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专制制度扼杀了变革的产生。我们是十足的傻瓜。但我们的愚蠢应归咎于对共产主义进行改革的幻想和错觉。我们应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我们必须始终确保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尊重法治,并彻底恢复遭受不公正待遇公民的名誉。
杜布切克
苏联解体二十年来,探究其解体的原因的著述汗牛充栋,迄今盖棺而无定论。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苏联的最后一年》一书,无疑是其中颇有价值的一本。在当年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之中,萨哈罗夫代表着法治民主派(即西方派),索尔仁尼琴代表着新斯拉夫派(即基督教民族主义派),而罗伊·麦德维杰夫代表着社会民主主义派(即党内改革派)。罗伊·麦德维杰夫一九五九年加入苏共,六十年代初以《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一书震动国内外,一九六九年被开除出党,此后长期遭受打压和迫害。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罗伊·麦德维杰夫获得平反。一九九一年,他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和苏共中央委员。作为局内人,他与苏联高层有着亲身接触,直接参与了苏联存在的最后几个月期间若干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甚至持有一些重要人物如当时的议长卢基扬诺夫在“八·一九”事件期间的笔记等资料。在此基础上,罗伊·麦德维杰夫完成的《苏联的最后一年》一书,可谓是“痛定思痛”之作。
苏共亡,则苏联亡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人们有多种迥然不同却互有关联的解释,如“经济失败说”、“斯大林模式僵化说”、“民族矛盾决定说”、“军备竞赛拖垮说”、“戈尔巴乔夫叛徒葬送说”、“外部因素决定说”等等。对此,罗伊·麦德维杰夫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苏联党国一体的权力结构,致使苏共亡,则苏联必然亡;而苏共是一个靠意识形态组建起来并掀起革命、创立国家、实行统治的政党,一旦其意识形态失效,则该政党必然从一栋用钢筋水泥建筑的大厦变成一盘再也无法聚拢的散沙。
罗伊·麦德维杰夫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中的“左派”,以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当“八·一九”政变失败后,戈尔巴乔下令解散苏联共产党、叶利钦颁布《禁止共产党活动令》,两千万共产党员无动于衷,唯有罗伊·麦德维杰夫这个被当局迫害长达二十年的共产党员挺身而出,指出该命令本身就不合法。虽然他的抗议无济于事,却显示了他本人对信仰的执着。罗伊·麦德维杰夫坚信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性,认为苏联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主义理想的失败,因为苏联并非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专制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以及“假社会主义的变种”。他严厉地指出:“苏联社会的所有制,实际上是国家领导人所有制,高级权贵们不仅掌握了全国财产的支配权,而且不对任何人负责。”所以,该政党早已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初衷。
关于数十年来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地位,罗伊·麦德维杰夫分析说:苏共是苏联的唯一政党,按照苏联宪法,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者和前进的力量”。苏联共产党不仅是普通的执政党,它还是苏联的缔造者,这个国家正是依靠苏共创始人和理论家的思想方针建立和巩固起来的。这一历史背景和现实处境都决定了,共产党的机构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统治国家的国家机构。
那么,苏共是如何垄断国家权力的呢?党组织机关具有监督和最终决定的权力。于是就形成了党委书记制度。以党和政府的关系而论,政府的各部委可以在没有苏共的干预下管理自己的部门,但这指的只是处理日常事务,因为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中的所有原则性决定都是由苏共中央决定。这种权力运作模式,虽然保证了党对所有国家机关的控制与渗透,却造成了官僚系统效率的更加低下、党的腐败的加速,更为严重的是,党也成为日渐不满的民众发泄愤怒的对象。在民主国家,一个政党的消亡不会对民众的日常生活、社会的运转乃至国家的命运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在苏联,苏联这个国家与苏共这个政党已经形成了牢固的“共生关系”,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共产党的削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的削弱,共产党的覆灭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的覆灭。
意识形态亡,则党亡
如果说是苏共的衰亡将苏联拖入了历史的深渊,那么曾经呼风唤雨的苏共自己又是如何走向衰亡的呢?
在《苏联的最后一年》一书中,读者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基本的事实:那一年,尽管苏联的经济处在下滑状态,但比起斯大林时代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以及艰苦卓绝的二战期间来,民众的生活状况并不太糟;尽管腐败和官僚主义仍然很严重,但比起勃列日涅夫时期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另外,苏联与美国及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正在走向缓和,不再面临剑拔弩张的战争威胁。那么,为什么在并无生死存亡的危机的时刻,党和国家却双双“猝死”呢?
