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的宿怨再起波澜。钓鱼岛使中日再一次面临海战的危险。面对不怀好意的日本，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劣势，不能盲目构筑“海上钢铁长城”，而应明白现今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其与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的观念很可能会把中国再次拖入失败的深渊。
100多年前的甲午中日战争最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中国主要输在清廷腐朽专制的政治观念和落后的经济观念上。到了19世纪中叶，中国在列强的侵略下渐渐衰落，而美国的叩关给日本带来了转机，在这种条件下，日本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西方文明的怀抱，从而以最快的速度融入了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而保守陈旧的观念支配下，中国没有能像日本一样主动为顺应时代的变化做出改变，那么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要为统治者的这种落后的腐朽观念付出沉重的代价。
18、19世纪殖民帝国的产生使海权论盛极一时，在那个西方列强凭借着强大的海军横行于世的年代，对于任何一个试图自保或者妄图扩张的国家来说，海军自然上升到一个至关重要的地位，由此看来，我们可以说甲午战争中，海军较量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场战争的胜负。美国东亚问题专家罗伯特•罗斯从地理学角度指出，无论是在当今世界还是在历史上，中国在自然资源、人口和战略纵深方面都具有东亚霸主的潜质，而日本作为一个小小的岛国天生不具备单独与中国抗衡的条件。那么，中华“泱泱大国”怎会敌不过日本这个“弹丸之地”呢？实力居于世界前列的北洋水师，又是如何在甲午海战中遭受重创？当然与战术的错误有必然联系，但是从根本看，清廷的腐朽观念在战前就注定了这场战争要彻底地失败。
首先，甲午战争可以说是以“无备”战“有备”。先来说说日本。早在16世纪，丰臣秀吉就曾扬言：“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指明朝）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之后，他又在印度总督的信中说道：“一有欲治大明国之志，不日泛楼船到中华者，如指掌矣。”可见，日本侵华之心古已有之。毕竟对于一个岛国来讲，平稳的大陆、丰富的资源、深邃的战略纵深都太富吸引力了。后来随着近代中国国力渐衰而日本国力渐强，再加上西方列强实质上的支持，1878与1879年之交，日本正式将中国作为其扩军备战的目标。
组织上，日本颁布参谋本部条列，将原陆军省内的参谋局独立设置为参谋本部，直属天皇，负责用兵作战。舆论方面，日本派大量间谍伪装成留学人员或日本使馆武官进入中国华北地区，调查该地的形式、兵备、地理等资料。由此，以中国作为扩张目标的计划逐渐具体化。进攻中国的舆论，自此在日本国内沸腾起来。另外，清朝百万常备军对日本的威胁也成了“中国威胁论”的力证。在国内舆论大环境成熟的情况下，朝鲜壬午便兵变、甲申政变的爆发与中法战争中清政府的失利刺激了日本，使其急于推行他们筹划已久的“大陆政策”。
在军备方面，日本于1875年仿照法国模式建立现代化军官学校，为未来的对华作战提供了坚实的指挥基础。此外，全民皆兵的制度加上日本固有的武士道精神则形成了一支战斗力极强的“皇军”。在国内的后勤系统中，日本采用德国军事顾问梅克尔的意见，重视国内铁路运输，大大提高了日本军队集结的效率。
军备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军事演习。这一时期日本的军事演习日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这些演习使野外军演制度化、全面化，极大地提高了日本军队的作战素质。在国民动员方面，日本做得更为出色。思想上，日本极力宣扬“朝鲜独立论”，声称日本为了维护朝鲜独立，解放朝鲜人民，必须与中国进行“义战”。物力上，日本政府大量募集战争经费，日本社会各界也是群起响应，日本财界组成“报国会”，日本军火商将全部枪支捐献出来；海陆运输业同意战时提供免费运输；政府发放的军事公债也得到国内金融和实业集团的鼎力支持。此外，日本民众也纷纷解囊。这就为日本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军力方面，北洋水师的建立使日本倍感压力，更加急于扩充军备，以求克敌制胜。此时北洋水师自然成了日本发展海军力量的标尺，为了对付中国的定远与镇远这两艘当时最先进的铁甲舰，日本购置了松岛、严岛、桥立三艘装甲巡洋舰，即著名的“三景舰”，意欲用这三艘快船缠住定远和镇远，以获得战局的主动。随后，日本联合舰队又购置了12艘战舰，其中就有当时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而且，日本舰队冒险在小吨位军舰上安置专门克制定远、镇远这类铁甲舰的大口径炮，可见，日本这一时期海军的发展无时不是以克制北洋水师为首要目的。自此，日本联合舰队在吨位上、航速上和火炮发射能力上都超过了北洋舰队，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优势。据统计，在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共有精炼的新式陆军22万人（就是所谓的“皇军”），军舰31艘，鱼雷艇74艘，总吨位达7万多吨。而这一时期的清朝确实做了一些准备，但浅尝辄止，易于满足，而且信息封闭，行动缺乏针对性。
