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近来，经常听到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加以褒贬，好像这是两个互不关联，甚至互相对立的运动。一种议论是，民主运动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从事民主运动的人才有利他主义和献身精神，维权运动则总是围绕着个人利害关系，也往往只要个人利益到手就什么也不管了。另一种议论是，维权运动是为老百姓干实事的，民主运动则是忽悠老百姓，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一时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当然，其它各种高论也还不少，总之是把二者割裂开来，好像它们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此外，在知识界文化界艺术界，则还有一场时时能在社会上或者说舆论上引起轩然大波的运动，这种运动现在没有太突出的旗号，但是，和近代世界专制统治下一样，其实质是自由运动，不过，很多场合下国际社会就是用自由运动来概括民主运动的，我们在这里则只指知识界文化界艺术界的思想运动，这种情况，可以用今年开年时韩寒的那篇文章《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作为代表。
那么，民主运动，维权运动，自由运动，三种运动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它们果真是彼此对立、不可整合的吗？下面，我们就首先从三者的现状说起，一步步深入其本质，看看这三者处于什么状态。
的确，今天的中国，民主运动、维权运动和自由运动三者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彼此在分头发展，各有自己的代表人物。
一、三者的代表人物
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众所周知是cdp的勇士们和提出《零八宪章》的刘晓波等人，还有各宪政研究所的人员，他们是以学术为标榜的民主人士，还有一些NGO，也聚集着不少专门从事民主运动的人才，此外，各维权网站及其负责人，也是今日中国民主运动的中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各维权律师事务所和大批维权律师，也是当今中国民主运动的重要代表——他们虽然活跃在维权领域，其实和我们下面说的维权运动人物具有不同的社会角色定位。
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来自社会底层的精英，一类是知识分子。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提出了政治变革诉求。有的提出了独立的政治主张，有的直接参加法律允许却被当局以种种方式禁止的基层选举活动或者政治抗议活动。他们人数有限，被当局限制的很厉害，就是没有投入牢房，也常常被熊猫们包围着，在不同程度上被迫和社会相隔绝。
在各地，尤其是南方广东一带，以民主人士自命并且敢于上街举牌要求民主人权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不过，由于中共六十多年来实行一党专政的历史惯性，当局对政治异议人士的打压一直是最残酷的，对民主运动的防范一直是最严格的，这样，就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一旦搞起了民主活动立刻也就会被国保警察盯死。因此，民主运动在当前确实遇到了一个发展瓶颈。
维权运动的代表人物就很难说了，他们一般都有个人诉求，因为利益严重受损，又投告无门，才被迫采取各种群体措施以加强抗争力量。当然，这方面我们还是可以举出一些非常出色的人物，比如说北京的曹顺利女士，她具体为什么走上维权之路我不清楚，但是，作为一个法学硕士生她的维权抗争就与众不同，其咬住当局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开展活动的做法就是非常英明的。
另一个人是上海的冯正虎，他抓住的是当今中国的一大司法问题——对大量的民怨投诉法院不予立案，故发起了“我要立案”运动，也获得了大量维权民众的支持。
不过，当局看见了曹顺利、冯正虎的潜力后，马上就毫不客气的把他们像对待异议人士一样与世隔绝起来。事实上，他们继续走下去也就必然的进入了民运范畴。
一般而言，维权问题总是和个案有关，都是自己个人和家庭的利益受到特定公权力和官员的侵犯，这样，也就只有个案解决，这种情况决定了维权运动总体上说缺乏社会辐射作用，总是具体个人的具体问题，即使是群体利益受损，通常也只局限于受损群体，不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参与。
再次说明，在维权方面还有一支劲旅，那就是维权律师。不过，维权律师的政治归属，其实与其说是维权运动范畴，不如说是民主运动范畴，原因在于，为人权受到侵犯的公民提供法律帮助只是他们的职责之一，并不是他们的最主要任务，他们的最主要任务是实现法治，因此必然属于民主运动范畴。
自由运动的代表人物，应该说除了韩寒之外就是艾未未以及焦国标。艾未未名气很大，一走向社会就不同凡响，发起的一波波运动都得到了广泛响应。比如为了对抗“绿坝”，他发起一次号召就有几百辆车开到他家附近的地方，在被罚款后，一号召捐款——借钱，就有成千上万的人支持。那么，他的这些做法为什么不能看做是民主运动而是自由运动？道理在于，他的活动主要是“行为艺术”，也就是带有很强的娱乐性，其争取自由的意义远远大于争取民主。当然，如果中国民主化了，他也能成为政治领袖，但是，以他的做法而论，由他作为政治领袖来建构新秩序恐怕有难度，像他的许多行为艺术比如“一虎八奶图”，作为政治领袖是难免遭人非议的。
