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零年代，我住在北京西边的学院路和西四环交界一带，印象中通州就仿佛外国一样遥远。最东头我只对天安门广场有印象，越过东二环，会生出犯罪的感受，认为那些地带并不属于我。十多年后重返北京，能住在通州之于我这样的屌丝而言是一桩颇惹人艳羡的事，很多人住在离开通州更远的河北地界，这样的人据说已呈百万之势。在地产商们的广告里，他们所住的，是“三十分钟直达中央商务区（CBD）”的黄金地带，八零后和九零后们的梦寐中家园。实际上，两个钟头到得了，就得感谢老天爷没让今天太过于塞车。各种洗头房和洗脚屋密布在那一带，我相信：我们的国家，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一个能把洗头和洗脚变成同一回事的国家，因此深深地为我伟大祖国感到无比自豪。并且热切地渴望着：在给各大、中、小学们准备的爱国主义教材中，浓墨重彩地添加上这光辉的、震古烁今的一笔！
我的朋友们因此嘲笑我孤陋寡闻，在他们看来，尽管我们的赤色国家对人类所作之最大贡献，的确来自色情业，但洗头、洗脚神马的，只是似我这等屌丝们的思维境界。在这个领域，赤色中国真正旷古烁今之所在，乃是将高等学校变成世界上空前绝后的连锁妓院。我们有幸生活的这个时代，的确是先辈们无法想象的巨大骇客帝国。红旗并未变色，变的仅仅是“红”的内涵：从“血红”的“红”，变成了“怡红院”的“红”。
我们今天所要讲述的，是发生在两个荒唐人之间荒唐的往事。远不足以影响历史，却妙趣横生。二零零七年春天，在全中国周游了一圈之后，我来到帝都。鬼使神差，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去通州看望任畹町任老夫子。之前在全国各地听到关于他的种种传说，无厘头得近乎传奇，于是怀着对喜剧大师难以掩饰的膜拜心态，坐上了传说中的轻轨八通线。
此间需要再插进些小小的插曲，表一表关于轻轨八通线的那些传说。大概如是：在上下班高峰期间，八通线长了这么一个模样：第一站，还可以坐；第二站，还可以站；第三站，还可以挤；第四站，还可以上得去；第五站，还可以看得见；第六站，还可以喘得了气……倒数第二站，生死大决战；倒数第一站，胜利大逃亡。
老夫子家住在通州北苑杨庄附近，下了轻轨只需二十分钟的脚程。现在再找，已经完全忘了路，因为在和他告别的那一瞬间，竟没有丝毫迹象表面，在我心中生出了不舍。和他相处的两天的印象，就好比陪他一块看一场自己并不感兴趣的戏，心头随时想的都是逃之夭夭，却又抹不开情面被迫硬着头皮陪他，最后终于长出一气：总算散场了，吁～！
这位老夫子乃江苏无锡人氏，简历上说是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原名端木任安，后改任安。之所以叫任畹町，是因为年青时向往输出革命，想要去参加缅共。参加缅共的志愿者们都要在离我故乡不远的畹町镇结集，因此他对畹町充满向往。那里本是个傣族村子，河对面就是缅甸，枯水时汲水即可过河。八零年代时，有些地方虽然有兵把守，但那些兵们看见是当地人打扮者，就任由其来往不假阻拦。当然外地人想过河难度亦不大，只要交五块钱即可，五块钱并非小数，外地人若无事，往往听说要收钱扭头便走。我亲眼见过一座木头桥上的兵们，一边盘查收钱，一边任由挑着箩筐的摆夷女人们有说有笑地从身边路过。小时候，我听有在傣族地区经历的伙伴们说：那河对面的地方原本是中国的，因为他们时常随大人一块汲水过去，然后在河西一、两百公里的地带看见过民国时的中缅界碑。又有缅甸的亲戚，说本来是中国人，忽然稀里糊涂变成了缅甸人，因为屁股下呆的地方不知何故归了缅甸。当时我将信将疑，待到长大，将一九五二年前后的中国地图一对照，才发现在那一年云南省的面积缩小了将近六分之一，缩水者俱归了缅甸。
