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曾有四次解決釣魚台主權爭端的機會，但都錯過了。一次次的迴避、退讓，讓日本覺得中國好欺負。這次的反應已是北京四十年來最強硬的一次，應該進一步迫使日本打消侵佔釣魚台的野心，否則釣魚台恐怕將永遠失去了。


今年是中日建交四十週年，卻因為日方強行「國有化」釣魚台而迎來兩國四十年來最惡劣的關係。撫今追昔，令很多第一代的保釣人士不勝唏噓！

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今次的反應，總算差強人意，雖然從主動宣示主權的角度看，力度還嫌不足，但從被動宣示主權的角度看，已經是四十年來最強硬的一次。筆者希望，北京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迫使日本打消侵佔我釣魚台的野心。如果這次「國有化」事件嚴重傷害兩國關係的情況下中國還不能做到這點，那麼釣魚台這片領土也許從此就要永遠淪失了。

筆者認為，假如有一天釣魚台真的丟了，那麼百分百的責任是在中共，因為它在過去四十年來，共有四次錯失解決釣魚台主權爭端的機會。

第一次是一九七一年美國剛宣布把釣魚台連同琉球交給日本的時候。第二次是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時。第三次是一九七八年中日交換和約時。第四次是一九九六年香港保釣人士陳毓祥犧牲在釣魚台水域時。

第一次

一九七一年當美國私自把釣魚台連同琉球交給日本的時候，全球華人掀起了波瀾壯闊的「保衛釣魚台運動」。那時釣魚台問題才剛剛浮現，中共完全可以向美日雙方提出交涉（雖然那時中國同美日均未有邦交）而不是僅僅限於發表一個「不承認」的聲明。

一九七一年六月，日美簽訂《沖繩歸還協定》，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中共發表外交部聲明反對這個歸還協定，但沒有什麼跟進行動。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協定生效，沖繩歸還日本，釣魚台也被捆綁在這個協定裏。

除了發表聲明外，中共不但沒有拿出什麼實際行動來捍衛釣魚台主權，反而在全球保釣運動非常蓬勃、民氣可用的情況下勸說保釣者「降溫」。當時中共派出很多人分別到香港和美國「傳達」中央關於「保釣要降溫」的指示。

筆者就親耳聆聽過這樣的傳達，傳話人是時任新僑中學校長的藍明生先生（在七十年代初他是香港左派負責與大專院校學生聯繫的人士之一）。我依稀記得，他說中央的精神是要海外保釣運動降溫，不要讓保釣運動影響到中國「國際階級鬥爭」的大方向。所謂「國際階級鬥爭」大方向是指什麼？傳達中並沒有說明。但從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訪華、打開中美接觸一事看，所謂的「國際階級鬥爭的大方向」指的應該是中美恢復對話，雙方並積極準備美國總統尼克遜（尼克松）於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訪華的重要事件。

從當時的國際形勢看，的確，中美和解的重要性應該放在首要地位。所以，對於當時北京的「降溫」傳達，很多保釣運動的朋友們都是理解的。很快北京就成功地把海外的保釣運動轉移到「統一運動」，而香港的保釣運動則轉移到「認中關社」（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的方向去。在當時，無論是「統一運動」或者是「認中關社」，客觀上都增加了中共在海外和香港的認受性，成為保釣運動的最大贏家。就這樣，中共就第一次錯失了捍衛釣魚台主權的機會。

我在當時雖然認同中美和解的重要性，卻認為不應該對香港和海外的保釣運動冠以「干擾國際階級鬥爭的大方向」的罪名。因為如果此例一開，將來很多領土問題都可以用類似「顧全大局」的理由輕輕放過。「陸沉未必由洪水，誰為神州理舊疆」，這句保釣運動時期感召了很多青年人的響亮口號，令我對中共的「降溫」傳達難以釋懷。可以說，我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十分關注中共如何處理中國的領土問題。這種關注，終於使我三十多年後因非議中俄邊界條約而身陷囹圄。

第二次

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本來這是一次絕好機會來捍衛釣魚台乃至琉球群島的主權。當年由於「尼克遜震盪」，日本要搶在美國之前與中國建交，整個國際政治格局是日本有求於中國（當然也有很多人認為是中國有求於日本，想「聯日抗蘇」）。所以在建交談判過程中，日本也主動提出戰爭賠償以及釣魚台問題。

中共在沒有徵詢全國人民意見的情況下擅自宣布放棄對日索償。為了向人民交待為何不向日本索償，據中央黨校教授羅平漢透露：

一九七二年八月底，周恩來指示外交部起草《關於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訪華的內部宣傳提綱》，並向群做口頭宣傳和解釋，要求做到家喻戶曉。這個宣傳提綱強調說，「一些幹部群見到太陽旗就滿腔憤慨……但是，日本人民也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受害者，過去的侵華罪行不能由日本人民負擔……要從大局出發，理解邀請田中訪華的意義，認真準備，做好接待田中一行的工作。」

