其实，中共纪念的是自己的“建政”，而不是中国的“建国”。在没有中共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存在，中国不是由中共打造出来的新国家。中共执政六十年，不是民众选举上台的，乃是靠武力夺取政权，与古代“成王败寇”的王朝毫无二致。
中共夺取政权之后，举行过四次“大庆”：第一次是一九四九年的“开国大典”。毛太祖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其实站起来的只有他一个人。那不是中国的开国大典，而是毛个人黄袍加身的登基仪式。据毛的秘书李锐回忆，毛在群众呼喊的口号中亲笔添加“毛主席万岁”这句话，独裁者的野心昭然若揭。
第二次是一九八四年邓小平主导的三十五周年庆典，那时，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三驾马车，推动改革开放，勃然奋励，万象更新。邓小平被民众视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民众也宛如生活在“希望的田野”上。参加游行的北大学子自发打出“小平你好”的标语，邓小平的声望此时臻于顶点。谁也没有料到，短短五年之后，邓便一手导演“六四”屠杀，屠刀对准的正是那些向他致敬过的学生。
第三次是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当政时的五十周年庆典。庆典大大满足了江泽民浅薄的虚荣心。李慎之却以《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道出中共统治中国五十年暴戾恣睢、歧路亡羊的真相，并对江泽民提出逆耳的忠告：“我注意到了江泽民现在也喜欢引用孙中山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问题在于，要看清什么是世界潮流。全球化、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改善人权才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可惜，江泽民马耳东风，如俗语所说”扁豆不进油盐“。
胡锦涛绠短汲深，共产党草木皆兵
第四次是二零零九年这次规模空前的庆典。胡锦涛虽然没有毛泽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气魄，却也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野心。他认为，这次庆典是显示中国“大国崛起”的最好时机，从此告别邓小平“不争霸”的遗训，向世界霸主的地位发起冲锋，如此便可奠定其作为中共“第四代”领导人不朽的历史地位。
然而，这场庆典怎么看也不像是庆典。普通人家的一家之主过生日，是全家人最幸福、最快乐、最轻松的时刻，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过生日的主人难得“偷得浮生一日闲”，儿孙满堂，天伦之乐，额手称庆。而中共过生日，战战兢兢、杯弓蛇影，各级官员的心弦绷到最紧张的程度，几乎一触即断。此时此刻，中共完全不像在过生日，倒像在办丧事。
早在“十一”之前一个月，当局便动用百万警察、武警、军队和保安，将偌大的京城围得如同铁桶一般。所有的火车和客车进京，旅客均需严格盘查。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军警，史无前例地在大街小巷里巡逻。如果中共真的如同其宣传的那样深受百姓爱戴，还用得着如此如临大敌吗？
中共看似无比强大，仅是武装警察队伍这一支，其人数和装备便超过一个中等国家的武装力量；中共却又无比衰弱，它将每一个民众都当作潜在的敌人和庆典的破坏者，它知道自己民心已失、谎言也逐渐失效，武力是其最后的依靠。
所以，即便是庆典，其重中之重反倒是阅兵。这是胡锦涛亲自作出的决定，解放军总政治部印发的《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首都阅兵宣传教育提纲》即明确指出：“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首都阅兵，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锦涛主席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盛大庆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要以一流的组织领导、一流的武器装备、一流的训练成果和一流的精神面貌，展示人民军队蓬勃向上、开拓奋进的良好形象。这次阅兵编队多，展示武器装备多，是对中国特色武装力量精锐之师的一次庄严检阅。……陆军涵盖主要兵种专业，海军、空军、二炮将展示一些新型武器装备。为体现我国武装力量体系的完整性，安排武警装备方队参阅，还安排少量民兵和预备役方队。这次阅兵参阅要素之全、装备之多、兵种专业之广，都是以往历次阅兵没有的。”中共利用庆典展示军力，主要目的并非震慑外敌——目前，中国并不面临周边国家的直接的军事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处于两百年来的最佳情况之下。阅兵式的主要目的，是恐吓本国人民，让民众老老实实接受中共的统治，不得有非分之想。由此可见，胡锦涛心虚到何种程度，如果没有军队的“保驾护航”，他也许连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勇气都没有，更不敢孤身“到群众中去”。