从老夫子一心想要到缅甸去当国际纵队这一点来看，他的出身似乎的确不太好。至少在云南本地，当缅共的基本是些黑五类家庭子女，想要改变自己命运的颓势，不惜到异国他乡扛枪当炮灰。反正死了也就死了，万一运气好落了便宜，捡得些功劳，博个封妻荫子，也不是一丁点可能都没有，至少，可以逃离遭了殃的家庭，并摇身一变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在他自己所整理的那份履历上，最引人注目是两桩事。第一桩是在七零年代末、八零年代初，他主持着民间刊物《中国人权》。不久，当时各民间刊物纷纷遭禁，主持人和参与者们陆续被捕。包括魏京生主持的《探索》、徐文立主持的《四五论坛》等等。而老夫子和他的《中国人权》在颓势中非但没有闻风收兵，反而逆势而上，组建中国人权同盟并积极为这些被捕者呼吁。其结局自然不出意料，老夫子亦随后被捕，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获刑七载。因此他得以堂而皇之以中国大陆人权理念的首倡者自居。第二桩则是在一九九七年，其所发表的著名评论文章《不要在中国制造神》，该文据说是写给当时来华访问的米大统领比尔.克林顿和花旗国参、众两院各位议员们看的。内容大概是反对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中国的著名异见分子和前电工、《探索》杂志主编魏京生。关于前者，估计没有多少人会反对老夫子作为中国大陆人权理念首倡者的身份；而后者，却端的教后人哭笑不得。诺贝尔和平奖系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所授，他应该将反对意见向挪威人提出；再说，我们名声不算太好的老友比尔和一众国会议员们亦未必会去看他的文章。
在老夫子眼中，这是他一生干过最重要的两桩事，任挑出一桩，都足以扭转中国的命运。因此当我前去敲他房门时，多多少少有点胆怯，担心他会用大师惯有的居高临下姿态来招待自己。开门者是他老伴，先是热情地应承我的询问，接着又扭头并不十分热情地朝屋里喊了一声：“老任，找你的！”他从屋里转出来，颇为亢奋，似乎很久没人登门造访了。于是迅速吩咐下两件事：第一件是让我卸下背包去洗澡。房子颇为老旧，卫生间十分狭窄，里头还摆了不少盆子和架子，洗澡的话，转身亦需要费些周折。他亲手给我调好水温，备下毛巾、香皂、洗发水等一应物件，按下通风、照明、取暖等诸多按钮，并找来不少洗换衣物，声称那都是自己从没用过的。我一边洗澡一边听到他在外头吩咐老伴第二件事，去买菜，记得要买肉，上好的五花肉，晚上吃炸酱面，“要多搁肉！”他强调道。好似京剧《空城计》里，诸葛亮宣称要款待司马懿的那些允诺，多年以后终得实现一般。我在卫生间里感慨：这老夫子并不象传说中的那样无厘头。甚至有回家的感觉，觉得自己漂泊了月余终于心头稍定。
洗完澡，他有些不耐烦地把老伴撵朝一边，认为老伴操作洗衣机的方法不对，要自己出马摆平洗衣机内我刚换下来的一堆脏衣服。但是太座坚持认为他应该沏上茶去陪客人说话，而不是和洗衣机夹缠不清。听了太座吩咐，老夫子坐下和我聊天，当时《中国人权论坛》刚刚开张，老夫子受邀为主宾。提起《中国人权论坛》，他大大地容光焕发，而我却对此兴趣不大，因为我觉得这个论坛只不过是个没几个注册用户的BBS而已。这令他有点失落，我有些后悔，但实在无法鼓起勇气，使自己装出一副视《中国人权论坛》为开天辟地之壮举的豪迈气概来。幸好就在此时，炸酱面上来解了我的围。于是他又转而热情洋溢地建议我向炸酱面开火，他自己则督师队一般在旁边督战。那炸酱面并不赖，放了很多肉，但作为一个西南人，我喜欢吃的是酸酸辣辣汤汤水水，当时仍很难习惯北京甜面酱那股说不出的腻甜味，面才端上来我就有点儿想撂筷子。但老夫子在一旁用极富煽动性的口号挥舞着胳膊和眼神：“吃！好吃着呢！年轻人多吃！没问题！”那些口号短促而有力，象是抬木头的号子。我觉得方才关于《中国人权论坛》没有和他唱和，已经颇为不该，如今面对这热情洋溢的炸酱面，不能再有退缩，应该抓住机会讨他高兴。于是两眼一抹黑，拿出玩命的精神端起碗来，一鼓作气掀了两碗面条下肚，放下筷子时已眼冒金星。而他却仍不肯罢休：“来！再吃！多着哪！”一边抬起碗要把自己碗里的也给我拨，我下意识往后退缩，却发现自己四肢无力，瞬间崩塌在椅子上，差点把椅子弄翻摔个四脚朝天。幸亏他太座又来给我解了围：“吃太多，别把人小伙子撑坏了！晚上饿了再吃。”
