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28日，著名知识分子包遵信先生在京逝世，终年70岁。噩耗传来，中国知识界、海内外民运人士震惊、悲恸！正在主持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大会的刘晓波博士立即组织治丧小组，向海内外发出讣告。
笔者（赵达功）与包遵信先生有几面之缘。上个世纪80年代，早就受过《走向未来》丛书的民主政治启蒙恩泽，对包遵信先生心中充满了敬意。他是一位导师，是一位启蒙者，是为中国的黑暗政治指出走向未来光明的使者。尤其是在1989年春夏爆发的学生运动中，包遵信挺身而出，敢于站在为民主事业斗争的前沿，鼓舞了当时激情四射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他虽然走了，但他的影响，他的《走向未来》丛书的影响，迄今仍然闪烁着历史的光辉。
我于葬礼的前一天10月2日赶到北京，此间，当局多次电话警告我不要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甚至在2日夜里，电话依然从深圳传来，但我意已决，不管有什么“后果”，都要参加。2日下午，我与治丧小组人员会面，刘晓波、张祖桦、徐晓、马少方等人正在张罗丧礼事宜，得知刘晓波发高烧，一边吃药治疗，一边忙碌，令我非常感动。
第二天一早，我与马少方、温克坚一同乘计程车赶往北京东郊殡仪馆。那里已经戒备森严，虽然看不到穿制服的警察，但殡仪馆内外，布满了便衣警察，许多汽车内的警察头目在通过电话指挥着。
国家机器在运转，它在保卫着一个政权的安全，对付的是手无寸铁的和平、理性、非暴力主张的知识分子。其实，正如晓波对北京警方所说，你不干预，一切会很平静，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你要干预，那就意味着要制造事端。但看来最高当局下了死命令，控制参加人数，阻止一些人前来悼念。本来预计参加人数会在500人左右，实际参加人数在200人左右，有数百人被恐吓、软禁和控制。正如“维权网”抗议声明中所说：“江棋生、天安门母亲代表代表张先玲女士、刘军宁、陈子明夫妇、刘苏里、六四镇压受害者齐志勇、维权人士胡佳夫妇等。连著名律师莫少平也被在没有出示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被强行阻挡在家中长达数小时，不准前往吊唁。维权律师浦志强、法学学者俞梅荪等多人还因此被带到派出所扣押，俞梅荪竟然在派出所被拘留24小时。一些公安人员不仅暴力阻挡一些人士出门，还用流氓、亵渎的语言侮辱当事人，如北京国保大队官员张阳用近乎下流的语言辱骂浦志强律师，毫无任何执法人员应有的基本素质。官方派遣大批便衣到现场监视，甚至试图抢夺吊唁者准备的死者生平材料。有些已到达现场的吊唁者如李海、刘荻等人在葬礼殡仪馆门口被强行绑架押走……”
六四已经过去18年了，但六四依然是当局的心病。恐惧一直在折磨着中共当局，当局一直惧怕群众集会，担心引起不测的政治事件。包遵信先生的追悼仪式，让当局如此如临大敌，草木皆兵，可见这个政权多么脆弱！
这周的新闻聚焦在包遵信先生追悼会上，聚焦在对包遵信先生追思上。悼念文章太多，悼念挽联数百幅，中共当局阻挠异议人士、骚扰悼念会场，发生了许多事情。由于篇幅所限，下面只能摘选部分文章和报道。
● 包遵信先生生平
包遵信，男，安徽芜湖人，1937年9月1日出生。2007年10月23日因脑溢血病复发，医治无效，于28日下午6时逝世，享年70岁。
包先生是中国知名学者，中国思想史专家，一生活跃于思想文化领域，中年以后反专制、除蒙昧，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其自由之思想、人格之独立、成绩之卓著，在海内外享有广泛声誉。
包先生父母早亡，13岁就成为孤儿，弟妹先后饿死。然而，孤苦的生活并没泯灭他求知的欲望，反而激发了他强烈的向上意志。他为了读完小学，靠教低年级学生挣学费；读中学时，他为买一部《红楼梦》，整整饿了一个月。正是靠着自己的顽强努力和天资聪慧，包先生先考上全国重点中学芜湖一中，继而考入北京大学。
1964年7月，包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随即进入中华书局任哲学编辑。和同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他在无休止的令人疯狂的政治运动中浪费了20多年青春年华。1976年国家出现了大转折的契机，包先生被调入国家出版局研究室，1981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任副研究员。新的历史契机令他英姿勃发，开始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大展宏图。
1984年至1986年，包先生任《读书》杂志副主编，协助主编组织和编发了大量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书评和论文，使《读书》杂志成为中国的名牌刊物之一，在当时的知识界和文化界最受欢迎和最具影响力。
创建于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为当时知识界和文化界著名的学术机构，包先生任书院导师之一。1978年至1987年，包先生任《中国哲学》主编，1988年至1989年任《文化哲学丛书》副主编。除了倾力编好这些刊物而外，包先生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化报》、《历史研究》、《哲学研究》以及《中国论坛》、《明报月报》等报刊上发表了约百万字的思想文化方面的文章，成为上世纪80年代以启蒙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热”中的著名人物。这些文章中的上品，后来集结在《跬步集》和《民主与启蒙》等著作中。
包先生非常重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发微，但他从来不是“尊孔派”，他对文化传统中的专制主义一贯采取批判态度，有人因此而称他为“反孔派”，他则很恰当地认为是自己是批判继承派。包先生的这种严谨而公正的学术态度，为许多同行所称道。
包先生一生事业中最大的亮点有两个，一个是主编《走向未来》丛书，一个是在80年代末那场震撼世界的民主运动中可圈可点的表现。
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包先生先任主编，后任顾问，从1984年出版第一批书籍起，整个80年代一共出了80多种，每一种都再版重印。丛书展现了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了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了那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成为当时知识界和年轻人最为看好的启蒙读物，影响了不止一代人的思想历程和人生道路，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念念不忘。时隔二十多年，参与编辑、翻译和写作的青年学者中，已经有不少人成为各自领域中的著名人物。包先生本人也因此而成为青年学子的良师益友，成为他们非常敬仰的前辈学者。
1989年是当代中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那一年的4-6月爆发了席卷全国、震撼世界的民主运动。“八九民运”为中国当代史谱写了辉煌的一页。包遵信先生以他一贯的践行精神，积极投身于“八九民运”的全过程。作为中生代意见领袖，从89年3月知识界的公开信活动到戒严后的一系列活动，他参与了知识界发起的大多数重要活动，堪称八九期间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包遵信先生为争取公民权利、推动中国民主化转型，不避风险、大声疾呼，尽到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