1867年，美国侵台；1874年，日本侵台。虽然两次侵台均以美日失败告终，但清朝统治者开始意识到海防对于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性。1874年11月5日，奕诉上疏筹划海防，拉开了第一次海防之议的序幕。这次海防之议的核心议题是购置铁甲舰，然而最后李鸿章认为目前没有必要大量购置铁甲舰，最多购置2到4艘守卫战略要冲就够了，此事也就搁置起来了。直至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而且自称有三艘铁甲舰时，大清帝国才第一次感到了恐慌。于是，李鸿章抓紧时间分别于1880、1881年在德国订造两艘铁甲舰，于1883年竣工，后由于中法战争，德国宣布中立，两艘铁甲舰暂留德国，1885年才与另外一艘巡洋舰一同抵制中国。这两艘巡洋舰则是“济远”号。
1884年中法马尾海战，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清廷震动，于是引发了第二次海防之议。这次的主要成就就是提出以“大治水师”为海防目标，同时设立了海军衙门，精炼海军。在此基础上，李鸿章向英德订造了四艘巡洋舰——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又购置6艘鱼雷艇，北洋舰队的主要力量已基本确定。又经过一系列扩充之后，终于，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建立，共有军舰42艘，总吨位4500吨，实力超过当时的日本，在世界上排位第八（日本排在第十六），再加上旅顺和威海卫两个军港的建立，中国的海防可以说坚不可摧，清政府也因此风光一时。
但是，清朝统治者骄傲自大的毛病再次害了中国。清朝统治者看着强大的舰队在沿海游弋，以为万事俱备，自此可以高枕无忧，从1888年到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未再添置一艘军舰，海军拨款也一减再减。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文中提到的日本针对北洋水师进行了大规模海军建设，而中国统治者对于日本的这些变化居然一无所知，仍然做着天朝上国和东亚霸主的美梦。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中日两国处于一种安全困境下的军备竞赛状态，日本一直抱着竞赛之心，以求克制中国，而中国却在取得领先优势后闭目塞听，不再关心对手动向；日本为了超越中国而竞赛，中国仿佛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理感受而竞赛。这就造成了日本是处心积虑，长期准备，周密计划，精心实施，中国则是被动的，受一次刺激，努力一次，没有刺激就一劳永逸，更没有任何长远计划的情势。可以说，日本打中国，是以“有备”打“无备”，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决定了中国军队或者说北洋水师还未接战就以败落的结局。
其次，论及甲午海战失利的原因，经济决定论的观点有广泛市场，但笔者不能完全赞同。笔者认为清政府不是没有钱，只是资金没有主要用到海防上。虽然清廷赔款数额巨大，但以中国之大筹造军舰是不成问题的。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清朝统治者在没有感到威胁时不重视海防，不购置军舰，可一旦嗅到战争气息，从来不缺钱买军舰。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廷当即拨出巨款到欧洲求购军舰，但欧洲各国均严守中立，不卖军舰给中国，造成中国有钱花不出去（当然，这也是当时中国外交的失败），黄海败局才无法挽回。甲午战败后，清廷又经历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尔后痛定思痛，再次决心大兴海防，1909年在大笔战争赔款的压力下，仍然提出拨款700万两作为海军军费，此后每年拨款500万两。
关于慈禧太后挪用北洋军费建造颐和园之事，史学界众说纷纭，这里就不去考证了；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清政府有一大笔钱，这笔钱没有给北洋海军，而是用来修了颐和园。所以这个事例最多只能说明晚晴统治者的腐败，不能反应当时的政府财政状况。可以说是海军的财政拨款不足造成北洋舰队的败北，但不能说中国没有钱导致我们输掉战争，而海军拨款不足恰恰又是统治者缺乏忧患意识造成的。