而對於釣魚台，則表示暫時擱置。這個立場，被日方扭曲為放棄對釣魚台的主權。

根據《明報》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報道，日本刪改外交紀錄，將中國總理周恩來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關於雙方同意擱置釣魚台爭端的話刪走，硬說雙方並沒有共識，日方並沒有同意擱置主權。《明報》引述日本記者田光永九月較早前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中文網訪問時表示，他是在事隔三十年後，才從岩波書店二零零三年出版的《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會談》一書獲悉周恩來與田中會談的詳細內容。他說﹕「可能是外務省怕右翼鬧事吧，刪除了敏感內容，研究者都覺得對話蹊蹺。二零零三年，參與會談的外務省中國課長橋本恕接受岩波書店的採訪時披露了一些對話內幕，證實內容被刪。」

時任中國外交部顧問的張香山一九九八年在《日本學刊》發表的〈中日復交談判回顧〉，詳細記載了當時兩人的對話，證明日方當時也是同意擱置主權爭議的。曾經到中國求證會談內容的橫濱大學名譽教授矢吹晉則對BBC表示，外務省刪除有關對話，令「尖閣諸島是日本固有領土」的單方面主張在日本傳媒中泛濫。

當年釣魚台糾紛初起，日本國內有實事求是精神的學者，如著名歷史學家、京都大學教授井上清一九七二年所寫的《關於釣魚島等島嶼的歷史和歸屬問題》一書，援引大量歷史事實證明釣魚島等島嶼是中國的神聖領土。同年，他將書中的基本觀點撰寫成《釣魚列島（「尖閣列島」）等島嶼是中國領土》發表。在這種輿論有利於中國的情況下，中共卻輕率地放過了機會。

第三次

一九七八年中日要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本來這是又一次絕好機會來討論釣魚台的主權問題，但又被中共輕輕放過。一九七八年八月，日本外相園田直在北京向鄧小平提出了釣魚台這個問題。鄧小平說，「一如既往，擱置它二十年、三十年嘛」 。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五日，鄧小平訪日簽署和約期間，出席在東京的日本記者俱樂部舉行的記者會。當被問及釣魚台時，他說：「『尖閣列島』，我們叫釣魚島，這個名字我們叫法不同，雙方有著不同看法，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我們雙方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這次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時候，雙方也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倒是有些人想在這個問題上挑一些刺，來障礙中日關係的發展。我們認為兩國政府把這個問題避開是比較明智的，這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等十年也沒有關係。我們這一代缺少智慧，談這個問題達不成一致意見，下一代比我們聰明，一定會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鄧小平把這麼重要的領土歸屬問題，說得如此的大方，確實令全場的記者折服。

我當年被《文匯報》派遣到東京採訪鄧小平訪日簽署該條約的新聞，非但不為鄧小平的「輕鬆」講話感到「折服」，反而心中暗叫不妙，因為常識告訴我，這完全是中方一廂情願的想法。我清楚記得，當時日本記者很雀躍，我自己則心情沉重，作為第一代保釣人，我無法接受中共這個一廂情願的想法，因為它意味著隨著時間的推移，釣魚台將離開祖國越來越遠。所以我當時拒絕採訪鑒真和尚東渡日本弘揚佛法的紀念活動。

第四次

一九九六年我的朋友陳毓祥在釣魚台水域遇難。這是自從中日釣魚台爭端以來第一次有中國人在該地區遇難。日本方面對這次事件非常重視，因為中國完全可以就此向日本提出對處理遺體（包括現場勘察、驗屍、屍體運送等）事件的管轄權。事實上這也是日方所擔心的。我記得，當年日本駐港領事館一位官員約我午飯（因為他知道我是第一代保釣人，也是陳毓祥的好友），希望了解中方會不會就此提出關於釣魚台管轄權的談判。他並暗示「據他所知」日本政府願意就此與中方開展「對話」。我得知日方這個意圖後，馬上通過我的渠道轉告了北京。我渴望這次主權之爭，能從比較空洞的言文口水戰，向比較實質性的管轄權談判來體現出來。很可惜北京對陳毓祥遇難事件，仍然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完全沒有趁機與日方交涉。中共平白失去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來伸張主權。陳毓祥兄就只好白白犧牲了。

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迴避、退讓，日本不覺得中國人好欺負才怪！如今已經四十年，日本在釣魚台實行有效管轄的事實已經隨著這次拘捕香港保釣人士而變得越來越確鑿，中共如果在今次不徹底解決主權問題，哪怕迫使日本承認釣魚台主權仍然有爭議，則恐怕我們就真的要喪失釣魚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