最近，原北京大学副教授焦国标被以犯有“宣传煽动“罪在看守所关了几天才放出来。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却因言获罪，这当然是典型的中国特色。不过，焦国标也因为毕竟是高级知识分子，当局才对他网开一面，关了又放了，以免引起国际国内更加强烈的反弹。
二、三者的直接价值取向和既定目的
民主运动的直接价值取向，就是要高扬普世价值，全面保障人权，实现宪政民主制，通过把公权力关进法治之笼，来实现正义至上的社会目标。因此，民主运动的宗旨最好概括，在当前也最难达到。
维权运动则不同，它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象，其价值取向虽然明确，既定目标则太琐碎。维权运动顾名思义当然是维护权利，但是，权利概念太广泛了，事实上，今天的维权运动却有特别的内容。
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是最重要的权利，但是，不难发现，今日中国所谓的维权运动并不包含维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和当局的直接冲突太大，也和民主运动分不开了。
再如，就是官方，每年也搞“3.15”“维护消费者权益活动日”，消费者包括每一个人，这种活动的实质涉及到每一个人，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谁也不认为这是“维权运动“的组成部分。
以上情况表明，反对一元化统治维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活动被排除在维权运动之外，当局搞的一般的保护消费者活动也被排除在维权运动之外。那么，今天中国的维权运动到底包括什么内容，其既定目标究竟是什么？
这就涉及一个世界罕见的中国特色——举国上下，有着数以千万计的公民，其基本的生存权、财产权、工作权和其他外人想不到的基本权利被执政当局非法剥夺、或者被加以无理漠视，而且无法通过正当的司法途径讨回公道，甚至往往本身就是因为司法腐败而使正义得不到声张！
对于这些情况，行政权力至上的现体制为公民留下了和帝制时代一样的救济渠道——找上一级告状，直到最上级的中央政府。看起来，上级乃至中央政府只要是“青天大老爷“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了。然而，事实是，这种体制问题的根源在上面而不是在下面，其结果，基层的无数问题堆积如山，什么也得不到解决，基本权利受损的人们只好一步步往上反应，最后都集中到中央政府。
本来中央政府为了显示体恤民情明察秋毫偶尔还办理一两件，这样人们的期待更大了，中央政府面临的”上访“人潮也更汹涌了，一天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访民在北京鸣冤叫屈，常年滞留北京的也数以十万计。这一下，中央政府再也顾不得什么体面，干脆授意地方当局不择手段的对付他们！
由此形成的维权运动，就有这么一些特征：1、人数可能达到几千万（包括我本人，因为手续齐全却拿不到结婚证，也多次上访），2、每个人都有因为公权力利益受损又始终得不到解决的具体问题，3、其中绝大部分涉及巨额财产，照理应该给予赔偿或者补偿，4、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经成为一拖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积案，5、其中一部分人已经多次上访、反复上访，并且因为绝望而开始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态度，6、少数人在上访中又受到二次重大伤害——打伤、致残、强奸，甚至倒毙街头，7、由于规模越来越大，当局对这一群体越来越嫌弃憎恶，采取的态度也就越来越恶劣，8、这个绝望的群体开始组成大规模群体开展活动，因此已经对当前秩序构成一定挑战。
谁都知道，现在由访民群体开展的活动已经使当局不胜其烦，甚至已经闹到了联合国。那么，维权群体的既定目的是什么呢？虽然从总体说他们也可以期望有一个公正社会，从而使落在自己身上的厄运不会再发生，其实，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只希望自己个人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一旦解决，他们也就回归“良民“，不再管其他人的事，更不要说解决国家社会的问题了。
再说自由运动，自由运动的直接价值取向和既定目的，和维权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正好相反。自由运动和个人物质利益没有直接关系，主要是一种精神运动，主要发生在和意识形态有关的中上层社会人士中间，包括教授、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和其他知识分子。对这些物资生活相对优裕的思想工作者、精神产品创造者来说，最不可忍受的是当局对意识形态和精神生活的控制。是的，他们也向往民主，但是，看看中国的现实他们就清楚，民主对中国还是十分遥远的事，何况为此要和当局硬碰，要付出太大代价，而他们在这方面是相当软弱的。与此同时，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则是不可遏制的，要自由付出的代价也小得多，还可以用各种或者激烈或者滑稽的方法去进行。