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失利，无论是战备的原因，还是战术法的原因，归结到一点就是晚晴统治者保守和封闭的思想意识造成的，他们固守成规，骄傲自满，对于国际形势没有明锐的洞察能力和应变能力，不能预见灾难的发生，更不可能预先采取措施避免灾难。面对世界环境的新变化，清朝统治者还没有在思想观念上做好调整，因此当时的中国还很难融入近代国际社会。而在这一点上，日本做的比中国好得多。
甲午海战在东亚格局的调整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古以来，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外交体系一直是东亚外交格局的主体，而在这一体系下，日本一直在构建一个自己的“小华夷体系”，即“以德川将军为顶端，将虾夷和琉球纳入统治下的日本的小华夷次序体制”。但这一体系一直在寻求一种“脱亚”的状态，即脱离中国进行自己的独立的外交关系。
在甲午战争前，日本曾与各西方大国进行广泛接触，充分利用列强间的矛盾，灵活运用各种外交手腕与这些国家进行频繁而有效的利益交换，搔到了这些国家的痒处，从而取得了英法俄德美五大国对日本军事行动的支持，甚至可以说“俄国的挑拨，德法的怂恿，英美的支持，是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清政府以寻求调停为主要手段的外交应对则相形见 此时的日本早已不是华夷次序下中国的一个小小的附庸，而已变成西方列强在东亚的重要合作伙伴{同时也是竞争对手}，这样，实际上，日本就成为了近代新型国际秩序在东亚的延伸，中日之间那狭小的海域就成为了传统华夷秩序与近代国际格局的交界处，两种秩序间的碰撞在所难免。
同时，华夷秩序是传统的陆权秩序，而当时的国际秩序是以海权为关键的，那么中日之间的这片海域以及中国的沿海地区就必然成为两种格局间冲突的发生地，这样看来，甲午中日战争的发生有其必然性。而且我们还看到，新型的扩张性海洋霸权与传统的防御性陆地霸权之间发生冲突，陆地霸权为了自身安全试图在海上与对手一决雌雄，那么战争的胜负也就不难预测了。甲午战争之后，东亚外交格局实现了由中国的华夷秩序到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的转变，这一转变标志着东亚传统的国际格局被彻底打破，新型的国际秩序初步建立，东亚正式被纳入帝国主义国际体系之中。对中国而言，这种蜕变的过程是痛苦的，但不可否认这一过程是进步的，是符合时代潮流的。
甲午海战的失败彻底击碎了清朝统治者盲目自大的幻梦，国人自此开始真正地开眼看世界，中国外交也渐渐走上正轨。我们牢记历史，绝不是为了牢记而牢记，透过历史的演变，我们应看到今天的危机。不能让民族的悲剧再次上演，这是我们根本的历史使命。历史让我们懂得，观念的更新才是民族前进的不竭动力，只有融入主流文明，中华民族才有光明的未来。
100多年前的甲午中日战争最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中国主要输在清廷腐朽专制的政治观念和落后的经济观念上。到了19世纪中叶，中国在列强的侵略下渐渐衰落，而美国的叩关给日本带来了转机，在这种条件下，日本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西方文明的怀抱，从而以最快的速度融入了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而保守陈旧的观念支配下，中国没有能像日本一样主动为顺应时代的变化做出改变，那么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要为统治者的这种落后的腐朽观念付出沉重的代价。
18、19世纪殖民帝国的产生使海权论盛极一时，在那个西方列强凭借着强大的海军横行于世的年代，对于任何一个试图自保或者妄图扩张的国家来说，海军自然上升到一个至关重要的地位，由此看来，我们可以说甲午战争中，海军较量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场战争的胜负。美国东亚问题专家罗伯特•罗斯从地理学角度指出，无论是在当今世界还是在历史上，中国在自然资源、人口和战略纵深方面都具有东亚霸主的潜质，而日本作为一个小小的岛国天生不具备单独与中国抗衡的条件。那么，中华“泱泱大国”怎会敌不过日本这个“弹丸之地”呢？实力居于世界前列的北洋水师，又是如何在甲午海战中遭受重创？当然与战术的错误有必然联系，但是从根本看，清廷的腐朽观念在战前就注定了这场战争要彻底地失败。
首先，甲午战争可以说是以“无备”战“有备”。先来说说日本。早在16世纪，丰臣秀吉就曾扬言：“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指明朝）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之后，他又在印度总督的信中说道：“一有欲治大明国之志，不日泛楼船到中华者，如指掌矣。”可见，日本侵华之心古已有之。毕竟对于一个岛国来讲，平稳的大陆、丰富的资源、深邃的战略纵深都太富吸引力了。后来随着近代中国国力渐衰而日本国力渐强，再加上西方列强实质上的支持，1878与1879年之交，日本正式将中国作为其扩军备战的目标。