“六四”惨案发生后，包遵信先生被捕入狱，获五年刑期，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开除公职。他失去了工作，原有住房被强行收回，没有工资，没有养老金，没有医疗保险，实际上等于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但是，他无怨无悔，除了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之外，还不辞辛劳，提携后学。与此同时，他一直热情地参与争取自由与人权的社会活动，先后参与多项维权签名活动，参与知识界呼唤社会宽容的公开信，参与呼吁重新评价八九运动的签名，参与声援天安门母亲、北师大学生刘荻、湖北作家杜导斌；即使在2004年脑干出血，身患重病以后，仍然初衷不改，直到今年8月，他仍然在中国学者、作家关于北京奥运呼吁书上签名。
包先生那瘦小的身躯中，竟蕴藏着如此巨大的能量和坚强的意志，令人钦佩不已！
在当代中国，知识界的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大面积沦落的困境中，包遵信先生以知行合一的勇气，诠释了“人怎样活得有尊严”，从而赢得了向往自由的人们发自内心的尊敬，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典范。
包遵信先生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挽联
走向未来，未竟神州启蒙业
囚居京城，锻造华夏自由魂
● 在追悼会上于浩成先生的悼词和包遵信女儿的祭文
▲于浩成：送别老友包遵信先生——在包遵信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的致词
今天在这里，我们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送别敬爱的朋友和导师包遵信先生。老包（我们一向都这样亲切地称呼他）一生追求真理，传播真理。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就担任过《读书》的副总编、《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引进世界先进国家的新知，使我们（包括广大青年人在内）受到启发和教导。他可以说是我国现代启蒙运动的一位先知和导师。更加可贵的是他并非那种“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或老于世故、明哲保身的“聪明人”。他从不满足仅仅“坐而论道”，而是闻道后就“起而践行”的人。
在“八九民运”中他作为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积极支持和参加广大学生要求政治改革，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他是1989年5月13日到天安门广场对绝食学生表示慰问和支持的十二作家、学者之一。后来当局宣布戒严，他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担任“中国知识界支援学生联合会”领导人（另一领导人是严家祺先生）。“六四”后的“秋后算账”中他被捕下狱，开除公职并判刑五年。近年来他不顾当局的对他的长期监视、不断警告、威胁和骚扰以及病魔，仍然以各种方式坚持维权活动和斗争，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令人气愤的是，当局直到他病危住院仍然没有罢手停止对他的迫害。
我在10月25日到东方医院探视他的第二天，当地派出所所长就突然到我家询问我是否去过医院？还有哪些人去过？俗话说“杀人不过头点地”，连一个垂死之人都不放过，真是无比的残暴和凶狠！对这种无法无天、肆无忌惮的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侵权行径，我在这里不能不表示坚决的反对和抗议！
在我和老包的多年交往中，他的为人有两项突出的高贵品质使我深受感动：一是他的真诚、老实，待人诚恳、热情。我在“六四”后被关押一年半并被开除党籍，行政上降职（正局降为正处），中国法学会和政治学会的领导职务均被解除并禁止发表文章、讲话，遂被迫流亡海外，十一年后侥幸得返故土，已是一个八旬老人。老包是第一批来看我的老朋友之一。对比一些人出于利害考虑对我的冷酷无情甚至无端怀疑，我痛切感到一个道义之交的真诚朋友与那些势利之交的酒肉朋友，真有天壤之别！因此，我对失去老包这样一个真心朋友，加倍感到痛惜！
老包给我另一深刻印象是他毕生追求真理，好学不倦，活到老，学到老，大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就在不久前，今年7月初我从方庄神州书店买到《胡适日记全编》其八册，偶然告诉老包后，他就乘公交车去神州书店也买了一部。他那时身体尚未完全康复、行走不便还这么渴望读书，追求真知，实在令人感动！
包遵信先生年仅七十就过早地离开人世，使我们痛失这样一位良师益友。老包，永别了！作为后死者，我们将学习你高尚精神，接过你的担子，继续为中国的自由民主而努力奋斗下去。老包，安息吧！
一生追求真理，传播真理，堪称启蒙先导；
至死争取自由，捍卫自由，无愧维权英雄。
2007年11月3日
▲包瑗：爸爸，回到女儿的蓝色中——祭父文
爸爸，今天全家人来为您送行。
自从您第三次脑淤血发作住院，您就再没有醒来，虽然还有心跳，但大脑已经死亡，身体也渐渐变硬变凉变色。最后的下午，我守在您的床前，盯着监护仪上残酷的数字，不时伸手摸摸您的胸口，用双手揉搓您失去知觉的手指。我多希望，你的心跳渐渐增强，你的手指恢复温度。但我知道，冰封的时刻一点点逼近，让我无法躲藏。眼睁睁地，看着监视仪上的曲线变成不再有任何起伏的直线，我知道，那一刻到了。奇迹般地，我没有嚎啕大哭，甚至没有一滴眼泪。我的心，麻木了，如同您已经发凉变硬身体。
在生命面前，一切都那么渺小；在死亡面前，生命又那么脆弱；您能熬过孤苦伶仃的少年，熬过监狱的孤独，熬过无公职、无收入、无医保的生活，熬过没有基本人权的压抑，……但熬不过死亡。
面对生命的逝去，我是那么无助！七天来，我仿佛都是在白色的梦中，声音和影像都是白色的。您蹒跚的脚步声，是白色的；你看着外孙哈哈的微笑，是白色的；您从书房里缓缓地向我走来，是白色的。令人窒息、麻木、变成空壳的白色，让我难以忍受而又不得不忍受的白色，我宁愿，世界和梦都漆黑一团。
你离去，我陆续近距离地接触到您的生前朋友，从他们那里，我才知道您在家庭之外的大世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您是一位风云人物，据说是您编过的丛书影响过不止一代人。而对于我来说，那个风云人物的人物的您从来没有存在过。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您是遥远的，即便您在家里，也总是坐在书桌前，要么看书，要么写作，不停地抽烟。我读中学时，您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但我不知道你外出做什么，只是隐隐约约感觉您好像是去各地讲学；您的毛笔字写得漂亮，我从小就模仿您的签名，但您从未给女儿留下一幅墨宝。直到难忘的1989年，你被捕，家被抄，原住房被没收，你才在被捕之前向我交代了几件事。
爸爸，八九以前，您在家的时间太少，您给女儿的时间也太少，女儿多希望积攒足够的时间，用更多的记忆填补您留下的空白。
高墙隔断我与您。只有在您长时间远离的日子里，我才更加想您。三年多以后，您出狱了，您回家后的日子，变得最最令我难忘。您很少外出，很少开会，基本没有公开的社会活动，您终于有时间和我们在一起了。每天晚上，我们都能吃到您做的可口饭菜，你做的红烧鱼很好吃，现在想起还是满口余香；晚饭后，您居然还能和我们坐在一起看电视了。特别是作了外公以后，看见哈哈，你的烦恼全消，声音悦耳，眼神柔和，表情生动，四肢灵活。我知道，你对哈哈的爱是全身心的，不留任何余地。
