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东 [1]
　　（西华大学 人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9）
　　
　　 二
成都野草诗群的“茶铺派”特色，我认为，正如他们两次编选的《空山诗选》这一诗集名字一样，是对于“空山”境界的追求。也就是说，成都野草沙龙其“茶铺派”的旨归是对于“空山”的追求。这就为文革地下诗歌呈现了一种特有的精神向度——“空山之境”。
“空”是佛教对世界的基本认识，也是佛教的基本理论，佛学的核心。这种“空观”认为一切皆空，万法皆空，世界万物皆空，无我、无世界、无法、无无、无空。而在中国古代诗学中，“空山”也是一个重要概念。“空山”这一诗学概念源于佛教，但又并不是指山中的一切皆空，这里的“空山”更多的是一种对于“空”心理体验，即“心空”。其中以唐代大诗人被称之为“诗佛”的王维为代表，展现了中国古代诗学“心空”的内涵。在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 [8]中，我们可以看到，王维诗歌中出现“空”字近百次，是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重要的诗歌意象。对于“空山”的形象表现，王维就有千古传颂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以及《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等诗歌。从王维诗歌中的“空山”，可以看出，这一思想是融合了中国古代儒、释、道三种精神的独特思想，即儒家“大乐与天地同和”，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以及“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超脱有限世界而达到无限永恒的空远禅境。由此，以王维“空山”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诗学“空山之境”，其真实的内涵是人可超越自我，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物我两忘”与“天人合一”之境。中国古代诗学的“空山之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中国古代诗学的“意境”的另一表达。“意境是中国古代艺术审美理想的核心，这体现了一种对待生命的独特意识：顺应宇宙万物变化，遵从天命，与天地万物合一而并生，形成一种宁静的生命形态。并且在敬畏之心下聆听自然的启示，达到生命与自然之间的亲密无间和谐共一。这样，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出了独特韵味的‘意境’诗歌旨趣，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生活之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情趣。他们陶醉于这种人与自然的‘共在’关系，不以主体的世界主宰世界万物，也没有征服和去改造世界的愿望，不去打破自然界的和谐秩序，任其自在自为地演化生命。” [9]
而作为“空山之境”的成都野草诗群的精神走向，则与之并不相同。在野草诗群的地下诗歌中，“空山”直接针对“中心”的权力，是远离中心的“茶铺”。“茶铺”恰好成为了“空山”的理想之地，地下诗歌主体也在“茶铺”中获得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成都野草沙龙集中展示了地下诗歌中的“空山”生命境界和意义追求。
在对野草诗群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地下诗歌中的“空山”，并也提炼出了地下诗歌的中“空山之境”：“从艺术追求上讲，‘野草’诗人有两个极端倾向：离群索世，比如以‘空山’命名诗歌；直白的话语呼唤。‘野草’群体构成上有某种复杂性：如果说陈墨、邓垦、蔡楚等受新月派浸润，则万一、冯里等有更多艾青和‘七月派’的影子。也不妨讲，同一个诗人因不同的文化气候，在‘空山’（纯文学、唯美）与‘野草’（为人生、反抗）间摇摆。就‘文化大革命’时期而言，那时主流诗坛是‘民歌加古典’，‘野草’诗人则赓续新诗传统。如陈墨于1968年写下的诗句：‘蛙声是洁白的一串心跳／寂寞的笺上荡着思潮／五千年的锦水许是累了／载不走这井底孤苦的冷涛’，远高出当时水平。” [10]著者认为，以野草为代表的地下诗歌群落，游走于“空山”与“野草”之间。这里所谓的“空山”，特指的是地下诗歌中地下诗人的主体的逃遁、离群索居，以及在作品中展现出的纯文学、唯美的追求。在这之前，也有著者通过对于顾城《生命幻想曲》，北岛《迷途》分析，有着同样的认识，“除了理性与非理性的主题，逍遥自在的主题也与愤世或自强的主题形成了对照。” [11]他们对地下诗歌中“空山”的命名中，指向“逍遥自在的主题”与主体的逃遁。
但是成都野草诗群的地下诗歌中“空山之境”，表面上可以说是主体的逃遁、逍遥，以及对于诗艺的纯、唯美的追求，但其最终的归宿并不在于此。我认为，成都野草诗群的地下诗歌中的空山之境，是逃遁、逍遥、纯、唯美的基础之上，对“人的权利”的追求。“在整个中国屈从于暴政的文革十年，是黄翔最早最清醒最坚决勇猛最彻底无畏地发出抗暴之声；也最早最强烈最鲜明地呼唤开放和面向世界，恢复和重塑一个民族被扭曲与压抑的人性、人权和人的尊严。” [12] 成都野草诗群其“空山之境”的核心便是这样一种“权利意识”，即对于人性、人权以及人的尊严的追求。所以成都野草诗群“空山之境”的权利意识，是在四川地下诗歌中“茶铺”这一特殊境遇之下现代诗学特殊的命题。其实，成都野草沙龙，其沙龙命名为“野草”，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权利意识。从“野草”中追求个体的权利，是他们表述中一致的声音。如“追求生之权利，追求独立人格的主题。” [13]“《诗友》们的参与者的最低的也是最高的愿望和目的”，就是“追求人性、人格、人的基本权利。” [14]“而‘野草精神’的灵魂则是：怎样做个人，怎样去做人。概言之—为人权而生，为人权而战。” [15]
我们看到，在野草沙龙这一地下诗群当中，这一批诗人尽管个性各异，尽管诗歌追求不一样，但是他们的追求是一致的。不管是野草式的反抗，还是空山式的逃遁，其最终都是为了实践自我的人格、人性、人权。由此，权利意识这一“空山之境”，是成都野草诗歌沙龙特有的精神走向。
　　
　　注：全文较长，共五部份，此节选为第二部份。作者王学东（1979—），男，四川乐山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7级文学博士，西华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新诗与现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