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汉语写作的中国作家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十二年前的事情了，一桩好事被官方刻意噤声，以巨著《灵山》《一个人的圣经》蜚声世界文坛的高行健，在自己的祖国被决绝地幽闭了。在中国官媒上，诺贝尔文学奖奖项也在2000年戛然而止。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出人意料地发给了中国作家莫言，官方在神圣而严肃的“新闻联播”里及时插播，并表达了自己坚定的立场：这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强调“国籍”，是要表示作家的政治属性。莫言的作品放射着山东民间文化奇诡的光泽，以怪诞和充沛的想象力叙写传奇故事，张扬肆意的人性，有鬼才作家之誉。略知莫言生平的人知道，莫言不仅仅是部队作家，还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党员。
如果文学能与政治切割干净，莫言或许算得是一个纯小说家，顶多是一个在政治立场上有意的“沉默者”。他和学者崔卫平都不会忘记三年前的那件小事：当一位非暴力抗议者刘晓波因组织签署“零八宪章”获刑十一年后，崔卫平征求文化知识界意见，莫言的回答是：“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家里有客人，正在和他们说话。”
莫言的获奖在中国激起巨大的波澜。自卑的中国文学骤然挺起了腰杆，他们似乎都需要这么一个确认。甚至于有大嘴学者以为，这是瑞典人的大战略，是对中国崛起的肯定，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强大的证明。
似乎人人都可揣摩出颁奖委员会的意图：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修复与中国执政者交恶的紧张关系，解冻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更重要的是，让被囚禁的诺贝尔文学奖及和平奖在中国光荣出狱，扎根于中国人心间，传播其应有的影响力。
有人怀疑，从达赖喇嘛、高行健、刘晓波到莫言，诺贝尔颁奖委员会从普世价值观的捍卫者蜕变成一个胆怯的苟合者，这种赤裸裸的转变，让中国知识界倍感沮丧。狂欢的中国文学之夜，同时是知识界的伤心之夜。如果莫言是一个纯粹的民间文学写作者，他们会不费力地接受这个事实，而莫言恰恰是一个党员作家，是既得利益者，其言行缺少知识分子气味，绝不属于诺贝尔文学奖应该褒奖的对象。如果按照价值观选择，他们认可北岛、廖亦武、李锐，甚至余华。
在当下中国，体制内作家因利益驱使，几乎全部犬儒化了。文学沉沦，文字大都成为自娱自乐的东西。穿透时代迷雾，抚慰人心，呼唤回归尊严生活的文字，犹如空谷足音。渴望改变现状的人们，期望听到伟大的召唤，他们格外在乎来自遥远的斯德哥尔摩的信息。
这一获奖消息，击中了这样的人们。在他们看来，诺奖发给莫言这个缺乏独立立场的写字匠，它就真死了！在中国知识界的心中死了。他们的理想死了。在一个关押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地方，在许多人争相分享莫言荣光的时候，他们沉默了。
马悦然，这个让中国文学界着魔的汉学家，以他对中国文学的热爱，颠覆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观，彻底打消了知识界对女神的敬畏，这恐怕才是文学之夜最可悲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