爸爸，不管您以前在外面的形象多么风光，但我最最珍惜的还是你在家里做爸爸的日子。因为，这样的日子，是女儿第一次享受，让女儿感到无比幸福。然而，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十五年。
在刚刚过去的短暂而漫长的一周里，我们悉心整理着您留下的一切，您的朋友们夜以继日地精心准备今天的送别，我慢慢知道了更多的您，知道您在朋友们心中的重要地位，知道你为人的忠厚和义气，知道您在压力面前的气节。
今天，我们来为您送行。当我想表达对您的情感和怀念时，才感到自已的贫乏，有一种任何言语都说不清的遗憾！有满腹的心酸和痛苦堆积在胸口，您的在天之灵俯视着我，让我坚强、挺住，无论多么压抑，都不得发泄。如同你被捕前对女儿交代，让我在面对恐怖的抄家时，理性、镇静，完成您交待的事情。
我相信，您一定正在天上的某个地方看着我，听到了我的倾诉。
爸爸，在这样的时刻，请您原谅我没有继承您的事业，原谅我不擅长文字表达。但我觉得，文是小溪，心是大海，溪流当然无法表达大海。无论我的表达多么苍白，您都能感到我的心，我对您的爱和怀念，是惊涛拍岸，是海天一色，是最为纯洁的蓝色！
爸爸，回来吧，回到我的蓝色中，畅游，大笑。
女儿：包瑗
2007年11月3日
●独立中文笔会关于包遵信先生不幸辞世的文告
独立中文笔会第三次会员大会期间，突传悲讯：本会会员包遵信先生与世长辞。
值此笔会第三次大会闭幕之际，我们全体会员向包遵信家人致以深切哀悼。
包遵信先生与本会之缘，不仅在于他是老资格的会员，还在于他在八十年代、在八九运动、在六四后十八年里，与本会许多会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它奠基于对恐怖政治决不屈从的共同命运感，奠基于对独立自由精神的强烈认同感。
包遵信先生一生，青年孤苦，中年觉醒、晚年坚韧。他是知名的中国思想史学者，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文革结束后近三十年的当代史上，他致力于思想启蒙和自由事业，为推动中国民主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他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引发思想地震。许多笔会同仁，就是在包先生的启蒙和引领下走上自由写作之路的。在狂飙突进的八十年代，包遵信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位领军者。
在八九天安门运动中，包遵信先生是最赋献身精神的知识界领袖，他参与当时知识界组织的绝大多数活动，从声援方励之致邓小平的公开信到戒严后的一系列反抗活动，直到六四后被捕系狱。
牢狱之灾并没有摧毁包先生的意志，长期监控并没有挫败包先生的勇气，禁止发表言论及作品并没有终止他的思考和写作，即便在无公职、无工资、无医保的三无困顿中，他也从未屈服，反而在苦难中坚守理想，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在中国文化中，“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是最高的人格理想，包遵信先生庶几近之。可以说，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包先生是极少数勇于履践知行合一的知识分子。
我们向启蒙先驱、笔会文友包遵信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我们将继承包先生未竟的事业，像他那样写作和生活！
包遵信先生走了。他的精神和人格必将留在笔会的血脉里。
愿包遵信先生安息。
中文独立笔会第三次会员大会
2007年11月2日
● 追思和祭文
▲丁子霖 蒋培坤：他留给了我寂寞和孤独——挽包遵信先生
唇亡齿寒也罢，物伤其类也罢，虽都不是什么好词，然而用来形容我们这些天的心情，却大抵如此。自28日傍晚那一刻起，我们总是恍恍惚惚、茫然若失，好像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
包遵信先生弃世而去，禁不住有一些话要说，但这只能在痛定思痛之后。
说起来，我们与包先生的交谊，仅仅四年不到。之前，但闻其名，无缘晤面。四年前，蒋因患心脏病住北医三院手术治疗。一天，祖桦、晓波去医院看望，意想不到，他俩竟把包先生也邀约去了。这是我们与包先生第一次接触。事后，听蒋说，其实这是他第二次见到包先生了。最早是在1993年春，正值民营三味书屋二楼茶座（实为读者沙龙，不定期举办读书会及文化讲座——作者注）经“六四”重创后重新开业，主办者为恢复80年代茶座人文活力，几乎把当时在京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都请去了，这其中就有包遵信先生。那时包先生大概刚获假释出狱不久，应该还在“剥权”期间，能在那样的场合露面，实属不易。蒋曾对我说，包先生个子不高，脸膛黝黑，因此他误认为包先生是福建、广东一带人。他还告诉我，那次集会当局派来的“便衣”不比正式的受邀者少，因此与会者相互间的接触、谈话相当谨慎。不过，这一次总算把包先生其人其名对上了号。
近年来与包先生来往多了，才知道他比我小一岁，比蒋小四岁。但说来惭愧，我们只是比他虚长了几岁年纪罢了。包先生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先知先觉者，我们则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后知后觉者。包先生于80年代编辑的《走向未来丛书》，一时间真可谓洛阳纸贵。我们在北京没有买到，是托朋友直接从四川出版社邮购的。在我们家里，大人读，孩子也读。我死去的孩子当时不足15岁，却比我们还废寝忘食。在前年与包先生的一次见面中，我还特意向他提起这件事。然而，物是人非，徒生悲伤，唯有怆然唏嘘而已。那个年代的青年人，包括像我儿子那样少不更事的小孩子，很多都是捧着那些启蒙读本渐渐成长起来的。现在，这样的情景已经不多见了。
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我们有了推心置腹交流各自想法的机会。他的话不多，我们的话也不多，但彼此很容易沟通，因为双方心里的话，或都写在了脸上，或已形诸于文字，再说就是多余的了。他在2004年第一次脑干出血犯病康复以后，行动略有不便，说话的口齿也有些含混，话似乎就更少了。但只要我们有求于他，尤其是涉及到有关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事，他总是直率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然后作耐心的解释。这些年来，我们深感我们这个群体的命运已经与包先生的命运牢牢地连在了一起。
我们欠他的情太多了，更没有为他做过什么。我曾多次向他提出要去塔院他家看望他，向他当面道谢。但都被他“拒绝”了。2005年夏天，蒋住院做心脏复查，我想趁探病的机会，登门拜访。于是，我事先给包先生打了一个电话，但他在电话里说：我知道你怕狗，我们还是去医院见面吧。待我辗转乘车来到蒋的病房，他已经先于我到了医院，正坐在病床前与蒋说话呢。傍晚，我们一起出了医院，往车站的方向慢慢走去。他行动艰难，我一路挎着他的胳膊，边说边走，不知不觉走到了他住所的楼下。我不忍心再让他送我了，要他上楼回家，何况到车站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他说什么都不肯。于是，我们又边说边走，一直到车站。等了许久车仍未到，我怎么也不让他再同我一起等下去了，但还是拗不过他，等我上了车他才返回原路回家。在暮色中，我从车窗里望着他艰难的步履，望着他缓慢移动的背影，忍不住流下了泪水，这泪是热的，还是凉的？我无法说得清楚。好人啊，我交上一个好人了！人说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难道老天爷真的如此不公吗？
2006年12月26日，是我农历70岁生日。我请晓波夫妇邀集北京的朋友一起吃顿饭，但希望他不要向朋友们提起我的生日。那天来了很多朋友，有的还是从外地特地赶来的。很自然，包遵信先生是我的“特邀嘉宾”之一。论年龄，他也是一位长者。眼看着济济一堂的新朋旧友，那天包先生非常高兴，人们几乎觉察不到他是一个有病的人。