所以，我们看到了焦国标的各种耸人听闻的呐喊，比如说写诗说“假如有来生，当兵只当美国兵。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这种说法如果照极左派从字面上的意义理解，当然是“汉奸”“带路党”，其实，它所反映的只是对中国今天的黑暗专制的极其强烈的不满，否则，焦国标完全可以学习中共高官子女到美国去，而不是在中国这么说。他这么说，只是为了在中国扩充言论自由空间。
有人指责焦国标说：“焦国标要当就当美国兵，无独有偶的两个北大自恋者真是让人开了眼，不查词典也明白了恬不知耻的含义，那些鼓吹普世价值的南都与宣称“黄色文明将死，蓝色文明将兴”的《河殇》派〔厉以宁乃该文顾问之一〕们原来是“烂香蕉”式的人物，台湾同胞的比喻简直妙不可言、一针见血啊！香蕉者，黄皮白心也！黄皮肤的中国人，心却向往着白皮肤的美国心，烂者，坏了、臭了、腐了、败了，黄不黄，白不白百无一用了是也！’
这种攻击虽然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咒骂自由知识分子，却也确实表明焦国标这类自由知识分子缺乏当代政治理性，不适合在中国从事政治活动，因为政治家是需要有民族气节和国家认同的，否则不仅你的政敌不认同你，社会大众不认同你，就是你的同道也没法认同——他的这些话，就是在民主时代作为政治语言也会受到绝大部分人的诟病从而没有人给他投票。
同样道理，艾未未的好多做法虽然具有政治意味，却并不是政治活动，如果他想进行严肃的政治活动，就会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且号召人们起来共同行动。他所做的很多事情，都只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对当局的干涉思想自由精神自由的本能反抗。当然，在全面专政之下一切和任何不服从思想专制和精神专制的行为都被政治化了，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艾未未这样的艺术家的这种活动就是政治活动。因为政治活动是指向纲领性组织性和大规模社会协同活动的，从艾未未的所作所为来看并无这种可能。例如，他一再搞什么“一虎八奶图”照片之类的，就绝不是任何严肃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活动家所应该做的事。所以，艾未未的影响虽然很大，却不是政治影响，而是代表艺术家对自由的呼唤。
至于韩寒，则更典型，因为他作为作家说话和政治家最接近，但是，他毕竟是作家而不是政治家。也正因此，韩寒《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一文一出现，立刻引起了广泛讨论，也引起了极大争议。那些把他当民间政治领袖的人大失所望，那些把他当反政府代表人物的则弹冠相庆。其实，我们仔细看看他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就可以知道他不是别的，恰恰就是中国自由运动的代表。
韩寒说：“我的观点很简单，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
民主，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也许它来的不那么彻底，来的不那么全部，来的不那么美式，来的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会来。文化繁荣其实是最省钱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荣。如果你们坚持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诚恳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由此可见，韩寒也想要民主，但是，他发现民主不会很快到来，面对当局的高压，他不愿付出太多的代价，所以希望通过改良渐进的走向民主，那么改良如何做起？从放开自由始。因此，韩寒说：“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我一直没有将这个写成XX自由或者XX自由，是因为这两个词会让你们下意识的觉得害怕和提防。虽然这些自由一直被写在宪法里。事实上，它一直没有被很好的执行。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新闻一直被管制的很严。还有我的拍电影的朋友们。这些自由是时代的所趋，也是你们曾经的承诺。我知道你们一定对苏共进行过研究，你们认为苏共的失败，很大的程度源于戈尔巴乔夫开放了报禁，并将最高权力依照宪法约定，从党返还给了人民代表大会。所以这让你们对言论自由和宪政特别的谨慎。但是时代已经不同，现代的资讯传播终于让屏蔽形同虚设。”
此外他说：“作为交换的条件，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
可见，就当前来说，知识分子们倡导的自由运动主要就是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以及相应的艺术创作自由。
由上可知，民主运动指向要求实现向宪政民主制的全面转型，维权运动指向解决具体个人遭受国家权力侵犯或者是不给解决的重大利益问题，自由运动指向要求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精神自由，希望能自由建构精神家园，反对当局在这些方面进行强力控制。
三、三者的公民共同体建构前景（一）
一个运动的前景，取决于运动参与者建构公民共同体的愿望和前景。因为没有强大的公民共同体，就不可能肩负起伟大的历史使命。那么，民主运动、维权运动和自由运动的参与者们，在建构公民共同体上的愿望和前景各有什么特点？