吃罢我俩出门遛弯，一边吩咐老伴到附近给我定个旅馆。他家单元出口的对面码了个警务室，如果按城管的逻辑，那是个违法建筑，并且极有可能是个危险建筑。警务室是在去年高智晟律师倡导的接力绝食开始时码起来的，专门负责看住老夫子不教他出门。如今那小房子空空如也，无人执勤。他颇为得意地将其指给我看，而我却又不识时务地对那警务室大吐其槽：“这房子盖得真差劲！估计他们得了不少经费，然后拿一丁点出来盖个房子装装样儿蒙上头……”
“剩下大头他们拿去发奖金！”他津津有味地接过话头，似乎在饶有兴致地设想着我们所臆测的那些景象。忽然间我俩几乎同时又感到哪里有甚么不对劲，轻松的气氛复又变得古怪起来：任老师是人权理念在中国的象征，于中国历史之深刻影响不言自明，他们居然敢私吞对任老师的监控经费去发奖金，实在是大大地该打！
不过拐过一个弯角的毛泽东像又重新将气氛拉得热烈：“很多人认为这些东西以后都该统统扒掉！我认为都应该原封不动地留下，这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不能把它们抹掉，而是要留给后人，让他们充分了解那段历史。”他说着，神色又飞舞起来。
这是我将近一下午以来听到最富远见和历史感的一段话，此刻深深地明白他为何能成为人权理念在中国的首倡者。须知，不同于“自由”和“民主”，“人权”这一理念，在七零年代末的中国几乎完全是个陌生物件。因为前者，之于当时的中国，尽管在内涵上谈不上清晰，更有被严重歪曲，却仍旧时常可以听见。而人权，则几乎闻所未闻，哪怕它仅仅是作为一个简单的名词出现。那是老夫子的光荣岁月，他为后世撕开一道窗缝，这一了不起的创举，其功勋甚至超过魏京生，理由如前所述。他亦因这创举而身陷囹圄，在狱中的表现堪称后世表率。
“我爱干净，”转过毛泽东像，他接着说：“本来我也是很不讲究的，但是坐牢养成了爱干净的习惯，所以有时候坐牢也不完全是坏事。”闻言我陷入习惯性的感伤主义情调中：“您坐了七年的牢，就学会了个爱干净的习惯，说起来……”
“让人心酸哪！”他又接过我的话头。
初时我颇不不解，为何每当我想要说甚么，却又觉得若是话说完整了，会显得不太得体的时候，他总是兴致勃勃地为我说出后半句，好象心有灵犀一般。旋又迅速明白，老夫子悟性非凡，他能成为人权理念的首倡者绝非偶然。“老夫子”并非浪得虚名，更不是我给他瞎编的诨号，这是西南地区民运界对他的尊称，似乎是起于重庆反革命老爷子邓焕武。邓老爷子的年齿，足以揪住他的后领，把他从一群捣蛋鬼中拖回家去，命令他将自己碗里的剩饭吃完。这群捣蛋鬼包括魏京生、徐文立、刘青等一大干，在一九七零年代末，他们象一股风似地掀起民主墙运动，白天表现得象一群革命青年，晚上表现得象一群红卫兵，用共产党教会他们的极端主义方式来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乔治.华盛顿和拿破仑.波拿巴的在天之灵眼望着这群毛孩子又爱又恨地叹息，爱的是自由终于在这遥远而古老的东方国度再度落地，叹的是这些小屁孩们用玩过家家的方式来对待这人世间最深刻、厚重的事业。
他又说起一个姓魏的朋友，两人刚刚互通过消息，言语间两人似乎交情甚笃，数十年来一贯如此。我疑心他说的魏姓朋友，就是当年因为被他撤了柴火而未能开锅的前电工魏京生。若真如此，那么将不由得令人感叹：魏京生亦是位了不起的人物。