在那次生日餐会上，我第一个向来宾介绍的就是包遵信先生。我说：“这位就是我尊敬的包遵信先生，他在80年代的启蒙运动中作出过很多贡献，他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影响了整整一代年轻人，我死去的儿子就是读着这部书长大的。我在这里要感谢包先生。”这是我一直藏在心里想说的话。
在那次生日餐会上，我还谈到了死。我说：“我之所以要请大家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怕自己活不到80岁。因为据我二伯父丁文江的考证，我们丁氏家族中没有长寿的遗传基因，祖辈中好几代人没有活过50岁的。……
今天，像我这样的家族背景，又经历了如此惨烈的丧子之祸，能够活到70岁，就算是一个奇迹了。所以我不想放弃今天这个机会，好让我当面向朋友们致谢，谢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我、对天安门母亲这个受难群体的同情、理解、支持和帮助。（鞠躬致谢）“在我要感谢的朋友中，我最在意的就是包遵信先生。2004年，我和其他两位天安门母亲被捕，在签名营救者的行列里，就有包先生。
我之所以要在这样的场合谈到死，还因为我要让在座的中年和青年朋友们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余生无几了，他们应该挑起更重的担子。我想，我当时所说的那点意思，坐在我旁边的包先生一定会理解和产生共鸣的，因为在他平时的一些言谈中，他不仅总是以长者身份给于这些青年人乃至中年人十二分的关爱，而且也总是寄厚望于他们。现在，他不意先我而去了，我感到有一种无法排遣的寂寞与孤独。我觉得他不应该死，他毕竟还比我小一岁，而且是比我更有用的人。
我在这里还想说说，今年6月16日，包先生与一些朋友一起去延庆下营村看望我们的情景，因为那是我与包先生的最后一次会面了，而且这次会面给我留下了一份冷酷中的最美好记忆。此前，刚出狱不久的杨建利先生提出要想来看望我们。我告诉他，我们不在北京城里而在延庆农村，离北京很远，交通也不便。但他执意要见到我们。这样，就由晓波、祖桦作了安排，于16日那天一行六人分乘两辆小车驱车100公里来到我们在远郊农村的暂居地。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包遵信先生居然也一起来了。据晓波（也可能是别人）说，他们曾劝阻过包先生，但包先生表示一定要去，他们无法违拗。要知道，那不是去延庆的风景区旅游的，对于一个曾经患过重病的老人说，这不啻是一次对生命极限的挑战。
那天，我们在院子门口迎接远道来的客人。杨建利下车一见到我就朝我奔来，当着马路上的行人与我抱头痛哭，围在周边的包先生和其他朋友，也无不为之动容。后来我知道，包先生这次是执意要亲自陪同杨建利来看望我们的。我还知道，在以后几天里，包先生还陪同杨建利去拜访了北京的好几位朋友。这样的不辞辛劳，这样的关爱后进，如果换上我，我自认很难做到的。
那天大伙儿相聚甚欢，有思想的交流，有观点的沟通，也有问题的争论，包先生说的话依然不多，但他思维缜密，往往一语中的，不能不令在座者钦敬。夜色已深，大家仍不愿离去，但考虑到包先生毕竟有病在身，不得不作一暂别。可没有想到，这竟是一次令我们无法接受的永诀。
包遵信先生为人宽厚，与人为善，但对年轻朋友身上的一些缺失，从不做无原则的迁就。去年5月，布什总统会见余、王事件引发一场风波，海内外对余、王多有批评指责。一天，包先生由祖桦、江棋生、浦志强陪同来我们家里，大家自然又谈起那一场风波。我们向在座的几位说起此前我们对余杰的批评。大意是：余、王当时在情急之下做出那样的决定不容易，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无论事先事后，他们（主要是余）的一些言论、做法确有不妥，尤其没有考虑到事情的后果。我们告诉几位，我们曾当面批评过余杰，说他的问题在于“少年轻狂”。在场的几位听我们这样一说，都有些激动，包先生则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最后他略带激动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同意丁老师蒋老师的批评，余的问题就是“少年轻狂”，这对年轻人来说，不是小事，应该有所检讨；但反过来说，事情也应到此为止，不要再多加指责，毕竟年轻。他接着说，现在像余、王那一代人，有几个能像他们做那么多事的，又有几个做得那样好的？包先生的这一席话，可谓语重心长。年轻一点的朋友，都应该有所自律，绝不能放纵自己。
在那几年里，包先生与晓波夫妇、余杰夫妇以及张祖桦、江棋生、浦志强、莫律师等朋友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有些时候我们也参加。我们能看得出来，他对这些青年乃至中年朋友有一种年长者难得的责任和真诚。就是那一次下营之会，我们就亲耳听到他郑重其事地对祖桦的批评，他说祖桦其他方面都很好，就是该说的话不说。他这话是我们在一个饭馆用餐后很多人已离开餐厅的时候特意对祖桦说的，话依然不多，但我想这话已经在他心里已放了很长时间了。我想祖桦一定记住了他的话。现在包先生离我们而去了，当我们怀念他的时候，也一定会想起他说的这几句话。
包先生走了，我望着他艰难的步履，望着他缓缓移动的背影，渐渐远去。我希望大家都能记住他。
最后，一付挽联为他送别：
立足当下走向未来得风气先为后人师始信独立自成蹊风刀霜剑亡命幽禁屈也不馁折也勿悔莫谓直道难成行丁子霖蒋培坤敬挽
▲陈子明：用行动书写历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怀念老包
2007年10月28日18时，包遵信先生因突发大面积脑溢血，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一个月前，我和之虹去协和医院看望老包，恰遇张显扬先生也去看望老包，我们还在一起对中共十七大进行了预测。几天前，晓波通知我，老包从协和医院出院的次日，就因突然摔倒而昏迷不醒，再次送到医院抢救。我们感到非常的意外，同时祈盼他能够像上一次脑干出血那样从死里逃生。然而，噩耗传来，老包就这样匆匆离开了我们。
早在1980年代中期，我就读过老包有关思想史的文章，但给我以更大启示的，是他以行动来书写历史的创造性实践。秦晖在《实践自由：再祭李慎之》中说，自由主义当然不能说不需要自己的“神学家”，但更需要“圣徒”。圣徒主要不是信仰的论证者，而是信仰的实践者，但在基督教历史上圣徒的贡献决不亚于神学家，而圣徒之难得则远过于神学家。中国的自由主义需要“理论原创性”，但更需要“实践原创性”。
由老包担任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是改革开放以来由民间组织编辑的第一套丛书，也是公民社会在中国重新萌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走向未来》破土而出之后，数以百计的由民间编委会组织编辑的丛书随之跟进，1980年代后期的中国大陆出版界出现了几十年未见的繁荣景象。我和杨百揆、李盛平等人所撰写的《西方文官系统》一书，曾有幸成为《走向未来》丛书的一种。此后，我们又以老包为榜样，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文库》、《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等十几套丛书、几百种图书。
1988年，我所在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在蛇口举办了一次小型的“京沪港现代化理论学术沙龙”，出席的学者有北京的包遵信、张显扬、陈子明、王军涛、刘卫华、刘力群、杨百揆，上海的陈奎德、黄万盛、许纪霖、陈峰，香港的程翔、郑硕宇等人。在这次会议上，我和军涛与老包有过多次促膝长谈。我们虽然在年龄上相差一二十岁，但思想和心灵是息息相通的。我们一致认为，中共的极权专制统治，是延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原因，而出路是以民主宪政来取代一党专政。