首先从维权运动说起。多年来，维权民众在凭自己个人的力量讨还公道方面大抵毫无进展，因此，开始意识到抱团取暖才可能获得精神慰藉，并且凭借集体的力量对抗一些压迫，以及由此给当局带来一定压力从而为解决问题开辟道路的价值。尤其重要的是，访民的很多很多问题是具有类似性甚至高度一致的，比如，上海几十年来以种种冠冕堂皇的名义强占了大量的民房，结果这些年来他们的房屋都被中共官员占有了。再如全国的城区改建，无处不有民居被强拆的问题，补偿款又大半被各级官吏和他们的打手“维稳办”“拆迁办”侵吞了。在这种情况下，受害情况的高度一致使很多访民都团结了起来，并且一起开展了大量举世瞩目的活动。在北京，来自全国的访民曾多次发起大规模的群体性示威活动，动辄几百几千甚至近万名访民包围外交部、国务院新闻办、信访办、北京大学（为孙东东）。在上海，访民不仅时常群起上访示威，而且有了以冯正虎为代表的核心人物，组织化的势头更加明显。从全国各地来说，凡是访民人数较多的地方，也大都有了群体化共同体化的趋势。
因此，有些人对以访民力量实现民主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它完全可以用来达到民主变革目的。然而，事实绝非如此，访民的利益交集很浅，都是个人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只要进入解决程序，他们就都被分割成和社会利益无关的个体了！无论访民群体多么庞大，要解决问题还是得个案解决。这就决定了从根本上说他们是一团散沙，他们的运动也不会向社会上泛化，不可能形成一种全面的公民运动——不说当局对其中的组织者从来都是要重点打击毫不手软的。
访民的问题毕竟是个人化问题，是具体的经济问题，绝大多数访民只盯着自己的个人利益，也不愿意有更多的社会担当。这样，那些示威活动常常带有泄愤的性质，总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面对打压一般没法承受。至于组织化趋势，虽然不排除个别少数地方会有成绩，并且最终会汇入民主运动范畴，就绝大多数人和绝大多数地方来说，其结果都不会是很乐观的。他们要么会放弃努力，要么就是就是作为个人继续挣扎下去，当然也有个别人会铤而走险或者报复加害者甚至报复社会。总的来说，维权运动在现有条件下集结成全国性团体共同抗争的概率可以忽略不计，更不可能全面转向争取社会制度的变革。
自由运动方面，情况就更加不妙。今日中国的自由运动方面的代表人物，一般都有很高的知名度，例如韩寒是著名作家，艾未未是著名艺术家，焦国标也算是著名知识分子了。而知识分子的最大特点，就是都有极强的个性，要他们上台独唱独奏都有一手，可是，想叫他们组成合唱团或者交响乐团，则多半门都没有。就像韩寒办的一个刊物所起的名字，他只能组成“独唱团”。
前面，我们已经引述了韩寒的很多看法，现在再接着看他后来还说了些么么。“愿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像这个圣诞一样不畏惧讨论革命，改革和民主，担忧国家的前途，视它为自己的手足。政治不是肮脏的，政治不是无趣的，政治不是危险的。危险的，无趣的，肮脏的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显然，韩寒对政治的期望显然只有宪政民主制才能提供，尽管这种情况下也不会那么干净，那么有趣，那么平安，但专制之下政治必定是肮脏的、无趣的，危险的。而他能在这个圣诞节公开“讨论革命，改革和民主，担忧国家的前途，视它为自己的手足”，也就在承担了自己的公民责任的同时，打破了一个官方禁区，为中国朝野共同直面当前的国家形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所以在我看来，韩寒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从社会生活角度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青年自由作家，那些把他当作民主领袖期待的人失望了是很自然的，也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他的这三篇文章举重若轻，无论有多少我们不能苟同之处，都应该肯定其作为中国公民的拳拳赤子心，而且，他“要自由”的呼唤“对推进中国向宪政民主制和平转型起到了提供一个前提条件的作用——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民主！
但是韩寒在实践上又是怎么做的？
他说：“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从韩寒的自白可以见出，他在当前历史条件下不会致力以政治化、组织化方式进行，只会以个体方式推进。而且，他也没有直接去争民主的任何意思，他所做的只是争自由，争言论、出版、新闻、艺术创作等基本公民自由。
人所共知，一元化统治依靠的是一个庞大的统治集团，仅仅以个人的力量和它抗衡的作用永远是极为有限的。不管你韩寒有多大影响多大名声，面对强权统统无济于事，绝对解决不了任何原则问题。而且，当局还可以借助政权的力量利用你的可以利用的地方，限制你发挥自己的能动方面，比如巴金那么德高望重，他要求建“文革博物馆“就没有任何反应，他抨击文革的书在国内不能出只能在香港出，与此同时，直到死去当局都要给他挂一个“作协名誉主席”的空衔以利用他的巨大影响力！
所以，自由运动在中国就是教授、作家、艺术家各自为战开展的争取自由的运动，他们桀骜不驯的个性使得他们很难组织起来，他们优裕的个人生活条件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也使他们害怕失去太多而不敢组织起来，这样，人们希望他们利用自己巨大的影响力充当政治领袖却大失所望确实是必然的——因为一般来说他们都缺乏政治家的自律能力和担当能力。正因此，如果到了大转型时期，全民奋起，没有危险了，一些有影响的自由知识分子转而从政也是必然的。
