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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后，中共是否会进行政治改革？这要看如何对“政改”定义。新一代领袖上台后，即使是作做样子，小改革也会有些，但前提仍然是坚持“党”的政权和政体。也就说，可以改革，但是中共不能放弃政权，也不能放弃保障其一党专政的制度，实际这也就是邓的“四个坚持”。因此，国人所要求“实行宪政”的改革则是不会有的。
中国实行宪政之根本所在，就是要结束中共一党专制的政体，就是要中共将政权交还于国家。这于中共是与虎谋皮。
首先，中共内部已结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并且是家族性的，所谓党政权实际就是他们的政权，他们掌控国家主要资源、资本、财富，更重要的是他们同时掌握军队。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太大了，要他们交出政权，就等于要他们交出其全部利益。
而且，由于他们占有的财富来于对国与民的非法掠夺，一旦失去政权，他们就可能遭到清算，身家性命难保。要他们交出政权甚过要他们交出性命。当今，中国改革与否早已不是意识层面的“主义”、“道路”、“制度”之争，而是这个集团赤裸裸地要维护其自己家族的切实利益。
再，中国有深厚的血缘权力的传统。王震曾有名言：“老子们的江山是两千万人头换来的，想要老子们的江山，拿两千万人头来换。”陈云亦曾有言“我们的子弟接班，至少不会反对我们。”毛将革命理想说得天花乱坠，但临终还是要将政权传给夫人和侄儿。中国有数千年的家天下传统，政权血缘移交渗透民族潜意识。自八十年代始，中共老一代便开始系统地向红二代移交权力，至九十年代完成，“太子党”——红二代全面掌握中国党、政、军、经的主要权力。
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其意并不在于他要搞社会主义，核心是保卫老一代留下来的江山。因为王立军事件，薄的“宏图”夭折，但是该集团仍然掌控国家高层权力，可以说他们是中国唯一具有凝聚性的政治集团——血缘凝聚；特别是他们是老红卫兵一代“敢做敢为”。捍卫老一代的江山是他们最高的政治目的，实行宪政，让江山易手，这对他们没有可能，他们将誓死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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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十八大后，中共开明派掌控局面，想要进行政治变革，险恶的现实也会使之望而止步。
自上而下的政体和平变革，需要强有力中央政权——有威有权。体制转换是大变革，必伴随社会大动荡，因此这个时期需要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力作为稳定因素，控制局面，以使国家有序变革——变而不乱。
毛后，邓有机会进行政体变革，但是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恰恰是要坚持极权政体，因为其对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更有效率。邓更适合做总理，而非立国者，他只考虑“眼下”“事务”，而无视建立合理的政体，以使国家数百年稳定延续。
张木生指责胡温“不作为，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说得对，但属站着说话。胡作为隔代指定接班，是弱势，管不了军头、各地大吏，更管不了太子党，叫他如何作为？作为弱势中央，胡温只看摊不作为乃是“明智之举”，好在其还有拖的时间。以胡温之弱，其不作为，薄尚敢另搞一套；一旦敢有所为，岂不是自找推翻自己的政变，启动各权力集团间的“战争”？胡温的“明智”即在：弱势中央启动政体改革有大乱之险。
当下，各地方各团伙之权力集团已经坐大，习近平即使是太子党，他个人也说了不算；他再开明、再有勇气，也摆不平各权力集团间的利益关系。极权政体的弊端就是：其权力结构，硬性、单一、直线；没有多元权力竞争与协调的机制；尤其是统治集团内部。因此，在极权政体下，最高权力一旦失去强势威慑，下属地方和派系权力集团便会坐大，其不仅抵制中央，而且彼此对抗、争斗，此最终将导致整个体制的崩溃。
极权体制中，政治强人是征杀出来的，而指定接班者必是弱势。习虽然是太子党，但仍做不到独裁，起码要受身后太子党的掣肘。况且江、胡两代，各派系及地方的权力集团已经坐大，如果习开启改革，乃是引爆传到怀中的炸弹——各权力集团将殊死争斗，薄、王事件可见一斑。因此，习这一步大致是不敢走的。
体制和平转型还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基层社会稳定。东欧和平转型，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基层社会稳定。比如波兰，95%的民众是天主教信徒，在社会转型的动荡中，教会像一张网，将全波兰人组织起来，稳定秩序，避免混乱，共度难关；而且在圆桌会议之前，团结工会存在已近10年，有1000多万会员。民间社会的自治和组织化，是波兰和平转型的基础。
而中国，土改摧毁了农村基层社会，镇反则是全国政治大清洗，这两场运动毁灭了民间社会，人被直接控制在“党”系统之下。之后，中共又发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不断清洗异己，强化极权统治。改革开放后，中共放弃“阶级斗争”，但是却严禁民间自行结社自建组织，违者处以重罪；目的是维护“党”的极权统治。极权制度的要害是，以国家暴力消灭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实际也就是消灭人的社会性，从而使人沙砾化——非组织化，社会靠强力维持稳定，靠腐败维持运转。由于民间的非组织化，权力的维系一旦发生问题，就将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大崩溃。特别是中国目前有数亿农民工，他们不能在城市落脚，又不能再回到农村，他们是现代新流民。据此状况，改革一旦引起动荡，就可能导致社会大动荡。