1989年5月中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绝食活动已经持续多日，各方面人士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我和军涛，要求我们以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高校竞选运动过来人的身份，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把民主运动引向更加理性的途径。我和军涛认为，由我们来做这件事，份量是不够的，需要有更具威望的知识界领袖出面。在当时的知识界领袖人物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老包，把这个想法和他一说，他欣然表示同意。我们都认为，要想说服学生，首先要和学生站在一起。因此，我们请了学生领袖到蓟门饭店参加筹备会，大家共同商议有没有必要成立联席会议。当局宣布戒严后，5月22日晚上，我和老包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基上发表了讲话，表示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并建议成立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
1991年4月，当局把我和军涛、任畹町、老包和王丹从秦城监狱转往北京市第二监狱关押。狱方为了强制改造我们，一进监狱就把我们关在惩罚犯人的紧闭室里。当时，紧闭室的二十几个小号全部腾空，只关我们五个人，隔几个小号关一个人。他们没有想到，这样一来，反而给了我们一个互通信息的机会。我们彼此见不到面，却可以听到每个人的喊话。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稀听到了老包的声音，心里就有一股暖流在涌动。从禁闭室下到大队后，我们几个人一个人分到一个大队（一座楼），每个人接见家属的时间都不在同一天，我曾经在窗户里远远地见到老包的身影，却无法和他说话。
1995年，老包已经刑满释放，我也处于第一次保外就医期间。我参与了由老包领衔，有王若水、徐文立、陈小平、刘晓波、周舵、吴学灿、闵琦、沙裕光、廖亦武、金橙等12名知识分子联署的两封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的政治反对派公开信。一封是《反腐败建议书》，另一封是《废除收容审查保障人身自由建议书》。此后，我被再次收监和软禁，直到2002年10月，才有机会与老包见面畅谈。
2003年，老包在为《浴火重生》所写的序中指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普遍赞许英雄，而且也确实涌现了许多英雄。可是到了九十年代，就再也听不到这种呼唤与赞许了。
最让人心寒的还是知识界，他们中不少人不但随风转向，而且还以“反思”的名义，清算起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与文化批判，认为那只是“浮躁”，是“激进”，于是纷纷躲进了书斋去作学问，据说那才是真学问、纯学问，最终成果如何不清楚，只知道一时知识界“精神状态普遍不良，人格的萎缩，趣味的粗劣，想象力的匮乏和思想、学术的‘失语’，正是其触目的表现”。老包为此而感到悲伤。他写道：“历史处于这样的关键时刻，也正是民主志士、当代英雄此伏彼起，成千成万地涌现与成长的时代。我们为这些英雄的涌现与成长感到鼓舞，有了无数这样的英雄，中国宪政民主的希望就有可能实现。”在我看来，从1980年代率先开拓公民社会的空间，到在八九民运中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再到近十几年来始终不渝地推动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包遵信先生正是我们这个转型时代最需要的“宪政英雄”。
▲严家祺：痛悼包遵信
作者：严家祺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222 更新时间：10/31/2007
在包遵信去世前一天，我得了重感冒。10月28日早上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0月27日傍晚6时，在包遵信去世的时候，我正发着高烧。几个小时后我接到刘晓波电话，悉知包遵信去世，我觉得我也要死去一般。1989年我和他一起写了几篇抨击邓小平、李鹏的文章，因为被港台报纸刊出，成了我们“反革命”的“铁证”，加上我们同时被邀担任“知识份子联合会”的总召集人，又同时被社会科学院开除公职和党籍，使我们的命运连在一起。(右图为本文作者严家祺先生–编者注)
“六四”开枪前一、二小时，我去天安门广场参加“民主大学”成立大会，我想到的是会有1976年那样的“清场”，而完全没有估计到会发生大屠杀。6月3日晚上，我是11时演讲后离开广场的，后来知道远处已开枪，但广场当时听不到。当我知道1989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通缉“知识份子联合会”的总召集人公告后，我决定逃到香港，而包遵信却遭到逮捕，从此，包遵信与我的“生命树”出现不同“分叉”，我逃脱了专制主义的魔爪，他开始遭受残酷的迫害。
包遵信和我牵头的《五一七宣言》是包遵信5月17日中午拿到广场的，而邓小平决定“戒严”是在5月17日上午在他家举行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五一七宣言》指邓小平是“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刺痛了邓小平，与邓小平决定“戒严”并没有关系，但却使包遵信被判重刑。
香港《当代》月刊刊登了一篇关于包遵信的报导，说他出狱后两次去信司法部长蔡诚，要求恢复公职。我见到这篇报导后，写了一封信给汝信。汝信是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我同他很熟，希望他把这封信转交胡绳和历史所所长李学勤，请他们“在恢复包遵信公职问题上高抬贵手”，但石沉大海。
我来美国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作了两年访问学者，后来靠写文为生，没有其他工作。包遵信希望来美国。我给许倬云教授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读过他的《素心五愿》，请他为包遵信到香港或美国作访问学者一事帮忙。《素心五愿》中的一“愿”是“不求为贵”，但我还是要“求”他帮忙。许倬云教授给我的回信中说：“我推荐到邀请，并非难事，大陆也十分可能送神出门，然后不准他回去。”如到美国，“若勉强留下，长年累月，如何找到一年又一年的财务支持？为此，我也不能有着力之处。包先生高风亮节，我至为钦佩，只是我不能作为德不卒之事，使他来美后进退两难，直言相告，请能原谅。”许倬云教授是我十分尊敬的、有杰出成就的大学者。我从他这封信懂得了“为德不卒”的含义。
包遵信去世了，他的精神永存。他的好友遍布两岸三地和美国，我们为他沉痛哀悼，也望包遵信的夫人王淑龄女士节哀。
包遵信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家，他之所以在1989年走上这一步，与他对中国专制主义的认识和身体力行的精神有关。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曾担任《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现任北京市长的王岐山是包遵信领导下的一个编委。希望王岐山市长能对包遵信的家属有所关照。友谊高于政治，没有一位大政治家不懂得这一点。
▲戴晴悼念包遵信先生
包遵信先生走了。昨天下午。北京。享年70岁。
在朋友中间，多称他“小老包”——不为身量瘦小，而为他的风格、他的做派：只知道做事，从不端架子；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摆谱”。