（未完待续）
近来，经常听到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加以褒贬，好像这是两个互不关联，甚至互相对立的运动。一种议论是，民主运动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从事民主运动的人才有利他主义和献身精神，维权运动则总是围绕着个人利害关系，也往往只要个人利益到手就什么也不管了。另一种议论是，维权运动是为老百姓干实事的，民主运动则是忽悠老百姓，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一时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当然，其它各种高论也还不少，总之是把二者割裂开来，好像它们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此外，在知识界文化界艺术界，则还有一场时时能在社会上或者说舆论上引起轩然大波的运动，这种运动现在没有太突出的旗号，但是，和近代世界专制统治下一样，其实质是自由运动，不过，很多场合下国际社会就是用自由运动来概括民主运动的，我们在这里则只指知识界文化界艺术界的思想运动，这种情况，可以用今年开年时韩寒的那篇文章《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作为代表。
那么，民主运动，维权运动，自由运动，三种运动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它们果真是彼此对立、不可整合的吗？下面，我们就首先从三者的现状说起，一步步深入其本质，看看这三者处于什么状态。
的确，今天的中国，民主运动、维权运动和自由运动三者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彼此在分头发展，各有自己的代表人物。
一、三者的代表人物
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众所周知是cdp的勇士们和提出《零八宪章》的刘晓波等人，还有各宪政研究所的人员，他们是以学术为标榜的民主人士，还有一些NGO，也聚集着不少专门从事民主运动的人才，此外，各维权网站及其负责人，也是今日中国民主运动的中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各维权律师事务所和大批维权律师，也是当今中国民主运动的重要代表——他们虽然活跃在维权领域，其实和我们下面说的维权运动人物具有不同的社会角色定位。
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来自社会底层的精英，一类是知识分子。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提出了政治变革诉求。有的提出了独立的政治主张，有的直接参加法律允许却被当局以种种方式禁止的基层选举活动或者政治抗议活动。他们人数有限，被当局限制的很厉害，就是没有投入牢房，也常常被熊猫们包围着，在不同程度上被迫和社会相隔绝。
在各地，尤其是南方广东一带，以民主人士自命并且敢于上街举牌要求民主人权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不过，由于中共六十多年来实行一党专政的历史惯性，当局对政治异议人士的打压一直是最残酷的，对民主运动的防范一直是最严格的，这样，就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一旦搞起了民主活动立刻也就会被国保警察盯死。因此，民主运动在当前确实遇到了一个发展瓶颈。
维权运动的代表人物就很难说了，他们一般都有个人诉求，因为利益严重受损，又投告无门，才被迫采取各种群体措施以加强抗争力量。当然，这方面我们还是可以举出一些非常出色的人物，比如说北京的曹顺利女士，她具体为什么走上维权之路我不清楚，但是，作为一个法学硕士生她的维权抗争就与众不同，其咬住当局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开展活动的做法就是非常英明的。
另一个人是上海的冯正虎，他抓住的是当今中国的一大司法问题——对大量的民怨投诉法院不予立案，故发起了“我要立案”运动，也获得了大量维权民众的支持。
不过，当局看见了曹顺利、冯正虎的潜力后，马上就毫不客气的把他们像对待异议人士一样与世隔绝起来。事实上，他们继续走下去也就必然的进入了民运范畴。
一般而言，维权问题总是和个案有关，都是自己个人和家庭的利益受到特定公权力和官员的侵犯，这样，也就只有个案解决，这种情况决定了维权运动总体上说缺乏社会辐射作用，总是具体个人的具体问题，即使是群体利益受损，通常也只局限于受损群体，不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参与。
再次说明，在维权方面还有一支劲旅，那就是维权律师。不过，维权律师的政治归属，其实与其说是维权运动范畴，不如说是民主运动范畴，原因在于，为人权受到侵犯的公民提供法律帮助只是他们的职责之一，并不是他们的最主要任务，他们的最主要任务是实现法治，因此必然属于民主运动范畴。
自由运动的代表人物，应该说除了韩寒之外就是艾未未以及焦国标。艾未未名气很大，一走向社会就不同凡响，发起的一波波运动都得到了广泛响应。比如为了对抗“绿坝”，他发起一次号召就有几百辆车开到他家附近的地方，在被罚款后，一号召捐款——借钱，就有成千上万的人支持。那么，他的这些做法为什么不能看做是民主运动而是自由运动？道理在于，他的活动主要是“行为艺术”，也就是带有很强的娱乐性，其争取自由的意义远远大于争取民主。当然，如果中国民主化了，他也能成为政治领袖，但是，以他的做法而论，由他作为政治领袖来建构新秩序恐怕有难度，像他的许多行为艺术比如“一虎八奶图”，作为政治领袖是难免遭人非议的。
