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因发微博非议重庆“唱红打黑”获罪被判劳教两年、已在劳教所呆了一年多的重庆大学生村官任建宇获释。《南方都市报》当日下午4点多在其官方微博发表消息称，“重庆彭水被劳教大学生村官任建宇的父亲任世六，16时许向南都记者透露，任建宇下午被江津公安从劳教所接出，现已恢复自由”。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任建宇重获自由，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迟来的公正，人们对“任建宇案”的关注和讨论并非局限在该案本身，更多的是担心这个案件给社会带来的负面“辐射效应”。这种“转发需谨慎，后果很严重”的案例，带给社会的效果却是“寒蝉效应”。
《新京报》上作者朱巍的文章说，当人对表达自由失去安全感，对自己的行为结果无法做出正常估计的时候，对于法治国家来说，后果才真的会“很严重”。公民对公共事件的褒贬，对政治性公众人物的评价，乃至对公共政策的批评或调侃，都应该属于正常表达自由的范畴。一个对公民言论更加宽容的政府，正是一国法治民主化建设的成效所在，也是政府自信的体现。只有经得住批评，才能受得了考验。
对于公民在表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过激或过分行为，需要从性质上进行分辨，从法治程序上加以甄别，避免使公民因言获罪，减少“扣帽子”的定性。在法治社会中，政府需要做的是“关注民众”，而非“管住民众”。要做到这些，就必须确保法律拥有绝对权威性。只有法院能做出“罪与非罪”的判断，而不能让劳教制度随意“超越”法律程序。如果法院宣告公民无罪后，“有关部门”却可以通过劳教制度达到限制公民自由的目的，这是对法律尊严的最大侵犯。
文章最后强调说，任建宇被释放是好事，但希望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胜利”。希望该案能成为一个转折点，此类有疑问的案件都能很快得到复查，还无辜当事人以自由，对责任方予以追究。同时也希望，任建宇们所付出的代价，能对劳教制度的改革有所推动。今年以来，不时传出一些劳教制度改革试点的信号，希望早日能看见实质性的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