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蔑视这个老大政权
包遵信先生的追悼会在11月3日举行，许多人因警方的拦截而未能到会。追悼会结束后，为了弥补缺席者的遗憾，为了让未参与遗体告别的朋友们有机会表达哀思，也为了答谢帮助筹办包先生后事的友人，包先生的妻子王淑苓提出筹办小型追思会。
十天前，包夫人请显扬老师、祖桦和我去包家，商谈筹办追思会的事宜。最后决定，时间定在11月24日下午4点，地点是陕西大厦会议厅。会场布置尽量简单，正中是包先生遗像，两边是追悼会上主题挽联，遗像前只摆放两个大花篮，花篮上的挽联写有“缅怀”和“追思”。参与人数在40－50人之间，主要邀请11月3日未能到场的朋友。追思会由祖桦主持，包家人发表答谢辞后，放映追悼会的录像让抱憾没有参加的朋友观看，之后是大家的自由发言，还准备了五桌饭菜款待与会者。那天同时商定，我和祖桦在当日下午2点左右到包家，先与包家人一起前往陕西大厦去布置会场。
原以为，尽管当局强行限制一些人参加11月3日的追悼会，尽管有大量穿着殡仪馆服装的警察严密监控，但二百多人的追悼会毕竟举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布置会场，一个小时的追悼会，整个过程井井有条，没有出现任何所谓的“乱子”或“意外”。所以，当局应该从中领悟点儿什么，起码变得从容点儿、自信点儿，不会再干预这个以家人答谢为主的小型追思会。
然而，我还是高估了独裁当局的承受能力，甚至高估了他们计算利益的智力。我早该想到，凡是与六四有关的人和事都是当局的大忌，即便是生老病死也不例外。所以，包先生的去世也必定令中共当局惊恐不安。因为，正是这个政权制造了六四大屠杀，也是这个政权至今仍然拒绝认错悔罪，仍然视六四为洪水猛兽，怕了十八年，防了十八年，堵了十八年。包先生正好与这十八年血肉相联，他们怎么可能不怕人们对包先生的缅怀和追思呢！
一个至今害怕六四亡灵的老大政权，也必然害怕包先生的亡灵！
于是，中央政权一声令下，北京当局便在11月24日上午出动大批警察，将包家人邀请参加追思会的友人堵在家中。就我掌握的名单而言，除了我和祖桦之外，江棋生、浦志强、俞梅荪、余世存、刘苏里、李海、刘荻、贾建英、齐志勇等人，已经是第二次被拦堵在家中或带走，11月3日，警察的强行干预使他们缺席了包先生的追悼会。这次，警察再次强行阻拦他们去参加小型追思会。
与此同时，在陕西大厦会议厅的追思会现场周围，当局出动大量警力监控，国保们穿上酒店制服，赫然出现在追思会现场，监视着那里的一举一动。更为卑鄙的是，当局再次使出惯常的下作手段——断电。当会场已经差不多布置完毕，追思会即将开始之际，大厦方面突然通知这个会议室的电路有问题，需要修理，还煞有介事地搬来脚架和派来几个工人，破坏已经布置完毕的追思会会场。可惜，那几个站在架子上的工人，根本不知道该修理什么。
包家人、友人与之据理力争，并在显扬老师的主持下，坚持在黑暗中举行追思会。但黑暗中的追思会也仅仅进行了十几分钟，大厦方面再次出来捣乱。众多人高马大的保安强行将会议厅的桌椅搬走，事前已经定好的五桌饭菜也被取消。黑暗中的争执少不了身体接触，在会场四周布满警察的情况下，那个在警方命令下撕毁合同的大厦经理，居然可笑地声言要报警。
警方的下作破坏，使追思会无法在陕西大厦会议厅继续，好在显扬老师有担当，他的家又正好在陕西大厦对面，与会者也有开完追思会的意愿和决心。于是，在显扬老师的提议下，追思会会场被迫搬到显扬老师的家中。
在这场特殊的较力中，官民之间的实力对比似乎过于悬殊，官方有霸道的独裁权力和庞大的专政机器，可以强行阻止若干人参加追思会，可以胁迫陕西大厦在现场制造麻烦，取消事前定好的会场和饭菜，但无论当局出动多少警力、使出多么肮脏的手段，也阻止不了民间对包先生的追思，也抹不掉六四屠杀留下的血迹，更灭不掉人们对正义的坚守和对自由的追求。
中国有“死者为大”传统，中共当局应该知道，动用国家公器剥夺民间追思逝者的权利，违法、悖理、昧情，不但是践踏生者的权利、亵渎死者的亡灵，更是把奉命行事的警察置于极为尴尬的境地。当局把公权力当作私器来使用，让执法者专干违法的勾当，也就等于把执行公务的警察当作私家工具，不仅是对警察职业的最大亵渎，也是对每个参与拦截的基层警察的最大侮辱。当那些基层警察执行这种野蛮命令时，既拿不出任何法律手续，也说不出任何道义理由，也就等于逼迫他们出卖自己的职业和人性。以至于，在执行这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命令时，除了极少数作风恶劣的警察外，大多数警察无法面对自己的尊严和良心，不得不采取无可奈何的态度。
尽管，我无法参加包先生的追思会，但与这个老大政权的自信心匮乏相比，我对追思会的合法性和道义性、对自己的言行充满自信。我知道，这个老大政权之所以如此下作，不仅源于其野蛮，源于其愚蠢，更源于它对自己的合法性缺少自信。
故而，手无寸铁的我，却有充足的理由蔑视这个愚蠢而下流的政权。
2007年11月24日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