他们扯起自由的风帆重新启航，在一片黑暗的汪洋之上，在暴风雨和足以吞噬人一生的惊涛骇浪中寻找灯塔和彼岸，这其中的伟大意义，足以使其余一切都变得退居次要。就好比法国大革命或者武昌起义一样，历史在他们这里以命定的方式翻开新篇章。他们撕扯着共产主义的帷幕并试图将自由的车轮重新搬上舞台，用从共产党对他们实施的洗脑教育那里学来的方法。我们数千年古国内在的宿命，在那一刻选择了他们。熠熠生辉的林昭、张春元以及更多被湮没进历史的先辈们，他们因为命运的安排，在年青时未有遭受洗脑之毒，而在觉醒后显得熠熠生辉。又因为同样的宿命原因，倒在了专制者的枪口之下，未能有幸成为新时代的开创者，而捐身为我们这个民族献给自由和未来最珍贵的祭品。赤色中国的反对运动就象一个在妖窟中长大的人类孩子，忽然有一天意识自己是个人，并肩负着降妖安国的道义责任。他一边用从妖怪那里偷学到的三脚猫妖术和妖怪搏斗，一边发现自己所使的每一招都是妖怪玩剩下的。而属人本性令他得以在无数次失败中成长，人性复苏的同时亦渐渐驱逐着自己身上的妖气。成长的历程艰难而漫长，他逐渐明白：自己的同类中有很多伟大的英雄，才是真正应该学习的对象，学会并精通人类自家的武艺，才是降妖安国的根本。
老夫子对我的盛情远远没有结束，遛弯回到家，便开始往我的背包里塞东西：有他穿过的衣服、用过的皮带、出门必备的感冒消炎和拉肚子的药、纸巾、肥皂盒等等等等，只要包里还塞得进东西，他就想出各种古怪招数往里塞。还有一个铝饭盒，六十年代那种，上面戳着好些编号，应该有好几个人用过，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以及半打方便面，告诉我随时可以拿饭盒泡来吃。最关键是一本书，一位旅法华人作家写的，书的内容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之思想史，老夫子本人亦在其中占据不少篇幅。他把那本书视为珍宝，说是本当送我，但仅此一本，要送给黄琦。黄琦系四川异见分子，在维权界以专注、热情、不辞辛劳、近乎工作狂地有求必应、以及不屈之坚韧品质著称。老夫子在书的扉页上郑重其事写下了：“赠，黄琦，读。任畹町。”几个简洁明了的字，写得非常投入，使出浑身解数想要将那几个字的书法做到极致。
然后他送我到旅馆去，他家太座给我定了个四人间的床位。按着旅馆的单子上，本来给我订的是个下铺，可等我们去时，本属我的铺位上睡了条东北大汉，貌似黑社会。老板娘漠然地告诉我们，我只能睡上铺，因为来晚了。他勃然大怒，便与老板娘争吵起来，我在旁边使劲拉他，可越是拉，他火气越大。发火的内容我已记不清，总之他发了将近半个钟头的火，最终还是没把我的铺位争回来。未能替我争回铺位他似乎非常抱歉，又陪我说了不少恋恋不舍的话，直到次日凌晨方才离开。其实只要我站在他一边和他一块争的话，那铺位是很好争回来的，可我却总是以近乎哀求的口吻，在旁边拽着他的袖子不停地说：“任老师，算了，算了吧！”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在他那极富煽动性的口号式吵架里，曾经有过那么几个字“……我们小伙子……”有时偶尔想起这几个字，心头难免生出某种异样的感动。老夫子到法国去了，估计很难再回来，留在祖国他晚年无依无靠。当反躬自问时，我觉得自己实在有愧于他。因为那本书我没有替他转给黄琦，我把书弄丢了，并且至今没见过黄琦。尽管任畹町这个名字，令我颇感故乡的亲切，而出于本性，却仍愿意管他叫做端木任安，听起来是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和人权理念的首倡者配起来，更显相得益彰。最后，还是要再次表示抱歉，尽管回忆妙趣横生，而我，作为有可能是最后一个登门拜访他，并仅为求一谋面的陌生人，却始终想不起他老人家长什么模样了。
阿门！
任畹町小档案
任畹町，江苏人，1944年生于经济学者家庭。
1966年肄业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1978～79：参加民主墙运动；起草《中国人权宣言》；组建“中国人权同盟”，任负责人；被劳教4年。
1989：发动“政体改造”民主运动；发起纪念民主墙10周年运动。
1991.2.8：在法庭上作题为《89民主改革与主权在民──驳反革命煽动罪》的辩护演讲，被以继续在法庭上宣传煽动“罪恶重大，拒不悔罪”处刑7年。