1978年以来，他做了多少事啊！那时候我还是工程师，小老包出手的一件件思想启蒙“小”大事：《读书》杂志、《走向未来》丛书……已经在我们中间传开，已经为我们后来的努力（包括所谓“成绩”），铺洒下第一缕阳光。
他的见识、他的学术成就，会有人撰文论述的。我在这里只想说，以我亲身之经历，体会最深的，是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毫无感觉地、彻底无私地——帮助别人。
那是1986年，《王实味与‘野百合花’》刚刚完成。我手里攥着草稿，不大有信心，也不大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除了军方，可能还没人用电脑。
偶然间，他见到这稿——我那时候还不大认识他，既不是向他投稿，也没有请他审阅。他什么都没说，只拿着这稿，迈着他的鸭步，到他供职的人民出版社，不仅请打字员打了出来，还印了好几份。三、四份吧，8开，厚厚一大沓。有了稿子在手，我开始找出版者……于是才有在黎澍先生“共同作弊”之下，打“时间差”，混过温济泽先生可能的阻拦，险情跌出地出现在《文汇月刊》上的后情。
到后来，到这篇文章已经发表，已经引起不小的轰动的时候，他除了呵呵地笑，从没提过这事，也没对这篇文字做什么评价——他可能根本就忘记了打字那节。因为类似的事，他实在做得太多了。
所有当年受他提携的小女子、小青年（其中有些眼下真可说名声赫赫了），你们还记得他么？
对他的告别，当局定会高抬贵手吧？这里仅将《王实味与“野百合花”》再次发出，呈现于读者诸君尊前，一同分享包先生当年的感触与心怀，作为对它的第一个赏识者、眼光锐利、且永远无私地帮助别人的小老包，表达深深的敬意与思念。
▲江棋生：老包，一路走好
老包走了，才70岁刚出头。想到从今以后，再也见不到可敬、可亲、可爱的“包包”（刘霞语），再也听不到他率真、痛切、睿智的声音，我悲从中来，哀痛莫名。
2004年2月11日，老包突发脑干出血，但他奇迹般地与死神擦肩而过，不仅挺了过来，且几乎完全康复。今年9月，他患脑血栓住院，我没去看他；我相信生命力极强的老包会安然归来。果然，他于10月22日顺利出院。但是，不幸的、致命的一幕在他出院后第二天发生了，他跌倒在家中卫生间里，造成深度昏迷。送院检查后马上被施以开颅手术，发现右脑大面积出血和脑干出血。之后，他一直处于昏迷之中，没有自主呼吸。院方的意见是：这一次，奇迹将不可能再现。10月27日下午，晓波、祖桦和我到达老包家中，会同显扬老师和晓燕，心情沉重地与老包家人商议后事。当晚，晓波和我还与小浦（浦志强律师）进行了商议。不过，那天及第二天，我都一直没有完全死心，还在企盼老包再次奇迹般地战胜病魔，回到大家身边。
然而，10月28日晚上，祖桦、晓波打来电话，沉痛地告知老包逝去的噩耗，我也随之见到了显扬老师发来的老包不幸病逝的讣告。我的眼神久久定格在刺目惊心的讣告上；它无情无声地告诉我，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一员主将永远离去了；八九民运中的中生代意见领袖驾鹤远行了；六四屠杀后继续践行自由民主理念、不屈推进政治变革的活动家与世长辞了；一位挚爱生活、珍惜生命的性情中人，与他所深深眷恋的家人和亲朋怆然永诀了！
回眸风云激荡的20世纪80年代，由老包担任过副主编的《读书》杂志，和由他担任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无可争议地是同类书刊中的佼佼者；她们在改变一代人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的事功中，作出了十分突出和骄人的贡献。当时，作为一名工科硕士生和大学青年教师的我，在理念的更新和精神的升华上，就曾深深得益于她们。此外，我后来的物理学研究，也正是循着由《走向未来》丛书所推介的老三论——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走向新三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和超循环论，并由耗散结构理论走向对时间反演和空间反演已有定论的质疑和解构的。1988年秋，我成为科学哲学博士生后，曾去北大听过老包的一次讲座，主题是评点、批判新儒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个子不高、语速不慢的包先生，第一次听到他用明显带有安徽口音的普通话论今说古，臧否众儒。
在震撼世界的八九民运中，老包以思想引领者和政治活动家的身份，发出自己来自良知和理性的声音，并以自己的道义担当为历史所铭记。
六四大屠杀后，老包被判刑五年。出狱后，还在所谓剥权期内，他就以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再次发出不同凡响的声音。1995年春，他在由四十五位国内科学家、学者共同发出的著名的《宽容呼吁书》上签了名。也是在1995年春天，为了商讨和起草《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和法治进程》呼吁书事，我第一次去了老包家，第一次和老包有了零距离接触。接下来10多天中，我和晓波、王丹、念春、陈小平、周舵等人数进老包家门，直到呼吁书被最终敲定。
1999年5月我被抓后，老包和章虹见了面；他对我的系狱表示了深切的关注。2003年5月我出狱之后，老包和晓波、祖桦、军宁、小浦等友朋一起，在紫玉饭店为我摆酒接风。
今年6月14日，老包与我、祖桦、莫律师和力雄、唯色夫妇相聚。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老包兴致很高，抽了三支莫律师带去的广西烟，喝了三小杯泸州老窖，并说定后天上午搭莫律师的车，去延庆乡下丁老师暂居地。”
6月16日上午，老包如约搭车前往延庆。我则驾祖桦的车率先上路，乘员有祖桦、晓波和建利。过延庆城区，穿古崖居，最后到下营村时，丁蒋两位老师给予建利和老包特别感人的欢迎。那天，老包的精神特别好，不仅饭桌上颇有胃口，还像半个美食家，饭后也毫无倦意，一直参与大家的叙谈，直到晚上8点方动身返城。当时留下的老包与丁老师、蒋老师和莫律师的合影照上，他真是气色甚佳，很有精气神。瞧着那张照片，谁也不会想到，也不忍心想到，筚路蓝缕立足当下的老包，壮心不已走向未来的老包，竟会在4个多月之后，就和我们生死离别，天各一方。
我最后一次见到老包，是在7月7日刘毅和马来西亚姑娘程慧瑜的婚庆喜宴上。我挨着满头白发、满面红光的于浩成先生，陪82岁的于老喝了不少白酒。老包坐在于老的另一边，他克制自己，滴酒不沾；他用祥和宽厚的笑容，表达了对新人的祝福和对后生的奖掖。我记得，当时老包曾好几次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少方说：你也老大不小了，什么时候才能吃到你的喜酒啊？老包还笑着对冠三说，你那个“酒会”里“党代表”太少，等他身体再好一点，他是一定要加入“酒会”的。9月22日，少方和重庆姑娘余贞颖喜结良缘。那时，老包正在协和医院就医，不能亲临致贺；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见，病床上的老包，一定会因此而倍感快意和欣慰。
老包是一心希望自己能多做些事的。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老人定期相聚，也常和中青年促膝交心。他想活到80岁、90岁。他想看到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化的那一天。不过，老包很清楚，那样的未来他或许看不到，但他决不放弃努力，他是生命不息，推动民主化进程不已。
老包走了。可敬可亲可爱的老包走了。老包才70岁，走得太急，走得太早了！我愿强压心中的哀痛，深情地道一声：
老包，一路走好。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中华大地上有志于老包未竟事业的人，做到哪一步才算可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了呢？我以为，可以把那一步定在：那些在内心里对一党专政表示厌弃的国人，已经不再迷茫，他们在民间自由民主力量身上的确看到了希望，并敢于公开或半公开地投以敬重和信任的目光。到那个时候，我会无愧于心地、动情地唤一声：