组织上，日本颁布参谋本部条列，将原陆军省内的参谋局独立设置为参谋本部，直属天皇，负责用兵作战。舆论方面，日本派大量间谍伪装成留学人员或日本使馆武官进入中国华北地区，调查该地的形式、兵备、地理等资料。由此，以中国作为扩张目标的计划逐渐具体化。进攻中国的舆论，自此在日本国内沸腾起来。另外，清朝百万常备军对日本的威胁也成了“中国威胁论”的力证。在国内舆论大环境成熟的情况下，朝鲜壬午便兵变、甲申政变的爆发与中法战争中清政府的失利刺激了日本，使其急于推行他们筹划已久的“大陆政策”。
在军备方面，日本于1875年仿照法国模式建立现代化军官学校，为未来的对华作战提供了坚实的指挥基础。此外，全民皆兵的制度加上日本固有的武士道精神则形成了一支战斗力极强的“皇军”。在国内的后勤系统中，日本采用德国军事顾问梅克尔的意见，重视国内铁路运输，大大提高了日本军队集结的效率。
军备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军事演习。这一时期日本的军事演习日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这些演习使野外军演制度化、全面化，极大地提高了日本军队的作战素质。在国民动员方面，日本做得更为出色。思想上，日本极力宣扬“朝鲜独立论”，声称日本为了维护朝鲜独立，解放朝鲜人民，必须与中国进行“义战”。物力上，日本政府大量募集战争经费，日本社会各界也是群起响应，日本财界组成“报国会”，日本军火商将全部枪支捐献出来；海陆运输业同意战时提供免费运输；政府发放的军事公债也得到国内金融和实业集团的鼎力支持。此外，日本民众也纷纷解囊。这就为日本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军力方面，北洋水师的建立使日本倍感压力，更加急于扩充军备，以求克敌制胜。此时北洋水师自然成了日本发展海军力量的标尺，为了对付中国的定远与镇远这两艘当时最先进的铁甲舰，日本购置了松岛、严岛、桥立三艘装甲巡洋舰，即著名的“三景舰”，意欲用这三艘快船缠住定远和镇远，以获得战局的主动。随后，日本联合舰队又购置了12艘战舰，其中就有当时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而且，日本舰队冒险在小吨位军舰上安置专门克制定远、镇远这类铁甲舰的大口径炮，可见，日本这一时期海军的发展无时不是以克制北洋水师为首要目的。自此，日本联合舰队在吨位上、航速上和火炮发射能力上都超过了北洋舰队，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优势。据统计，在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共有精炼的新式陆军22万人（就是所谓的“皇军”），军舰31艘，鱼雷艇74艘，总吨位达7万多吨。而这一时期的清朝确实做了一些准备，但浅尝辄止，易于满足，而且信息封闭，行动缺乏针对性。
1867年，美国侵台；1874年，日本侵台。虽然两次侵台均以美日失败告终，但清朝统治者开始意识到海防对于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性。1874年11月5日，奕诉上疏筹划海防，拉开了第一次海防之议的序幕。这次海防之议的核心议题是购置铁甲舰，然而最后李鸿章认为目前没有必要大量购置铁甲舰，最多购置2到4艘守卫战略要冲就够了，此事也就搁置起来了。直至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而且自称有三艘铁甲舰时，大清帝国才第一次感到了恐慌。于是，李鸿章抓紧时间分别于1880、1881年在德国订造两艘铁甲舰，于1883年竣工，后由于中法战争，德国宣布中立，两艘铁甲舰暂留德国，1885年才与另外一艘巡洋舰一同抵制中国。这两艘巡洋舰则是“济远”号。
1884年中法马尾海战，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清廷震动，于是引发了第二次海防之议。这次的主要成就就是提出以“大治水师”为海防目标，同时设立了海军衙门，精炼海军。在此基础上，李鸿章向英德订造了四艘巡洋舰——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又购置6艘鱼雷艇，北洋舰队的主要力量已基本确定。又经过一系列扩充之后，终于，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建立，共有军舰42艘，总吨位4500吨，实力超过当时的日本，在世界上排位第八（日本排在第十六），再加上旅顺和威海卫两个军港的建立，中国的海防可以说坚不可摧，清政府也因此风光一时。