最近，原北京大学副教授焦国标被以犯有“宣传煽动“罪在看守所关了几天才放出来。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却因言获罪，这当然是典型的中国特色。不过，焦国标也因为毕竟是高级知识分子，当局才对他网开一面，关了又放了，以免引起国际国内更加强烈的反弹。
二、三者的直接价值取向和既定目的
民主运动的直接价值取向，就是要高扬普世价值，全面保障人权，实现宪政民主制，通过把公权力关进法治之笼，来实现正义至上的社会目标。因此，民主运动的宗旨最好概括，在当前也最难达到。
维权运动则不同，它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象，其价值取向虽然明确，既定目标则太琐碎。维权运动顾名思义当然是维护权利，但是，权利概念太广泛了，事实上，今天的维权运动却有特别的内容。
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是最重要的权利，但是，不难发现，今日中国所谓的维权运动并不包含维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和当局的直接冲突太大，也和民主运动分不开了。
再如，就是官方，每年也搞“3.15”“维护消费者权益活动日”，消费者包括每一个人，这种活动的实质涉及到每一个人，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谁也不认为这是“维权运动“的组成部分。
以上情况表明，反对一元化统治维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活动被排除在维权运动之外，当局搞的一般的保护消费者活动也被排除在维权运动之外。那么，今天中国的维权运动到底包括什么内容，其既定目标究竟是什么？
这就涉及一个世界罕见的中国特色——举国上下，有着数以千万计的公民，其基本的生存权、财产权、工作权和其他外人想不到的基本权利被执政当局非法剥夺、或者被加以无理漠视，而且无法通过正当的司法途径讨回公道，甚至往往本身就是因为司法腐败而使正义得不到声张！
对于这些情况，行政权力至上的现体制为公民留下了和帝制时代一样的救济渠道——找上一级告状，直到最上级的中央政府。看起来，上级乃至中央政府只要是“青天大老爷“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了。然而，事实是，这种体制问题的根源在上面而不是在下面，其结果，基层的无数问题堆积如山，什么也得不到解决，基本权利受损的人们只好一步步往上反应，最后都集中到中央政府。
本来中央政府为了显示体恤民情明察秋毫偶尔还办理一两件，这样人们的期待更大了，中央政府面临的”上访“人潮也更汹涌了，一天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访民在北京鸣冤叫屈，常年滞留北京的也数以十万计。这一下，中央政府再也顾不得什么体面，干脆授意地方当局不择手段的对付他们！
由此形成的维权运动，就有这么一些特征：1、人数可能达到几千万（包括我本人，因为手续齐全却拿不到结婚证，也多次上访），2、每个人都有因为公权力利益受损又始终得不到解决的具体问题，3、其中绝大部分涉及巨额财产，照理应该给予赔偿或者补偿，4、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经成为一拖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积案，5、其中一部分人已经多次上访、反复上访，并且因为绝望而开始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态度，6、少数人在上访中又受到二次重大伤害——打伤、致残、强奸，甚至倒毙街头，7、由于规模越来越大，当局对这一群体越来越嫌弃憎恶，采取的态度也就越来越恶劣，8、这个绝望的群体开始组成大规模群体开展活动，因此已经对当前秩序构成一定挑战。
谁都知道，现在由访民群体开展的活动已经使当局不胜其烦，甚至已经闹到了联合国。那么，维权群体的既定目的是什么呢？虽然从总体说他们也可以期望有一个公正社会，从而使落在自己身上的厄运不会再发生，其实，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只希望自己个人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一旦解决，他们也就回归“良民“，不再管其他人的事，更不要说解决国家社会的问题了。
再说自由运动，自由运动的直接价值取向和既定目的，和维权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正好相反。自由运动和个人物质利益没有直接关系，主要是一种精神运动，主要发生在和意识形态有关的中上层社会人士中间，包括教授、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和其他知识分子。对这些物资生活相对优裕的思想工作者、精神产品创造者来说，最不可忍受的是当局对意识形态和精神生活的控制。是的，他们也向往民主，但是，看看中国的现实他们就清楚，民主对中国还是十分遥远的事，何况为此要和当局硬碰，要付出太大代价，而他们在这方面是相当软弱的。与此同时，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则是不可遏制的，要自由付出的代价也小得多，还可以用各种或者激烈或者滑稽的方法去进行。
所以，我们看到了焦国标的各种耸人听闻的呐喊，比如说写诗说“假如有来生，当兵只当美国兵。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这种说法如果照极左派从字面上的意义理解，当然是“汉奸”“带路党”，其实，它所反映的只是对中国今天的黑暗专制的极其强烈的不满，否则，焦国标完全可以学习中共高官子女到美国去，而不是在中国这么说。他这么说，只是为了在中国扩充言论自由空间。