天安门城楼上的木乃伊
研究苏联斯大林时代红场巡游的学者潘帕倪（Vladimir Paperny）指出，在整个巡游的政治仪式中，站在观礼台上的苏共领袖并不是看巡游的“观众”，他们才是真正的“演员”，“那些‘无法真正参与，但却又要不停欢呼’的巡游队伍（‘观众’）被‘运送’至观礼台前，让他们有机会目睹‘国王和他的臣子’的风采。”也就是说，红场上举行的庆典和游行的群众，本质上是为苏共服务的，并不代表真正的人民的声音。香港学者洪长泰在《地标：北京的空间政治》一书中借用此理论分析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庆典和阅兵：“虽然这些大型的国家庆典都统称为‘人民节日’和‘群众游行’，但实质上全都是官方精心制作的宣传项目，游行的每一环节都经过精密安排和控制，一步都不能错。”
有趣的是，包括胡锦涛在庆典上穿着何种服装，都经过反复的斟酌，象征意义十足。有文章分析说：通常，胡在政务场合，特别是会见国外元首、参加国际活动时，多穿西服。而在视察军队或在国内出现于一些庄重场合时，都会着军绿色无军衔和标志的中山装。但也有例外，如在海军“六十大庆”阅兵仪式上，胡打起了领带，出人意料地换上一身笔挺的西服，没有依惯例穿着那种接近军装的中山装阅兵。有人解读说，这是中国“和谐海洋”理念的体现，并特意透露“文官治国”的信息。
那么，在中共建政“六十大庆”的阅兵仪式上，胡锦涛会着何装亮相？是装体现改革开放、时尚和谐的西装？还着象征民族气质、世界大同的中山装？衣如其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当然是胡自己决定的。港媒报道，“六十大庆”是相当重要、喜庆而又严肃的节日，正是一展大国尊严和威风的机会。胡选择不着西服，而是着中山装检阅三军。胡的这身中山装，是为是次“六十大庆”特别制作的。承担制作胡六十国庆“阅兵服”的，是有“皇家制衣”一说的红都服装，前身是北京人民服装厂，一九八一年在改革大潮下易为现名。一九四九年以后，人民服装厂一直为北京高层、国内外政要、文化名流制作服装。传统绝活是中山装制作技艺，为行业内第一块牌子，“毛式中山装”即出自红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前国家领导的服装，建国“五十大庆”阅兵方“国旗方阵”着装，都是由红都制作。胡在“六十大庆”阅兵仪式上着这家服装公司制作的中山装阅兵，很合乎中共传统的思维。胡的这身中山装，拘谨而怪异，仅仅比金正日完全不合体的黄色夹克好看一点罢了。
胡锦涛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数十万军民挥手，其感觉一定与当年的毛泽东一样爽。但是，他的快感乃是一种错觉，他将为此种错觉付出巨大代价。胡锦涛看人民如草芥，人民看胡锦涛则如木乃伊。正如当年信心十足地召集群众大会的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赛斯库一样，从万人膜拜到万人唾弃再到陈尸刑场，仅在转瞬之间。比齐奥赛斯库还不如，胡锦涛从来没有成为民众之偶像，喜欢“超女”和“快女”的中国青少年比热爱胡锦涛的要多得多。二零零零年以来，中国社会的腐败程度加剧，特权阶层和暴富群体成为民众仇恨的对象，而胡锦涛正是这一阶层的代表人物。胡锦涛与人民之间并无粉丝与偶像之关系。人们仅仅是因为恐惧和无奈，不得不接受他的统治。这种脆弱的平衡关系一旦失去，人民必然将其撕裂。
在此背景下，即便经过花钱如流水的阅兵大典，胡锦涛也无法攫取民众发自内心的效忠。将来中共瓦解的那一天，如今在台下接受检阅的各色人等，不仅不会拼命捍卫之，反倒会人人都跑来挖一块砖头，所谓“墙倒众人推”也。胡锦涛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他不可能逃避正义的惩罚和历史的谴责，正如自由亚洲电台评论员梁京在《也谈胡锦涛的遗产》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联想到法国革命和希特勒夺权的历史后果，胡锦涛和他的继任者，确有可能像路易十六和希特勒那样，让亿万无辜者，为他们的平庸无能和个人野心付出惨重的代价。”
以“群众运动”来“运动群众”