罗伊·麦德维杰夫敏锐地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绝不仅仅是作为观念体系、道德要求和行为方式的标准而扎根在人们的头脑中。这种意识形态不仅被事实所证明,而且还形成了国家政权体系和社会经济模式。所以,意识形态是苏共和苏联的心脏,“意识形态的衰落是苏共和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苏联国家体系迅速解体的前奏是苏共思想理论的崩溃和苏共自身的瓦解”。
罗伊·麦德维杰夫认为,与此前所有的多民族帝国都不一样,苏联这个国家的产生并不是依靠民族命运和传统的共性,而是依靠意识形态的统一。所以,只要意识形态还管用,它就比那些依靠帝王的个人能力创建的帝国(如亚历山大创建的马其顿帝国)和依靠海外殖民创建的帝国(如西班牙帝国和葡萄牙帝国)具有更为持久的生命力,甚至也比君主专制制度更具抗打击性。这也正是沙俄帝国未能在一战中幸免于难,而苏联在二战中反倒“凤凰涅磐”的原因所在。但是,如果该意识形态在统治阶层和普通民众当中失效,则依托于意识形态而存在的政党和国家将“不战而亡”——这也正应了冷战中站在其对立面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名言,在冷战中,基本价值稳如磐石的美国将“不战而胜”。
在一九九一年的苏联,虽然党和国家机器还在继续运转,民众的生活水准也实现了“准现代化”,但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安乐死”了。如罗伊·麦德维杰夫所说:“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苏共尽管在队伍人数上不断扩大,但是正统思想的影响力却日趋减弱,党的威信不断下降。苏共依然是国家的承重结构,但是缺少强大而权威的思想后盾,它难以承受原有的和不断增加的新负荷。裂痕逐渐加深,于是在瞬间整个承重结构便突然倒地。”他像《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童言无忌的孩子那样,说出了这样一个谁都知道、却都不敢说出来的事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共领导层中的绝大多数人已不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而一般党员跟普通民众一样极少将共产主义理论当作信仰来皈依。用一位西方观察家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员在苏联社会中是已经享有特权的领导阶层,他们感兴趣的是如何延长他们已经解决不了的危机。”所以,最终出现了让罗伊·麦德维杰夫和所有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都惊叹不已的结局:“回顾一九九一年发生的事件就会发现,作为世界强国的苏联,其外表的强大和摧毁它的力量的弱小之间是如此矛盾。”
没有基本价值的强大,只是外强中干
与某些中国的御用学者沾沾自喜的中国的GDP位居世界第二的伟大成就相比,苏联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实现了GDP位居世界第二的目标。今天中国“大国崛起”的光环,并不比当年的苏联更加眩目。罗伊·麦德维杰夫自豪地写道:“苏联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它是历史性的挑战,它是性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它是新的社会体制,苏联的产生和发展在许多方面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但是,他却亲眼目睹苏联“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解体进程。
几十年前,苏联军队就拥有了庞大的航空母舰编队,苏联科学家就将宇航员送上了月球。但是,这些看上去如烟花般璀璨的强大,并不是真正的强大。正如罗伊·麦德维杰夫所指出的那样,截至一九九零年,苏共差不多有近两千万名党员,苏共垄断了新闻并发行上千份报纸和杂志,它还拥有几十万名宣传工作者,苏共还控制着国家所有的电台和电视台。此外,苏共手中握有巨大的财政和经济资源,并统治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安全机构和军队。那么,为什么这一切都不能确保苏共和苏联的“万寿无疆”呢?他一语道破了天机:“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突然间由于并不猛烈的冲击而开始削弱和瓦解,这个强大国家的命运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苏联则座大厦是建立在不坚固和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其内部结构也有许多缺陷。如果基础被冲毁和削弱,如果承重结构被侵蚀和破坏,那么无论看起来多么坚实和宏伟的建筑都会倒塌。”
换言之,没有全社会达成共识的基本价值,国家的强大只是外强中干。美国人爱他们的国家,不是地域意义上的爱,不是历史意义上的爱,也不是种族意义上的爱,乃是爱那种让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的核心价值:自由、共和、尊重个体、信仰上帝。这恰恰是苏联无法战胜美国的地方。在由中国学者沈志华主编的研究苏联历史问题的专著《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一书中,有专门讨论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政策的章节。执笔人马龙闪分析说:“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苏共瓦解、苏联解体与苏共的思想文化模式、文化政策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的。”这一论述与罗伊·麦德维杰夫的看法可谓异曲同工。
今天中国的媒体上全是歌舞升平、万国来朝的信息和摩拳擦掌、雄心勃勃的气氛,连“韬光养晦”都被视为过时的政策。单单以GDP而论,中国许多省份的GDP确实“富可敌国”,比如:广东省的GDP几乎与印度尼西亚相同,江苏的GDP超过了瑞士,湖南的GDP等同于新加坡。但这些数据可以说明中国的强大与富裕,以及坚固与稳定吗?再以人均GDP来看,四川与亚美尼亚相似,浙江与阿塞拜疆相似,江苏与白俄罗斯相似,青海与土库曼斯坦相似,黑龙江与乌克兰相似,广东与哈萨克斯坦相似。而除了上海以外,中国还没有哪个省份的人均GDP比得上长期被中国媒体妖魔化为“民不聊生”的俄罗斯。沉迷在中国崛起的幻象中的人们是该清醒一下了。
一个更为严峻的事实是:当年那些导致苏联和苏共双双消失的致命因素,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存在,而且根本没有引起朝野的重视。最显著一点的便是:在今天的中国,连普世价值都还是尚未完全“脱敏”的“西天之经”,更谈不上有哪一条社会各阶层都普遍认可乃至信仰的基本价值了。而没有这样的基本价值,崛起与崩溃之间的转换,将如同春花与秋月一样转瞬即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