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对记者说，他希望刘晓波早日获得释放。对比三年前拒绝评论刘晓波案来，这是可喜的进步，值得鼓励与赞许。由此可见，中国网民强大的舆论压力，多少唤醒了这名新科诺奖得主沉睡已久的良知。

不过，莫言同时的一段发言又让人莫名惊诧。他说，当年，刘晓波作为文学评论家，曾高度评价他的《红高粱》系列。但是，后来刘晓波转向政治活动之后，他们之间就没有来往了，他也不了解刘晓波的工作。

在中国，“政治”是谈虎色变的危险品，是不可接触的脏东西，好像谁搞政治，谁就是坏人。其实，政治是公共权力的分配，是每个公民都应当积极参与的事情。在民主国家，公民无时不刻都在搞政治，从投票到投书报章，从组织非政府组织到纳税，无不与政治有关。政治是一个中性词汇，不能被妖魔化。

从一九八九年“六四”起，刘晓波是参与政治最深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他参与政治，不是为自己谋取权力和名声，乃是为推动中国的人权保障和公民自由，以及中国社会的公义与公平。他的文章与活动，与每一个中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此意义上，刘晓波和妻子刘霞的受苦、受难，不是为自己的缘故，乃是“与哀哭者同哀哭，与捆绑者同捆绑”。他们理应得到大家的尊敬和支持。

而莫言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政治。他是中共党员，是退役的解放军军官，这些身分本来就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他还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跟其他国家的作家团体都不一样，它不是真正的民间组织，而是由中央财政拨款支持的半官方机构，其主席铁凝享受部级待遇，还是中共候补中央委员。以此推论，莫言享有副部级待遇。他的待遇难道与“政治”无关吗？

曾几何时，“政治”在中国成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玩意。在海外也是如此：支持奥运不是搞政治，支持刘晓波就是搞政治；去欢迎胡锦涛就是爱国，去欢迎达赖喇嘛就是卖国。“搞政治”成了一道望而生畏的紧箍咒。

但是，只要上面有压迫，下面就有反抗；只要政府剥夺民众的基本权益，民众就会奋起反抗。此乃古今中西概莫能外的公理。在今天的中国，你不去搞政治，政治就要来搞你：比如，作为一名向往自由的作家和记者，不得不跟中宣部的审查制度抗争；再比如，作为一名拥有土地和房产的农民或市民，不得不跟野蛮圈地和强制拆迁的暴行抗争。

政治与文学不可分割，政治与人的尊严与自由不可分割，莫言还需补一补西方国家的中学生都上过的公民课程，才不至于在世界媒体面前闹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