1994：获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被誉为人权民主活动家。
1998.11.7-10：创议组建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备委员会。
1999.12.26：参与组创中国民主党联合委员会，任顾委主席。
出版《任畹町文集》、《任畹町文集新编、选编、补编》。
现居法国。
来源：民主论坛
我的朋友们因此嘲笑我孤陋寡闻，在他们看来，尽管我们的赤色国家对人类所作之最大贡献，的确来自色情业，但洗头、洗脚神马的，只是似我这等屌丝们的思维境界。在这个领域，赤色中国真正旷古烁今之所在，乃是将高等学校变成世界上空前绝后的连锁妓院。我们有幸生活的这个时代，的确是先辈们无法想象的巨大骇客帝国。红旗并未变色，变的仅仅是“红”的内涵：从“血红”的“红”，变成了“怡红院”的“红”。
我们今天所要讲述的，是发生在两个荒唐人之间荒唐的往事。远不足以影响历史，却妙趣横生。二零零七年春天，在全中国周游了一圈之后，我来到帝都。鬼使神差，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去通州看望任畹町任老夫子。之前在全国各地听到关于他的种种传说，无厘头得近乎传奇，于是怀着对喜剧大师难以掩饰的膜拜心态，坐上了传说中的轻轨八通线。
此间需要再插进些小小的插曲，表一表关于轻轨八通线的那些传说。大概如是：在上下班高峰期间，八通线长了这么一个模样：第一站，还可以坐；第二站，还可以站；第三站，还可以挤；第四站，还可以上得去；第五站，还可以看得见；第六站，还可以喘得了气……倒数第二站，生死大决战；倒数第一站，胜利大逃亡。
老夫子家住在通州北苑杨庄附近，下了轻轨只需二十分钟的脚程。现在再找，已经完全忘了路，因为在和他告别的那一瞬间，竟没有丝毫迹象表面，在我心中生出了不舍。和他相处的两天的印象，就好比陪他一块看一场自己并不感兴趣的戏，心头随时想的都是逃之夭夭，却又抹不开情面被迫硬着头皮陪他，最后终于长出一气：总算散场了，吁～！
这位老夫子乃江苏无锡人氏，简历上说是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原名端木任安，后改任安。之所以叫任畹町，是因为年青时向往输出革命，想要去参加缅共。参加缅共的志愿者们都要在离我故乡不远的畹町镇结集，因此他对畹町充满向往。那里本是个傣族村子，河对面就是缅甸，枯水时汲水即可过河。八零年代时，有些地方虽然有兵把守，但那些兵们看见是当地人打扮者，就任由其来往不假阻拦。当然外地人想过河难度亦不大，只要交五块钱即可，五块钱并非小数，外地人若无事，往往听说要收钱扭头便走。我亲眼见过一座木头桥上的兵们，一边盘查收钱，一边任由挑着箩筐的摆夷女人们有说有笑地从身边路过。小时候，我听有在傣族地区经历的伙伴们说：那河对面的地方原本是中国的，因为他们时常随大人一块汲水过去，然后在河西一、两百公里的地带看见过民国时的中缅界碑。又有缅甸的亲戚，说本来是中国人，忽然稀里糊涂变成了缅甸人，因为屁股下呆的地方不知何故归了缅甸。当时我将信将疑，待到长大，将一九五二年前后的中国地图一对照，才发现在那一年云南省的面积缩小了将近六分之一，缩水者俱归了缅甸。
从老夫子一心想要到缅甸去当国际纵队这一点来看，他的出身似乎的确不太好。至少在云南本地，当缅共的基本是些黑五类家庭子女，想要改变自己命运的颓势，不惜到异国他乡扛枪当炮灰。反正死了也就死了，万一运气好落了便宜，捡得些功劳，博个封妻荫子，也不是一丁点可能都没有，至少，可以逃离遭了殃的家庭，并摇身一变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在他自己所整理的那份履历上，最引人注目是两桩事。第一桩是在七零年代末、八零年代初，他主持着民间刊物《中国人权》。不久，当时各民间刊物纷纷遭禁，主持人和参与者们陆续被捕。包括魏京生主持的《探索》、徐文立主持的《四五论坛》等等。