有人指责焦国标说：“焦国标要当就当美国兵，无独有偶的两个北大自恋者真是让人开了眼，不查词典也明白了恬不知耻的含义，那些鼓吹普世价值的南都与宣称“黄色文明将死，蓝色文明将兴”的《河殇》派〔厉以宁乃该文顾问之一〕们原来是“烂香蕉”式的人物，台湾同胞的比喻简直妙不可言、一针见血啊！香蕉者，黄皮白心也！黄皮肤的中国人，心却向往着白皮肤的美国心，烂者，坏了、臭了、腐了、败了，黄不黄，白不白百无一用了是也！’
这种攻击虽然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咒骂自由知识分子，却也确实表明焦国标这类自由知识分子缺乏当代政治理性，不适合在中国从事政治活动，因为政治家是需要有民族气节和国家认同的，否则不仅你的政敌不认同你，社会大众不认同你，就是你的同道也没法认同——他的这些话，就是在民主时代作为政治语言也会受到绝大部分人的诟病从而没有人给他投票。
同样道理，艾未未的好多做法虽然具有政治意味，却并不是政治活动，如果他想进行严肃的政治活动，就会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且号召人们起来共同行动。他所做的很多事情，都只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对当局的干涉思想自由精神自由的本能反抗。当然，在全面专政之下一切和任何不服从思想专制和精神专制的行为都被政治化了，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艾未未这样的艺术家的这种活动就是政治活动。因为政治活动是指向纲领性组织性和大规模社会协同活动的，从艾未未的所作所为来看并无这种可能。例如，他一再搞什么“一虎八奶图”照片之类的，就绝不是任何严肃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活动家所应该做的事。所以，艾未未的影响虽然很大，却不是政治影响，而是代表艺术家对自由的呼唤。
至于韩寒，则更典型，因为他作为作家说话和政治家最接近，但是，他毕竟是作家而不是政治家。也正因此，韩寒《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一文一出现，立刻引起了广泛讨论，也引起了极大争议。那些把他当民间政治领袖的人大失所望，那些把他当反政府代表人物的则弹冠相庆。其实，我们仔细看看他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就可以知道他不是别的，恰恰就是中国自由运动的代表。
韩寒说：“我的观点很简单，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
民主，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也许它来的不那么彻底，来的不那么全部，来的不那么美式，来的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会来。文化繁荣其实是最省钱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荣。如果你们坚持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诚恳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由此可见，韩寒也想要民主，但是，他发现民主不会很快到来，面对当局的高压，他不愿付出太多的代价，所以希望通过改良渐进的走向民主，那么改良如何做起？从放开自由始。因此，韩寒说：“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我一直没有将这个写成XX自由或者XX自由，是因为这两个词会让你们下意识的觉得害怕和提防。虽然这些自由一直被写在宪法里。事实上，它一直没有被很好的执行。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新闻一直被管制的很严。还有我的拍电影的朋友们。这些自由是时代的所趋，也是你们曾经的承诺。我知道你们一定对苏共进行过研究，你们认为苏共的失败，很大的程度源于戈尔巴乔夫开放了报禁，并将最高权力依照宪法约定，从党返还给了人民代表大会。所以这让你们对言论自由和宪政特别的谨慎。但是时代已经不同，现代的资讯传播终于让屏蔽形同虚设。”
此外他说：“作为交换的条件，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
可见，就当前来说，知识分子们倡导的自由运动主要就是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以及相应的艺术创作自由。
由上可知，民主运动指向要求实现向宪政民主制的全面转型，维权运动指向解决具体个人遭受国家权力侵犯或者是不给解决的重大利益问题，自由运动指向要求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精神自由，希望能自由建构精神家园，反对当局在这些方面进行强力控制。
三、三者的公民共同体建构前景（一）
一个运动的前景，取决于运动参与者建构公民共同体的愿望和前景。因为没有强大的公民共同体，就不可能肩负起伟大的历史使命。那么，民主运动、维权运动和自由运动的参与者们，在建构公民共同体上的愿望和前景各有什么特点？