但是，清朝统治者骄傲自大的毛病再次害了中国。清朝统治者看着强大的舰队在沿海游弋，以为万事俱备，自此可以高枕无忧，从1888年到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未再添置一艘军舰，海军拨款也一减再减。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文中提到的日本针对北洋水师进行了大规模海军建设，而中国统治者对于日本的这些变化居然一无所知，仍然做着天朝上国和东亚霸主的美梦。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中日两国处于一种安全困境下的军备竞赛状态，日本一直抱着竞赛之心，以求克制中国，而中国却在取得领先优势后闭目塞听，不再关心对手动向；日本为了超越中国而竞赛，中国仿佛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理感受而竞赛。这就造成了日本是处心积虑，长期准备，周密计划，精心实施，中国则是被动的，受一次刺激，努力一次，没有刺激就一劳永逸，更没有任何长远计划的情势。可以说，日本打中国，是以“有备”打“无备”，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决定了中国军队或者说北洋水师还未接战就以败落的结局。
其次，论及甲午海战失利的原因，经济决定论的观点有广泛市场，但笔者不能完全赞同。笔者认为清政府不是没有钱，只是资金没有主要用到海防上。虽然清廷赔款数额巨大，但以中国之大筹造军舰是不成问题的。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清朝统治者在没有感到威胁时不重视海防，不购置军舰，可一旦嗅到战争气息，从来不缺钱买军舰。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廷当即拨出巨款到欧洲求购军舰，但欧洲各国均严守中立，不卖军舰给中国，造成中国有钱花不出去（当然，这也是当时中国外交的失败），黄海败局才无法挽回。甲午战败后，清廷又经历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尔后痛定思痛，再次决心大兴海防，1909年在大笔战争赔款的压力下，仍然提出拨款700万两作为海军军费，此后每年拨款500万两。
关于慈禧太后挪用北洋军费建造颐和园之事，史学界众说纷纭，这里就不去考证了；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清政府有一大笔钱，这笔钱没有给北洋海军，而是用来修了颐和园。所以这个事例最多只能说明晚晴统治者的腐败，不能反应当时的政府财政状况。可以说是海军的财政拨款不足造成北洋舰队的败北，但不能说中国没有钱导致我们输掉战争，而海军拨款不足恰恰又是统治者缺乏忧患意识造成的。
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失利，无论是战备的原因，还是战术法的原因，归结到一点就是晚晴统治者保守和封闭的思想意识造成的，他们固守成规，骄傲自满，对于国际形势没有明锐的洞察能力和应变能力，不能预见灾难的发生，更不可能预先采取措施避免灾难。面对世界环境的新变化，清朝统治者还没有在思想观念上做好调整，因此当时的中国还很难融入近代国际社会。而在这一点上，日本做的比中国好得多。
甲午海战在东亚格局的调整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古以来，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外交体系一直是东亚外交格局的主体，而在这一体系下，日本一直在构建一个自己的“小华夷体系”，即“以德川将军为顶端，将虾夷和琉球纳入统治下的日本的小华夷次序体制”。但这一体系一直在寻求一种“脱亚”的状态，即脱离中国进行自己的独立的外交关系。
在甲午战争前，日本曾与各西方大国进行广泛接触，充分利用列强间的矛盾，灵活运用各种外交手腕与这些国家进行频繁而有效的利益交换，搔到了这些国家的痒处，从而取得了英法俄德美五大国对日本军事行动的支持，甚至可以说“俄国的挑拨，德法的怂恿，英美的支持，是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清政府以寻求调停为主要手段的外交应对则相形见 此时的日本早已不是华夷次序下中国的一个小小的附庸，而已变成西方列强在东亚的重要合作伙伴{同时也是竞争对手}，这样，实际上，日本就成为了近代新型国际秩序在东亚的延伸，中日之间那狭小的海域就成为了传统华夷秩序与近代国际格局的交界处，两种秩序间的碰撞在所难免。
同时，华夷秩序是传统的陆权秩序，而当时的国际秩序是以海权为关键的，那么中日之间的这片海域以及中国的沿海地区就必然成为两种格局间冲突的发生地，这样看来，甲午中日战争的发生有其必然性。而且我们还看到，新型的扩张性海洋霸权与传统的防御性陆地霸权之间发生冲突，陆地霸权为了自身安全试图在海上与对手一决雌雄，那么战争的胜负也就不难预测了。甲午战争之后，东亚外交格局实现了由中国的华夷秩序到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的转变，这一转变标志着东亚传统的国际格局被彻底打破，新型的国际秩序初步建立，东亚正式被纳入帝国主义国际体系之中。对中国而言，这种蜕变的过程是痛苦的，但不可否认这一过程是进步的，是符合时代潮流的。
甲午海战的失败彻底击碎了清朝统治者盲目自大的幻梦，国人自此开始真正地开眼看世界，中国外交也渐渐走上正轨。我们牢记历史，绝不是为了牢记而牢记，透过历史的演变，我们应看到今天的危机。不能让民族的悲剧再次上演，这是我们根本的历史使命。历史让我们懂得，观念的更新才是民族前进的不竭动力，只有融入主流文明，中华民族才有光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