而老夫子和他的《中国人权》在颓势中非但没有闻风收兵，反而逆势而上，组建中国人权同盟并积极为这些被捕者呼吁。其结局自然不出意料，老夫子亦随后被捕，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获刑七载。因此他得以堂而皇之以中国大陆人权理念的首倡者自居。第二桩则是在一九九七年，其所发表的著名评论文章《不要在中国制造神》，该文据说是写给当时来华访问的米大统领比尔.克林顿和花旗国参、众两院各位议员们看的。内容大概是反对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中国的著名异见分子和前电工、《探索》杂志主编魏京生。关于前者，估计没有多少人会反对老夫子作为中国大陆人权理念首倡者的身份；而后者，却端的教后人哭笑不得。诺贝尔和平奖系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所授，他应该将反对意见向挪威人提出；再说，我们名声不算太好的老友比尔和一众国会议员们亦未必会去看他的文章。
在老夫子眼中，这是他一生干过最重要的两桩事，任挑出一桩，都足以扭转中国的命运。因此当我前去敲他房门时，多多少少有点胆怯，担心他会用大师惯有的居高临下姿态来招待自己。开门者是他老伴，先是热情地应承我的询问，接着又扭头并不十分热情地朝屋里喊了一声：“老任，找你的！”他从屋里转出来，颇为亢奋，似乎很久没人登门造访了。于是迅速吩咐下两件事：第一件是让我卸下背包去洗澡。房子颇为老旧，卫生间十分狭窄，里头还摆了不少盆子和架子，洗澡的话，转身亦需要费些周折。他亲手给我调好水温，备下毛巾、香皂、洗发水等一应物件，按下通风、照明、取暖等诸多按钮，并找来不少洗换衣物，声称那都是自己从没用过的。我一边洗澡一边听到他在外头吩咐老伴第二件事，去买菜，记得要买肉，上好的五花肉，晚上吃炸酱面，“要多搁肉！”他强调道。好似京剧《空城计》里，诸葛亮宣称要款待司马懿的那些允诺，多年以后终得实现一般。我在卫生间里感慨：这老夫子并不象传说中的那样无厘头。甚至有回家的感觉，觉得自己漂泊了月余终于心头稍定。
洗完澡，他有些不耐烦地把老伴撵朝一边，认为老伴操作洗衣机的方法不对，要自己出马摆平洗衣机内我刚换下来的一堆脏衣服。但是太座坚持认为他应该沏上茶去陪客人说话，而不是和洗衣机夹缠不清。听了太座吩咐，老夫子坐下和我聊天，当时《中国人权论坛》刚刚开张，老夫子受邀为主宾。提起《中国人权论坛》，他大大地容光焕发，而我却对此兴趣不大，因为我觉得这个论坛只不过是个没几个注册用户的BBS而已。这令他有点失落，我有些后悔，但实在无法鼓起勇气，使自己装出一副视《中国人权论坛》为开天辟地之壮举的豪迈气概来。幸好就在此时，炸酱面上来解了我的围。于是他又转而热情洋溢地建议我向炸酱面开火，他自己则督师队一般在旁边督战。那炸酱面并不赖，放了很多肉，但作为一个西南人，我喜欢吃的是酸酸辣辣汤汤水水，当时仍很难习惯北京甜面酱那股说不出的腻甜味，面才端上来我就有点儿想撂筷子。但老夫子在一旁用极富煽动性的口号挥舞着胳膊和眼神：“吃！好吃着呢！年轻人多吃！没问题！”那些口号短促而有力，象是抬木头的号子。我觉得方才关于《中国人权论坛》没有和他唱和，已经颇为不该，如今面对这热情洋溢的炸酱面，不能再有退缩，应该抓住机会讨他高兴。于是两眼一抹黑，拿出玩命的精神端起碗来，一鼓作气掀了两碗面条下肚，放下筷子时已眼冒金星。而他却仍不肯罢休：“来！再吃！多着哪！”一边抬起碗要把自己碗里的也给我拨，我下意识往后退缩，却发现自己四肢无力，瞬间崩塌在椅子上，差点把椅子弄翻摔个四脚朝天。幸亏他太座又来给我解了围：“吃太多，别把人小伙子撑坏了！晚上饿了再吃。”
吃罢我俩出门遛弯，一边吩咐老伴到附近给我定个旅馆。他家单元出口的对面码了个警务室，如果按城管的逻辑，那是个违法建筑，并且极有可能是个危险建筑。警务室是在去年高智晟律师倡导的接力绝食开始时码起来的，专门负责看住老夫子不教他出门。如今那小房子空空如也，无人执勤。他颇为得意地将其指给我看，而我却又不识时务地对那警务室大吐其槽：“这房子盖得真差劲！估计他们得了不少经费，然后拿一丁点出来盖个房子装装样儿蒙上头……”