老包，安息吧！
▲张耀杰：包遵信先生的“道德良心和勇气”
早晨打开手机，意外看到远在南国的一位女编辑于昨天深夜发来的短信息：包遵信先生已于2007年10月28日18时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敬请各位师友同道相互转告，以缅怀这位引领八十年代青年走向未来的启蒙者！
上网搜索，又看到俞梅荪发布的消息：六天之前，包遵信突发大面积脑溢血，经抢救，处于深度昏迷之中，靠仪器和药物维持生命。
身居北京，对于包先生的病情竟然一无所知，自己的懒惰无礼实在是无法原谅。能够救赎自己的唯一方式，只能是翻检日记，为先生留下一点纸面上的纪念。
“2004-7-1，星期四，阴。到陈小雅老师家，见到包遵信老师。……回家时与包老师同车，40元。住牡丹园小区。路上谈到一些年轻人太过聪明，到了21世纪还想扮演传教士角色，并且像鲁迅、陈独秀那样以专制思维反抗专制：自以为是、唯我独尊，只许自己骂人却不许别人批评自己。”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病初愈的包先生，在场的有俞梅荪等人，记得是为答案谢小雅老师帮我从美国带回新书《民权保障同盟》，由我邀约几位师友在一家饭店聚餐，没有想到平时十分节俭的俞梅荪抢先付了餐费。
第二次见到包先生是2004年9月8日下午，日记里只留下一行字：“包遵信老师来，送给他三本书。”
这一天上午我突然接到先生的电话，说是要来我家里讨论一些事情。我连忙说不敢当，应该由我去拜访。先生说家里的狗太厉害，执意要来我这里。我不知道先生要讨论什么重大议题，也不明白“狗太厉害”是不是另有所指，只好恭敬不如从命。
下午三点多钟，我站在小区门口迎接先生，先送上自己的三本著作《戏剧大师曹禺》、《影剧之王田汉》、《民权保障同盟》，然后很惭愧地表白说：家里只有小小的一居室，连客人落座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到旁边的小餐馆里坐一坐。
包先生坚决拒绝此项建议，两个人只好站在路边谈起来。先生问我曹禺是不是戏剧大师？吴祖光是不是戏剧大师？应该如何评价这两个人？我回答说：曹禺肯定是戏剧大师，吴祖光的戏剧作品能够留下去的几乎没有。从正直勇敢的角度上看，吴祖光应该比曹禺高尚一些。从洞察事理、参悟人性方面看，曹禺是现代文坛除鲁迅之外的第一人。若干年之后，20世纪中国能够留传下去的大概只有鲁迅、周作人、曹禺、张爱玲、沈从文等几个人的文学作品。老舍的《茶馆》没有北京人艺的经典演出，也是留传不下去的。
先生解释说，他对中国作家的看法和我基本一致。只是与吴祖光先生私交很好，所以想知道从专业的眼光应该如何评价？
谈话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包先生临走时告诉我，他与我的导师苏国荣先生是北京大学的同学，苏先生是很真诚的一个人。送别包先生，我感慨地对妻子说：“没有想到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竟然主动来和我这个小辈人讨论历史人物，现在哪里还有这么认真的教授学者啊？”
第三次见到包先生是2005年初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在日记里留下记录。记得当时有张祖桦、王德邦、高战、古川等师友。这是我第一次到先生家中，并且见识了他那条总是与客人纠缠的小狗。先生告诉我，他对于我写的几部书有一些意见，以后要与我单独交流。可惜我当时并没有认真对待，错失了向先生学习的机会。
第四次见到包先生是2006年5月21日的晚上。这一次由我做东请包遵信、江棋生、陈小雅、张祖桦、刘晓波诸师友聚会，并奉送新书《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席间有一位老兄闹酒，引出包先生就余、王拒郭一事对于我的相关言论的批评。我接受了先生的一部分批评；对于他因爱护余、王而表现出的在多元社会里依然坚持正邪敌我分明、忠奸善恶两立的二元对立意识或者说是路线斗争意识，至今依然持保留态度。好在先生并不是计较别人错失的一个人，6月16日再次见面时，他依然是那么慈祥随和。
与大多数1949年之前出生并且接受过那个时代最低限度的启蒙教育的老辈人一样，包先生并不是十全十美，却有着1949年之后的中国人所罕见的诚信和良善。和这样的老辈人接触，总让我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温暖亲切之感。随着这样的老辈人越来越少，人世间将变得越来越乍炎乍凉、乍暖乍寒。
最后一次见包先生，是两个多月前的2007年8月11日。一位上海朋友在浙江大厦的陈生记请包先生和刘晓波夫妇吃饭，我和几个年轻朋友应邀作陪。先生告诉我他已经搬家到左安门附近，以后见面没有以前方便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就此一别竟成永诀！
包先生是80年代的风云人物，他主持编辑的《走向未来》丛书，曾经影响过一代人。只是我当年还是河南农村的中学教师，对于这套富于建设性的学术丛书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倒是对于刘晓波、刘再复、李泽厚、王富仁、钱理群等先生比较粗糙也比较情绪化的文史著作颇为热衷。当我自己成为以学术安身立命的一名学者时，已经没有充足的时间细读这套丛书了。
在我的记忆里，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包先生为《拒绝谎言》一书所写的序言《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气》。先生在1989年之后身陷牢狱，恢复自由后依然站在中国自由思想的前沿地带，充分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气”，从而成为一部分年轻后学追随效仿的精神旗帜。在我看来，光荣伟大、永垂不朽之类的假话套话，是不足以形容包先生的真精神的。“拒绝谎言”的“道德良心和勇气”，才是先生留给后学最可珍贵的精神资源。
▲陈奎德：包遵信vs.秘密警察国家
包遵信先生走了。这一名字、这一事件没有出现在中国的任何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上，好像他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北京的街市，依旧和谐。
与之对照，在另一个真实的社会里，警察们却赫然出现，出现在与包遵信逝世有关的一切场合。
昨天，追悼会前夜，在北京，他们警告刘晓波先生，禁止在会上提及包先生一生最辉煌的事业，特别不能提那个敏感的事件和日子。他们警告江棋生先生，不让他去参加包遵信先生追悼会。在上海，浦东的国保很“亲切”地陪同李剑虹女士看电影，当然不是看《窃听风暴》，却也谈到老包的离世………。
今天，11月3日，是包先生的追悼会。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们，赶往追悼厅堂。警察又出现了，更大规模。他们禁足江棋生先生，把俞梅荪先生抓至派出所，他们截阻胡佳先生，阻挠张祖桦先生，刘凤钢先生，王美茹女士……。
几乎所有包先生的朋友，都被“和谐”了，被警察“和谐”了。
偌大一个国家，沸沸一个“盛世”，汹汹万千警察，面对一个已然逝去的老病书生，竟然如临大敌，战战兢兢。这与前述表层社会包先生的“不存在”截然相反，形成鲜明对比。它彰显了包遵信真实的赫然存在：作为一个大写的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灵。
中共国家系统的这一切反应，与多年来的手法并无二致，甚至变本加厉。回溯既往，今年上半年，当我为六月初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反有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作筹备，发送邀函时，也充分感受了类似“中国特色”式困扰。警察同志们耳听八面，眼观四方，探得内情，于是，对“改正右派”们，殷勤拜访，喝茶，请客，吃饭，不亦乐乎。面对这些合法公民，蒙冤老者，他们软硬兼施，甚至以子女前途要挟，务必使其打消去意。在多管齐下的纠缠胁迫之下，陈奉孝先生、王书瑶先生、谭天荣先生、李昌玉先生…。，等等，被逼无奈，只好把会议论文锁进抽屉，取消了行程。