首先从维权运动说起。多年来，维权民众在凭自己个人的力量讨还公道方面大抵毫无进展，因此，开始意识到抱团取暖才可能获得精神慰藉，并且凭借集体的力量对抗一些压迫，以及由此给当局带来一定压力从而为解决问题开辟道路的价值。尤其重要的是，访民的很多很多问题是具有类似性甚至高度一致的，比如，上海几十年来以种种冠冕堂皇的名义强占了大量的民房，结果这些年来他们的房屋都被中共官员占有了。再如全国的城区改建，无处不有民居被强拆的问题，补偿款又大半被各级官吏和他们的打手“维稳办”“拆迁办”侵吞了。在这种情况下，受害情况的高度一致使很多访民都团结了起来，并且一起开展了大量举世瞩目的活动。在北京，来自全国的访民曾多次发起大规模的群体性示威活动，动辄几百几千甚至近万名访民包围外交部、国务院新闻办、信访办、北京大学（为孙东东）。在上海，访民不仅时常群起上访示威，而且有了以冯正虎为代表的核心人物，组织化的势头更加明显。从全国各地来说，凡是访民人数较多的地方，也大都有了群体化共同体化的趋势。
因此，有些人对以访民力量实现民主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它完全可以用来达到民主变革目的。然而，事实绝非如此，访民的利益交集很浅，都是个人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只要进入解决程序，他们就都被分割成和社会利益无关的个体了！无论访民群体多么庞大，要解决问题还是得个案解决。这就决定了从根本上说他们是一团散沙，他们的运动也不会向社会上泛化，不可能形成一种全面的公民运动——不说当局对其中的组织者从来都是要重点打击毫不手软的。
访民的问题毕竟是个人化问题，是具体的经济问题，绝大多数访民只盯着自己的个人利益，也不愿意有更多的社会担当。这样，那些示威活动常常带有泄愤的性质，总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面对打压一般没法承受。至于组织化趋势，虽然不排除个别少数地方会有成绩，并且最终会汇入民主运动范畴，就绝大多数人和绝大多数地方来说，其结果都不会是很乐观的。他们要么会放弃努力，要么就是就是作为个人继续挣扎下去，当然也有个别人会铤而走险或者报复加害者甚至报复社会。总的来说，维权运动在现有条件下集结成全国性团体共同抗争的概率可以忽略不计，更不可能全面转向争取社会制度的变革。
自由运动方面，情况就更加不妙。今日中国的自由运动方面的代表人物，一般都有很高的知名度，例如韩寒是著名作家，艾未未是著名艺术家，焦国标也算是著名知识分子了。而知识分子的最大特点，就是都有极强的个性，要他们上台独唱独奏都有一手，可是，想叫他们组成合唱团或者交响乐团，则多半门都没有。就像韩寒办的一个刊物所起的名字，他只能组成“独唱团”。
前面，我们已经引述了韩寒的很多看法，现在再接着看他后来还说了些么么。“愿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像这个圣诞一样不畏惧讨论革命，改革和民主，担忧国家的前途，视它为自己的手足。政治不是肮脏的，政治不是无趣的，政治不是危险的。危险的，无趣的，肮脏的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显然，韩寒对政治的期望显然只有宪政民主制才能提供，尽管这种情况下也不会那么干净，那么有趣，那么平安，但专制之下政治必定是肮脏的、无趣的，危险的。而他能在这个圣诞节公开“讨论革命，改革和民主，担忧国家的前途，视它为自己的手足”，也就在承担了自己的公民责任的同时，打破了一个官方禁区，为中国朝野共同直面当前的国家形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所以在我看来，韩寒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从社会生活角度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青年自由作家，那些把他当作民主领袖期待的人失望了是很自然的，也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他的这三篇文章举重若轻，无论有多少我们不能苟同之处，都应该肯定其作为中国公民的拳拳赤子心，而且，他“要自由”的呼唤“对推进中国向宪政民主制和平转型起到了提供一个前提条件的作用——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民主！
但是韩寒在实践上又是怎么做的？
他说：“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从韩寒的自白可以见出，他在当前历史条件下不会致力以政治化、组织化方式进行，只会以个体方式推进。而且，他也没有直接去争民主的任何意思，他所做的只是争自由，争言论、出版、新闻、艺术创作等基本公民自由。
人所共知，一元化统治依靠的是一个庞大的统治集团，仅仅以个人的力量和它抗衡的作用永远是极为有限的。不管你韩寒有多大影响多大名声，面对强权统统无济于事，绝对解决不了任何原则问题。而且，当局还可以借助政权的力量利用你的可以利用的地方，限制你发挥自己的能动方面，比如巴金那么德高望重，他要求建“文革博物馆“就没有任何反应，他抨击文革的书在国内不能出只能在香港出，与此同时，直到死去当局都要给他挂一个“作协名誉主席”的空衔以利用他的巨大影响力！
所以，自由运动在中国就是教授、作家、艺术家各自为战开展的争取自由的运动，他们桀骜不驯的个性使得他们很难组织起来，他们优裕的个人生活条件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也使他们害怕失去太多而不敢组织起来，这样，人们希望他们利用自己巨大的影响力充当政治领袖却大失所望确实是必然的——因为一般来说他们都缺乏政治家的自律能力和担当能力。正因此，如果到了大转型时期，全民奋起，没有危险了，一些有影响的自由知识分子转而从政也是必然的。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