“剩下大头他们拿去发奖金！”他津津有味地接过话头，似乎在饶有兴致地设想着我们所臆测的那些景象。忽然间我俩几乎同时又感到哪里有甚么不对劲，轻松的气氛复又变得古怪起来：任老师是人权理念在中国的象征，于中国历史之深刻影响不言自明，他们居然敢私吞对任老师的监控经费去发奖金，实在是大大地该打！
不过拐过一个弯角的毛泽东像又重新将气氛拉得热烈：“很多人认为这些东西以后都该统统扒掉！我认为都应该原封不动地留下，这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不能把它们抹掉，而是要留给后人，让他们充分了解那段历史。”他说着，神色又飞舞起来。
这是我将近一下午以来听到最富远见和历史感的一段话，此刻深深地明白他为何能成为人权理念在中国的首倡者。须知，不同于“自由”和“民主”，“人权”这一理念，在七零年代末的中国几乎完全是个陌生物件。因为前者，之于当时的中国，尽管在内涵上谈不上清晰，更有被严重歪曲，却仍旧时常可以听见。而人权，则几乎闻所未闻，哪怕它仅仅是作为一个简单的名词出现。那是老夫子的光荣岁月，他为后世撕开一道窗缝，这一了不起的创举，其功勋甚至超过魏京生，理由如前所述。他亦因这创举而身陷囹圄，在狱中的表现堪称后世表率。
“我爱干净，”转过毛泽东像，他接着说：“本来我也是很不讲究的，但是坐牢养成了爱干净的习惯，所以有时候坐牢也不完全是坏事。”闻言我陷入习惯性的感伤主义情调中：“您坐了七年的牢，就学会了个爱干净的习惯，说起来……”
“让人心酸哪！”他又接过我的话头。
初时我颇不不解，为何每当我想要说甚么，却又觉得若是话说完整了，会显得不太得体的时候，他总是兴致勃勃地为我说出后半句，好象心有灵犀一般。旋又迅速明白，老夫子悟性非凡，他能成为人权理念的首倡者绝非偶然。“老夫子”并非浪得虚名，更不是我给他瞎编的诨号，这是西南地区民运界对他的尊称，似乎是起于重庆反革命老爷子邓焕武。邓老爷子的年齿，足以揪住他的后领，把他从一群捣蛋鬼中拖回家去，命令他将自己碗里的剩饭吃完。这群捣蛋鬼包括魏京生、徐文立、刘青等一大干，在一九七零年代末，他们象一股风似地掀起民主墙运动，白天表现得象一群革命青年，晚上表现得象一群红卫兵，用共产党教会他们的极端主义方式来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乔治.华盛顿和拿破仑.波拿巴的在天之灵眼望着这群毛孩子又爱又恨地叹息，爱的是自由终于在这遥远而古老的东方国度再度落地，叹的是这些小屁孩们用玩过家家的方式来对待这人世间最深刻、厚重的事业。
他又说起一个姓魏的朋友，两人刚刚互通过消息，言语间两人似乎交情甚笃，数十年来一贯如此。我疑心他说的魏姓朋友，就是当年因为被他撤了柴火而未能开锅的前电工魏京生。若真如此，那么将不由得令人感叹：魏京生亦是位了不起的人物。
他们扯起自由的风帆重新启航，在一片黑暗的汪洋之上，在暴风雨和足以吞噬人一生的惊涛骇浪中寻找灯塔和彼岸，这其中的伟大意义，足以使其余一切都变得退居次要。就好比法国大革命或者武昌起义一样，历史在他们这里以命定的方式翻开新篇章。他们撕扯着共产主义的帷幕并试图将自由的车轮重新搬上舞台，用从共产党对他们实施的洗脑教育那里学来的方法。我们数千年古国内在的宿命，在那一刻选择了他们。熠熠生辉的林昭、张春元以及更多被湮没进历史的先辈们，他们因为命运的安排，在年青时未有遭受洗脑之毒，而在觉醒后显得熠熠生辉。又因为同样的宿命原因，倒在了专制者的枪口之下，未能有幸成为新时代的开创者，而捐身为我们这个民族献给自由和未来最珍贵的祭品。赤色中国的反对运动就象一个在妖窟中长大的人类孩子，忽然有一天意识自己是个人，并肩负着降妖安国的道义责任。他一边用从妖怪那里偷学到的三脚猫妖术和妖怪搏斗，一边发现自己所使的每一招都是妖怪玩剩下的。而属人本性令他得以在无数次失败中成长，人性复苏的同时亦渐渐驱逐着自己身上的妖气。成长的历程艰难而漫长，他逐渐明白：自己的同类中有很多伟大的英雄，才是真正应该学习的对象，学会并精通人类自家的武艺，才是降妖安国的根本。