为了满足胡锦涛一个人“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数十万军队、警察、公务员、学生和民众不得不接受“魔鬼训练”。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三年，我作为北大文科新生在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此期间便对阅兵训练对人的肉体与精神的折磨深有体会。我们的阅兵式只是接受教育部副部长和陆军学院院长检阅，其标准与要求远远不能与十一阅兵相提并论。即便如此，长达半个学期高强度的训练，都围绕一个多小时的阅兵展开。那时，我便天真地想：这不是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吗？后来，我才恍然大悟：阅兵不仅仅是阅兵本身，它是专制政权统治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魔鬼训练”名副其实：只有接受了“魔鬼训练”，一个人才会失去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独立和自由，而沦为任由独裁者玩弄与驱使的蚂蚁。
近日，中国的媒体洋洋得意地报道了不少有关阅兵的“花边消息”。比如，作为参加阅兵的压轴方队，二炮导弹方队面对前所未有的“魔鬼式”训练科目，官兵叫响了“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的战斗口号。所谓的“超越极限”，难道不是可怕的“自我虐待”吗？该报道描述说：“四十秒不眨眼”是官兵最初遇到的一道坎。为了达到标准，他们开展“瞪眼”训练，采取“支夹子”、迎风站等“主办法”，训练结束，每个人的脸上都留下了两条的泪痕。现在，“四十秒不眨眼”对官兵来说是已是小菜一碟。而为了“实现以标准的军姿挂枪静站四小时不动不晃”这个突破，官兵头顶小凳、脚踏砖头，还在脖子上别着钢针、嘴上叼着扑克牌，头顶烈日毒晒、脚踏热浪炙烤训练。
这些报道还炫耀说，天安门广场东西华表的距离是九十六米，受阅部队徒步方队通过这九十六米，时间规定为一分零六秒，而且必须不多不少正步踢出一百二十八步。每名队员的步幅和步速一致，每分钟走一百一十六步、每一步七十五公分、距地面二十五厘米，这样整个方队才能走得整齐划一。与徒步方队一样，装备方队通过天安门时必须整齐得像一列火车。为了达到这个要求，车辆行进时间误差不能超过零点一五秒，标齐误差不能超过五公分。为了控制速度，驾驶员不能开空调和车窗。训练一天，他们至少喝十五斤水，流十斤汗。千万人的酷刑，终于达成一个人的享乐。不将人当人看待，而将人当作符号和尘埃看待，正是极权政治最邪恶的地方。而且，仅就军队而言，此类训练也毫无实战价值。
民主国家的国庆庆祝活动，大都带有狂欢节的色彩。我在美国参加过独立日的庆典，一大群老兵，身着旧军服，佩戴勋章，在林肯纪念堂前闲庭信步，普通民众随时可以加入队伍之中，也随时可以离开。他们不受总统之检阅，而是接受民众之致敬。其他团队紧随其后，挥舞国旗及各种标语。旁观之民众，或摄影，或影视，或歌唱，好不快活。这才是爱国者的嘉年华。而极权体制则喜欢举行阅兵仪式，这是一种最为简单便捷的洗脑术。从希特勒的阅兵到斯大林的阅兵，从捷克的雄鹰社体操比赛到朝鲜的阿里郎大型表演，极权主义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运动群众”，其手腕如出一辙。对此，捷克作家克里玛指出，在捷克共产党统治时代，尽管社会矛盾重重，民众对民生问题怨声载道，当局仍然乐此不彼地组织各式各样的大型集会，“最为显耀的盛典是雄鹰社体操比赛，它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馆举行。这次大型活动集合了好几万体操运动员同时在二十万面前表演固定项目。”这些活动，让群众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让他们淹没在“集体荣誉感”之中，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忘记被奴役的处境、放弃其独立思考。
另一方面，最高统治者将阅兵式作为造神运动的一部分，故而乐此不疲。独裁者的个人崇拜没有止境，即便是小丑在此体制下也会不断膨胀。克里玛指出：“每一种玩弄权力的结构，每一个决心放弃其人性的凶恶的权威，出于徒劳地渴望绝对的尺度和绝对的不受限制，渴望神一般的登峰造极，当他们继续其增长、繁荣和膨胀时，总是在玩火自焚。”胡锦涛是失去人性的独裁者序列中的一员，他早年的自卑心理终于在阅兵式中以傲慢的方式爆发出来。刘邦登基之后，在大宴群臣的时候，得意洋洋地对父亲说：“当年，你宠爱家里的其他孩子，认为我没有出息，现在如何？”让胡锦涛遗憾的是，他的老爹英年早逝，郁郁而终，没有等到熬成太上皇，他想炫耀也少了对象。于是，胡锦涛只好一人“独乐”了。而当他满足于万众膜拜之时，浑然不知丧钟已经为他而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