如今轮到了亡灵包遵信。
如果说这不是警察国家，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警察国家？事实上，它不仅是警察国家，而且是秘密警察国家。它的大多数警察行为都是见不得阳光的，是违宪的。这种共产党国家的警察，事实上，挑战了人类历史上关于“警察”的基本概念。譬如，警察究竟是文官还是武官？在正常国家，显然是武官。但在共产国家，特别是当下中国，对于那些专职查办书籍、杂志和报纸“出轨”言论的警察，对于那些网络警察，鉴于他们专职任务就是管辖思想文化，难道还能被称为“武官”吗。
在统治手法上，很多人都说中国从极权主义变成了威权主义。这就是说，从斯大林走到了勃列日涅夫。其中，秘密警察国家的赫然显身，是其显著标志。因为它标志着毛时代的那种意识形态式的公开暴民专政，已在中国式微。当下中国是赤裸裸的“警察专政，特务治国”，是典型的1984年阴影笼罩下的国家。
目前，操纵控制中国的中枢系统，正是国安部。我想，这已不容置疑了。
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秘密警察国家”，竟然如此惧怕一介书生，而且是一位故去瘦小病弱的书生，这无可争辩地呈现出了包遵信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沉甸甸的分量。
去国已久，我已将近二十年没有见到老包了。只是最近一两年，从国内笔会朋友带来的照片上见到了他。坦率地说，刚一目睹照片，不由鼻头一酸：“怎么变成如此老病的一糟老头了？”人们告诉我，似乎所有当年他的老朋友都混得比他好，不少人甚至官居上位，脑满肠肥。
然而，今天，见满世界旧雨新知对老包的真情流露，对一个无权无势的老人而言，绝大多数显然并非谬托知己，仅此一端，足堪慰籍。加以如此众多警察也赶来为之送行，老包，你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记得八十年代中叶，老包时任《读书》副主编，实际主持刊务。我有时由沪赴京，编辑室主任王焱常陪我去见他。老包身上有一种很快就令人自在轻松的豪气，刚一见面，就感到一股浓烈的江湖气扑面而来。至今，他那招牌式的不设防笑容和音色粗犷的安徽腔仍栩栩如生，不绝于耳：
“哦，奎德来了，走，喝酒去。”
我虽不善饮，但面对如此江湖豪杰，能不舍命陪君子？………
如今，饮者包公已经远行。老包，到了那边，还有谁陪你畅饮呢？
▲笑蜀：包遵信思想的闪电射进神州
八十年代启蒙运动中，包遵信鼓吹心灵自由解放，启动中国一代学子思想转型。
第一次见到包遵信，是在一九八六年武汉的全国青年史学会上。那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巅峰岁月，名动天下的包遵信则是这巅峰岁月的领军人物。我想像中的包遵信，应该是深沉庄严，且儒雅风流。哪知道实际生活中的包遵信，竟是那样随和而率性。恰逢夏天，皮肤黝黑的包先生，穿一条皱巴巴的西装短裤就进了讲堂，手上捏把大蒲扇，全无大学者的派头，活脱脱一个中学老门房。但他一旦开口，即判若两人，妙语如珠，睿智而机趣，不时引得台下一阵阵会心的欢笑。
再见到包遵信，差不多已二十年之后了。真是沧海桑田，当年精力过人、不知疲倦的包遵信，这时已是病魔缠身，举步维艰了。那时他住在北京的一座塔楼里，不仅早已失去公职，而且连卖文为生亦不可得，失去了一切谋生的手段，只能仰仗年迈的妻子出外打工糊口。更可怕的是人为的隔离，使他越来越边缘化。但他仍不肯死心，仍在尽力保持与社会的联系。那天我与诸多友人一起去看望他，再到附近的一家馆子聚餐，餐馆老板听说是包遵信的饭局，马上变得十分殷勤，可见包遵信在当地社区颇有人望。谁知道见这一面，竟是最后一面。
说包遵信是我青年时代的精神导师，那是一点也不夸张。我刚刚跨进大学校门，著名的《读书》杂志就成了我主要的启蒙读物。正是这本杂志，率先发表了哲学家李洪林的文章《读书无禁区》，打响了民间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一枪。此后，《读书》清算封建专制尤其是清算精神专制，呼吁告别中世纪，鼓吹自由思想的雄文更是连篇累牍，几乎将我的大脑彻底“格式化”，对我的思想转型起到了启动作用。其中印象最深的一篇，就是一九八一年第八期上，包遵信为李泽厚《美的历程》而写的《迈向自由王国的足印》。追求心灵的自由和解放，是那个时代的大趋势。包遵信则从民族心理结构这一特殊角度说开，为其提供了历史的支点。
尽管包遵信笔下不乏名篇，但他作为出版家的锋芒，还是远远超过了作家的声望。在整个一九八零年代，他主要以主编的一系列出版物而独领风骚，不断把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从高峰推向更高峰。最巨者非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莫属。包遵信与金观涛共同主编的这套丛书，可能是当代中国最早的一套以介绍西方新思潮为主旨，以接轨普世价值为方向的大型人文普及读物。《以权利制约权利》、《人的现代化》、《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单看书名就不难知道，这套丛书在当时有著怎样烈的冲击力。“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丛书卷首所题的这句马克思名言，正好是这套丛书的写照。丛书确实打开了思想的天窗，让普世价值的闪电，照亮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心。遗憾的是直到现在，那一代青年真正解放成为“人”，还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未免有负丛书编者的初衷。
读书无禁区，思想无禁区，这是包遵信八十年代全部努力的主题。他的最高成就就是《走向未来》丛书，开启了当代中国的丛书时代，但无论以后出版了多套丛书，再无一套堪与《走向未来》比肩。《走向未来》丛书因此成了整个八十年代思想高地的标志性景观，包遵信也因此注定了要写入中国思想史。
从“读书无禁区”到“思想无禁区”，包遵信跨前一步，踏上了“政治无禁区”的探索之旅。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包遵信则是这个时代激动人心的人物，他用出版物，不断给人们的梦想和激情注入新元素，也给时代增添很多亮色。后来的时代之所以不再那样激动人心，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太少像包遵信那样奋不顾身、同时又跟包遵信一样水晶般纯粹的先驱人物。
我们今天不乏“公共知识分子”，但包遵信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当代中国最早一代的公共知识分子。那个时代，公民社会不过刚刚发育，体制外生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要做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一旦被逐就找不到任何藏身之所，所以那时做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所需要的道德勇气，是我们今天根本不可比拟的。那时的公共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勇士，真正的精英，真正的“贵族”。那时的公共知识分子，值得我们报以最大敬意。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先驱，包遵信也付出惨重代价。他用肩膀扛住黑暗的闸门，但最终还是被黑暗吞没。但即便被黑暗吞没，仍无改他的伟岸，这伟岸让敌人忌惮，也令自命为同道的某些后人惭愧。包遵信去了，伟岸的人越来越少了。不过，这或许未必是遗憾，一个平民创造历史的时代，或许是真的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