老夫子对我的盛情远远没有结束，遛弯回到家，便开始往我的背包里塞东西：有他穿过的衣服、用过的皮带、出门必备的感冒消炎和拉肚子的药、纸巾、肥皂盒等等等等，只要包里还塞得进东西，他就想出各种古怪招数往里塞。还有一个铝饭盒，六十年代那种，上面戳着好些编号，应该有好几个人用过，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以及半打方便面，告诉我随时可以拿饭盒泡来吃。最关键是一本书，一位旅法华人作家写的，书的内容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之思想史，老夫子本人亦在其中占据不少篇幅。他把那本书视为珍宝，说是本当送我，但仅此一本，要送给黄琦。黄琦系四川异见分子，在维权界以专注、热情、不辞辛劳、近乎工作狂地有求必应、以及不屈之坚韧品质著称。老夫子在书的扉页上郑重其事写下了：“赠，黄琦，读。任畹町。”几个简洁明了的字，写得非常投入，使出浑身解数想要将那几个字的书法做到极致。
然后他送我到旅馆去，他家太座给我定了个四人间的床位。按着旅馆的单子上，本来给我订的是个下铺，可等我们去时，本属我的铺位上睡了条东北大汉，貌似黑社会。老板娘漠然地告诉我们，我只能睡上铺，因为来晚了。他勃然大怒，便与老板娘争吵起来，我在旁边使劲拉他，可越是拉，他火气越大。发火的内容我已记不清，总之他发了将近半个钟头的火，最终还是没把我的铺位争回来。未能替我争回铺位他似乎非常抱歉，又陪我说了不少恋恋不舍的话，直到次日凌晨方才离开。其实只要我站在他一边和他一块争的话，那铺位是很好争回来的，可我却总是以近乎哀求的口吻，在旁边拽着他的袖子不停地说：“任老师，算了，算了吧！”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在他那极富煽动性的口号式吵架里，曾经有过那么几个字“……我们小伙子……”有时偶尔想起这几个字，心头难免生出某种异样的感动。老夫子到法国去了，估计很难再回来，留在祖国他晚年无依无靠。当反躬自问时，我觉得自己实在有愧于他。因为那本书我没有替他转给黄琦，我把书弄丢了，并且至今没见过黄琦。尽管任畹町这个名字，令我颇感故乡的亲切，而出于本性，却仍愿意管他叫做端木任安，听起来是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和人权理念的首倡者配起来，更显相得益彰。最后，还是要再次表示抱歉，尽管回忆妙趣横生，而我，作为有可能是最后一个登门拜访他，并仅为求一谋面的陌生人，却始终想不起他老人家长什么模样了。
阿门！
任畹町小档案
任畹町，江苏人，1944年生于经济学者家庭。
1966年肄业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1978～79：参加民主墙运动；起草《中国人权宣言》；组建“中国人权同盟”，任负责人；被劳教4年。
1989：发动“政体改造”民主运动；发起纪念民主墙10周年运动。
1991.2.8：在法庭上作题为《89民主改革与主权在民──驳反革命煽动罪》的辩护演讲，被以继续在法庭上宣传煽动“罪恶重大，拒不悔罪”处刑7年。
1994：获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被誉为人权民主活动家。
1998.11.7-10：创议组建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备委员会。
1999.12.26：参与组创中国民主党联合委员会，任顾委主席。
出版《任畹町文集》、《任畹町文集新编、选编、补编》。
现居法国。
来源：民主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