由上，我们看到，即使最高层确想变革政体，失败的概率也远远大于成功。因此，我们说新一代领导人开启改革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极权体制作为极端化政体，其自建立始，便准备了其结束时的崩溃，因为为了实行绝对控制，其将国家与社会内部所有可修复、调整、改变的机制与因素统统消灭了。极权制唯靠宗教化的“主义”和暴力化强权维系，二者一旦发生问题，便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大崩溃，因此极权制度是一次性的，常常是不可变的，它是将国家带入毁灭的自杀性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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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间有话“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与其找死，不如等死”。自然，如果中国还能这样拖十年二十年，也算是好。问题是，中国拖不下去了，拖的时间已经用尽了——胡温之政就是拖。
民间群体突发事件每年十万余起，维稳经费超过军费。中国社会积蓄的矛盾已经超过了其可承受的界点，而各种矛盾和冲突还在增长。如此下去，不知道哪阵风吹起一根稻草，便会引发整体性崩溃。这种危机，中共高层早已感到。中东茉莉花，中国当局草木皆兵，全国进入“战备”状态，可见政局之脆弱。
极权体制需要靠意识形态凝聚民心——意识形态宗教化，让民众甘心情愿对之效忠，这是极权体制真正的力量所在，毛时代即是如此。毛后，共产意识瓦解，利益取代了“主义”；由于没有了“主义”的信仰，就要给予官员利益——“闷声发大财”，以维持体制运转，官员普遍之腐败实是“党”有意纵容的。这就后极权制度的特点。但官员的腐败则是对体制的瓦解，并引起民众对政权的愤恨。
极权是高度简单化的政体，以“主义”为社会主体价值，使民对其效忠，同时不断地以暴力清洗不效忠者；但是，当其主体价值由“主义”转为“利益”，该政体也就迈向灭亡，首先是人们不再忠于该政体，而转向利益；但是，极权体制中没有有关“利益”的正当竞争、获得及协调的机制，因此“利益”就成为各种野蛮的掠夺和诈骗，其中最蛮横的是权力掠夺，而“利益”冲突所积蓄的矛盾，最终将体制炸裂。所谓体制改革，实质就是建立“权”与“利”正当的竞争、获得、协调的合理机制，从而达到社会的均衡，保障全体成员共生共利，而这个体制就是宪政，否则中国必将走向崩溃。
但是，如前所述，在中国由上而下的和平政改的可能性几乎是零。那么就中国目前的危机，要避免崩溃，保住“党国”，就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国家主义”的道路。如果说，宪政改革需要的是分权，给社会以自由，给民众以权利；那么“国家主义”则恰恰相反，其是最高程度地强化国家权力，即加强中央集权，收缩民间的自由与民众的权利，强调国家、社会、民族的整体性，强化国家意识形态——国家加强控制话语权，并将国内矛盾引向外部。其包括：1、强化国家政权，特别是军警力量；2、搞一批民生工程，收拢民心；3、清洗一批贪官和富人，为新权力立威；4、镇压反对派，清除异议；5、加强控制媒体和舆论；6、宣扬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7、扩军，对外扩张——甚至发生战争，转移内政危机。
实际这就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道路，国家法西斯化的道路，也是中国将由后极权向极权的回归——此即逆向政改，强化改革开放后趋于疲弱的极权制度。当然，这将不是简单化的“唱红打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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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红打黑”与“保钓反日”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两个方面显示了，中国走向国家法西斯化（“法西斯”的概念有些简单化，这里仅是类比）的征兆。薄熙来并不是为了什么“主义”，这一代“红卫兵”什么也不会相信，但是他看到了，如此下去“党国”——红色江山就将完结，他本能地感到要挽救“党国”，只能回归“极权”，靠国家法西斯化，他的“唱红打黑”并非平白无故。当然，薄的宏图夭折了，但是要挽救“党国”，当政者即使严惩薄，但还会以其它的面目，继承薄的大业。
“保钓反日”与“唱红打黑”可谓异曲同工，如果说薄是靠鼓动民粹主义走向国家法西斯化；那么“保钓反日”则是鼓动民族主义，走向同一的道路。鼓动民族主义，对外树敌，从来是转移内政危机，为专制政权树威的有效手段。1969年，毛挑起珍宝岛事件，对俄开战，目的是转移“文革”导致的国内政治危机；1979年，邓发动对越战争，目的之一是确立邓执政的权威。
值得注重的是，“唱红打黑”与“保钓反日”得到了大批民众的拥护和响应，这说明“国家主义”在中国是有土壤的，很可能得到实行。不要忘记，纳粹主义、日本军主义、前苏联革命、乃至毛的土改、抗美援朝、大跃进、文革等等，都曾得到“人民”的狂热支持，它们都曾是“人民运动”。我们主张维护人民的权益和自由，但是不要忘记人民性的另一面，如果没有宪政的保障，没有普世价值的前提，人民很容易被“运动”到灾难中去。
如前所述，随着习近平上台，老红卫兵一代全面掌控党、政、军、经主要权力，特别是军队。这一代人无信念，但崇尚强权和实利，他们是毛的后人，无法无天，特别是他们有青少年红卫兵的经历，残酷无情。作为红色王朝的后代——共同的红色血统，是中国最有凝聚性的政治力量。在国家处于危机的关头，他们很可能强制实行法西斯化。
当然，中国逆向政改，走向国家主义，推行法西斯化政治，仅是推测，结果可能不至于如此悲观。但是，虽然是推测，中国未来也还是有这种可能和危险，因此需要国民对之警惕，从各方面进行防范和抵制。我们希望中国有个好命运，不再次遭遇灾难，希望如《零八宪章》所说，朝野合作，共同推进宪政改革，实现中国和平转型。
2012年10月1-3日于伊萨卡
注：该文稿是2012年10月6日在纽约“胡赵精神与宪政转型研讨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