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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是我的生日，子夜之后仍需加班，因为王丹来新西兰的短短一周，留下很多的资料和图片需要整理。回顾着7天之前的21日晚间聊天，匪丹问匪涛：“咱们跟老包在哪儿分手的，是芜湖吧？”匪涛说：“铜陵！我从哪儿去武汉的。”于是搜索到讲述王军涛落难武汉的纪实文学《情义无价》，其中提到老包…却见刘晓波先生发布了包先生的讣告！
 
1985年刚进人民大学读书，就在书摊上购阅《走向未来》丛书–记得那都是些小32开本，窄窄薄薄的，书皮上印有颇能产生手感的凹格。原来关于人文历史社会的书可以写的那样的有趣，那样的令人向往，远不同于惯常的马列主义教科书的面目。由此记住了包遵信、金观涛等等哲人的名字。
 
1989年时，记得那些老师们发起了5.16大游行，如同老母鸡来保护我们这些嗷嗷待哺的鸡雏。可惜…6月我逃到江南故乡小城，那里的车站码头居然“戒严”，据说王丹可能要经过这里（读了《情义无价》，方知果真）。
 
当年我只是芸芸学氓之一，无缘得见那些名人。想不到现在，他们居然纷至沓来新海洲（新西兰）。难道除了这个天涯海角，整个地球已经没有中国民主运动的容身之地？望着已近不惑的匪丹，以及年届天命的匪涛，我很好奇与他们一起流亡应该是什么感觉？当时的包老先生该是什么模样？
 
1989年反对戒严的“维宪”，其实就是最高层面的“维权”，而且是中国人在公民权利思想方面的又一个高峰，继1979年初魏京生先生喊出《民主》以至1980年底王军涛先生喊出《否定毛泽东》之后。假如不是共产暴政的逼迫到那种程度，人们也不至于痛定思痛。假如当年能有全民奋起的“维宪”成功，何至还须有今日在中国各个角落的访民血泪的“维权”？假如包遵信先生当年安于书斋，没有挺身而出搞维宪，那么何至于有逃亡被捕之苦？据说他在故乡安徽和县被捕之后押往北京的途中，因为强项而与皂隶口角，结果未抵秦城已是皮开肉绽。温家宝先生喜欢引述林则徐的一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其实最合用的就是包遵信先生。
 
看着网上的包遵信老师的丧讯活动，我感觉就像不能回国为自己的父亲奔丧，因为我的父亲也是1937年出生属牛比包老师晚俩月，九月份受到国安的欺诈恐吓[因为我与悉尼的亚太人权颁奖会有关]，电话里哭说：“我死了也不指望你回来…”。
 
属牛的就是以苦为乐，到死还要给我们留下一张皮。他们没有任何心眼去算计人，连防备的想法也没有，天性都是勤勉劳作，即使偶尔发倔抱怨，过后还是自觉地去承担，劳作之余会很天真的开开玩笑。
 
令我遗憾的天陨哲人，而且这位启迪我们走向未来的包遵信先生，居然没有一张正面图像在网路上。幸好有位朋友，也就是匪丹刚刚在这里认下的弟弟，提醒我，音乐视频《BLOOD IS ON THE SQUARE》当中就有包先生的演讲风采。应该就是他吧，于是尝试截图，并且略加推断写下些许文字，也算寄托一份后人对先哲的景仰。
 
写于2007.10.30新海洲三草堂